汉朝陈蕃是怎样的人？陈蕃人物历史评价？

Posted 2022-04-25 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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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陈蕃是怎样的人？陈蕃人物历史评价？

陈蕃

一

东汉安帝初年的一天，在汝南郡平舆县(今河南平舆西北)境内的一家陈姓庄宅里，客人薛勤与主人一番晤谈后，又信步走入了庄宅角落里的一间屋子，去看望主人的爱子。只见屋内脏乱不堪，一片狼藉，一个英俊少年正起身相迎。客人顿时心生不悦，脱口而出说： “宾客临门，你怎么不清扫房间迎候客人呢?”那料少年从容回答道： “大丈夫顶天立地，应立志扫除天下，区区一间屋子，何足放在心上！”薛勤闻言不由得大为惊异，深深为少年的豪言壮语所打动。

这位语出惊人、心志比天的少年就是陈蕃，时年仅15岁。

从光武开国到和帝君临天下，东汉的政治、经济蒸蒸日上; 帝国的光辉，如日中天。然而，物极必反，东汉帝国发展到顶点之时，也就是它走向没落的开始。和帝时，外戚擅权、宦官干政的局面初露端倪，此后愈演愈烈，政治统治日趋腐败。政治上的腐朽引发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胼手胝足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走投无路，忍无可忍，不得不铤而走险。从安帝时起，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遍及各地。东汉王朝仿佛是狂风暴雨中飘摇的一棵枯树，迟早要被摧折倒地。触目时艰，一批对东汉王朝忠心耿耿的士大夫挺身而出，企图力挽狂澜，复兴汉室。为此，他们极力主张改革政治，铲除腐败，并积极投身其中，与腐朽的政治势力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就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怀着振兴汉室抱负的陈蕃开始登上了东汉的政治舞台。

陈蕃的政治生涯是从担任本郡的书吏开始的。之后他被举荐到朝廷做官，膺任郎中之职。但不久噩耗传来，他的母亲不幸病逝，陈蕃怀着悲痛的心情弃官归乡为母居丧。服丧期满后，他应刺史周景的征召，担任了别驾从事的官职。任职期间，他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尤其是对政治上的一些腐败现象，决不放过。他常常在上司面前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因此，他与上司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并越来越僵。最后，一气之下，他竟辞官而去。一时间，他对官场上种种腐败现象的憎恶，使得他的政治热情开始冷却。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改变这种状况的能力，于是产生了隐居不出的念头。因此，当三公府征聘和举荐他为方正时，他都婉言谢绝了。

恰恰这个时候，东汉政治舞台上的一些变动又使陈蕃大受鼓舞。这就是当时为世人所瞩目、矢志改革的名士李固出任太尉，给东汉的政治革新带来了希望。李固上台伊始，便上书朝廷，建议征召天下的有志之士，希望以此来给东汉政治注入新鲜的血液，矫正和铲除腐败现象。陈蕃作为一方名士，自然受到了李固的注意和举荐。先是朝廷征拜他做议郎，尔后又把他派到了安乐太守的任上。对此，陈蕃都欣然领命。当时，疾恶如仇、执法不畏强暴的李膺正身负青州刺史的职务。所有在他督察范围之内的郡城长官，稍有劣迹者莫不闻风丧胆，纷纷自动引退，以求自保。陈蕃作为安乐太守，也属李膺的督察之列。但他为政清明，廉洁奉公。对执法威严惩治腐败的李膺，他不是望风而逃，而是拍手叫好。他非常敬重李膺的为人，从内心深深地向往之。

虽然东汉的政治舞台上有李固、李膺等一些正直的官吏竭力打击腐败，主持正义，但他们毕竟人少力微，无法阻止黑暗政治势力的滋长蔓延。从顺帝时就开始得势的梁氏外戚，权势日益膨胀，到桓帝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将军梁冀把持朝纲，为所欲为。在他的淫威下，趋炎附势之徒平步青云，升官晋爵; 忠正贤良之士却受到排斥迫害，含冤被屈。面对这样的黑暗现实，陈蕃仍然毫不退缩，迎难而上。一次，梁冀派人送信给陈蕃，对他有所请求和拜托。由于得不到通报，梁冀的使者便诈称请求谒见，陈蕃得知事情真相后，勃然大怒，下令笞杀了使者。他的这一举动立即招来了梁冀的报复，很快地，他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并被送往将作左校服劳役。后来他被调任修武(今河南修武)县令，以后又逐渐提升，拜官尚书。

这时，由于地方官吏勾结地主豪强对农民横征暴敛，残酷压榨，零陵(郡治泉陵，今湖南零陵)、桂阳(郡治郴县，今属湖南)两郡境内的一些农民揭竿而起，他们占山为王，入草为寇，与官府相对抗。朝廷决定派军队去镇压。对于朝廷的这一决定，陈蕃坚决反对。他上书指出，零陵、桂阳两郡的人民之所以起来与官府对抗，乃是那里的官吏贪婪残暴、鱼肉乡里的结果，而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因此，根本之计不是发兵讨伐他们，而是要正本清源，整饬吏治，加强地方官的考核，撤换那些贪官污吏，代之以清廉爱民、明正奉公的官吏。这样做的结果，勿需朝廷兴师讨伐，那里的反抗斗争便自生自灭了。与此同时，在奏章中，他还建议对三公府的属员进行精简，以改变这些机构人员庞杂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状况。陈蕃的这一番议论与众不同，确属远见卓识。可惜，他的建议被置之不理，且他本人也因此得罪了朝廷上的一些重臣，所以不久他就被排挤出京师，外放到了豫章(郡治南昌，今属江西)太守的任上。

在豫章太守任上时，陈蕃全身心投入到政事上，平时极少接待宾客。不过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当地的名士徐稚。早在赴任前，陈蕃对徐稚的高风亮节就有所耳闻，很想结交这位名士。因此，他一到豫章，风尘未洗，便急不可待地打听徐稚的住处。两人一见如故，但当陈蕃邀请他出任郡里的功曹时，当即遭到了徐稚的回绝。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友情的发展。能成为陈蕃座上客的人少而又少，但他却专为徐稚摆设了一张座榻，供徐稚来访时使用。徐一走，他就把座榻悬挂起来。后陈蕃调任尚书令，在他向桓帝举荐的五位隐士中，第一个就是豫章人徐稚。

二

梁冀擅权，恶贯满盈，早已惹得天怒人怨。至延熹二年(159)，平时敢怒而不敢言的桓帝趁梁皇后新亡、梁冀失去宫中后盾之机，暗中与单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五个中常侍定计，突然向梁冀发难，族灭梁氏满门。消息传出，人们莫不拍手称快，欣喜若狂，翘首期待政治上的更新。这时已调回朝廷担任光禄勋的陈蕃自然也是欢欣鼓舞，希望已经摆脱外戚控制的桓帝在政治上能够革故鼎新，有所作为。就在梁冀被诛后不久，陈蕃调任大鸿胪。

但事与愿违，陈蕃很快发现，形势远非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好。桓帝铲除梁冀，全赖单超等宦官从中策划，桓帝知“恩”必报，当然要对他们大加封赏，单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都被封侯。所以，梁氏外戚遭受灭顶之灾之时，也就是宦官势力急剧膨胀之日，桓帝很快又成了他们手上的玩偶。这些新贵们骄纵贪侈，擅政专权，尤其是被称为“五侯”的单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五中常侍更为专横跋扈，为所欲为，较之梁冀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央如此，地方亦然，这些宦官的爪牙党羽狐假虎威，仗势欺人，横行无忌。因此，东汉的政局不但没有出现转机，反而不如以前，更加暗无天日。陈蕃看在眼里，忧心如焚，对那帮无法无天的宦官深恶痛绝，对于那些敢于同宦官势力抗争的士大夫则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庇护。

当时，在宦官擅权乱政的同时，自然灾害也频频发生。白马(今河南滑县)县令李云乘机上书朝廷，公开痛斥宦官专权，造成政治败坏，世风日下。不曾想李云激烈的言辞触怒了桓帝，下令将李云逮捕入狱，严加拷问。陈蕃见状，毅然上书说： “李云所言，虽然犯禁忤上，但他对国家却是一片赤诚。今天如果诛杀李云，世人难免会将此事与商纣王对尽忠劝谏他的比干施加挖心酷刑的历史相提并论，使陛下名誉大损。”随后又有太常杨秉等联名上书为李云求请，但昏庸的桓帝哪里听得进去！相反，桓帝更加怒火中烧。一些投机钻营的官吏也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弹劾陈蕃等上书为李云求情的人全犯了“大不敬”罪。于是，桓帝下诏严斥陈蕃、杨秉，并将他们一律免官，驱回原籍。

桓帝将陈蕃罢斥回乡，只是想借此给陈蕃一个严重警告，让他不要那样放言无忌，抗颜犯“上”。因此，过了一年多以后，朝廷重新征召陈蕃做议郎，不几天又提升为光禄勋。但陈蕃并没有因为上次被罢官而变得唯唯诺诺，缩手缩脚。当他看到由于桓帝封赏太滥，宫内嫔妃成群，奢侈荒淫，糜费资财，而民间却由于天灾人祸，人民衣食无着，饥寒交迫，生活痛苦不堪，便禁不住再次上书进谏： “臣蒙受朝廷恩典，位居九卿之列，为社稷着想，不能对朝廷的错误视而不见。高祖开创天下，曾有约定，非有功勋，不能封侯。而现在陛下的亲信无功而封侯，无劳而受赏，甚至一门之内，封侯的便有数人。所以天象失序，阴阳颠倒。臣衷心希望陛下从此停止这种作法。”接着他又指出，宫内嫔妃过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浪费，导致国家越来越穷。最后，他劝桓帝严明法纪，集思广益不拘一格任贤使能。这次，桓帝总算采用了陈蕃建议中的少数几条，放出宫女500余人，重新起用杨秉等人。

实际上，不光桓帝，整个统治阶级上层都已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这些巨大的浪费又从哪里来?当然是转嫁到了农民的头上，对他们实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和剥削，从而引起了人民的激烈反抗。永兴二年(154)，公孙举、东郭窦在泰沂山区一带起义; 延熹二年(159)，羌族人民发动第三次大起义; 延熹五年(162)，荆州南部也发生了农民起义。这些起义斗争更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衰亡。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桓帝仍然沉迷于奢侈淫逸、放荡不羁的生活中。延熹六年(163)，桓帝又要到广成苑(今河南临汝西)打猎游玩。陈蕃深知，如果桓帝就这样堕落下去，不思振作，东汉王朝很快就会在人民的反抗风暴中灭亡。于是，他再次上书桓帝劝谏说： “游猎即使在国泰民安时，也应有所节制。况且当此国运艰难之际，陛下应当忧国忧民，励精图治，而不应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放纵游乐。”但一心只想尽情玩乐的桓帝那会理睬陈蕃的忠言呢?

不过，自从陈蕃担任光禄勋以来，他和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同掌管选举，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决不偏袒权贵豪富，使得吏治有所改善。但是却招来了漫天的诽谤和诬告，桓帝听信谗言，再次罢斥了陈蕃，驱逐回乡。但是很快又再度起用他担任尚书仆射，随后又调任太中大夫。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病逝，桓帝下令让陈蕃接任太尉一职。陈蕃开始坚决辞让，认为让太常胡广、议郎王畅或被判刑的名士李膺中的一人补任此缺更为合适。但桓帝主意已定，陈蕃于是走马上任。

上任伊始，陈蕃就上书桓帝替被宦官诬陷治罪的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河南尹李膺陈诉冤屈，请求桓帝宽赦他们，并恢复他们的官职。虽然陈蕃再三请求，辞意恳切，甚至为此痛哭流涕，无奈桓帝偏听偏信，不肯听从他的请求。司隶校尉应奉见状，也上书恳请宽免李膺等人，桓帝才算松了口。

延熹九年(166)，发生了震动一时的刘踬、成案。当时，汝南(郡治平舆，今河南平舆西北)太守刘踬逮捕了与宦官勾结、徇私枉法的小黄门赵津，为了打击宦官气焰，刘踬竟置桓帝当年发布的大赦令于不顾将赵津依法处死，然后才据实向桓帝呈报。同样地，南阳(郡治宛县，今河南南阳)太守成也逮捕处死了倚仗宦官权势横行乡里的奸商张汜。这样一来可惹来了麻烦。恼羞成怒的宦官集团构陷刘、成二人，使桓帝下令将刘、成二人判成死罪。稍后，又发生了翟超、黄郛案。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太守翟超依法将中常侍侯览的财产没收入官，东海(国治郯县，今山东郯城西北)相黄郛处死了为非作歹的下邳县令徐宣。事发后，他们也遭到宦官诬陷，被判处徒刑。一时间，宦官势力更加嚣张。面对此情此景，陈蕃如何忍得下去。于是便联合司徒刘矩、司空刘茂共同为刘踬、成、翟超、黄郛等人仗义直言，恳请桓帝体谅他们为国为民的一片忠心，宽赦他们。已为宦官左右的桓帝对此大为不满。亲近宦官的官吏乘机劾奏陈蕃等人。这样一来，害怕因此招事惹祸的刘矩、刘茂闭口缄言了。但陈蕃仍毫不畏怯，独自上书进谏。他写道： “现在边疆多事，不过肢体之害; 内政不修，才是心腹之患。臣食不能饱，寝不能眠，实在担忧陛下越来越宠信身边的宦官，而听不进逆耳的忠言。小黄门赵津、大奸商张汜等人肆虐贪暴，谄媚陛下左右，分别被刘踬、成依法处死，乃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这虽然有违陛下颁布的赦令，但陛下应体谅他们的本意，不要被邪恶小人迷惑视听，错杀忠良。同样，翟超、黄郛秉公执法，不畏权贵，疾恶如仇，现在却坐罪惩处蒙受冤屈。这都是陛下左右一帮宦官小臣，造谣诽谤，拨弄是非，混淆视听的结果。臣切盼陛下能切断和堵塞宦官参与朝政的祸源，任用尚书台和朝廷大臣，选拔清廉高洁之士，斥黜奸佞小人。陛下虽然憎恶讨厌臣言，但人主应当自我勉励，臣敢冒死向陛下陈说。”陈蕃的这番议论可谓赤诚一片，忠心可鉴，但执迷不悟的桓帝竟丝毫不加理睬。而陈蕃对宦官义正辞严的谴责却招来了宦官集团的敌视，从此，宦官对陈蕃恨之入骨，对于陈蕃进呈的奏章，他们都往往假借朝廷的诏令，严加谴责，退回。只因陈蕃威名太重，一时间还不敢伸出毒手加害于他。

由于陈蕃在与宦官集团作斗争的过程中，曾多次上书痛陈时弊，深刻地揭露出由于宦官专横而造成的政治危机。他甘冒风险，挺身而出，营救和宦官进行斗争的李云、李膺等人，虽两度被罢官免职，仍大义凛然，毫不畏缩，这使他赢得了朝野上下官僚士大夫以及太学生与郡国学生的敬重。当时这些人激愤于宦官集团的残暴专横，忧心于东汉王朝面临大厦将倾的危机，同时也出于对宦官专权而造成卖官鬻爵、贿赂公行、选举不实的极大愤懑，于是结成联盟，他们互相激扬名声，裁量执政，抨击宦官，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的政治力量。李膺、陈蕃等便是这一联盟公认的领袖。当时太学生中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赞美的话： “天下楷模是李膺，不畏强暴是陈蕃，天下俊才是王畅”。其中“不畏强暴”言陈蕃为官清正，不事权贵。对于这样一股反对势力，宦官集团当然不会听之任之，他们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这样以陈蕃、李膺等为首的官僚士大夫、太学生及郡国学生等“党人”集团与以宦官集团及其爪牙之间便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三

在“党人”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激烈斗争中，“党人”虽可利用在朝的地位相互支援，利用在野的形势大造舆论，对宦官集团造成极大的钳制。但是宦官却上能左右皇帝，下能控制衙署，爪牙遍布全国，走狗充斥朝廷，拥有实权，从而制造了中国历史舞台上一幕壮烈的悲剧—— “党锢之祸”。

这场历史悲剧是这样发生的。

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张成，精通卜卦之术，他预先推算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便纵使他的儿子杀人。担任司隶校尉的李膺立即将张成父子抓捕归案。不久，果然遇着朝廷颁布赦令。李膺激愤之极，竟将张成父子处斩。殊不知张成一向用占卦术和宦官结交，甚至桓帝有时候也向张成问卦。李膺杀死张成父子激怒了宦官集团，他们教唆张成的徒弟牢修上书，指控李膺与太学生、郡国生结成朋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这项控告击中要害，桓帝被刺激得怒不可遏，立即下诏各郡国，搜捕“党人”。于是一场大规模的逮捕就在全国各地展开了。

太尉陈蕃一眼看穿，这是宦官们操纵桓帝借机打击“党人”的行动，决心拼死加以抵制。当逮捕党人的诏书经过三公府时，陈蕃把诏书原封退回，说： “这次所搜捕的都是海内享有盛誉的英俊之士和忧心国事、忠心耿耿的大臣，即使他们犯了什么罪过，也应该宽恕才是。岂有罪名暧昧不明，而遭致逮捕拷打?”断然拒绝在诏书上签名连署。

桓帝更加震怒，也不再需要什么签名连署，便直接下令将李膺下狱拷问，李膺的供词中牵连到杜密、陈翔、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有的“党人”闻风逃遁，朝廷悬赏缉拿，派遣出去搜捕“党人”的使者相望于道，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事态的发展使陈蕃的心情更加沉重，一个正直忠诚大臣的责任心，驱使他站出来为“党人”鸣冤叫屈，仗义执言。于是，他再次上书极谏，说： “国家好比一个人，皇帝是人身上的头脑，臣下则是人身上的股肱，二者互相依赖，共同构成美恶。臣看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人，都是为人正直，清白无瑕，一心为国的臣仆。他们因为忠心才违反了陛下的旨意，现在竟遭到了拘留审讯，禁锢隔离，甚至处死或徙边的惩罚。这样堵塞天下人的视听，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又有什么区别呢? 陛下怎么如此宠信坏人，而对好人如此刻薄呢?辨明是非，洞察正误，关系到一件事情的吉凶成败; 而做人君的总揽国家的政治，掌握着天下的命脉，他的言谈举止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如今陛下为左右小人蒙蔽，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臣位居显位，为国担忧责任重大，不敢苟且权位性命，坐视国家败亡。如果承蒙陛下采纳愚臣意见，改弦更张，涤瑕荡秽，那么即使臣身首异处，也毫无遗恨。”桓帝早对陈蕃苦口婆心的劝导不耐烦，如今陈蕃又“不识时务”地上了一封言辞如此激烈的奏章，使桓帝更为恼火。于是，桓帝托词陈蕃推荐征召的官员不称职，下诏免除陈蕃的官职。可怜陈蕃一片忠心，竟落得个第三次被抛掷一边。

陈蕃被罢斥后，朝廷上文武大臣大为震动、恐惧，为明哲保身，他们乐得个保持缄默。因此，朝廷之上再无人替“党人”求情，宦官集团弹冠相庆，反宦官的斗争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只是到了永康元年(167)五月，由于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等近臣的请求，即将离开人世的桓帝的怒气才稍稍化解。加上审讯中的李膺等人的供词又牵连出许多宦官子弟，见势不妙的宦官集团也连忙请求桓帝赦免“党人”。于是，六月间，桓帝下诏大赦天下，将“党人”二百余人都遣送回乡里，但他们的姓名却被编写成册，分送三公府，终身不得做官。但朝野正直之士被废放，邪恶奸佞之流气焰愈加嚣张。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之祸”。

四

永康元年十二月，年仅36岁的桓帝终因纵欲过度，一命呜呼。桓帝前后在位21年，后宫佳丽数千，但却没留下一个子嗣，他的暴亡使朝廷面临选立皇嗣的头等大事。桓帝的皇后窦妙急忙与她的父亲、城门校尉窦武商量对策，决定迎立年仅12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为帝，尊窦妙皇后为“皇太后”，临朝称制。

窦太后临朝称制为陈蕃再度被朝廷起用提供了机会。这还要回溯延熹八年(165)桓帝立后的争议。当时，桓帝好色贪欢，喜新厌旧，废去了年老色衰的邓皇后，准备继立皇后。那时窦太后是宫中的贵人，当然对皇后之位梦寐以求。但桓帝庞爱的却是采女田圣，欲封立田圣当皇后。对此，当时已升任太尉的陈蕃强烈反对，他认为，册立皇后关系重大，应慎而又慎。田圣出身贫寒卑微，不足立为高贵的皇后，而窦姓家族却是书香官宦世家，比较合适。其他朝臣也多有反对者。不得已，桓帝只好册立窦妙为皇后。所以，窦姓家族一直对陈蕃的“厚恩大德”感激不尽，现在窦妙以皇太后首握朝纲，当然是报答陈蕃的时候了。

永康二年(168)正月，窦太后擢升她的父亲窦武为大将军，同时下诏重新起用陈蕃做太傅，窦武、陈蕃及司徒胡广共同参录尚书事，组成新的中枢机构。

这时，正值桓帝大丧，继位皇帝还没有登极即位，各位尚书都害怕当权的宦官，多有推托有病不去上朝办公的。陈蕃见状，便写信责备他们说： “古人志节，君王虽已死去，我们仍要像事奉生人一样。而今，新皇帝还没有即位，政事日益艰难，诸君怎能推卸苦差，而偷息在家，在大义上岂能安心?”这封信使诸尚书既羞愧又惊恐，纷纷入朝办公。稍后，解渎亭侯刘宏即位，是为灵帝。窦太后再次下诏嘉奖陈蕃，加封他为高阳乡侯，食邑300户。但陈蕃以为自己无功受禄，不合情理，坚决辞让，前后共上了10次奏章，最终没有接受。不过，窦太后却把大小政事一并交他处理，和大将军窦武一起主持朝政。

陈蕃复出，标志着党禁的解除，在他的主持下，被禁锢的“党人”一一被召回朝廷，如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宗正刘猛、庐江太守朱寓等，这就使得朝廷之内的“党人”力量大增，使得曾遭受重大挫折的反宦官专权的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同时，以大将军辅政的窦武也痛恨宦官的专宠，大力支持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一时之间，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期待彻底锄掉宦官之害，迎来一个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

然而，要斩除宦官专权这一痼疾却绝非易事。他们在宫内外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随时都有对“党人”反扑的可能。特别是窦太后也开始被这帮人所迷惑。灵帝的乳母赵娆，性情狡黠，善揣人意，整日侍奉太后左右，说长论短，深得太后欢心; 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也在太后面前讨好献媚，与赵娆等朋比为奸，深得太后的信任。在这帮人的煽惑下，窦太后不断发出诏令，对他们封官拜爵。对此，陈蕃、窦武又不便横加阻挠，但又不能坐视不管。他们十分清楚：不彻底消灭宦官势力，后患无穷。于是，他们开始谋划诛除宦官。在一次朝会上，陈蕃悄悄对窦武说： “曹节、王甫等，先帝在世时，便窃夺国家大权，扰乱天下，人民无不恨之入骨; 今天如果不铲除他们，将来就更难下手了。”窦武闻言，立即表示赞同。

正好，这时出现了日食的现象，陈蕃便对窦武说： “我已年近80岁，别无他求，只求帮助将军，铲除宦官之害。现在正可利用日食这个机会，对宦官采取行动，斥退他们及赵娆等。望将军从速行事，勿留后患！”窦武听从陈蕃的劝告，入宫向窦太后请命，但他的要求却遭到了窦太后的拒绝。于是他又要求将在禁宫独断专行的中常侍管霸、苏康处死，得到太后的同意。这件事过后，窦武又多次要求诛杀曹节等人，窦太后一时犹豫不决，不忍下手，事情于是一天天地拖延过去。陈蕃认为夜长梦多，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便上书说： “而今，京师人心惶惶，流语纷纷，传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跟赵娆、宫廷尚书狼狈为奸，扰乱天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朝延文武官员只知贪图俸禄，畏惧权贵。陛下如果不迅速诛杀此辈，恐怕不久就会发生变乱，危及社稷，祸患无穷。请陛下将臣这份奏章，宣亦左右。并让天下奸佞小人知道臣对他们的深恶痛绝。”陈蕃此番上书，满以为他的请求顺应天下人的心愿，而且自己曾有恩于窦太后，预计自己的夙愿定能实现。然而，窦太后的答复令他大失所望。但这时，陈蕃、窦武谋诛宦官的消息却已泄露出去，在朝廷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宦官集团更视陈蕃、窦武为水火不能相容的大敌，痛恨有加。双方剑拔弩张，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一场大的政治风暴正日益逼近。

五

建宁元年(168)八月，太白星出现在西方，这似乎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侍中刘瑜乘机上书太后，说这是上天在以星象示警; 将相将受到伤害，奸人近在咫尺，须紧密提防。同时，他还致书陈蕃、窦武，鼓动他们当机立断，迅速采取行动，诛杀宦官曹节、王甫等。窦武紧急与陈蕃协商，决定尽快采取行动，并开始准备行动事宜。他们任命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以便事变时控制京师的局势; 接着，窦武又奏准撤换黄门令魏彪，任命自己的亲信小黄门山冰接任，然后由山冰出面弹劾并逮捕了阴险狡诈的长乐尚书郑飒，送北寺狱监禁。陈蕃认为对这些作恶多端、死有余辜的宦官，勿需审问，抓住就当场诛杀。但窦武不肯，却令山冰会同尚书令尹勋等，共同审问郑飒。郑飒在口供中，牵连到曹节、王甫。于是，窦武、陈蕃命尹勋、山冰根据供词，奏请太后准予逮捕曹节等宦官，奏章交侍中刘瑜呈递，只待批准，便立即行动，将曹节、王甫等一网打尽。陈蕃、窦武踌躇满志，以为曹节、王甫等有权无力，事变一经发生，他们只能束手被缚，不会节外生枝。

殊不知，宦官集团的耳目遍布于宫廷内外，陈蕃、窦武等人尽诛宦官的计划未待实行，便已被其察觉。九月七日，侍中刘瑜按原计划将弹劾曹节等人的奏章呈入。不料，负责掌管宫中文书的宦官却事先获得消息，于是便首先将奏章送到了宦官、长乐五官吏朱瑀那里。朱瑀看后大惊失色，连忙深夜召集平素他所亲信的身强力壮的宦官共普、张亮等17人，歃血为盟，发誓诛杀陈蕃、窦武等人; 同时，他又派人通知曹节、王甫。曹节闻讯大惊，急忙挟灵帝到德阳殿前，拜王甫为黄门令，向“党人”发动反扑。他们先杀死窦武所安插的宦官山冰等，从狱中放出郑飒，接着命郑飒持节去收捕窦武。窦武率兵与宦官战于朱雀掖门，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自杀。

事变发生后，陈蕃闻讯，急忙率领属吏、门生80余人，各人手执刀斧，闯入承明门，直到尚书台门前。陈蕃捋袖振臂大声喊道： “大将军忠心卫国，黄门忤逆反叛，怎么反过来说窦氏无道！”王甫正率兵经过这里，指挥兵士将陈蕃及其部众团团围住。陈蕃拔剑抵抗，怒斥王甫。王甫下令兵士一齐拥上，逮捕陈蕃; 陈蕃年老力弱，所率属吏、门生又都是些文弱书生，当然只好束手就缚。接着，他被押往黄门北寺狱。那里的官吏都是些宦官党羽，平日里早就恨透了陈蕃，如今见他已成阶下囚，便咬牙切齿地拳脚相加，任意辱骂。陈蕃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面无惧色，反唇相讥。这帮宦官的爪牙恼羞成怒，经报告曹节、王甫，当天晚上便把陈蕃杀害了。

陈蕃、窦武谋除隐患的计划彻底失败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宦官集团对“党人”更残酷的报复，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历经这次沉重的打击，正直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加一落千丈，陷入了悲惨的深渊。相反，以宦官为代表的黑暗势力却更加嚣张，东汉政治益发腐败，至黄巾大起义的号角吹响，东汉王朝的丧钟也敲响了。

汉朝 陈蕃是怎样的人？陈蕃人物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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