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孙衡甫生平故事简介,孙衡甫历史评价,孙衡甫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4-20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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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衡甫，又名遵法，1875年3月28日(清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浙江慈溪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幼年入塾读书，时读时辍。1906年在宁波一家鸦片烟行学徒满师后，进上海仑余钱庄做账房，1909年转入升大钱庄当信房[1]，1910年又转入浙江银行上海分行任营业主任[2]，工作勤奋，后提升经理。1911年4月，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改组，孙衡甫应邀任总经理。

四明银行自1908年创办以来，因不善经营，历年亏损，股息无着，濒临破产。孙衡甫接任总经理后，先从整顿内部入手，健全组织;继而开展存放业务，经常亲自外出招揽，辛勤经营，元气渐苏，历年稍有盈余，陆续抵偿积亏。1917年四明开始发给股息三厘，以后逐年皆有增加，1922年至1927年每年发给股息一分;1927年春又从积存的余利项下，拨出规银七十五万两，分发给各股东。四明银行经过孙的悉心经营，稳步发展，面貌一新，1931年5月董事会改选，一致推选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同年，四明银行向国民政府财政部、实业部分别注册领照，进一步刷新行务。

早在北京政府时期，四明银行已取得钞票发行权，为开展业务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孙衡甫声言“银行决不能因一时需要而增加钞票发行”;又说“争取存款，不在存款利率高低，而在银行信用厚薄”，力求该行经营作风稳健。当时，在上海经商的宁绍帮、广东帮及印度商人纷纷把款存进四明银行，四明银行1930年拥有的存款总额由1926年的二千余万元增加到四千余万元。由于存款总额迅猛上升，四明银行信誉越发提高，以致该行开出的本票，可得到洋商仓库同意提货。孙衡甫把四明银行从濒临破产的困境中挽救出来，获得蓬勃发展，他自己也一跃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人物。

孙衡甫对于四明银行资金的运用，侧重购买公债票和购置房地产。四明银行在上海除拥有四明别墅(在今愚园路)、四明村(在今延安路)、四明里(在今淮海路)、长兴里(在今天目路)、元吉里(在今唐山路)外，林森路(今淮海路)支行、民国路(今人民路)南市支行、南京路西区支行以及北京路总行的行屋，均属自产。房地产是四明银行的主要资产，据该行1931年的营业报告称，房地产和营业用房地共值二百七十余万元。四明银行还投资四明保险公司，占该公司股款总额百分之二十，孙衡甫兼任该公司董事长。

孙衡甫与上海许多钱庄关系密切。1931年四明银行对钱庄存放款总额达三百余万元。为了防止钞票挤兑风潮的袭击，孙预先与通商银行及一部分钱庄约定，在头寸调拨方面，遇到紧迫之时相互支持。1935年上海工商业因营业凋敝，无力归还银行借款，谣言纷起，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柜面挤兑现象。通商银行立即出面支持，大庭广众之下把银元木箱源源抬进四明银行，敞开兑现，壮大声势;同时又有一些钱庄贴出通告，代理四明银行兑现业务。四明银行本身，则星期日照常营业，便利客户前来兑现。客户认为四明银行资金实力雄厚，挤兑现象很快消除。

孙衡甫主持四明银行，独揽大权，总分行人事安排，多重用亲信，他儿子孙祥簋是宁波分行经理。四明银行设有宁波、汉口、南京三个分行，他放手让分行发展业务，指示分行经理“开支大些好”，认为业务发展，开支必大。他还对分行经理说“放款快些好”，认为只要确实掌握情况，危险不大，可以先放后报，必要的大宗放款，可用长途电话与总行联系，以简化放款手续，争取较多的放款利息。

由于孙衡甫急功近利，放款过多而不慎，以致四明银行后来吃了不少倒账，对三北轮船公司放款一百多万元就未能收回，对不少钱庄同业存放款也收不回来。又因孙衡甫在“九六公债”上投机取巧[3]，使四明银行受到亏损。在上海经济不景气时，公债票和房地产一时都不能兑现，遂使四明银行形成外强中干的局面。孙为了对外缓和空气，于1935年5月托病辞职，挽出曾任工部局华董的叶琢堂代理该行总经理，自己仍任董事长。叶辛劳逾年，无法挽回困局，旋接任中央信托局局长职务，四明总经理一职仍交还孙衡甫。孙衡甫一筹莫展，四明银行从此每况愈下。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孙衡甫曾让蛰居上海的蒋介石住在极司斐路(今万航渡路)自己寓所三个月，两人无话不谈，结为至交。1926年蒋介石率军北伐，军次南昌，曾拟任命孙衡甫为北伐军经理部长，但孙婉谢，说自己只会做生意，不会做官。孙从事金融业，始终不愿卷入政治旋涡。宋子文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时，曾邀请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酝酿中央银行理事会名单，孙借故不到，招致宋子文的不满。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由中央银行统一货币发行，原已发行钞票之各银行限期收回本行钞票。财政部通知四明银行须根据发行钞票总额，提出十足准备，其中现金百分之六十，房地产债券等百分之四十，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孙衡甫力不从心，不得已亲往南京见蒋介石，以期获得转圜余地;但财长孔祥熙不肯收回成命，并采用巧取豪夺的手法，不断吸进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继而放出空气，造成四明银行柜面发生挤兑现象，形势严重。孙无力招架，官僚资本乘虚而入，四明银行股东会无奈，于1936年冬决定增资减值[4]，将旧股按一五折减值，计折合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元，由财政部加入官股三百六十六万二千五百元，合共四百万元。四明银行自此成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由财政部派吴启鼎为董事长，李嘉隆为总经理。孙衡甫从此退出四明银行，成为一个失意寓公。

孙衡甫对地方公益事业颇为热心，曾在家乡独资兴建半浦小学的校舍，独资修筑半浦乡七华里长的石板路及其沿线的桥梁，并为重建宁波市的老江桥捐款五万元。

孙衡甫除四明银行外，先后投资的企业计有成丰钱庄、益昌钱庄、恒隆钱庄、恒赉钱庄、信裕钱庄、童涵春国药号、穿山轮船公司、长卷煤矿、苏州电灯厂、宁波永耀电灯厂、泰州泰来面粉厂及汉口元泰五金号等十余家。

1944年1月24日，孙衡甫在上海病逝。

注释

[1]信房:钱庄职工的一种职称,专司各种文书信件往来,及接洽客路的收解。

[2]浙江银行创办于1909年,官商合办,总行设于杭州,分行设于上海,经理库款,发行纸币,实具浙江省立银行性质。辛亥革命后改行名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经理国省库款,1914年金库移交中国银行,1915年7月改名浙江地方实业银行。1923年3月官股与商股分家,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总管理处在杭州;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总管理处设上海。

[3]九六公债:北京政府1922年7月发行,因发行总额为九千六百万元,故称。发行后,基金虚悬,利息欠发,票面价格逐步下跌。1924年,孙衡甫得知“九六公债”有付息消息,四明银行乘机大量吃进,接着票面价格趋涨。但不久苏浙发生战争,财长李思浩下台,“九六公债”没有付息,公债价格猛跌,投机者遭到失败。见上海《银行周报》第592号。

[4]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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