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 王宠惠生平故事简介,王宠惠历史评价,王宠惠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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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 王宠惠生平故事简介,王宠惠历史评价,王宠惠怎么死的？
王宠惠，字亮畴，原籍广东东莞。自其祖父起，迁入香港。父亲王煜初是香港基督教堂牧师。王宠惠1881年12月1日（清光绪七年十月初十）在香港出生，家住香港荷理活道75号，与孙中山早年学医之西医书院为近邻。孙与王煜初常有交往，王宠惠从小便认识孙中山，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友谊[1]。
王宠惠幼年入香港圣保罗学校学习英文，继入皇仁书院。1895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前身）学习法律。1900年毕业后，到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任教。1901年赴日本留学，致力于政法问题的研究，并曾参与秦力山、沈翔云等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任英文记者。1904年赴美留学，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接着前往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又获得了英国律师资格，还被选为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的会员。1907年，他将德文版《德国民法》翻译为英文，由英国伦敦著名的斯蒂芬斯书店出版。问世后，立即博得称誉，风行一时，成为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所指定的必读课本。这便奠定了王氏在国际上的法学声誉的坚实基础[2]。
王宠惠在欧美求学期间，同孙中山过从甚密，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较深。当1904年孙中山到达美国纽约时，王听孙谈论有关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计划。同年8月，王协助孙用英文撰写了一篇对外宣言，即《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指出中国问题是整个远东问题中“不能不特别注意”的。该文还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劝说西方各国放弃支持清政府的政策，呼吁欧美人民对中国革命以道义上与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援[3]。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王宠惠加盟并参与筹措经费、发展会员的工作。
1911年9月，王宠惠由欧洲回国，抵天津时，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上海光复，王抵上海后，受沪军都督陈其美聘为顾问。12月，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谈判，王受任为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12月25日，孙中山自美洲归国，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王宠惠以广东代表身份出席，被推为各省代表会议的副议长。这次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王宠惠经孙中山提名，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
王宠惠就职后，协助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争取各国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阻止各国对清廷的继续支持。他们在《对外宣言书》中表示：“凡革命以前清政府所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革命以前，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4]。
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王任唐绍仪为第一届内阁的司法总长。6月，唐绍仪忿于袁世凯的独裁，辞职出走，王也继唐绍仪之后与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改当外交部顾问。不久又往上海，任中华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兼在孙中山所创办的铁路总公司任顾问。1913年受聘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从事法学研究，当年著有《宪法平议》，随后又著《宪法危言》、《比较宪法》等书。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他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5]
1916年护国运动发展，5月西南方面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任命王宠惠为外交副使，他在上海曾有所活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北京政府总统。1917年王宠惠赴北京任法律编纂会会长，1920年改任大理院院长，兼北京法官刑法委员会会长、法理讨论会会长。1921年10月，与施肇基、顾维钧同被派为北京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回国后，于12月任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总长。
直系军阀在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后，控制了北京政府的统治权。同年8月，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从广东回到上海。吴佩孚企图利用孙的政治威望，同他协调关系，标榜统一，以谋求向外国借款。孙中山为了集中全力推翻陈炯明，对北方采取了缓和态度。他授意在北方任职的王宠惠同吴佩孚密谈，借以削弱直系军阀对陈炯明的援助。王回忆说：“民国十一年，总理见厄于陈逆炯明，于是慨然哀民生之多艰，思得较有实力，而又可与共事者谋统一之局。时北方大势在汴、洛间，宠惠始则经南北同志之怂恿，继得总理之同意，遂与汴、洛为秘密之谋，兼借此而阻北方援陈之举也。”[6]
华盛顿会议后，美国为了控制中国，加紧侵华活动，增加对华投资，注意支持和培养亲美的政治势力。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在1922年5月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要求“宪政的”、“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7]。他们草拟了“政治计划”，争取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等的支持。6月，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扶持下入京取代徐世昌，行使大总统的职权，任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王宠惠任司法总长。8月初，国会开会后，黎正式提出由唐绍仪出来组阁，名单中王改任教育总长。吴佩孚等强烈反对唐绍仪出山，主张由王宠惠组阁，以便争取与孙中山的合作和美国的支持。8月15日，吴电请王宠惠出面组织“超然内阁”，表示愿意全力撑腰。王宠惠先以教育总长兼代总理。
1922年9月19日，王宠惠在吴佩孚等支持下，改组内阁，署理国务总理。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上签字的罗文幹和汤尔和也入阁任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因此，这届内阁被称为“好人政府”；但内阁的实权操控在直系军阀手里。王宠惠等整天忙碌，向外国势力乞讨借款，为军阀筹措内战经费，引起人民的不满。当时直系内部分为以曹锟、曹锐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王宠惠倾向洛派，对其提供较多的军费。保派对王宠惠内阁十分不满，企图通过推倒内阁，进而驱逐黎元洪，使曹锟早日夺取大总统的“宝座”。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幹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对罗加以逮捕，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事件发生后，先是在吴佩孚干预下将罗释放，接着曹锟与直系其他军阀发表通电，主张惩办罗文幹和王宠惠等人。吴为了摆脱孤立困境，只得屈从于曹，王宠惠等人失了后台的支持，被迫于11月29日下台，由汪大燮署理内阁。
王宠惠在国际法学界是有名望的学者，1921年6月曾代表北京政府出席国际联盟会议，被选为国际仲裁法院裁判员。1923年，国际联盟又选他任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王辞内阁总理后，遂前往荷兰就任。1924年1月又回国就任孙宝琦内阁的司法总长。孙提出“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的主张，遭到财政总长王克敏的抵制，拒绝提供经费，王宠惠感到难以有所作为，于7月辞职，1925年再次出任修订法律馆总裁。
1926年1月，王宠惠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这时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南方的广东革命政府正准备进行北伐，北洋军阀的统治日渐面临困境。同年5月，北京政府颜惠庆内阁重新复活，任命王为教育总长，但他没有就任。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6月24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王宠惠为司法部长。同年9月中旬，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合并，仍任王为司法部长。
1928年6月，蒋介石在南京宣告“统一告成”后，发表对外宣言，提出关于“改订新约”问题，即国民政府就关税自主和领事裁判权两个问题向各列强进行一次软弱的外交活动。王宠惠作为司法部长，为上述交涉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关税自主权问题获得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承认，取得一些成效。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进展甚微，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搁置起来。1928年8月，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二届五次全会，讨论通过在训政时期实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制度，王宠惠同胡汉民、戴季陶三人，被推为拟定国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审查委员。10月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任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实行五院制，任王宠惠为国民政府委员、司法院院长。
1931年初，蒋介石在接连打败了同他对立的地方实力派后，即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以便利用民意机关和法律形式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独裁统治；但他的主张遭到胡汉民等人的坚决反对。2月28日，蒋把胡汉民囚禁起来后，召开一系列会议确定起草约法，推举王宠惠、邵力子、邵元冲三人起草初稿，王宠惠为主稿，王写出初稿后，经约法起草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央审议补充后，于5月8日由国民会议通过。这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计八章八十九条。这是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它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合法化。
当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后，触发了两广的反蒋行动，王宠惠的态度倾向于两广方面。4月他和孙科一起离职，从南京赴上海。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要求蒋下台。王宠惠不愿深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起程赴荷兰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的职务。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曾选王宠惠为国民政府委员、司法院院长，他未返国就职。1935年又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王宠惠在海牙国际法庭任正法官约五年，这一职务需要法学精深、资深并经验丰富者方能胜任。王在参与多起重要判案中，常阐发法学见解，贡献自己的智慧，深得同任法官的尊重[8]。
1936年，王宠惠辞去国际法官之职。这时正当全国抗日运动高潮，他是国民党内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的重要人物，对日本的不断扩大侵略深感不安。西安事变后，他从英美派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重开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国共联合抗日之后，于1937年3月起用王宠惠继张群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不久又兼代行政院的院务。这时，日本新任外相佐藤标榜“对华亲善外交”，发表演说表示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王宠惠也向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表示：“热望调整中日国交，对佐藤外相演说至甚钦佩，愿在事实上努力促其具体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最初企图把这一冲突作为地方性局部事件加以解决。7月12日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要“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但由于日本政府继续进逼，8月13日又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所属各部“毅然进入全面抗战”。8月14日，王宠惠以外交部的名义，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为自卫而抗战，声明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以应之。”[9]这表明国民政府顺应全国人民抗日的要求，决定自卫抗战。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寻求国际上的援助，苏联表示积极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派孙科和王宠惠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晤，由王宠惠和鲍大使在南京谈判，8月21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年11月布鲁塞尔国际会议后，外交部又秉承蒋的旨意，指示出席会议的国民政府代表说：“我国求在九国公约规定之精神下，谋现状之解决，此系我方应付之原则。”[10]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王宠惠在外交上予以配合。1941年皖南事变后，王歪曲事实，为国民党开脱罪责，并通过驻美大使胡适等人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吹嘘国民党反共军事部署周密，“即令共军续有异动，必可立予制止”[11]。
1941年4月，王宠惠调离外交部，不久改任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当上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为了劝说印度停止反英，共同抗日，并谋成立中印联盟，乃于1942年2月4日出访印度，王宠惠和宋美龄等十余人陪同前往。1943年11月，王又陪同蒋介石前往埃及出席开罗会议。经过美国罗斯福、英国邱吉尔同蒋介石的会谈，以及三国高级随行人员四天的商讨，于11月26日一致通过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当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后，王宠惠受委托将其译为英文。1945年4月，中国派出有国共两党代表参加的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王宠惠是当时国民党派出的代表之一。该会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及集体安全和平之基本原则。
1946年11月，蒋介石非法召开国民大会，王宠惠参加了大会并参与制宪工作。国大通过了一个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把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合法”化。宪法规定大权集中于总统一身，它可以不受刑事诉究，任期六年连选连任。与此相反，人民、地方和议会处于无权的地位。王宠惠还赶忙写了《中华民国宪法之要点》一文，吹嘘这个宪法是“一部具有特性而最新式的民主宪法”[12]，接着，王宠惠再次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王宠惠以养病为名赴香港。1950年转往台湾，积极支持台湾当局沿用“中华民国”称号，恢复五院制政府，由蒋介石“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王宠惠在古稀之年仍继续担任“司法院院长”，实际上他年事已高，不常亲理“院务”。1958年3月15日王宠惠因心脏病于台北逝世。
注释
[1]王宠惠:《追怀总理述略》,载尚明轩、王学庄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2页。
[2]浦薛凤:《忆王宠惠博士及其英译》,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第91-94页。
[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3-255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页。
[5]谢瀛洲:《王宠惠先生传略》,载王宠惠著《困学斋文存》,中华丛书委员会1957年版。
[6]王宠惠:《追怀总理述略》,载尚明轩、王学庄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3页。
[7]《努力周报》第2期。
[8]浦薛凤:《忆王宠惠博士及其英译》,台北《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第91-94页。
[9]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4页。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11]《王宠惠、王世杰致胡适电》1941年2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中华民国史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3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4页。
[12]王宠惠:《困学斋文存》,第139页。
相关参考
如何评价王宠惠？民国外交家王宠惠是个什么样的人王宠惠(1881年10月10日-1958年3月15日)，字亮畴，广东东莞人，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曾任中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他是民
近代以来，西方强敌入侵，传统的以中华为中心的封贡外交体系随着大炮和洋枪的轰鸣声支离破碎，随之而来的西方先进思想冲击着中国古老的法治观念。面对国家的落后与衰弱，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国家，走上了艰辛的近代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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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字亮畴，广东省东莞县人，1881年生于香港。早年在香港皇仁书字就读。1901年留学日本，研究法政。后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当选为柏林比较学学会会员。1911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1
著名法学家王宠惠，生性吝啬小气，并且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据他的好友罗文干表示，王宠惠即便已贵为司法总长，但家里还是不聘厨师，早餐自己随便吃一点，午、晚饭则到朋友家去，尤其晚餐更是如此。关于王宠惠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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