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王晓籁生平故事简介,王晓籁历史评价,王晓籁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4-20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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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王晓籁生平故事简介,王晓籁历史评价,王晓籁怎么死的？

王晓籁，名孝赉，别号得天，后改号晓来。1886年1月28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浙江嵊县。父亲王芷湘为县里首富。王少年时就读私塾，平时爱习武艺。1905年初次来沪，就读名师裴庆邦处，不久回嵊。

1907年，王晓籁在家乡参加反清组织光复会。时秋瑾谋组光复军，派周亚卫来嵊募集人员，王及青年数十人应征赴绍兴，中途闻秋瑾事败被捕，旋即折返。因惧案发受缉拿，遂携眷避沪从商[1]。初任岳父楼映斋所设浙江萧山通惠公、合义和两丝厂驻沪账房经理。1910年在沪与友人创办闸北商团，并开办闸北商场和闸北工程局。后又独资或合伙开设大来、天来、泰来、春来等缫丝厂数家。

1911年武昌起义，上海响应，王晓籁组织闸北商团参加攻占北火车站之役[2]，上海光复后受到都督府的嘉奖。其时王与陈其美、沈缦云、王一亭等人过往甚密。1913年“二次革命”时，上海组织讨袁军，王曾助饷支援。此后他积极从事商业活动，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多方结交，事业得以迅速扩展，先后任上海商业银行、中央信托公司董事、上海总商会会董、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和闸北商会会长(皆连选连任)等职。1925年并代表上海商界列席关税会议。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广东国民政府电邀上海商界选派代表赴粤参观新政，沪总商会公推王晓籁等为代表。7月抵粤，与当时军政要人蒋介石、张群等人会晤，并参加了北伐军誓师大会。回沪后向总商会等团体作传达，盛赞广东革命政府廉洁奉公，北伐军纪律严明。此时上海为军阀孙传芳所控制，闻报指王为“宣传赤化”，悬重赏通缉，王避居租界友人处。不久孙传芳军队节节败退，通缉令亦无形中取消[3]，而王的声誉却随之提高。此时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依附孙传芳，王晓籁与虞洽卿等人另组上海商业联合会与之对抗。王任该会总务长，暗中曾筹济北伐军军饷。1927年春，北伐军攻抵上海附近，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工人纠察队为主力，商界亦组商人别动队配合。他曾策动闸北保卫团响应，参与解除在沪奉系军阀毕庶澄部的武装[4]。起义胜利后，上海筹组临时市政府，成立委员会，他被推为商界代表，任主席委员。3月29日，召开市民代表大会，举行委员就职典礼，在进行中突接蒋介石来函，命令临时政府“暂缓办公”，但在到会代表一致要求下即时成立临时政府，各委员仍宣誓就职。但随后各委员相继请求辞职，王晓籁也随之辞职[5]。4月初，沪上谣传工人将举行暴动，上海商界联合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有人主张诉之蒋介石或白崇禧，以武力对付工人。王晓籁当即发言：“现在民气之盛，远非昔日，恐压力愈重，反抗力愈大，此事只能与工会磋商。”众皆赞同[6]。次日汪寿华应王之邀，代表总工会到商联会就劳资、工潮及外交等问题发表谈话，众表满意。王即席要求各业自行调剂劳资纠纷[7]。直至4月10日，已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王在上海建设讨论会上，仍高声呼吁“农工商学军警政各界，无分轩轾一致联合”，反对武力镇压工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晓籁被指定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与虞洽卿等人摊派筹募“二五附税库券”。同时还兼任财政部特税处副处长、全国卷烟税局局长等职。1929年5月，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成立，虞洽卿、王晓籁、秦润卿等七人为常务委员。翌年7月上海市商会改组成立，王任理事长，不久又任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此后曾赴全国各地“考察商务”。

王晓籁平时乐于助人，广为人排难解纷。因此，沪上某些市民为求庇护，自称门生归依王的门下；越剧艺人多嵊县同乡，有人为避恶势力的胁迫，自愿认王为义父，王来者不拒，因此投拜者众多形成一股势力，遂被称为“沪上闻人”[8]。他又在家乡嵊县斥资十五万元创办芷湘医院，回报桑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逆来顺受”的不抵抗政策。9月22日，上海各界八百余团体代表五千多人集会，议决电请国民政府下总动员令，驱逐日军，扩大反日会、组织义勇军，并通过成立上海抗日救国会。王晓籁不顾当局取缔“越轨行动”的威胁，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救国会委员[9]。会后又与集会群众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接着王又无视不准组织民众抗日武装的禁令，与友人共同发起组织抗日义勇军，并于11月1日在公共体育场参加全市抗日义勇军三千多人的大检阅和宣誓典礼[10]。1932年“一二八”沪战爆发，驻沪十九路军奋起抗敌。日军的疯狂侵略，更激发了王晓籁的爱国抗敌热情，他积极支援抗日将士。1月29日，他以市商会主席的身份，以个人担保付款调集十辆大卡车，采购大量食品，连日派人代表上海商民送至前线慰劳浴血抗日战士。31日，他被上海地方维持会(即上海地方协会前身)推举为副会长，并兼任粮食委员会主席。2月5日，他亲自带领二百多名童子军(志愿抗日青年)到真如，将他们交给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参加对日作战[11]。20日，市商会又组织童子军团，成立担架队赴前线救护伤兵。沪战开始后，因国民政府未公开支援十九路军一兵一弹，3月3日市商会电责政府是“张强敌之焰，摧义士之气”[12]。在此前后的数月时间里，王晓籁奔波于宝山、真如、吴淞等地慰劳前线将士。在有损我国主权的《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市商会等团体集会表示反对，并进而成立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在这段时间里，王晓籁自称“只知有国而已，生死置之度外”，不久便“落得顶秃、鬓斑、眼花、身病，却尚能志坚胆雄，心直气壮”[13]。

王晓籁反对当时各军事实力派的混战，1932年5月，在地方维持会召开的一次反内战集会上，他当即声明：市商会可做废止内战发起者[14]，其后沪上知名人士通电各地发起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6月，市商会召开代表大会，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提倡国货、反对设立上海自由市、反对鸦片公卖。此后王晓籁即致力于提倡国货运动，认为“国货是国家之生命线，亦即我人自己的生命线”[15]。1933年3月，王晓籁等组织国货制品协会，任理事，并选送国货产品赴美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1934年11月，他发起创办的中华国货产销联合会开幕，三十家国货工厂联合临时商场也开始营业。1935年9月，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成立，王任执委，并发表通电和告市民书，使爱用国货成为深入人心的口号。此时王晓籁任理事长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数年来共募得航空救国捐三千余万元[16]，支援了我国航空事业。1936年11月，王以上海东北难民救济协会主席的身份，携带大量慰问品，率领慰问团赴绥远慰问抗日将士。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22日上海成立全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推定王晓籁为执行委员，发表宣言号召市民以“自爱爱国、自救救国”的精神做永久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拉开序幕后，当晚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在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呼吁市民全力保卫上海[17]。此后他通过市商会组织安置难民、慰劳抗战将士、救护伤兵等工作。并经各团体讨论决定：连日汇集的慰劳品一律分批送至市商会，由该会逐日运至前线转交抗敌将士。10月，成立上海市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推选王等为执委，通电全国组织相应执行机关。1938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伪势力猖獗，他自称在“明枪暗杀”中“险难言状”[18]。27日，化名黎柳堂离沪去香港，转赴汉口，任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管红十字会救护队，往来于港、黔、渝、昆、蓉等地。1940年，任第二届国民参政员，兼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政治部主任。翌年，与虞洽卿在渝合组三民贸易公司，任经理；由虞斥资并亲自购买大批卡车往来滇缅公路上抢运物资。1943年，王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常委兼滇黔区副主任，驻滇黔一年半。次年，国民党筹组青年军，王晓籁在此前后命其及龄在学子辈十人入伍。

1945年，王晓籁在渝筹组开来兴业公司及中国人事保险公司，自任总经理。又连任第三、四届参政员，以及由南洋华侨集资的中南贸易协会理事长等职。抗战胜利后，飞抵上海，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先后任中一信托公司、通易信托公司、江海银行、东南汽车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公司理事，上海市商会监事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等职。1946年曾去台湾考察，后又以商会代表名义，去美国考察两个月后回国。此时蒋介石发动内战，滥发纸币，导致通货恶性膨胀，民不聊生。“天虽亮而云雾未开”[19]，他对国民党政府已感到绝望，与民主进步人士的交往日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所认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王晓籁与刘鸿生父子同机抵粤。是年冬广州解放后，他搭沪粤线火车回到上海[20]。1950年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欲自陈经历，周说：“当时你的行为我很了解，可不必再说，要紧的是谈谈今后。”[21]此后他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代表，列席各部召开的有关会议，对于交通运输、经营丝茶及对外贸易等方面提供咨询。9月中旬回沪后，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8年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文革”期间，王晓籁受到冲击，于1967年6月15日去世。1978年他的历史错案得到了平反。

注释

[1]《王晓籁回忆录》,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31—520号。

[2]当时清政府上海道刘襄孙曾电南京两江总督张人骏,电文中有“闸北商团首先变”等语。

[3]《王晓籁赴粤参加北伐誓师》,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27—45号。

[4]王晓籁:《我之经历》(1965年5月29日),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192号。

[5]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479、486、509、515、675页。

[6]上海市档案馆编:《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224、226页。

[7]上海市档案馆编:《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221、224、226页。

[8]据樊崧甫《上海帮会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总第3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称:“洪门在组方面只有横的关系,没有纵的系统,因为如此,所以比较涣散,在上海没有起什么作用。杨虎、王晓籁等五闻人也不过五个山头,但他们都是外行,根本不是洪门中人,不过借此名义结合而已。”

[9]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312、479、486、509、515、675页。

[10]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312、479、486、509、515、675页。

[11]蒋光鼐、蔡廷锴、戴戡在《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一文中说:“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于2月5日到真如指挥部,随来二百多名童子军交十九路军指挥。他们在我军作战期间始终坚持工作,直到我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数人在前线牺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11页。

[12]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312、479、486、509、515、675页。

[13]王晓籁:《我之经历》(1965年5月29日),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192号。

[14]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312、479、486、509、515、675页。

[15]《王晓籁》,商报社编《现代实业家》,1935年版。

[16]《王晓籁回忆片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第31—615号。

[17]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第312、479、486、509、515、675页。

[18]《王晓籁回忆录》,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31—520号。

[19]王晓籁:《我之经历》(1965年5月29日),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192号。

[20]《王晓籁回忆录》,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31—520号。

[21]王晓籁:《我之经历》(1965年5月29日),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第1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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