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王以哲生平故事简介,王以哲历史评价,王以哲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4-20 东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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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王以哲生平故事简介,王以哲历史评价,王以哲怎么死的？

王以哲，原名海山，字鼎芳。1896年11月2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生于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省)。

王以哲就读县立小学、中学后，1915年考入陆军预备学校，1917年进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学习，1920年秋毕业。后投东北军，为军士教导队排长，1923年12月升任连长，1925年初又升任第三步兵营营长。他在教导队期间，教授《简易测绘》，讲课通俗易懂，自做模型，著有《步兵操典详解》，为大家所喜读。

同年11月，郭松龄反奉，张作霖以教导队第四期的干部和学兵为基础，编成第二十七补充旅，王以哲任该旅第三十九团上校团长，隶张学良部。1926年夏，张学良、韩麟春的第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战于南口。吴俊陞、汤玉麟部配合张、韩由背后进攻冯军，先后占领多伦、沽源，直入张家口冯军大本营。但吴部王永清骑兵旅纪律不好，竟抢劫多伦喇嘛庙金佛等器具。为平息群众义愤，张学良、韩麟春率卫队前往张家口缴王旅的械，联合军团司令部上校卫队长姜化南被叛军打死。张学良决定由王以哲接替姜任卫队队长，将王引为心腹。

同年冬，张学良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在北京旃坛寺内成立讲武堂，招收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入伍，责成王以哲负责招考和训练。1927年春，张学良将司令部卫队扩编为卫队旅，王以哲晋升少将旅长。不久，山西的阎锡山改悬国民党旗，并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自9月起，晋、奉两军发生冲突。10月，奉军集中三万之众，围攻坚守涿州的晋军傅作义部。王以哲的卫队旅也调来参战。涿州仍久攻不下，最后只好和平解决。翌年5月，张学良将卫队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九师，王晋升为中将师长。这时，张学良将第十九师学生队改为东北学生队，自任监督，命王兼教育长，招考满十五岁的高小毕业生入队学习，然后输送到高等军事学校或出国深造，后来不少人成了有名的军官。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附近被日本人炸毙。7月，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同年秋，奉军陆续撤回东北，王以哲的第十九师由河北省开回沈阳，驻沈阳北郊北大营。经整编第十九师改为步兵第一旅，仍以王为中将旅长。年底东北易帜后，王以哲部第一旅又改为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王以哲十分注重培养各级军官的军事指挥能力，在旅里成立了步兵研究班，对各团上尉以下的军官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轮流训练，又于各连抽调士兵成立军事队，隶属于步兵研究班指挥。他也十分注意提高军队的文化素质，参谋处为各级军官制订了学习计划，学习情况列入年终考核项目。王尤其重视对官兵进行爱国教育，他亲自编定充满爱国激情的《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十二条》，书写好装入镜框高悬于每座兵舍、讲堂、办公室。每当“总理纪念周”，他总要请一些社会名流学者来部队讲述国内外形势，以及俄、日对中国的侵略史等。王还在军队中实行军工制，1930年，全旅以营为单位，分别建立了一种工厂，营房外的空地被充分利用来种蔬菜，“移兵于工”、“移兵于农”。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东北军大部入关，助蒋介石打内战。张学良亦移驻北平，王以哲及其所部仍留驻北大营。日本趁东北后方空虚，不断制造事端，伺机侵略。王以哲预感到战争的严重危险，积极谋划对策，于1931年8月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会议，大家认为日本的军事进攻已若箭在弦，势难避免。会后，他携带有关材料赴北平面见张学良汇报，并请张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加强东北防卫力量，而张交给王的却是蒋介石“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1]的一纸电令。

王以哲回沈后，为应付突然事变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性措施。他本着衅不自我开，做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决定一旦第七旅受到敌人的进攻就开炮迎击，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全军撤退。他又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要各连严加管束士兵不得随便外出，并组织全旅在9月13日至15日连续三夜，由北大营向东大营做转移演习。

1931年9月18日晚十时许，日本关东军悍然向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动了进攻。事变发生时，王以哲正在三经路家中，当他接到旅参谋长赵镇藩的电话，得知日军已向我北大营进攻后，立即赶往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公署，要求反击，未被允许。第七旅的广大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毅然实行自卫，并于19日凌晨三点多钟边打边退，突出日军重围，撤往东大营。王以哲回军途中受阻，直到这天下午才抵达旅部。他含愤整顿部队，布置撤退。日军派出大队骑兵、步兵跟踪追击，且配合有飞机侦察轰炸，意欲全歼这支有生力量。王部昼伏夜行，隐蔽前进，终于10月上旬安全绕过南满铁路，由新立屯乘火车到达锦州。旋又奉命开进关内，驻防于北平附近的南口、昌平一带。日人办的《满州日报》也不得不承认：“王以哲旅的全体士兵，个个都怀着强烈的反日情绪，今已安然退至山海关矣，这是满洲治安的隐忧。”[2]

1932年8月，张学良就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王以哲被调任北平军分会军衡处中将处长兼一○七师师长。在此前后，为了加强对战士、干部进行宣传教育，王在所部办了《东望》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并常在该刊上题词或撰文，曾写道：“所欲告我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3]表达了抗日救国、复土雪耻的坚强决心。此外，他还积极支持由东北爱国人士组成的复东会的工作，使该会成了联系东北军和东北人的纽带。

1933年初，日军袭击山海关，不久又向热河进攻。王以哲奉命率军出古北口，在滦东地区与日军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同年三四月间，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行前将东北军整编为四个军，以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蒋介石乘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大肆拉拢、分化，曾召王以哲赴庐山面见，要王听其调遣，参加“剿共”。而王以哲忠于张学良，不被收买，让蒋直接和张商量。蒋加倍赠送王程仪五万元，王用此款为全体官兵购置了学习用品、军衣和补助困难军属，自己则分文不留。

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2月被任命为豫鄂皖“剿总”副司令，东北军陆续南下。王以哲的六十七军由河北调往大别山地区，参加“剿共”内战。在六十七军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给王以很好的影响，使他对“剿共”持消极态度。1935年夏，蒋介石又驱使东北军开赴西北，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攻，王部奉命进驻洛川、富县、延安等地。王以哲等不但不能打回老家去，反而离故土越来越远，他想起东北军的处境，内心十分苦闷，常常唏嘘叹息不已。

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东北军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有近三个师的兵力被歼灭，两名师长、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蒋介石对东北军减员不予补充，反而乘机取消有关师的番号，减发军饷，对死者不加抚恤。张学良经过深刻反省，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迫切地希望和红军联合抗日。在杜重远、高崇民等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等的影响下，王以哲坚决拥护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并受张嘱托积极寻找机会打通与红军联系的渠道。

1936年1月初，已被红军俘虏、经过教育改变立场的原王以哲部团长高福源带着重要使命回到东北军驻地。高在洛川先后见到了王以哲和张学良，进行密谈，加速了东北军与红军秘密而频繁的交往。同年2月下旬，应张学良之邀，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等为正式代表到洛川，先与王以哲达成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以及恢复交通和通商等项口头协议。后又于3月4日会晤张学良，进一步确认了局部停战协定。按照事前的约定，4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和张学良再次会谈于延安，从晚八时至次日晨四时，双方在诚恳的竟夜长谈中，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相互帮助、互派代表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一系列协定。王以哲参加了各次谈判的全过程，对会谈的成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他的密切配合，红军与东北军双方电台建立了直接通讯，他对谈判的细节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对周恩来、李克农等中共代表尽了招待和保护之责。王还两次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物资，并收集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及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等省的军用地图送给红军。王以哲根据协议，将二千五百支七九步枪、六万粒子弹运交红军；派人护送钱之光赴西安采购石印机、无线电器材和烈性炸药等；指定专人负责为红军输送物资，红军的车辆可挂王以哲军用车的牌子往返于西安、延安之间，以通向苏区。他又在西安设两个秘密联络点，为叶剑英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活动提供方便条件。还护送过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等。

同年6月，为培养骨干做好抗日的准备，东北军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并联合西北军，在王曲镇创办了军官训练团，王以哲任该团教育长。在开学典礼上，王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激励学生团结御侮，奋起救国。该训练团对普及联共抗日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其中也有王的一份功劳。“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王又著文慨叹：“我们何时能重返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于水火之中?”表示：“唯有我们锋利的铁才可致敌人的死命!”“唯有我们热烈的血才可将我们的耻辱洗清!”[4]誓与侵略者战斗到底。

蒋介石不顾日本侵略扩大、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继续反共内战，于同年10月调胡宗南部十余万人至陕甘边界，“围剿”红二、四方面军，同时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七个师到西线配合胡宗南的行动，以阻挠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王按照联共抗日的既定方针，与红军司令员彭德怀经常“函电交驰”，“将自己所部及胡宗南等部的进军路线、行止时间……通报彭，并按彭要求想尽办法阻滞东北军和胡宗南部的前进”[5]，使红军赢得了有利的时机，为红军击溃胡宗南军队作出了贡献。

王以哲完全拥护张学良、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的西安事变，当日在八项救国主张通电上签名。14日，又出任张、杨组织的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副军团长，准备北上对日作战。

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促成下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获释。然而蒋却背信弃义，不仅扣留了张学良，还调兵遣将组织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包括王以哲在内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八名高级将领联名向南京发出了措词强硬的通电。为了遏止蒋的军事压迫，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周恩来副主席与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共商，组成三方面联军，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布防西线，担负钳制、监视胡宗南、关麟徵等数路蒋军的任务。

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当时事态，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和”与“战”的激烈争论。东北军中的一批少壮派军官力主与南京政府决一死战，救回张学良；而以王以哲为代表的大多数老一代高级将领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对逼蒋抗日、对整个国家民族有利，因而事变发生后的一系列问题也应力争和平解决。为了确定“和”与“战”问题，根据王以哲的提议，1937年1月30日晚，在他家中召开了有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周恩来副主席、东北军的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三位军长、西北军的杨虎城将军参加的“三位一体”的最高会议。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也派代表旁听会议。会上王以哲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王的主张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三方面意见取得一致。三方最高会议的决定没有被少壮派军官接受。他们不听从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多次劝说，于2月1日晚秘密举行会议，拟定了枪杀王以哲、何柱国的计划。2月2日晨，少壮派军官派遣武装卫士闯进王以哲住宅，将王枪杀在病床上。

王以哲作为“东北军与我党接触最早的高级将领”[6]，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1936年8月，毛泽东主席亲笔致函王以哲，称赞张学良、王以哲联共、抗日救亡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肯定他们“首先提倡与实行”[7]联共抗日政策的贡献。王被害后，周恩来副主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穿过重重岗哨，第一个来到王以哲家中吊唁。2月4日，中共中央向王以哲家属致唁电说：“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8]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王以哲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所起的特殊重要的作用。

注释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张学良将军资料选》(《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58页。

[2]程敏、顾龙生:《王以哲将军》,《人物》1980年第4期,第159—160页。

[3]程敏、顾龙生:《王以哲将军》,《人物》1980年第4期,第159—160页。

[4]程敏、顾龙生:《王以哲将军》,《人物》1980年第4期,第159—160页。

[5]王秦:《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献身的爱国将领——王以哲》,《人民日报》1986年4月27日。

[6]罗瑞卿等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1页。

[7]王秦:《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献身的爱国将领——王以哲》,《人民日报》1986年4月27日。

[8]王秦:《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献身的爱国将领——王以哲》,《人民日报》198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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