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 王造时生平故事简介,王造时历史评价,王造时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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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 王造时生平故事简介,王造时历史评价,王造时怎么死的？
王造时，原名雄生。江西安福人。1902年8月3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王八岁入塾，1913年入安福县高等小学。1915年“二十一条”事件的反日风潮发生，使他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1916年入南昌省立一中，翌年暑期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之一，负责组织学生演说、编写传单等工作。6月3日，他率领同学在东安市场演讲，遭军警逮捕，后获释。8月，为支援天津、济南学生抗议山东军阀马良枪杀爱国回民事件，曾往总统府请愿，被军警驱至天安门内禁闭，后逃出。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积极发表反封建主义的文章，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威信，曾连续担任清华学生评议会主席及干事会主席。
1923年10月10日，清华举行国庆十二周年庆祝大会，梁启超登台演讲，说中华民国之所以弄得乱七八糟，国民党要负重大责任。王造时即在《清华周刊》上发表驳梁的文章，指出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乱七八糟，梁和他领导的研究系要负重大责任。此文由北京《时言报》作了转载。梁启超得知后十分气恼，向清华要求辞去教职。校长曹云祥找王谈话，要他写悔过书并向梁道歉，否则以侮辱师长论，将其开除。王据理反驳，表示无过可悔，如被开除，则诉之法院并向社会公开，曹只得不了了之。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王造时代表清华参加北京学生组织的沪案后援会，并在《京报》副刊主编《上海惨剧特刊》；随后被沪案后援会派往武汉，调查武汉发生的惨案。
1925年8月，王造时赴美，入威斯康星大学学政治学。他感到“五四”以来参加政治活动太多，在留学期间应埋头读几年书。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对国事前途感到渺茫，愈加发愤读书。1929年6月毕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到英国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随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研究国际政治。拉斯基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费边社会主义的阐述者。王受其影响，认为中国工人人数少，不具备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
1930年秋天，王造时回国，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后又任文法学院院长)，同时在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等校兼课。他在学生中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并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达他要求民主法制、反对专制独裁的思想。1931年8月，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意在影射蒋介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但对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的活动，认为是“流寇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王造时出于爱国热忱，立即撰写了《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新月书店1931年10月出版），主张对内取消一党专政，对外与日寇拼命到底。同时参加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任常务理事，并代表该会参加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1932年1月，国民政府聘任他为国难会议会员。淞沪抗战发生后，他受上海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的推派，往北平要求张学良出兵东北，以解上海之围，但后来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与日本妥协，国难会议也被当局用种种方法改变了原来“共赴国难”的宗旨。因此王造时和一些国难会议会员拒绝出席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而与黄炎培在沪发起组织民宪协进会。5月，他在上海各大报上发表《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驳汪精卫等人不同意结束训政的言论。他指出：“像国民党近几年来的干法，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党高于国，有党无国，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未始不是拥护中华民国之一办法。”[2]11月，他与彭文应、潘大逵在上海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自任主编。因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该刊仅出三期，即遭国民党当局禁止而停刊。1933年1月他将刊名改为《自由言论》半月刊出版，在创刊号上，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发表《安内必先攘外》一文，痛论非对外抗战，不足以安内，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救亡。他逐渐改变了往昔对共产党的看法，说共产党“乃是有组织、有主张的政党”[3]，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
同时，王造时参加宋庆龄、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被选为宣传委员；3月又被选为执行委员。4月，同盟全国临时执委会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他为委员之一，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一起，为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共产党人及其他爱国人士做了不懈的努力。他提出民权保障运动“须有广大的民众做基础，分子应该加多，组织应该推广，不应该限于党派的关系，更不应该限于名流的集团”[4]。他的意见切中同盟的主要弱点，受到重视。
由于王造时不断批评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当局始则想用高官厚禄为饵，诱其到南京做官，王不为所动；接着国民党特务组织寄匿名信，附寄子弹相威吓。上海教育当局下令光华大学撤掉他的职务，并密令各大学不得聘他任教。他不得已，只好挂牌当律师。11月福建事变发生，他应陈铭枢邀约前往福州，准备参与其事。不久因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回到上海，在《自由言论》上发表《为闽变忠告当局》一文，要求国民党当局“乘机痛悔，与民更始”[5]。12月，国民党当局以“言论荒谬”的罪名将《自由言论》查封。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他采取了缄默的态度。1935年4月，他将自“九一八”起至1933年底的文章汇集成册出版，题名《荒谬集》，作为对国民党当局的回击。
正当王造时处于苦闷之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接着“一二九”运动爆发。这使王造时受到极大鼓舞，从此不再缄默，与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等二百余人于12月12日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要求收复失地、保护群众爱国运动等八项主张。接着上海文化界成立救国会，他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理事。1936年初他参加发起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王造时出席并当选为常务委员。
国民党当局极力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他们勾通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于1936年11月23日凌晨，将包括王造时在内的七位救国会领袖非法逮捕，不久解往苏州，拘押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是为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王造时被捕后，陈立夫指使王的老师、河北监察使周利生向他提出，如放弃救国会活动，可先释放。王断然拒绝，坚定地和其他几位难友采取一致主张和行动。
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的罪名对七人提起公诉，并于6月11日和25日两次开庭审讯。王造时等七人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驳斥对自己的强加之罪。国民党法官虽然窘态毕露，但仍然不予无罪释放，并声言要判刑。直到“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七人才于7月31日获释。
8月13日，王造时回到上海，适逢淞沪抗战爆发，他立即投入抗敌后援活动。上海沦陷后，他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延聘，到南昌任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教务主任。1938年7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春，王造时到吉安，汇集一部分文化人士及流亡学生组织前方文化社，创办生活书店，发行进步书刊。1939年5月，他把吉安《日新日报》改名为《前方日报》，自任社长。他亲自写过不少宣传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文章。汪精卫投敌后，他接连写文章揭露和谴责汪伪集团的罪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撰文反复阐明坚持持久战、中国必然会胜利的道理，并强调结成世界各国反侵略阵线的重要性。他的文章切中时弊，常被各报转载。
1942年国民参政会改组，王造时与救国会的几个参政员被排斥；但在1943年底，国民党当局迫于要求实行宪政的舆论，设立了一个宪政实施协进会，又聘王造时为会员。
抗战胜利后，王造时回到上海，为《前方日报》迁沪做筹备，由于该报迁沪许可证迟迟未能领到，便与生活书店合股开办自由出版社，自任社长。
1947年1月，国民党当局为分化拉拢民主党派人士，再次发表王造时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近一年，其他救国会参政员已退出的情况下，他出席了5月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但他仍然想尽最大努力，促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曾奔走于张群、陈诚、陈立夫等人之间呼吁和平。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代总统李宗仁派人动员他为和平运动奔走，这时王造时的回答是：“现在不是和平问题，而是革命问题；不是条件问题，而是投降问题。”[6]予以拒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造时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复旦大学教授及上海法学会理事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1年8月5日去世。1980年8月19日，上海市政协、复旦大学联合为他补行追悼会，宣布政治上予以平反，并赞扬他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作的贡献。
注释
[1]王造时:《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新月》第3卷第11期(1931年8月)。
[2]王造时:《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评汪精卫、于右任二氏的言论》,《荒谬集》,自由言论社1935年版,第38页。
[3]王造时:《五月十五日的主张》,《荒谬集》,第185页。
[4]王造时:《自由之战争》,《荒谬集》,第133页。
[5]王造时:《为闽变忠告当局》,《自由言论》第1卷第21期(1933年12月1日)。
[6]《王造时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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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事件——抗日救国运动中华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7人的事件。因为被捕的是当时公认的社会贤达，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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