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张群生平故事简介,张群历史评价,张群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4-18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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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张群生平故事简介,张群历史评价,张群怎么死的？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县人。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生于长宁。其父张汉霞，字星亭，晚清县衙小吏。张群少时入家馆课读，后就读于华阳中学。其时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兴起，张群在学校阅读进步报刊受到影响，向往投笔从戎。1906年，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全国招生，张群在成都报考初试录取，继赴北京参加复试，受到学堂督办段祺瑞的亲自召见。入学后，编入步兵第二队。

1908年春，张群被保定陆军学堂选送去日本深造，同行者有蒋介石等共四十人。他们先入振武学校，张群与蒋介石同习炮科。同年，张群加入了同盟会，并经黄郛介绍参加了留日军人的秘密组织“铁血丈夫团”(后称“成城团”)，投身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在振武学校结业后，被编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为士官候补生，在冰天雪地的新潟高田(今上越市)接受严格的军营生活磨炼。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声震中外。张群在日本闻讯后，约同蒋介石、陈星枢脱下军服，化装回国，于10月30日到达上海。这时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加紧筹划在上海发动起义，张群便在陈其美领导下参加了上海起义的活动。11月4日上海光复，陈其美任都督，张群任军务处军械科长。接着张在黄郛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担任参谋，蒋介石任第五团团长。他与黄郛、蒋介石志趣相投，乃换帖共结金兰之盟。不久，蒋介石因刺杀陶成章案避往日本，张群遂代第五团团长职。1913年夏“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起兵讨伐袁世凯，张群为上海讨袁军副官长。但讨袁军攻打制造局不能得手，各地反袁的军事活动亦先后失败，革命党人纷纷亡命海外，张群亦东渡赴日。

张群到日本后，继续他的学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1915年夏毕业时，正值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张群便赴南洋荷属东印度群岛，在爪哇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中华学校执教。是年12月，蔡锷等人在云南反袁护国，张群潜回上海，投身反袁斗争，去杭州任浙江督军署参谋，又在浙江驻沪办事处任联络事宜。

1916年6月袁世凯病亡，段祺瑞继起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翌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孙中山坚决反对，竭力“护法”，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张群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他以《民国日报》和《中华新报》的代表身份，参加新闻界访日代表团赴日，在东京等地的一些集会上讲演，揭露和反对段祺瑞向日本政府借款，扩大军力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行径。回国后又撰文《中日亲善之疑云》，批评日本的对华政策[1]。

其时，四川地方各派宣言支持孙中山的军政府，但是各路军阀争逐激烈。张群奉军政府参谋长李烈钧指派，赴川调解内争。他先于1917年10月至重庆与杨森、夏之时等人发起“川事维持会”，以反对北洋军队入川;继后再于1919年秋入川担任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竭力调解四川督军熊克武与四川省长杨庶堪之间的矛盾。但是熊、杨水火难容，杨与吕超等人结合，熊克武被迫出走，张群亦难以自安，离川至沪。后来去北京，得到在北京政府任总长的黄郛照拂，先后担任总统府总务处长、交通部司长等职。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联合胡景翼、孙岳共同建立国民军。胡景翼是张群在日本留学时的旧友，政变后任国民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张群应胡邀约赴豫，出任河南省警务处长兼警备司令，又任省会警察厅长。1926年春，国民二军被吴佩孚直军击败，撤出河南，张群由开封返回上海。

是时，广州国民政府正筹谋北伐，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张群遂由沪南下，归附蒋介石。北伐的目的是要剿除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的近百万大军，而国民革命军自身只有近十万兵力，乃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为争取孙传芳暂时中立，以便集中兵力攻打吴佩孚，张群被蒋介石派去游说孙传芳。他到南京后，以留日同窗之谊，先与浙军师长周凤岐、陈仪秘密联络，又得到江苏省长陈陶遗等的帮助，与孙传芳晤谈。孙传芳在张群的游说下同意“局外中立”，并对苏、浙、闽、赣、皖五省通电“各自保境安民”[2]。但是当北伐军攻占湖南进军湖北之时，孙传芳声称“为保持五省安宁起见，爰派兵入赣增防”[3]，调集十万兵力进入江西觊觎湘、粤，准备分兵五路与国民革命军作战。张群赶快离开南京回到南昌，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接着他持蒋介石的密信北上，邀黄郛南来。1927年1月，蒋、张、黄三“兄弟”在南昌秘密商议如何与各方面协调关系，以便掌握江浙。他们商定：一、“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并要适时地向国民明示这种政策;二、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谅解”，特别是“不应该放弃日本这条路”，还要注意轻重缓急的处置;三、力争早日光复宁、沪，联络绅商，谋求东南底定;四、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4]。嗣后，张群随同黄郛潜往上海，与江浙财阀及帮会首领密切联络，为迎蒋入沪做准备。接着他又衔命北上访问冯玉祥、阎锡山，笼络他们共同拥护蒋介石。张群四处奔走，花费甚多，曾对其友人云：“我一万多元都快赔光了。”[5]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另立中央，张群担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参与蒋介石的一系列决策。蒋介石迫于内外交困之势，于8月13日下野回乡。张群也辞去任职，陪同蒋介石住于奉化溪口。接着以“翻译”的身份陪同蒋介石去日本遍访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先后与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举行秘密会谈，还于11月5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其青山官邸进行了一次重要会晤。田中向蒋介石和张群露骨地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反对蒋介石继续北伐的意向，劝蒋“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对张作霖则以“放任自流为上策”[6]，妄图控制奉张、霸占东北之心昭然若揭。蒋介石深感今后与日本取得密切联系至关重要，于11月8日回国后派张群继续留在日本，代表他与田中及日本朝野保持联络。张群口若悬河，四处游说，但是丝毫不能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和狂妄野心。

1928年初，张群自日本归国。此时蒋介石已重掌大权，担任中政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张群被任命为中政会委员兼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参与中枢决策。是年4月，蒋介石再举北伐，日本蓄意阻挠，酿成济南“五三”惨案。蒋介石下令大军绕道北进，同时派张群去日本东京访问田中，请他理解和支持蒋介石的北伐，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济南事件。但是田中的既定政策是“坚决将中国东北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7]，不肯答允蒋介石进占东北，张群交涉无效，悻悻而归。

张作霖在北伐军进击下，于6月3日退出北京返回东北，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皇姑屯炸死。接着日本又施展种种诡计阻挠张学良归附南京。为促使张学良早日改旗“易帜”，张群奉蒋介石之命，与吴铁城一道去东北游说，反复劝说张学良和东北军政要员“易帜”附南，实现全国统一。是年9月，张群还专程赴日，希望田中和日本政府支持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并在东北问题上给予友好合作。由于张群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出使东北和日本达成使命，赢得蒋介石的更大信赖和重用。1928年11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1929年3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旋又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其时国民党一些党政要员逐渐形成新“政学系”，视张群为首领。但张群深谙蒋介石专断骄矜之脾性，最忌属下三心二意私立派系，故力主新“政学系”不搞组织，不收党徒，不立纲领和原则，而要“各显神通，向蒋攀援”[8]，所言所事皆要揣摩蒋之意愿与好恶，处处唯蒋之马首是瞻，因而深得蒋之赞许和青睐。张群为蒋介石拉拢青年党、民社党等其他党派首领及地方军政头目不遗余力;在中原大战时又受命去东北游说张学良出兵入关拥蒋，获得成功。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张群秉承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旨意，在上海竭力消弭民众反日活动，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愤怒谴责。这时蒋介石被迫下野，张群即乘势辞职，以示与蒋再次同进退。不久蒋介石复出，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全力“围剿”工农红军，张群被蒋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策划军事“围剿”中的政治攻防。不久，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又觊觎华北，张群被派去北平，担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北平市整理指导文化委员会副委员长，名义上是协助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策划北方军政大计，实际上是代表蒋介石主持对日交涉，贯彻实施蒋的妥协退让政策。

1933年7月，张群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此时湖北境内的红军力量强大，蒋介石虽然已于一年前亲自坐镇武汉调集重兵“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和洪湖根据地，但红军根植于工农大众之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张群主政湖北的重要使命是加强政权建设，推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编练民团，修筑工事，搜查缉捕，继续“清剿”，以保证蒋介石向江西红军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可免后顾之忧。是年夏，长江洪水暴发，湖北许多地方受灾，张群忙于赈济灾民，整顿税收，平衡收支预算。

时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我国华北的侵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不得不调整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日本的扩大侵略明确表示：“苟有碍于国家之自由平等者，亦决不稍有迁就”;“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9]。会后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接替汪精卫兼任行政院长，张群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他在蒋介石的亲自主持下，在南京与日方直接开展外交谈判，以求全盘调整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12月20日，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见时，他表示：“在进行商讨解决中日双方问题时，日方在华北一切行动务须停止。”[10]对于日方企图压服宋哲元“就地解决华北问题”，张群坚持“两国必须依正常办法，径由外交途径进行交涉”[11]。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声称中国政府对于“广田三原则”[12]已“表示了赞成的意思，到了最近更进一步提议根据以上三原则举行日华亲善提携的谈判”[13]。张群立即命外交部发言人于次日严正声明：“广田外相演说谓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14]3月，张群与日使有田八郎举行四次会谈，仍然拒不承认“广田三原则”，同时指出调整中日关系的最正当办法，应自东北问题谈起，第一步至少限度也须先行设法消除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

是年8月，成都民众反对日本擅自在成都设立领事馆，与日人发生冲突，殴毙日人两名。9月，在广东北海(今属广西)又发生一日侨被杀事件。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借此要求谈判调整两国关系，向张群提出中国首先要“改善空气”，取缔“排日”。张群委婉其辞，同时答称，中国之“一般空气”，都是因为日本“自‘九一八’以来，一切行动均系侵略，不知野心有无止境，对于贵国之态度咸抱有绝大之疑虑与不安。这实为进行(两国关系)调整之最大障碍”[15]。对于日方在9月23日会谈中提出的七条要求，张群予以拒绝，同时提出了五条对案：废止淞沪和塘沽两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缉私，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解散察东及绥北匪军[16]。张群虽然竭力周旋，避免谈判破裂，但是日方顽固坚持帝国主义立场，致使谈判陷入僵局。川樾茂承认：“中国态度强硬出于意外，对华北特殊化地位与中日合作防共，坚持不同意。”[17]日方眼看无隙可乘，在2月3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川樾突然向张群朗读一份事先拟就的“中日会谈备忘录”，要求承认。张群当即指出：“贵大使刻所朗读之文件，其内容与历次会谈情形显有不符之处，不特有为我方向未谈及之记载，且对我方重要意见遗漏甚多，其中更有贵大使从未提及之事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此种文件。”张群还对川樾说，“双方须顾到彼此立场，如塘沽、上海两协定之取消、冀东伪组织之取消、华北非法飞行之终止、察绥伪匪军之消灭以及走私之停止等等问题，系我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18]川樾无言以对，把备忘录丢下即自行离去，张群命人予以退回。中日外交谈判就此中断。

张群在中日谈判中能够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忠实行事，坚持强硬立场，不仅博得了蒋介石的赞许，在国民党政坛上一时也倍增声誉。1937年2月，他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幕僚和高级智囊。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群出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直接佐理蒋介石处置抗御日本的军政事务。1938年1月，国民政府改组，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1939年1月，张群又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此时，蒋介石拟以张群为四川省主席，以加强对战略大后方的统治，但遭到四川地方实力人物的抵制，蒋不得不亲自出任四川省代主席，而委张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实际主持川政。直至1940年11月，张群才得以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他大力整治四川的户籍、地籍，建立和健全乡镇政权和保甲制度，组训民众，调集人力物力粮食财富支持抗战。据统计，这期间四川共征集壮丁四百八十余万、民工一百五十余万，发动川民献粮二百三十四万四千余石，献金一亿七千万元。他还在川境主持修筑三千四百七十八公里公路，以便利战时运输。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19]，张群与王世杰等人代表国民政府方面，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延续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张群按照蒋介石拟定的“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一切“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20]的原则，在谈判中坚持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21]。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谈判期间对解放区的进攻遭到失败，而全国人民和国内外进步舆论密切注视和强烈要求谈判达成协议，双方经过反复谈判，终于10月10日在《会谈纪要》上签字，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接着张群又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商谈国共双方停止武装冲突的办法，调处双方的武装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1946年1月10日，张群和周恩来共同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同日，张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本着蒋介石通过政协会议剥夺和消灭中共的军队和政权的旨意，同其他国民党代表在会上声言应先实施军队“国家化”然后再实行“政治民主化”。张群还说现在国共双方虽然签订了停战协定，但要真正停止军事冲突，只有等到“中共部队的整编实施以后”，把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

1947年4月，蒋介石标榜准备“行宪”，改组国民政府，张群受命组阁。张群以“社会贤达”王云五为行政院副院长，以附庸于国民党的青年党、民社党首领以及“无党派人士”为政务委员和一些部的部长，而事实上国民党员仍占压倒多数，一切还都是唯蒋介石之命是从。张群出任行政院长一年间，正值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动乱时期，他虽然提出了“经济自助十项原则”，想要控制物价，稳定币值，清理税则，鼓励生产;但是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愈演愈烈而使其无能为力，只能疲于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此起彼伏的罢工罢课、反内战反迫害等运动。1948年5月，蒋介石当了总统后的第一届“行宪”内阁改由翁文灏组建，张群被蒋介石聘为总统府资政，不久又担任中政会秘书长这一要职。

蒋介石在内战中全面溃败，尤其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濒临绝境，不得不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但是在下野前除派陈诚去台湾主政外，还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经营以川、康、云、贵四省这个“大后方”。张群以“团结”、“自卫”、“自治”为施政要旨，四处安抚地方实力人物，竭力稳住西南局势。而人民解放军4月20日渡江后，一路摧枯拉朽，国民党政府先从南京迁往广州，又于10月12日迁至重庆。蒋介石先于8月24日飞抵重庆，与张群商讨“确保大西南”的方案，以后又在重庆、成都帮助张群部署防御，但是无法阻挡进军大西南的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贵阳、重庆先后解放。张群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想再在云南作最后挣扎，一再要卢汉率云南省政府和绥靖公署等机关迁往滇西，把昆明腾给从成都迁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遭到卢汉的拒绝。这时，蒋介石闻悉卢汉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密谋起义，派张群于12月9日去昆明劝阻卢汉。张群飞抵昆明即被扣押，但他不肯一同起义，写信给卢汉表示今后不再过问政治，让他去香港寓居。他还向云南省政府代主席杨文清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了，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22]张于11日获释，立即经香港飞往台湾。

张群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岁月里，继续得到重用，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总统府”秘书长兼“国防会议”秘书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他为建立和维护蒋介石与日本的关系奔走甚力，1952年衔命访日，洽商日台合作，相互“恢复使馆”。1957年以“总统特使”身份访日，促进双方经济合作。1963年5月，又去日本，劝日本“采取坚决的反共政策”[23]。次年8月，再去日本鼓吹“共同反共”[24]，要日本对中共实行贸易限制。

1990年12月4日，张群因心肾功能衰竭在台湾去世。

注释

[1]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见《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页。

[2]《国闻周报·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记》第3卷第31期。

[3]《东方杂志》第23卷第19期,第141页。

[4]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253、260、354页。沈亦云是黄郛的夫人,当时随黄郛在南昌,深知黄郛活动情形。

[5]冯若飞:《我所知道的张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99页。

[6]《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1927年11月5日),《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220—222页。

[7]日本内阁《对华政策纲领》(1927年7月),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34页。

[8]冯若飞:《我所知道的张群》,《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202页。

[9]《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35年11月23日),荣孟源等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02页。

[10]《部长会晤有吉大使谈话记录》(1935年12月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20—21页。

[11]《外交部发言人关于广田外相演说中三点之说明》(1936年1月2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续编(三),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46页。

[12]“广田三原则”由日本外务省与陆军省、海军省经三次合议于1935年8月制定,基本内容是:“一、中国应先彻底取缔排日,并应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二、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作事实上的默认,反满政策自应抛弃,华北与满洲接壤的地区应实行经济、文化融通与提携”;“三、来自外蒙的赤化是日满支三国的共同威胁,中国应依日本排除威胁的希望,在与外蒙接壤地带作各种合作措施。”

[13]《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日本原书房1969年版,第329页。

[14]《外交部发言人关于广田外相演说中三点之说明》(1936年1月2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续编(三),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46页。

[15]《张部长会晤川樾大使谈话记录》(1936年9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24页。

[16]《〈廿五年中日南京交涉案〉节略》(1936年9月15日至11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23页;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任外交部长的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5页。

[17]《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日本原书房1969年版,第348—350页。

[18]《部长会晤川樾大使谈话记录》(1936年12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34页。

[19]《张岳军先生论“敌友之辨”》,见《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7页。

[20]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8、29日),《蒋总统秘录》第14册,台湾“中央日报社”1978年刊印,第18、19页。

[21]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195页。

[22]卢汉:《对〈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一文的补充》(1961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4—145页。

[23]《张岳军先生访日归后述感》(1963年5月),见《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3页。

[24]《张岳军先生访日归后述感》(1963年5月),见《张岳公闲话往事》,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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