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张学良生平故事简介,张学良历史评价,张学良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4-17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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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少年时代　婚姻家庭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1901年6月3日出生在逃难中的大马车上，养育在辽宁省台安县鄂家村詹家窝铺屯(现称张家窝铺屯)其表哥赵明德家。乳名双喜，爱称小六子，化名李毅、李宜、笔名曾显华。其父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辽宁海城人，北洋军阀奉系首领，1926年任陆海空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因他始终不愿彻底充当日本侵略中国的驯服工具，1928年6月4日在返回东北的专列上，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是年五十四岁。张家祖籍河北大城，本姓李，高祖时代，张家与李家结亲，因张家无子，领养李家之子为嗣，遂改姓张。到张学良时已是第六代了。张学良有一姐七弟五妹。姐者：冠英，字首芳;弟者：学铭、学曾、学思、学森、学俊、学英、学铨;妹者：怀英、怀青(亦名怀卿)、怀朣、怀曦、怀敏。

幼时的张学良，家境贫寒。生母赵春桂性格刚强而又善良，因操劳过度于1911年病故，后由继母卢氏抚养学良姐弟。是年，学良姐弟随继母卢氏来到奉天(今沈阳);其父先后礼聘杨景镇、白永贞、宋文林等名儒到家馆为子女任教，从而奠定了张学良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张学良特别崇拜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丁汝昌等。1915年，学良拜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为师学习英文，同时又跟东三省军事测量局局长陈英学习法文和数理化知识，接触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成为性格开放爱好时尚的青年。他会骑摩托、开汽车、驾飞机、打网球、善跳舞、能书画、会演戏。1916年，经周大文介绍，张学良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经常由阎宝航陪同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各种活动，曾任基督教青年会会董、总干事，并结识外国朋友普莱德等。同年，张学良奉父命和于凤至结婚，育有一女三男;与赵一荻结合后育有一男[1]。张学良的童年是在辽西新民地区度过的，从小就目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的横行霸道和任意残害中国人的情形;加之官场腐败，国势垂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深深的烙印，稍长曾有国家弄到如此地步、作为一个中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的想法。1916年11月，张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听了南开校长张伯苓《中国之希望有我》的演讲， “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奋图强，努力救中国”，深受感动，难以忘怀。从此，他立志凭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中国，积极参加爱国储蓄、推销国货;河北水灾时，基督教青年会带头义卖，他逢人劝购，以青年爱国的形象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二、从军习武　戎马倥偬

张学良本想学医，治病救人，其父却给他选择了职业军人的道路，以便他日子继父业。1919年3月，张学良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曾与严格教学的郭松龄教官结成师友之谊。次年张学良毕业后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张学良推荐郭松龄为该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协助整训所部。1920年4月张学良被授予陆军炮兵上校军衔，11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25年4月，晋升为陆军中将，成为东北军的“少帅”。

1921年秋，张学良在日本顾问本庄繁的陪同下，与张作相等到日本参观秋操后，深感东北有整军经武的必要。归国后，他建议改革军制，整顿军纪、严格训练，均被张作霖采纳，并被任命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在短短的两、三年中，使东北军陆海空军实力大增，在军阀混战中，大有左右全局之势。

在执政东北之前，张学良追随其父先后参加过吉林剿匪、两次直奉战争、讨伐郭松龄之战、率部与北伐军对抗等。他在持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中，目睹同胞互相残杀，国家元气大伤，民生凋敝、满目疮痍，认识到不团结难以抗日，不统一不能富强，产生“息争御侮”思想。1925年6月，他对记者说：“国人一向痛诟军阀黩武，学良亦军阀一，且自承认为坏军阀，然私意实酷爱和平。去岁奉直之战，实不得已，至今念及尸横遍野，犹有余痛。”1927年1月12日，张对英国驻华公使兰浦生谈话：“中国南北之争，不过因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同年4月3日，张答记者：“对大局主张，固另有主宰者，但无论如何，决不能以一党一派之利害而危及国家。”他建议其父退守关外，保境安民，建设东北。为此，他甚至跪着劝说乃父，直到1928年5月，张作霖才接受他的建议，下令撤军，退守关外。三、东北易帜　全面建设

1928年6月4日，张学良得知其父遇难的信息后，化装成普通一兵，混在战士中，乘闷罐车潜回沈阳。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利益，他立即下令停止内战，撤兵关外。为稳定东北政局，顺利完成权力交接，按既定方针，密不发丧，迷惑日本人，使之暂时不敢轻举妄动。直到一切交接工作就绪，于6月19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举办隆重的丧仪。7月2日，东三省议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7月3日就任本兼各职。7月底，东北海军司令部成立，张任总司令。8月16日，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哈尔滨工业大学理事会主席。11月30日，就任东北航空司令。12月29日，他排除来自内外的种种压力，在分区逐步易帜的基础上，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首次助蒋完成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翌年1月10日，他处决了鼓动张作霖打内战、反对易帜、威胁东北政权稳定的杨宇霆和常荫槐，巩固了他的政权。是年，张受蒋介石唆使，挑起中东路事件，与苏联开战，损兵折将，被迫停战议和与对方签署《伯力协定》。其后继续集中力量进行东北新建设，创造了当时全国十个第一：即东北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在全国军队中首屈一指;肇新窑业公司为中国第一家机器陶瓷制造工业;辽宁迫炮击厂制造了中国第一台“民生牌”载重汽车;东北农业公司和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开创中国军民使用农业机械(拖拉机等)之先河;东北自建自营铁路里程具全国各省之冠;张学良驾驶飞机从沈阳到营口送邮件，开中国民航事业之始;东北无线电总台首开中国与欧美各国通讯联络;张学良兴办东北现代教育的私人捐款数量居全国第一;张学良资助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为中国体育代表队首次参加奥运会;奉天体育场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等。总之，张学良掌权之后，为中国东北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明显的成绩。四、率军入关　调停大战

爆发于1930年的中原大战，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为实现其“统一”而引发的新军阀争权夺利的争斗。作战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学良站在自己一方，以求全胜。张对此先是保持中立，静观待变。是年3月1日，他发出“劝告蒋介石、阎锡山和平息争通电”，内称：“所冀举国同胞，洞察危局，注视线于国外，立泯内争，本诚意以相维，共图匡济。尤望介、百二公，融袍泽之意见，凛兵战之凶危，一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9月1 8日，张发出和平通电，率军入关。阎、冯集团土崩瓦解。这是张学良继东北易帜后，又一次助蒋“统一”，巩固了南京政权。他因此于是年10月9日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统辖北方八省二市，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

张助蒋有功，蒋宠张有加。蒋曾致函予张：“得友如兄，死无憾矣!”感激之情，可见一斑。是年11月7日，张应邀赴南京列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受到隆重的礼遇。是月24日，任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次年，南京召集国民会议，张亦亲临表示拥护统一始终一致之诚，南京欢迎之盛亦如之。从此，蒋、张结盟，亲如兄弟。张对蒋亦步亦趋，开始卷入新的内战漩涡。五、辞职下野　出洋考察

1931年5月28日，张因在南京贪吃鲜樱桃患重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调养。9月18日夜，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他因判断失误而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痛失东三省，成为受国人责难的“不抵抗将军”，11月16日被免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翌年2月29日，章太炎抵北平劝说张学良武装抗日，张有口难言，不作争辩。11月20日，张又被免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改任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12月27日，张学良电告南京国民政府，日本长驱直入，锦州危急。

1933年1月20日，张任华北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率军长城抗战，因未得到蒋介石的实际支持而失败。3月4日，承德失守，他又难辞其咎，举国责难直逼张、蒋二人。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3月9日电召张学良在保定车站会晤，蒋以目前形势如同三人同坐一只小船，面临风浪，必须先下去一人，才可免遭灭顶。张学良说，当然我下。3月11日，张发表辞职通电，下野出洋考察。他在上海以非凡的毅力，在弥勒医生指导下戒除了多年的毒瘾。4月11日，携眷属等乘意大利邮轮启程出国。历时八月，相继考察了意大利、英国、德国、芬兰、瑞典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深感执政者国家意识之淡薄，欧洲各国备战之积极，预感世界大战之不可避免;认为美、苏、英自顾不暇，无力助我，需要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发动战争之前抗日。期间，张学良曾想访问苏联，被拒绝。六、力挽狂澜　发动兵谏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旅欧归来。3月1日在武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职，代行总司令职权。张在武汉时期，曾讲过：“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又说“不铲除滋生共产党的乱源——帝国主义与土豪劣绅，‘剿共’势难进行下去。”他主张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原则，学习伟大的孙中山，对于共产党“也应当能容”。并提出“今日之中国亦需要一领袖，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莫属。”“说实在的，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民族地位提高，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并存。” “凡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中国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爱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惟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一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可见此时他已开始孕育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

1935年10月2日，张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自兼总司令)职务。11月1日，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于西安。在10月1日至11月21日的五十多天内，东北军经过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剿共”战役，竟然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师长何立中受重伤不久死去。团长高福源被俘。师长牛元峰兵败自杀，数千官兵被俘，震惊了整个东北军，给张学良以深刻影响。最令张愤感不平的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损失不但不给予补充，反而下令取消被歼灭部队的一一○师的番号;他为阵亡师长请求十万元的抚恤金，也遭蒋的拒绝。在实践中他进一步识破了蒋介石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削弱东北军的一箭双雕之计。促使他不得不寻求脱离“剿共”战争，走联共抗日的新路。

是年10到12月间，张在西安、上海秘密会见东北爱国人士李杜、杜重远、高崇民等，共商开创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西北大联合的新局面，以推动蒋介石形成全国抗日大联合的新局面。李、杜受张之托，介绍刘鼎(中共地下党员)到西安见张，并被留在身边工作;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遵照张的电令，介绍宋黎(中共地下党员)、李政风等先后到西安见张学良，宋被以秘书名义留在身边工作;张还电令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陕北前线设法和红军取得联系。1935年秋，由张学良的幕僚高崇民等人沟通了张、杨关系，消除了隔阂与误解。并于翌年3月经过张学良、杨虎城、高崇民三人于洛川密商，确定了退出内战、联合抗日的方针。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争取把东北军改造成为“抗日的革命军队”。翌年1月，派回被俘的高福源团长做王以哲、张学良和红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自1月2 1日至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与李克农、张学良与周恩来先后在洛川和延安(即“肤施”)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的一些重大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达成了“停止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的协议。张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张也建议中共放弃抗日必反蒋的政治口号。是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明确建议：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毛泽东作结论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在此前后，张在物资、财政上给极度经济困难的红军以援助，为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师提供了方便;东北军和红军合作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使之成为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最后一战;尤其是对红军在西北安下大本营做出了特殊贡献。

蒋介石于1935年11月起，也在打通与中国共产党秘密谈判的渠道。1936年11月周恩来派潘汉年在上海与陈立夫进行了三次谈判，蒋妄图收编红军。这与张学良和中共的谈判有本质上的差别。正如1936年，毛泽东在致王以哲的信中所称：“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

1936年4月，张学良创办《西京民报》;6月，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6月22日，张学良发表《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之演说;是年秋，又发表《抗日理论与实践》等文;7月，成立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亲任领导;10月，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从思想、组织、政治和军事上做了大量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

1936年7月，张学良开始向蒋介石“诤谏”、“上书”，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毫无结果;8月萌生用“苦迭打”方式逼蒋停止内战，但不放弃“哭谏”;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饬张“剿共”，张表示反对。11月爆发绥远抗战，是月27日，张向蒋介石请缨抗战，称：“今绥东事(指绥远抗战)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遭蒋拒绝。11月23日，蒋下令逮捕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12月2日，张自驾飞机到洛阳向蒋“哭谏”，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并允许东北军出兵援绥，均遭拒绝;张学良指斥蒋介石为袁世凯、张宗昌。12月4日，蒋再次进驻西安，调动数十万大军逼近西北，带领军政大员到西安，准备对陕北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张若不从，就将其调离。12月9日，西安青年学生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大会，向临潼蒋之驻地进发，蒋介石下令“格杀勿论”。张学良赶上游行队伍劝阻无效;在群情激奋中，张学良表示：“一星期内，我用事实答复你们!”并将学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出兵援绥的要求转告蒋介石，再遭严词拒绝。12月10日，张和蒋在“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政治主张上的分歧，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张带白凤翔、刘桂五到临潼谒蒋请训，以认清路线和察看地形及蒋的住室，为兵谏做准备。

12月12日，张、杨毅然发动兵谏[2]，扣留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表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4日，张、杨撤销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式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委员。张向同胞们诉说：“我们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同时，电邀中国共产党速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在电告共产国际的同时，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荚、秦邦宪等十七人于17日抵达西安。

蒋的顾问端纳及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也分别于14、20、22日先后飞至西安。由于他(她)们的反复劝说、中共代表的有力调解，张、杨的赤胆忠心和蒋介石固有的民族性，最终使蒋不得不口头答应六项条件，但不签字，以领袖“人格”作保证。

12月25日，为恢复蒋的威信、打压南京亲日派的嚣张气焰和目睹蒋介石兑现在西安答应的条件，张学良送蒋返京，负荆请罪。对此，毛泽东曾有评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这既肯定了张送蒋返京的意义，又肯定了蒋介石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起的一定作用。七、幽居岁月　辗转迁徙

蒋介石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尽管张学良到达南京当天(12月26日)，就在宋子文的示意下给蒋介石写了请罪书，但蒋仍指示李烈钧等人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张在12月31日的审判庭上，理直气壮，侃侃而谈：“……这回事由我一人负责，……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委员长……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如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做抗日一切准备及行动。……我写给委员长的信(指请罪书)，不知道他要发表，否则我不写。”审判结果：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特赦后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一管就是五十四个春秋。可谓“爱国获罪，千古奇冤”。

1937年元旦，张学良发表《告东北将士书》，勉励东北军精诚团结，加紧训练，待命杀敌，收复东北。并在日记中写道：“读《旧约·创世纪》一篇。余身体不甚自由，但精神十分自由，并甚畅快，知人静思真得也。”

“呀!二十六年的元旦了!不只失地未复，而国权日丧，就是我今日之处境，百感交集。但我是中国人，我是个丈夫，悲愤是无用的，只有不顾一切，冲出一条血路，打倒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然后国事有复兴机会。昨夜梦中过新年，同乡二人来访，述及亡国衰(丧)家之苦，大家相对泣。恐非东北人不知此中滋味。因梦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将我叫醒，我心中十分惨然。”

“七七”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国土接连丧失，被幽禁的张学良随之辗转迁徙，先后由南京孔祥熙公馆移居浙江奉化雪窦寺、安徽黄山温泉、江西萍乡、湖南郴州苏仙岭、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阳明洞、贵阳黔灵山麒麟洞、贵州开阳刘育乡、桐梓天门洞。幽居期间，张学良曾三次上书，要求参加抗战，均被蒋介石拒绝，铸成张的终生遗憾。

1946年10月15日，将张由桐梓迁抵达重庆，住郊区松林坡(原为戴笠所建之公馆)。11月2日，被骗至台湾井上温泉。次年3月，张治中夫妇到台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时，他托张治中向蒋介石提两点要求：(一)恢复自由;(二)希望刘乙光(指“监护”张学良的特务头目)搬出本该由他居住的房子。张治中此次探望，引起蒋介石不快，蒋介石手谕：“以后非经我批准，任何人不得见张学良。”

1956年，受宋美龄的启发，张学良在蒋介石的英文老师董显光、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引领下，皈依基督教，1966年7月，他参加美国一家神学院的函授，学习圣经。从此不再研究明史，也不再写文章。以养兰、打牌、听戏、研读圣经，教堂祈祷等为营生，度过漫长的幽居岁月。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宋美龄提出要张学良在台北市郊自己盖房，蒋经国表示赞成，并亲自在台北市北投复兴岗给张学良选择地皮。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次日，张群告诉张学良，4月8日张学良与赵一荻前去吊唁，并送上自己题写的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1978年，蒋经国被选为台湾“总统”，张学良第一个打电话对他表示祝贺。1979年10月5日，张学良应邀到蒋经国官邸参加蒋经国夫妇举行的中秋节茶话会。1988年1月14日，张学良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怀远堂吊唁蒋经国，并向这位老朋友深鞠躬。八、移居美国　安享晚年

1990年5月30日，邓颖超致电张学良，祝贺他九十华诞。电称：“……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我和同辈朋友们遥祝先生善之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故人之思耳!”

6月1日，台北由张群等多人发起，诸政要及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为张学良公开举办规模宏大的庆贺九十华诞活动。6月6日，东北大学校友会、张学良研究会等组织发起，在沈阳庆贺张学良九十华诞到会祝贺者近两千人。

1991年3月，张学良夫妇首次获准赴美探亲访友。5月29日至6月4日，中共专使吕正操将军赴美为张学良将军庆贺九十一岁华诞，在纽约三次密晤张学良，并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对张的问候和转递了邓颖超给张学良亲笔信。邓颖超的信为：“……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兹特介绍本党专使□□□(即吕正操——引者注)同志趋前拜候，面陈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为安排。”

6月2日张学良复函邓颖超。函称：“……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中枢诸公对良之盛意，敬请代向(中枢诸公)致敬。”1992年7月12日，邓颖超在北京逝世。张学良委托五弟学森的女儿张闾蘅向设在中南海西华厅的邓颖超灵堂敬献花篮。

1993年底张学良夫妇前往美国其后移居檀香山夏威夷，安度晚年。

2000年5月27日吕正操致函庆贺张学良百岁华诞。6月1日，中国驻洛杉矶副领事许士国和夏威夷中华总商会执行副会长林文中夫妇专程到张学良将军寓所拜望，江泽民主席的贺电由许士国先生代陈。电称：“……先生当年之殊勋早已彪炳史册，为海内外华夏子孙所景仰铭记。先生之爱国精神，更加发扬光大。遥祝先生善之珍重，颐养天年……”林文中先生代江泽民向张学良送祝寿花篮。

6月2日，张学良的故乡辽宁海城为张将军举办由数万人参加的祝寿大会。抗日名将吕正操专程前往祝贺。当地党、政、军有关领导均出席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向张将军送贺寿大花篮及贺函;李瑞环在信中写道：“中华英杰赤子情，巨龙腾飞盼统一，我衷心祝愿汉公和夫人赵一荻女士健康长寿，喜乐吉祥。欢迎在方便的时候回祖国大陆探亲、观光。”

2001年9月28日张学良因感染肺炎住进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10月14日晚8时50分(夏威夷时间)病逝。10月23日张学良的公祭活动在夏威夷博思威克殡仪馆举行，约五百人前往吊唁。海峡两岸及全球华人对张学良将军的逝世同声吊唁。

注释

[1]张学良十六岁时奉父命和于凤至结婚,生育一女三男。与赵一荻相爱后生有一男。为使子女不忘乡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深知家乡辽西医巫闾山为东北三大名山之首,依据周时典籍《尔雅·释地》载“东方之美者有医巫闾山之珣玗琪焉”,给子女起名闾瑛、闾珣、闾玗、闾琪(于凤至生)、闾琳(赵一荻生),并让他(她)们学习国画。

张学良被幽禁后,于凤至和赵一荻曾轮流陪“狱”。1940年于赴美就医,赵在香港卖掉豪华别墅,将年仅十岁的幼子托付给一位美国朋友,只身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陪张。张和于凤至(1990年1月30日病故于美国纽约)离婚后,1964年与患难与共的赵一荻正式结婚,1995年他们定居夏威夷。2000年6月22日,赵一荻病故,安葬在坐落于夏威夷神殿谷陵园预先造好的墓穴中。

[2]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洋考察”。1937年10月29日,他不顾个人安危,拒绝他的“同案犯”张学良及其亲友的劝阻,毅然回国,准备参加抗战。但他一踏上国土,就被国民党军统跟踪,终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6日,杨虎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戴公祠,血溅渝州,震惊中华。11月30日重庆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派人调查,12月1日,觅得遗体,16日,中共中央给杨虎城家属发去唁电。1950年1月16日,杨虎城的灵柩由重庆运抵武汉。2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举行公祭。26日,杨虎城的灵柩由武汉北运西安。2月7日,安葬于西安南郊杜甫祠西侧。与杨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小儿子拯中、女儿拯贵等(夫人谢葆真,此前因受特务折磨,已病故狱中)。

参考文献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出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6年出版。
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6版。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上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张友坤:《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周毅、张友坤等:《张学良文集》(上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1937年1月8日。
《晨报》,192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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