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 戴季陶的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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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 戴季陶的人物生平
戴季陶， 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1918年1月6日生于四川广汉。原籍浙江吴兴。
戴季陶六岁入塾读书。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倾向反满。1905年秋东渡日本，就读于师范学校。1907年秋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翌年发起成立中国留学生会， 自任会长。
1909年夏，戴自日本毕业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教习，评弹君宪，侃侃而触时忌。1910年春赴上海，主笔政于《中外日报》，后又任《天铎报》主编，以天仇笔名撰写社论，抨击清政府腐败无能，言辞激烈，遭官府通辑，1911年春逃亡日本。后转赴槟榔屿，加入同盟会，任当地革命党机关报《光华报》编辑，鼓吹革命。
辛亥武昌首义后，戴季陶回上海与周少衡创办《民权报》。1911年12月底，得以新闻记者身份第一次晋见孙中山，从此开始了跟随孙中山的政治生涯。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随同入京，参加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同年3月，戴曾在《民权报》上著文揭露袁世凯日趋专制。6月，又撰文指出： “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①。 9月，孙中山任全国铁路督办，戴任孙中山秘书。 1913年，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南京间进行反袁的军事联络活动。 “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参与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任《国民杂志》编辑。1915年3月，被委任为中华革命党浙江支部长。
1916年4月，戴季陶随孙中山返沪。翌年9月，任广州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外交部次长。 5月，与孙中山返回上海。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并显示了伟大的力量。戴季陶在革命潮流影响下， 与邵力子、沈定一等创办《星期评论》，为主编之一。这个刊物一方面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的情况，因而在当时颇有影响。另一方面，用不少篇幅讨论、宣传中国革命问题和劳动问题。他从十月革命后的世界革命和工人运动高潮，特别是从中国的“六·三”运动中吸取了教训，感到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抬头。为了反对军阀，取得资产阶级的胜利，想依靠工人力量，同时又非常敏感地觉得工人威胁着他们，主张“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流露出把工人运动引向“调和”道路的企图①。据此，他在《星期评论》中大肆宣扬所谓中国人传统思想是阶级平等、互助、仁爱;宣扬中国不同于西方，因而不能走俄国人的道路。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救济中国的根本办法;主张在劳工运动中实行改良主义。同年8月，又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共同创办《建国杂志》。他还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把日文版的考茨基所著《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译成中文，于同年11月起在《建国杂志》上陆续刊出。在他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虽然也搬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实际上是阶级调和论。1920年夏前后，他与陈独秀等人多有接触，并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活动。后来借口不能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而溜走②。在这期间，戴季陶和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一起，在上海合股成立“恒泰号”，充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从事证券等投机生意，为粤军回粤讨桂筹措款项①，但更多的是把投机所得挥霍掉。到1921年，信用出现危机，戴退出交易所。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为谋恢复广东，1922年10月底命戴季陶入川，联络川军。行至宜昌途中，闻川军内战一触即发，联络工作无法下手，悲观失望，投江自杀，在枝江县之黄土坡为渔民救起，从此笃信佛教。11月抵成都，在川前后八个月，联络工作失败。
1923年12月上旬，他从四川回沪，时值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指定戴为临时中央委员，他电辞不就，并写信给廖仲恺： “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当正菜的”②。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廖仲恺劝说，戴季陶勉强出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同年5月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但他对国民党改组后广东的气氛非常不安。曾几次离粤返沪。直到同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路过上海时，他才随孙中山北上。到天津后，他又借故回到上海。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危，戴又去北京，赶上孙中山在病榻上签署遗嘱。时为1925年3月11日③。
随着孙中山的病逝，隐藏在国民党内的新右派开始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戴季陶也无所顾忌，他以继承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家”自封，来往于广东、上海之间， 大讲其“三民主义”。同时，鼓动黄埔学校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①1925年5月，国民党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戴季陶乘起草《接受总理遗嘱宣言》之机，以遵总理之名，提出“建立纯正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孙中山的遗教就是党的最高原则，任何人“不得有独创”。为他任意曲解孙中山的思想创造了条件。会后，戴季陶又窜到杭州，同原浙江省党部负责人沈定一勾结，由浙江省国民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取之态度之训令》，曲解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实现仁爱之要道”。“乃使吾人确知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不在于阶级之属性，而在于认识与觉悟”。因此，在实行国民革命时，就要“防止斗争之害，消灭阶级之别”。反映了他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的妥协、退让和敌视工农阶级革命运动的立场。接着，戴季陶又在上海薛坡赛慈安里设立“季陶办事处”，从事反共的“著述”。
1925年6、7月，戴季陶连续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歪曲、阉割和篡改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攻击中国共产党;从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提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反动理论，即戴季陶主义。其基本要点是： (一) 以唯心主义的“道统说”把三民主义曲解为渊源于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仁爱”学说，是两千年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①。(二)否认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②。主张以“诱发”地主、资本家的“仁爱的性能”，来解除被剥削者的痛苦。 (三)提出所谓团体的“排拒性与独占性”，认为实行联俄政策造成了“事事时时受人之节制”，是抛弃了“民族的独立性”③。采取联共政策，造成了国民党中不相容的“两个中心”，因此，国民党必须要排他，要独立。共产党员应退出国民党或放弃共产主义，去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④。他把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当作“癌症”，准备等待时机进行割除。
戴季陶主义的出笼，是在当时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成了右派分子的“理论旗帜”。因此，遭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严厉批判，也受到进步群众的谴责。仅广州、北京、武汉等地就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烧损数万册。戴季陶自己也承认受到“很大的攻击”。①
1925年11月，国民党内的老右派邹鲁、谢持、居正、张继等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分裂国民党，史称西山会议派。戴季陶原与国民党老右派本无密切关系，但他既要反共反人民，就希望与之勾结。于是同邵元冲、沈定一等也一同前往参加。在会议开场前夕，老右派中有人认为戴曾与中共发生过关系，把他绑架出去并痛殴一顿，威胁其不准与会。戴被迫返回上海。行前仍恋恋地留下书面声明，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意会议的决议。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分子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由于蒋介石等人的庇护，对戴季陶以“始终未与会”为由，仅在《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中，“促其反省，不可再误”，“禁止三年不得作文字”。②但仍选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蒋介石召往广州，负责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的改组工作，同年10月，任中山大学校长，通令学生停课复试和教员停职另任，以排斥校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
1926年底，戴季陶曾一度离开广州到江西，追随蒋介石。1927年2月，受蒋之派遣赴日本活动，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进行会谈，寻求日本对蒋的“谅解”和“合作”，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寻找靠山。3月底，戴从日本返沪，不久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戴以个人名义发表《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一文，为蒋政权“建立纪纲”呼号①。之后，在南京与陈果夫、丁惟汾等创办中央党务学校，蒋介石任校长，戴任教务主任。 6月复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在校期间，他多次发表讲演，向学生灌输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后汇集为《青年之路》出版。
1928年2月，戴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当选为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0月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并着手制订考试法。自1931年7月起，他多次主持制订考试法规，以选拔效忠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人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专事对日交涉。不久，提出一个报告，建议“以抱定国际联盟为主要方针”，力求对日妥协，旋即成为国民政府的国策②。1934年，他以考试院院长身份号召“尊孔读经”，以配合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戴季陶力主以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12月13日在孔祥熙举行的在京中央委员座谈会上，戴季陶说： “这件事(指西安事变)非采取主动、非用兵不可、否则很难挽救蒋介石的生命，因为张、杨的生命未掌握在我们的手中”。③自此以后，戴季陶虽身居高位，但由于身患多种疾病，实际上已无重大活动。
1947年6月仍任考试院院长。翌年3月，出席“行宪国大”。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年底，迁往广州。这时，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已处于崩溃前夜，戴对前途绝望，遂于1949年2月11日夜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死。
注释
① 《天仇文集》第115页,民权报发行部,1912年11月版。
① 戴季陶《访孙中山的谈话》1919年6月22日《星期评论》第3号。
② 包慧僧《党的“一大”前后》《百科知识》 1979年第2期。
① 何祖培《张静江事迹片断》 《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陆丹林《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同上第49辑。
② 何香凝《我的回忆》《人民日报》 1961、10、7。
③ 戴入川至孙中山逝世,详见蒋君章《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与著述》传记文学第39卷第1—3期。
④ 该会于1925年4月24日在黄埔军校内成立。
① 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
②③④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
①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重刊序言》 (人物传) (四)第128页。
② 《政治国报》第6、7期合刊第84页。
① 上海《时事新报》1927年5月29日。
② 《国民党四大对世界宣言》《对日寇侵略暴行之决议案》。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31、37页。
③ 康泽: 《西安事变后南京的情况片断》未刊稿,现存全国政协。转引自张魁堂、丁雍年《关于西安事变的几项疑义》《新华文摘》 1987年第3期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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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1891年1月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广汉。原籍浙江湖州，其先人入川经商，定居广汉。父戴小轩，出租土地，兼业中医。戴季陶六岁入塾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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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1891年—1949年)，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元老和理论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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