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 张端权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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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 张端权人物简介
·张端权
张端权,通信工程技术专家,长期从事市内电话、通信枢纽、无线电台、微波接力通信线路、同轴电缆通信线路、光缆通信线路等多门类通信工程的策划、设计、建设、管理工作,先后主管全国邮电通信工程建设及国家无线电管理工作,并在探索工程经济动态分析理论应用和促进通信规划及工程建设方面不断创新,为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张端权,1930年3月27日出生于广东省肇庆市,原籍广东省开平县。1948~1952年在广州市中山大学工学院 (今华南工学院) 电工系无线电专业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市中南区邮电管理局工作,同年调北京邮电部设计院 (早期为设计局),开始了他从事通信工程设计的生涯。195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任设计院无线设计处副处长,1970年调任交通部410工程 (远洋无线电台) 指挥部副指挥长,1973年调任邮电部北京设计所副所长,1983年调邮电部筹建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并任副总经理,1984年任邮电部基本建设局局长,1988年国务院任命为国家交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1981年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审定为无线通信专业高级工程师,1989年邮电部评定为主任高级工程师 (即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5年被评为中国通信学会会士。1994~1999年,受邮电部委派任中日合资天津日电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NEC公司) 董事长,主持程控交换机的批量生产。
自1981年起,张端权连任5届中国通信学会通信管理委员会 (原中国通信学会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1992~1996年任邮电部第三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他还被聘为邮电部管理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和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
从事和主持过多种通信专业工程设计的张端权,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干一样精一样,从有线到无线,从电缆到微波,从具体工程设计到通信网络规划,从设计技术指标分配到工程技术经济分析,不但都掌握得很精,还提出了很多有创意的新方法、新观点,如率先在通信工程中运用动态经济分析方法,并不遗余力地进行宣讲和推广; 在通信网络建设中,提出社会投入和社会产出的概念,以及全网效益与再分配收入的评价方法; 用概率分析比较的方法确定工程方案,用平均用户密度与电话局经济容量关系的数学模型解决市话网局所规划中繁重的工程计算; 用一个城市或地区的GDP (国内生产总值) 和当地的历史资料对电话业务进行预测等。实践证明这些创意很有价值,它不但解决了工程设计中的实际问题,还提高了设计效率和设计质量,得到了业内的一致赞许。
张端权调换过多种工作岗位,每次调换几乎都是工作难度较大或是新组建的单位,如筹建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筹建国家交通投资公司,任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天津日电公司董事长等。1989年,张端权调任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这是一个全新的岗位。在此之前,无线电通信手段在我国应用很少,其全国性管理机构设在军事部门。“少设严管” 这一原则持续了多年。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以及民用无线电通信日益广泛应用与飞速发展,空中电波环境越来越复杂,无线电管理开始转交到政府部门管理,以便同国际接轨。张端权调到此岗位后,认识到其重要性和艰巨性,积极筹建了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国家无线电频谱管理中心与频谱管理研究所三个技术部门,同时到各地调查研究,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主管部门研究健全省、地市级的无线电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初步理顺了关系,使省级无线电办公室的年度建设投资计划得以单列,并使地方政府对无线电技术设施以及管理机构的建设给予重视。此外,他还为之做了一系列奠基性工作。例如,组织编制《全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创办《中国无线电管理》 杂志,加强了全国管理工作的及时上下沟通; 积极进行国际交流,首先与美国、加拿大等举办无线电频谱规划与管理工作交流会,既派出去,也请进来,借鉴外国经验; 规范中国的无线电管理,狠抓法律法规、技术设施、频谱规划等基础性工作。全国的现代无线电管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上了一个台阶,张端权功不可没。
坚持工程技术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
张端权1952年参加重庆市内电话工程设计,初次接触工程经济领域,采用技术经济分析方法抉择分期建设电缆线路的 “最经济容量”,从此对工程经济产生了浓厚兴趣,迄今50余年始终坚持工程技术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先后提出经济满足年限、单位成本、影子成本等不少具有创意的概念。经济满足年限的运用能够更好地调控一个工程中多种通信设施的经济容量的比例关系,以及适应业务预测与实际发展可能存在的偏差。单位成本则把工程中多种通信设施折合为通信终端的单位成本,有助于总体方案的比选。影子成本是运用资金时间价值的概念,将工程中不同经济满足年限的设施所长期预留的容量折算成现值成本进行方案比选,达到更好地评估复杂的综合工程的经济效益的目的。在通信规划和通信系统工程中应用这些方法,均不同程度地减少和避免了决策失误,节省了工程投资,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投入资金的效益。
80年代,他率先在所主管的建设项目中引进和运用动态经济分析理论,相继发表了多篇论文,重点介绍资金时间价值、内部收益率等动态经济分析指标和方法。他还在南京邮电学院举办的全国培训班上讲课,在邮电管理干部学院任兼职教授并讲课。此外,他还经常与北京邮电学院的教授交流其中的创意和心得体会,在全国邮电基建会议上向与会干部进行宣讲,并在重大工程项目的审查会议上强调其应用。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这一理论的推广应用。1990年,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张端权被评为该会优秀工作者。
精心进行工程建设方案比选与决策
50年代初,邮电部对通信项目提出政治正确、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三大原则。张端权认为非常及时正确,并长期遵循不懈。在早年的具体工程设计中,在后期领导岗位上主管的建设项目中,以及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重大通信及电子建设项目担任评估专家组组长的工作中,他都本着这三大原则的基本精神,不断实践并有所发展。例如,他针对通信网络要有机地连续发展和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特点,在经济效益评估方面先后提出了全网效益、再分配收入等评价方法,并提出运用社会投入和社会产出的概念。概括起来,他力求所决策采用的建设方案做到 “在符合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一个时期内,以最小的社会投入取得最大的社会产出”。社会投入包括资金投入和社会资源的投入,那时通信电缆都是铜芯的,因而突出了要节约铜、铅和电力等短缺资源的投入。社会产出包括企业经营效益和通信对社会其他产业引发的效益,即社会效益。鉴于定量评估社会效益有难度,他提出全网效益的指标,即局部工程对全网产出的效益,这就比较容易进行定量分析,以辅助社会效益的评估。同理,运用再分配收入的方法,即用从总体经济收入中摊分出来的局部工程收入来具体分析局部工程的经济效益。
在工程技术方面,张端权主张对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要跟踪了解,但在具体工程中应采用成熟且经济实用的技术。80年代,他兼任邮电部日元贷款办公室主任,主持日本协力资金贷款和建设津、沪、穗三市程控电话交换机工程。经过对工程的技术经济分析,建议将原定计划引进日本最新研制的新型程控交换机改为引进日本国内那时实用的机型,理由是这些机型已成熟,尚有多种功能完全可供中国多年开发使用,还可以促使日方多家厂商投标竞争,压低价格。经赴日本考察时同日方主管部门据理力争,修改了合同,最终经过招投标,以同样的贷款总额,完成了两倍以上的建设规模。又如,他在主持中国第一条长途通信光缆工程(宁汉光缆工程) 和第一条长途数字微波通信工程 (京沪数字微波工程) 的设计中,由于坚持并运用了同样的理念对设备选型决策,取得了既经济实用又技术先进的效果。
80年代,张端权在任邮电部基本建设局局长期间,在对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方案的审定工作中,鉴于工程内部和外部的技术和经济条件存在不确定因素,尤其是通信业务预测存在的不确定因素,提出了运用概率的方法,强调在工程建设中宜选择其实现概率高且经济效益适中的方案,不宜选择经济效益虽然高但实现概率较小的方案。这一理念后来在经济效益分析中起到了常用的不确定性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方法的作用。
出色地完成通信工程建设任务
50年代,张端权出色地完成了十余项市内电话网工程的设计任务。1960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前夕,发现庐山新建通信工程的机线电路全部不通,这时距会期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邮电部派他和另一位技术人员前往帮助抢修。两人到庐山后会同施工和维护人员共同研究,细致测试,判定只是机线设施严重受潮。张端权负责修复内外通信电缆线路,提出分路由分段落地两端和多点遥测对比方法,结合线路现场环境分析,迅速准确地逐个找出故障地点,施工人员拼力抢修,很快将全部线路修通。之后,他又参加抢修局内交换机的故障,对线路板逐块进行检修,对整机功能进行全面测试,直至故障彻底排除。全部通信系统修复完好时距会期尚有半个月时间。会议期间张端权一人又被留在庐山协助维护工作,每天于深夜通信闲时,他总是和维护人员一起遥测全部用户回路的技术状况,以便提前检修。这就保证了庐山会议通信畅通。
60年代初期,正当短波战备无线电台建设任务繁重之时,完成了援建越南通信工程回国的张端权,被任命为邮电部设计院无线处副处长。有一次,上级要求完成一个紧急对外通信的建台任务,他带领设计人员经过现场勘察,建议将当地一闲置工厂厂房改造为电台机房,争取了时间,节省了投资,按期完成了任务,有关部门非常满意。此后又带领设计人员先后参加了另几个战备电台的设计和施工,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文化大革命” 期间,国家紧急兴建无线电报时台,张端权在周办 (周恩来办公室) 人员陪同下,带领设计人员赴陕西省查勘选址建台,他们不畏艰险,提前完成了勘察设计的任务。
70年代,邮电部任命张端权为专家组组长率中国专家赴越南援建河内无线电台设计任务回国后,接着参加广播电视部与邮电部联合组团援建阿尔巴尼亚电视台与微波通信线路工程专家组,任副组长。阿尔巴尼亚全境几乎都是山区,公路逶迤曲折,微波线路建设选址难度很大,如都建在附近山峰,可以少建站,但修路与供电困难,职工生活不便; 如建在山下或半山腰,则不少站间电波将会被高山阻隔,难以满足技术要求。经过翻山越岭反复勘察,在个别受阻站试验采用微波反射和折射天线,最终设计成一条在山谷、河流间绵延数百公里的微波线路方案,既满足了技术要求又便于维护,还节省了时间,阿尔巴尼亚方面深表满意。
80年代,邮电部京、汉、广 (北京—武汉—广州) 中同轴电缆工程施工到达汉、广段,1983年冬在湖南省境段,施工部门与地方有关部门发生分歧,加以出现历史上少有的雪雨时节,施工遇到困难。同时在湘、粤边界山区,由于建铁路要求电缆线路改线,眼见难以按时完成施工任务。那时张端权调任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邮电部命令他速到现场加强领导。经过多方努力,协调各方关系,同时抓住电缆配盘技术和分屯等关键环节,加快施工进度,并在湘、粤边界山区将电缆线路改线后采用爆破开沟施工措施,终于按时完成了施工任务。接着张端权被调任邮电部基本建设局局长,主管全国邮电工程建设,年年都能按期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建设任务。对于重点项目的建设,如京汉广中同轴电缆工程、津沪穗市内电话日元贷款工程、宁汉光缆工程、北京国际通信枢纽工程、北京东单市内电话局工程等,从选址、选线,到具体技术方案的确定以及经济比选、施工过程等,他无不巨细地过问。
广州市长途通信枢纽是京汉广中同轴电缆工程的南大门,枢纽楼的地址选在正在新建的广州火车站规划区。由于对外开放的需要,急需在该枢纽大量开通国际及国内长途通信电路,且对大楼造型和外装修的要求非常高,超出国家控制指标甚多,为以往各省通信枢纽建设所未见。张端权为此专程到广州商讨解决办法。他通过精细的技术经济分析,提出了有理有据的协调方案,得到城市建设在其他方面的补偿政策。与此同时,又研定了工程进度计划,商定在枢纽楼外装修完成之前即开通电路,并协同制定全线与此有关的长途通信局、站的装机进度计划,适应了广州和深圳长途通信之急需。
1986年,邮电部首次利用日本协力资金贷款建设津、沪、穗三市市话程控交换机通信网络。日方对使用该贷款的管理工作十分严格,建设方案一经审定,完全不能改动,局部修改也须严格重审,建设进度要按月报告,延误进度超过时限部分不予拨款。张端权当时兼任邮电部日元贷款办公室主任,为此着重指导有关部门,具体编制和审定了这三个市局所规划和建设的进度计划,并派专人加强月计划的管理工作,出色地完成了首次使用该项贷款的任务。
努力提高本地电话网局所规划水平
本地电话网 (在早期分为市内电话网、郊区电话网和农村电话网) 局所规划就是编制从近期到远期各发展阶段的电话局所布局与网络结构的方案。在局所数量较少的城市,比选的方案有限,局所规划可在实际的业务预测用户分布图上直接布局,直接计算各方案的投资及经营成本,然后进行方案比选,其人力计算的繁重程度尚能承受。在局所数量很多的大城市,特别是到了市内电话大发展的80年代,全国这样的大城市很多,其局所规划可备选方案多达十数个,繁重的人工计算工作已无法承受。1980年,邮电部组织北京市内电话规划工作组,编制北京规划,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国。主持这项工作的张端权,面对可能备选的几十个方案,提出先对北京市进行模拟,求得平均用户密度与局所经济容量关系的数学模型,排除掉显然不适合的局所容量方案,然后对剩下为数不多的方案进行实际计算和经济分析,解决了计算工作繁重的难题。这个数学模型当时已初具计算机辅助设计的雏形,后来,北京邮电学院和邮电部管理干部学院均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1981年,张端权主持深圳经济开发区的通信规划设计。面对这个国内无先例的新兴城市,他设法收集到香港和东京的有关资料,借鉴其经济与通信发展的相关规律,结合深圳市政府编制的发展规划,编制了深圳市内电话和长途通信规划; 与此同时又主持编制了广州市的长途通信规划,提出广州将发展为国际通信出口局的特殊地位。这两个规划对两市的通信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早期的局所规划中还有一个传输衰耗的经济分配问题,就是把电话通信端到端的传输衰耗限额,最经济地分配给用户线、局间中继线和局内三个段落。兰州是一个东西长约40余km、南北最宽约5km的狭长城市,设有4个市内电话局和1个长途电话局,局间中继线路特别长,传输衰耗分配难度很大。1956年,负责该市此项工程设计的张端权,针对各电话局服务区形状和用户分布的差异,将用户按线路长度分群,再按各增减0.5分贝衰耗分档计算局间中继线和用户线的投资,选出总投资最小的方案,对少量极远用户安装高效话机,而未按常规地提出各电话局用户衰耗分配不同限额的方案,从而节省了工程投资。以后,在多局制的大城市,鉴于计算工作量十分繁重,他和一些同志合作,经过大量资料统计分析,找出电缆线路铜耗量与衰耗及投资关系的数学模型,先行找出接近最佳方案的初步分配方案,再进行实际计算来确定最佳的传输分配方案。
努力提高通信业务预测的准确性
准确的业务预测是实际工程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50年代初期的业务预测,主要采用历史资料和调查资料的时间序列趋势外推法,其预测结果受预测人员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准确性不高。经过几个工程实践,张端权认为应有一个较准确的调控指标,鉴于当时通信建设主要是国家投资,开始他提出根据国家计划经济制定投资计划的规律来预测投资的规模,起到了调控业务预测规模的作用。到了80年代,市内电话发展速度加快,投资渠道增加,国家投资的比重缩小,业务预测以预测社会需求为主要内容,经过大量资料分析,他发现城市电话普及率与城市人均经济水平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开始时推求电话普及率与人均工农业产值的关系,不同城市和地区存在相当分散的差异,对业务预测的调控作用有限。以后国家公布GDP指标,发现城市人均GDP与市内电话普及率在不同城市和地区的差异比较收敛,再结合城市的历史材料,由此确定各个发展阶段的电话普及率,从而提高了电话业务预测的准确性。
90年代,中国电话用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增长。进入21世纪,用户规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发达城市和地区的电话普及率已临近饱和,电话用户数量增长缓慢,各种新业务快速发展起来,业务预测的主要内容已从预测用户数量的增长转为预测各种业务的社会需求的增长,包括预测各种业务对用户的渗透率,还要预测电信运营商培育市场的力度与成效。张端权不顾此时已届古稀之年,仍继续关心业务预测工作,积极协助有关部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简 历
1930年3月27日 出生于广东省肇庆市。
1948—1952年 中山大学工学院 (今华南工学院) 学习。
1952年 在中南区邮电管理局工作。
1952—1954年 在邮电部设计局工作。
1953—1954年 任邮电部设计局第三市话线路勘查队副队长。
1954—1964年 在邮电部设计院市话设计处任工程设计组组长。
1961—1964年 在援建越南200工程专家组,任通信组组长。
1964—1970年 任邮电部设计院无线电设计处副处长。
1970—1973年 任交通部410工程 (远洋无线电台) 指挥部副指挥长。
1973—1983年 任邮电部北京设计所副所长。
1973—1975年 任援建越南河内无线电台工程专家组组长。
1976—1977年 任援建阿尔巴尼亚电视台与微波通信工程专家组副组长。
1983—1984年 任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
1984—1988年 任邮电部基本建设局局长。
1988—1989年 任国家交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1989—1991年 任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1991年 退休。
1994—1999年 任天津日电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要论著
1 张端权. 通信工程的经济比较方法. 邮电设计技术,1982 (3,4)
2 张端权. 用 “单位成本” 法比较邮电工程经济效益. 邮电部政策研究(内部文件),1984,6
3 张端权. 通信规划方法论. 电信科学,1985 (8): 1—9
4 张端权. 运用 “单位成本”进行通信网建设的经济决策. 邮电部上海情报网会议文件,1987,10
5 张端权. 基本建设的投资效益. 邮电部管理干部学院内部讲义,1988,3
6 张端权. 市内电话网的经济分析. 现代市内通信线路技术,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1989: 727—752
7 张端权. 中国邮电经济论文选集·电信建设投资结构的宏观调控.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1989: 57—64
8 张端权. 新中国电信发展史和现代化. 中国电信建设,1989 (4):3—14
9 张端权. 中国公众电信网发展战略概论. 北京国际通信经济技术研讨会,1990
10 梁雄健,孔国强,张端权等. 技术经济手册 (通信卷). 北京: 学术书刊出版社,1990: 42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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