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人物 马世骏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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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人物 马世骏人物简介
·马世骏
马世骏，生态学家，环境学家。在昆虫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生态工程学等领域都有新的开拓，先后提出 “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种群变境成长”、“昆虫种群的空间、数量、时间结构及其动态”、“种群自动调节”、“生物环境，环境系统中相生相克原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边际生态学” 等重要的理论观点，并对飞蝗、黏虫等的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
马世骏，原名马守羲，又名宜亭、宜庭。1915年12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滋阳县 (现名兖州县)，自幼聪颖。。1928～1932年先后就读于兖州中学及济南中学，因参加学生救亡图存的示威游行，被这两个学校开除，于是改名马世骏，转赴北平读书并完成高中学业。1934年入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学习，1935年因参加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北平宪兵团拘留。1937年6月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1937年参加山东省烟草改良场工作，开始从事烟草害虫研究。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3个月，随烟草改良场工作组迁到四川省成都市后。烟草改良工作组与四川省植物病虫害防治所合并，他继续从事烟夜蛾、烟蚜等烟草害虫的生理生态学研究。由于没有靠山，在机关改组时曾一度过着失业的艰苦生活，加之目睹重庆国民政府官吏争权夺利，他认为惟有掌握专门技术才能求生存，从此下决心努力钻研科学技术。后由同学介绍转到湖北省农业改造所。在湖北恩施工作的5年中，主要从事水稻蟆虫和棉花害虫生态学的研究，从而更坚定了这方面的研究志趣。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由重庆赴南京并转往上海，到中华烟草公司任技术专员，一方面参加烟草评议工作; 另一方面准备赴美国留学深造。
1948年春，他获得美国犹他州立大学的资助，赴美攻读昆虫生态学，研究气象因素对蜜蜂生态行为及其传粉的影响，次年获得硕士学位。1949年冬转入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被聘为研究员 (Research fellow)，继续攻读昆虫生态学，并以植物生理学为副科。他的博士论文题为《红松叶蜂种群动态研究》。此外，他还参加美国农业部在玉米带的玉米螟生物生态学及防治研究，并被推选为美国科学家荣誉协会——西格玛赛 (Sigma XI) 正式会员，授予金钥匙。在此期间，他目睹美国政府对贫穷国家人民和有色人种的歧视，使他增强热爱自己民族的爱国思想，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更鼓舞着他回国的信念。1951年获哲学博士后，即提出了回国的申请，但遭到了拒绝。1951年秋，他借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国际昆虫学大会的机会，告别了美国的师友，于会议之后经比利时、法国等国转到英国剑桥大学，以访问学者名义会晤了知名生态学家查理斯·埃尔顿博士 (Dr.Charles Elton) 和蝗虫学家乌瓦洛夫爵士 (Sir B. P.Uvarov)等，这对他的生态学学术思想的推进有所受益，但他认为当时流行的生态学观点还是“静态的”，不能解释生物对无机环境的适应以及自然界生物与生物之间和无机环境作用于生物的复杂关系。1951年冬，马世骏乘船离开伦敦，于12月回到了离别4载的祖国。
回国后，即被聘为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的副研究员。当时昆虫研究室分处京、沪两地，1952年1月他到北京工作，同年3月，积极主动地参加了我国政府组织的反细菌战专家调查团。他与钟惠澜、刘崇乐等科学家一起走遍了鸭绿江两岸以及沈阳、丹东等地进行了敌方投掷细菌的现场调查，以获得的跳虫标本等多种材料，在国际调查团召开的论证会上提供了美军空投昆虫的有力证据，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荣获卫生部的嘉奖。
1952年以来，马世骏不仅踏遍了祖国的山河田野，搜集了大量有关昆虫—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资料，还在欧、亚、非、美、澳洲的许多国际学术会议和研究机构、大学之间交流了昆虫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前沿问题与重大社会问题的见解。他还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的经典哲学论著，结合他乐于实践、勇于开拓、善于联系实际和不断总结的进取精神，这一切都对活跃他的学术创新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马世骏在主持和参加东亚飞蝗种群生态学、蝗区的结构与转化、黏虫越冬迁飞规律、棉虫种群动态及综合防治理论等研究中，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先后提出了 “政治结合，根除蝗害” 等一系列理论和观点，撰写了许多论著。他创造性地将生态学原理应用于植物保护，在我国害虫防治，特别是飞蝗、黏虫等防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2年以后，马世骏将研究工作扩展到系统生态学领域，重点探讨生态系统理论在环境保护和工农业建设中的应用，指出了掌握生态学规律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他将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基本规律归纳为5条： (1) 相互制约的协调规律; (2) 物质循环转化规律; (3)输入与输出平衡规律; (4)生物生产力持续增长的净值规律; (5) 生物阶段发育演替规律。他还指出在各门科学相互渗透日益密切的现代，生态学的若干理论和经济学的某些原则是可以交互运用的。他指出与上述5条基本生态学规律相对应的经济学规律则为：(1) 生产关系得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规律; (2) 经济再生规律; (3) 收支平衡规律; (4) 价值规律; (5) 资本类型的增长及累积规律。此外，他还论述了 “环境”、“环境系统” 以及 “生物环境系统” 的概念，指出 “生态系统是组成生物圈的基本功能单位，亦是生物圈固定能量和贮存物质的基础”。他强调了三方面的生态学原则： 自然生物环境系统的动态平衡; 自然生态系统的永恒代谢功能 (即物质—转换—合成—分解—再循环过程); 结构与功能相互适应的协调与发展。他在这些方面的论述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世骏进一步促进了生态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将社会—经济—自然三个性质不同的大系统融合为一个复合生态系统 (1984)，提出了衡量复合生态系统的三个指标： 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和社会系统的效益。他还在题为 《环境系统理论的发展和意义》 的报告中，把生态系统原理与系统工程方法相结合而提出生态工程学 (1979)，进而扩大了生态学在工农业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具体应用; 并提出了生态区域建设的概念，概括了我国发展农业生态工程的动向。此外，他还创造性地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功能原理应用到城市建设与区域治理，为提高城市经济活力及重建失调的农业生态系统指明了方向。
从1953年以后，马世骏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研究室主任，1966年后，还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副所长，生态学研究中心筹备组组长、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名誉主任等职务。198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世骏获得的学术称号与担任的社会兼职很多。这些称号和兼职表明了他在国内外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1979年成立了中国生态学会，他连续担任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和第三届名誉理事长; 1981年创办了 《生态学报》，兼任主编。他还参与创建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并任副理事长。
1980年，马世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后任学部副主任。他曾兼任中国科学院环境研究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国际昆虫学会常务理事、国际系统及进化生物学委员会委员、国际生态学联合会扩大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科联生物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委员会主席、顾问、国际环境科学问题委会员中国委员会主席、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副主席等，并被选为欧洲生态科学院通讯院士、英国皇家昆虫学会会员。
几十年来，马世骏先后发表论文150余篇、专著7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1年5月30日下午，马世骏参加河北省迁安县 “全国生态农业林业县建设经验交流会”后的返家途中，于丰润县境内因恶性交通事故不辜罹难殉职。
创议改治结合，控制东亚飞蝗的危害
1952年春末夏初，马世骏带领着尤其儆、陈永林等助手踏上了治蝗研究的征途。运用 “先事修备，既事修救……” “地势有良薄，山泽有异宜，顺天时，量地形，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的指导思想以及现代生态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开始了东亚飞蝗生态学的系统研究。他和助手们冒着生命危险，长期深入飞蝗发生基地进行系统观察研究与实验。先后在江苏省 (洪泽湖、黄海海滨)、山东省 (微山湖、鲁西南内涝区)、河南省 (黄泛区及内涝区)、河北省 (渤海海滨) 及安徽省 (沿淮地区) 等地设立野外定位观测实验研究站，结合当地蝗虫发生特点与问题，进行了飞蝗发生地的自然地理特征，飞蝗选择发生地及其迁移、扩散行为、飞蝗种群发生动态与猖獗规律，蝗区的结构与转化等研究。1954年，在总结蝗虫发生猖獗规律与各地农、林、水利等建设的关系后，及时地提出了“改”、“治”结合的根除蝗害的方案。“改” 是因地制宜改造蝗区的自然面貌，以消灭适合蝗虫发生繁殖的环境条件; “治”是在蝗虫发生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及时扑灭，以防止为害。根据这一理论，于1954年拟订了根治洪泽湖与微山湖的蝗灾方案; 1958～1959年在山东省金乡县与当地合作做了小范围的实验性样板; 1960～1962年采取定位观察与巡回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总结了冀、鲁、豫、苏、皖五省根除蝗害的经验，1964～1965年在河南省浚县与当地合作进行了大面积节约治蝗的实验。根据多年的系统调查和研究结果，编著了 《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 一书，于1965年出版。该专著以生态地理学等动态观点，阐明了我国东部东亚飞蝗蝗区的形成、自然地理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结合滨湖、沿海、河泛、内涝蝗区的飞蝗发生特点，陈述了改造蝗区的理论依据及其实施的途径、措施与经验。东亚飞蝗区及东亚飞蝗种群发生动态规律的系统研究，成为我国提出和实施 “依靠群众，勤俭治蝗，改治并举，根除蝗害”治蝗方针的主要科学依据。经过改治，昔日那些人烟稀少、蝗患频繁、缺衣少食的老蝗区，现在约有3/4地区已经彻底改变了旧貌，不少地区如洪泽湖、微山湖等已成为丰衣足食的鱼米之乡。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在中国昆虫学史上，而且在全世界治蝗史中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参与自然区划工作出版《中国昆虫生态地理概述》
马世骏在开展蝗虫研究工作的同时，还指导森林害虫、水稻害虫的研究。他结合我国自然区划工作，大量收集了有关昆虫生态地理分布的资料。在提出 《中国昆虫地理区划的原则与草案》 的基础上，1959年出版了 《中国昆虫生态地理概述》专著。
这本专著以生态学的观点，着重探讨了昆虫地理分布的一般基本理论问题，如分布区的意义、近代动物地理学的发展方向、影响昆虫地理分布的因素、昆虫居住地的生态特性等，也介绍了中国昆虫生态地理的研究概况。同时，比较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昆虫分布的自然地理环境，全面地讨论了中国昆虫地理区的特征，还把全国分为9区23省，并分别阐述了各区的自然地理条件、重要害虫及昆虫区系成分。根据比较研究，马世骏对东洋区与旧北区在中国境内的分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西起喜马拉雅山向东经青藏高原的东南缘，穿过秦岭南麓山地，转向东南经九岭山、天目山而达浙闽山地，东部约位于北纬28度附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有关我国昆虫生态地理分布以及昆虫区划工作的第一本专著，为我国进一步开展这方面工作奠定了基础。
分析中国农业害虫动态，提出控制途径
1962年，马世骏总结了中国重要农作物害虫的生物学特征与栖居地特征，并对46种重要农业害虫的生活强度、生态幅度、繁殖速率及活动力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级分积数、类型的划分、各指标和级分积数的定量范围。同时，还把环境因素对农业害虫的作用分为基本因素、生活因素与影响因素3大类，并据此3大因素对害虫的主次要作用，将中国重要害虫分为5类： (1) 需要较高湿度的虫类;(2) 适宜中温及较高湿度的虫类; (3) 适宜高温干燥环境的虫类;(4)适宜高温高湿环境的虫类; (5) 窄食性或要求严格物候的虫类。此外，他认为农作物大田是一个以作物群体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从昆虫群落中成员的来源、影响昆虫群落的更替因素以及近年农业昆虫群落的动态等方面分析了大田昆虫群落动态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控制农作物大田害虫种群的途径，强调了摸清大田昆虫区系、划分类群与掌握特性、了解群落动态和采用综合措施控制害虫发生的论点，并以图解说明各环节之间的关系。1964年，在 《昆虫种群的空间、数量、时间结构及其动态》 的论文中，他进一步将昆虫种群动态的内容概括为空间、数量与时间3个方面，指出生态学上的空间系具有结构的场所，而种群空间动态则主要包括扩散、分布及生态特性的地方分化。他还根据种群特性保存、特性成长与变动环境的关系，提出了 “变境成长” 的概念，分析了昆虫对环境在生理生态上的适应，在环境因素选择作用下的形态或生物学特性的变化，以及遗传型变异三类不同程度与性质上的适应。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如下的概念： 由于选择与锻炼的作用，使昆虫新的生态特性得以形成，把适合于变动环境的特性巩固下来。正是生活在这种变动的生境内，加强了昆虫的生命抵抗力和种群的生活力，并形成了某些种群的多型结构。关于种群的数量结构，除了种群年龄、性比、滞育体等指标外，还注意到与生殖力及化性Voltinism相联系的种群遗传结构。至于种群时间结构的阶段性、连续性及序列，则是种群特征的反映形成。最后，论文还讨论了种群数量变动系数、时、空三因素联合作用的反应，而掌握数、时、空变化与种群动态的交错关系则是预测害虫数量变化的基础。
关于农业害虫的控制途径问题，1976年马世骏在 “谈农业害虫综合防治” 的论文中，对综合防治的科学依据、措施、相关原则及??展步骤进行了综述，并展望了综合防治的前景。1979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主编的 《中国主要害虫综合防治》一书的 “绪论”中，进一步阐述了综合防治的含意，总结了中国害虫综合防治的发展概况，讨论了综合防治的理论基础，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综合防治措施的原则和方法，并概述了中国主要害虫综合防治的成就和经验。在展望中，他指出了要相应开展基本资料的调查和基础理论如生态系统调查、耕作制度改变过程中益虫和害虫的发生动态、深入了解害虫生物学特性及种群动态规律和在明确单项措施性能的基础上进行多项措施优化组合的综合防治实验等研究。
倡导生态工程，高效利用自然资源
1979年，马世骏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生态工程的设想： 生态工程是生态系统共生、互生与循环再生原理的应用，包括若干或一系列的生态工艺。用生态工艺代替传统工艺，运用生态系统的再生原理，以闭路循环或半封闭系统的形成，实现资源的多级利用，使整个生产过程保持无废物的高度的生态效率和洁净环境。他认为： “在生态系统动态过程中，有两个起主要作用的基本功能，即： (1) 通过一定相互协调与功能所形成的动态平衡; (2) 以多层营养结构为基础的物质转化、分解、富集与再生。这两个功能效率的高低决定生态系统的兴衰及其稳定状态。在每个生态系统动态过程中，都包含着复杂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过程，其中生物起着传递、触媒乃至建造者的作用。从经济学观点分析，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高效的。把这种高经济效能结构的原理应用到工农业生产系统中，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某些自然资源以加快经济的发展，应该是现代工业、农业建设的趋势。模拟生态系统原理而建成的生产工艺体系即生态工程。他还根据生态工程的性质及其主要目标，大致分为5个类型： (1) 物质能量的分层多级利用; (2) 物质转化与再生; (3) 基质互补系统; (4) 多功能系统的污染自净过程; (5) 建立多功能的农工联合生产体系。因此，他主张变消极的环境保护为积极的生态调控，从生态学的物质能量流动机理以及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出发; 提出了 “整体、协调、循环、再生” 的经济建设战略方针，对城市生态学的内容作了新的开拓。他还建议将生态工艺的设计与改造、生态体制的规划与协调、生态意识的普及与提高作为社会、自然同步发展的几项根本措施，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城乡生态建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的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战略。1987年，马世骏与李松华共同主编的 《中国农业生态工程》一书出版。这本著作对我国实行和推广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的持久良性循环具有指导意义。
开拓生态学新兴领域，培养生态学专业人才
马世骏在40多年的生态学研究、教学和科学组织领导生涯中，对种群生态学、数学生态学、经济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等重要领域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均发挥了倡导和开拓的作用。此外，对生态学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如 “生态位”、“生态适应”、“生态系统”等也有所创新。1989年，他又论述了 “边际效应与边际生态学” 的一些问题，指出： “目前，对交错区的研究，已成为人们进行早期生态预警和生态管理之论探讨与实践的核心问题。” 马世骏认为： “边际生态学的提出促使生态学的机理研究不断深入，它试图把化学生态学、物理生态学及生物生态学的主要成果结合起来加以应用，从整体观点出发，阐明物质、能量、信息在自然和被人工分割的自然大系统中流动的动态规律，并为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及改善恶化的自然环境提供理论依据。创见边际生态学的目的在于： 阐明生态系统界面的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特性及其对生态流所起的作用; 研究不同边际空间的生物地理群落的特征及其形成与演替的过程; 建立边际生态学的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体系; 将这一原理用于防止土地等自然资源退化和创建人工边际效应。”他还指出： “尽管边际效应和边际形成与演变的机理研究尚待深入，然而边际所构成的隔离状态及其促进物种特化的作用却值得人们效仿，并将其用于自然资源管理及生态环境改善。例如，我国南方在水网地区修造的一种桑基渔塘，便是人类因地制宜建立的一种边际效应，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现在此项技术已推广到沿海及北方沼泽地区。再有，海陆交界的滩涂地带辟有水产养殖基地，山区及部分黄土高原地区利用地理层次上的特点建立了多种组合的立体农业，等等，均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总之，边际不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也存在于人类社会。……广泛运用自然边际效应所给予人们的启示，将有助于人类对资源的开发、保护与利用。”
马世骏非常重视科学队伍的建设和青年专业人才的培养，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除了兼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外，还亲自培养了一批助手和学生，已先后培养出20多名硕士、16名博士，其中半数以上是与国内外专家合作培养的跨学科的人才。经他培养的人中，有不少人已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国生态学界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有些还担任研究所所长、副所长、开放实验室主任、国家攻关课题组长等职务，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学术队伍正在形成。他还积极鼓励青年人敢想敢为的创新精神，热情支持他们成立了中国生态学会青年研究会。近年来，这个青年研究会在全国生态学的科学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简历
1915年12月5日 出生于山东省滋阳县 (现兖州县)。
1934～1937年 在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学习，获理科学士学位。
1937～1938年 山东省烟草改良场技佐。
1939～1944年 湖北省农业改进所技师兼病虫害组主任。
1945～1947年 上海中华烟草公司技术专员。
1948～1949年 在美国犹他达州立大学学习，获科学硕士学位。
1949～1951年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1952～1960年 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兼昆虫生态学研究室主任。
1961～1965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昆虫生态学研究室主任。
1966～1970年 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71～1991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80～1991年 兼中国科学院生态学研究中心、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名誉主任。
1991年5月30日在河北省丰润县因车祸逝世。
主要论著
1 马世骏. 洪泽湖及微山湖地区蝗虫研究工作概况介绍. 科学通报， 1954 (3)：22—28.
2 马世骏. 昆虫动态与气象.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7.
3 马世骏. 东亚飞蝗Zocusto migratoria manilensis (Meyen)在中国的发生动态.昆虫学报，1958 (1)： 1—40.
4 马世骏. 中国昆虫生态地理概述.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9.
5 马世骏. 东亚飞蝗发生地的形成与改造. 中国农业科学，1960 (4)： 18—22.
6 马世骏. 东亚飞蝗蝗区的结构与转化. 昆虫学报，1962，11 (1)： 17—30.
7 马世骏. 农作物害虫动态分析及控制途径的商榷. 植物保护学报，1962，1(4)：337—350.
8 马世骏. 黏虫蛾迁飞的生理生态学背景. 科学通报，1963 (9)： 65—68.
9 马世骏. 昆虫种群的空间、数量、时间结构及其动态. 昆虫学报，1964， 13 (1)： 38—55.
10 马世骏，丁岩钦，李典谟. 东亚飞蝗中长期数量预测的研究. 昆虫学报， 1965，14 (4)：319—388.
11 马世骏，丁岩钦. 东亚飞蝗种群数量中的调节机制. 动物学报，1965， 17 (3)：261—277.
12 马世骏，陈永林，尤其儆等. 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65.
13 马世骏. 谈农业害虫综合防治. 昆虫学报，1976，19 (2)： 129—145.
14 马世骏. 中国昆虫生态学三十年. 昆虫学报，1979，22 (3)： 257—266.
15 马世骏. 中国主要害虫综合防治，绪论(1—4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79.
16 马世骏. 环境系统理论的发展及其在环境保护中的意义. 中国环境科学， 1981，1： 14—17.
17 马世骏. 昆虫种群的生态适应. 生态学报，1982，2 (3)： 225—227.
18 马世骏. 生态平衡的整体观及经济观. 北京农业科学，1983，3： 1—4.
19 马世骏. 经济生态学原则在工农业建设中的应用. 生态学报，1983，3 (1)： 1—6.
20 马世骏，王如松.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 生态学报，1984，4 (1)： 1—9.
21 Ma Shihjum，Chen Yonglin. The Concept of Bioenvi Nonmented Self-management System： An Application of Econ-ecological Principles in Biological Contsol. The Pnoceedings of the CAS/UNAS Joint Symposium Biol. Conts. Inseets： 227—234，Beijing：Science Psess，1984.
22 Ma Shihjun.Ecological Engineering-Application of Ecosystem Principles. Kesue Tongbao，1984，30 (4)： 534—538.
23 马世骏. 加强生态建设促进我国农业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研究，1987， 3： 1—5.
24 马世骏，李松华主编. 中国的农业生态工程.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7.
25 Ma Shihjun. Ecological Engineering for Treat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ste Water. Ecological Engineesing： 185—217. John Wiley & Sons Inc，1989.
26 马世骏主编. 现代生态学透视.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0.
27 马世骏主编. 中国生态学发展战略研究，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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