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 民国文人章太炎论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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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 民国文人章太炎论读史
章太炎(1869―1936)先生是近代的一位国学大师，被胡适称为清学殿军、古文最后的“压阵大将”。他的一生，读书、革命、讲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说到革命，则先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堪称民国元勋，鲁迅先生誉之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说到读书，他博览经史，学问之富，一时无出其右。而讲学更是他的本业，一生 4次集中讲学，晚年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门生遍天下，且多有成就。
章太炎学问专长在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小学，深得乾嘉学派精髓又有过之。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其学术态度，是“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他又有作为革命家济世救人的一面，这使得他自然而然要去关注家国天下以至人生中的种种现实，并发而为议论。这议论中，谈史、谈掌故，是一大内容。
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他在很多演说中都鼓励国人尤其年轻人去读史。他本人尊崇晚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正是在阅读他们著作的过程中，萌生排满革命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种子得之历史”。而时人也多认为他“神似”晚明遗老，如蔡元培先生在给他的挽联中就有“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这么一句。章太炎推崇他们既懂学问，又能办事的精神。
在章太炎看来，“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因而不难理解，在1932年3月24日燕京大学的讲演中，在当时“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危难之秋里，他要刻意地强调“今日切要之学是什么？曰历史也”。他对青年学生说：“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复”。他认为读史可以“使阅者得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为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他把历史比成“棋谱”，如果“据棋谱以下棋，善运用之，必操胜算;若熟悉历史，据之以致用，亦无往而不利也”。他痛恨当时有人昧于史实，竟有“弃了东三省”的论调：“附庸之国与固有国土本有区别，历史已详告我们。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视东北三省，而盛唱‘弃了东三省’的论调，这就是不明史志的原故……考东三省原为中国固有的版图，汉谓之突厥，宋谓之辽金。汉去今日已远，姑不论，即以明清论之，明清两代东三省皆为我国固有之版图，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国土为附庸之地，其害较不读经书为尤甚”。也正因此，他痛切地指出，历史之于国人来说，“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家谱，他人得之虽然无用，而我不得不备此物，若欲为国效力，这本老家谱是非研究不可”，而“今之青年既知史志为切要矣，当视为新发现之宝物去日夜看他才好！”
历史如此重要，怎么个读法合适呢？与经世致用直接相关的，章太炎认为，“应注重制度、地域变迁的沿革，治乱之原因。阅之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经验，非若治军须战略与操练并行也，故其成就亦易”。从他学问大家的眼中来看，读史籍比之读经书自然要显容易很多。但一般读者的程度终究有限，因而，他以为如果觉得史籍太繁琐，那么至少读《资治通鉴》是简而易行的。而《通鉴》之外的《通考》(《文献通考》，元马端临著)、《通典》(唐杜佑著)以及讲述历代地理沿革的《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著)也为他所重(但他认为《通典》古拙，可以不读)。他自己是深得益于这“三通”的，曾说：“余所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并举例说：“政治之学，非深明历史不可”，“历代知名将相，固有不读书者，近若曾(国 藩)、左(宗 棠)、胡(林翼)辈亦所谓名臣者矣，然其所得力，曾在《通鉴》、《通考》，左在《通考》，胡在《读史方舆纪要》而已，况程功之过于是者乎？”“三通”加起来500卷，按他说法，“一日看两卷，二百五十日可毕业”。真是直截明快，读书人本色，也发我们深省。不少领导干部以工作繁忙为由少读书，实则往往成为借口。
或者有人说，史学会不会太专门，上手不易？章太炎回答是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历史之学宜自修，不适于讲授”。因为史籍那么多，全凭讲授是远远不够的，即便讲一些《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之类，如果不去自己读，没有基础，也是白讲。所以是，史学的知识，学校中除了讲授必要的史学条例外，更多还是要靠自修得来。而且“史的文理易明，不像经的训诂难通”，“费三年之功，一部廿四史，即可看全”，所以他反复申明：“这一门，宜于自修，不宜于讲堂上讲解”。对于史学是否适合学校讲堂上的讲授，先不去议论，但他提倡的这种扎实读书的精神，尤其为我们指明读史是可以切实上手、靠自修得来，则仍然很有教益，也打消了我们心中潜藏的各种畏难情绪。当然，现在的情势，又远非太炎当日可比，读史也增加了更多更新的内容，且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的读史以及对历史的认识，也因此要比前人更有长进才是。但他笃实的学人之风，始终值得我们景仰，这一点，恐怕是不会过时的。
梁启超曾带队拳击章太炎 民国知识分子爱武斗
文人相轻竟至于大打出手，亦不鲜见。所谓“猩猩之火，可以撩猿”，文人之间因轻蔑或异见而燃起的怒火，极可能化文斗为武斗。
近现代知识分子喜欢打架，除了个人性格外，或也可放在上述背景中考察。
戊戌变法之前，由康有为幕后策划、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请来章太炎担任撰述。章太炎为人极狂傲，可以从死掉的学者一直骂到在职的大总统。在时务报馆，康派极强势，自然招来章之反弹，加上双方从学术思想到政治观点均有分歧，遂至开骂。章斥康派为“教匪”，后者则骂章为“陋儒”。骂架升级，竟成打架。康派一群人由梁启超带队到报馆，拳击章太炎，章也不是植物人，立即动手还击。在章太炎《自订年谱》中，只记有打架之事，未说梁启超亲与，也未详述战果。金宏达《太炎先生》则说，梁启超被章太炎狠抽了一个大嘴巴。斗殴事件后，章太炎即离沪赴杭。好汉难敌四手，报仇不晚三年。日后《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章氏出语极狠，也可部分看作是那次斗殴的回声。
章太炎的弟子黄侃，也是个狠角色，不但继承了乃师之小学，也继承了乃师之怒火。黄与词曲家吴梅都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一日系里于酒家聚会，席间黄与吴一言不合，遂至激辩。黄侃忽奋臂攘袖，一记黑砂掌袭向吴梅脸蛋。吴急闪，未中，旋回敬一拳。两人于是起身离席，准备在满血状态下PK一场，被同事们拉住。《黄侃日记》“癸酉年五月”条下，有记载此次冲突。后来两人还打过一架，因为在教师休息室抢沙发。当时吴梅端坐沙发小憩，黄侃进来就发飙，对吴梅大吼：“你个瓜娃子凭啥子坐这里？”吴梅答：“凭词曲。”双方就又干起来了，不过都只受了点儿皮肉小伤，不厉害。学者打架多是婆娘架，必杀技是指甲、搂抱和拉拉扯扯。此后，教务处便把两人的课错开日子排，以成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之势，好消减摩擦。
熊十力早年曾入陆军特别学堂习武，参加过武昌起义，任过军政府参谋，因此在文心之外，犹裹有武气。熊十力一生与人打架次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与诗人废名之战。汤一介《“真人”废名》记，当年废名和熊十力都研究佛学，常为此争论，邻居也习惯隔墙听到两人的高声辩说。有天辩论声忽戛然而止，旁人好奇，过去一看，两人竟打起来了，因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所以都发不出声音。周作人《怀废名》中也记载了二人打架之事：“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如此看来，知识分子打架毕竟比小流氓要强一点儿，皮肉或伤，但感情不伤。
上面讲的这些文人打架故事，大多是即兴意气之举，没有预谋，更没阴谋。打的时候光明磊落，打完之后磊落光明，放之当今，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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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章太炎先生对学生演讲《民国光复》，有一段这样说：“宋案发生，孙、黄欲举岑春煊，岑受梁鼎芬、郑孝胥之愚，议举溥伟（清室宗社党核心分子）为总统，以诱致冯国璋，余力斥之，岑翻然悟，拒梁、郑，梁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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