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 大庆油田是怎样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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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 大庆油田是怎样开发的?

大庆油田位于中国黑龙江省松嫩平原中部,介于哈尔滨市与齐齐哈尔市之间。1959年9月26日,中国石油勘探人员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找到了工业油流,3号井喷油。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前夕,因此取名为“大庆油田”。

大庆油田是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建设起来的,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化工生产基地。大庆油田的主体——大庆长垣,是松辽盆地中央凹陷区北部的一个大型背斜构造带,南北长140公里,东西宽6至20公里。长垣之上,自北而南有喇嘛甸、萨尔图、杏树岗、太平屯、高台子、葡萄花和敖包塔油田。长垣之外,已探明的有杏西、龙虎泡、升平、宋芳屯、模范屯、朝阳沟、榆树林、敖古拉、徐家围子、高西和新店油田。“大庆油田”是以上这些油田的总称。

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大庆地区组织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并且陆续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局和其他石油厂矿、院校中抽调了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2000多名科学技术人员和4万多名职工参加。经过一年的勘探开发,到1960年底,大庆地区就探明了全部油田面积并大体计算出了储油量,促进了大庆油田的发展。

旧中国的石油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从1907年开始找油算起到1949年,前后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只建成了甘肃玉门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3个小油田和四川圣灯山、石油沟两个气油田和辽宁抚顺两个页岩油厂。石油地质勘探力量很微,全国只有8台破旧钻机、52口油井,20余名石油地质技术人员、8 000多名职工。一年钻井进尺不过4 500米。1949年原油产量仅为12万吨,其中天然油7万吨、人造油5万吨。国内消费的石油基本上靠从国外进口。而且,当时中国的地质资源情况也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石油工业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始创建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政府十分重视对石油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工作。建国初期,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工作,是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负责进行的。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就。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中央就派了大批优秀的军队干部转业到石油战线,领导和组织石油职工开展重建油田的工作。使甘肃玉门、陕西延长和东北人造油厂的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生产原油43.5万吨,为旧中国最高年产量32万吨的1.3倍。

为了创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1952年,毛泽东主席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57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命令中说:“我们将在光荣的祖国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中共中央在建国初期的这一措施,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满足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心寻找自己的石油,加大石油的勘探与开发工作。

1953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把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征询他对中国石油资源的看法。毛泽东十分担心地对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地质结构。他不同意国外一些学术权威认为“中国贫油”的观点。他深信在中国广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的资源应当是丰富的。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迅速进行地质勘探工作。他向中央领导人建议:中国的石油开发仅局限于西北一隅,这种局面应当打开,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找出几个希望大的、面积大的可能含油地区,再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①。对李四光提出的建议,中央领导十分赞同与支持。为此,中央成立了石油工业部。

1954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继续加强对可能含油构造的细测和钻探外,并由地质部、科学院分别担任石油和天然气的普查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以期迅速扭转石油勘探工作的落后局面。1956年3月26日,地质部、石油工业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了以李四光为主任委员的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作为全国石油地质的咨询机构。副主任委员为许杰、武衡、康世恩。

为了加速石油资源的普查寻找,1954年初,中国又成立了地质普查委员会,李四光兼任主任,谢家荣、黄汲清为技术负责人。李四光是著名的科学家,长期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及地质力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曾获英国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发表《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成为地质力学的创始人。1922年,英国学者布莱克威尔德根据调查认为中国贫油,从此“中国贫油”论流传开来。李四光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在《中国地学质学》一书中,分析了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发育的特点后指出: “这个新华夏系的内陆沉降带,我们有证据认为是白垩纪内陆盆地的发展。如果在华北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似乎没有多大问题会遇到白垩纪地层,并且用地震的方法进行勘测时,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沉积物”这里指的就是石油。谢家荣、黄汲清二人都曾作过地质的调查。谢家荣在《东北矿产概况》一文中就曾指出过东北地区“可能有发现石油的希望”。在中共中央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人才荟集,石油普查工作扎实地开展起来。

1955年1月,地质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会议之后,在李四光的主持下,地质部组成了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5个石油普查大队,其中包括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和20个地形测量队,共有人员1200余人。

1955年6月,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给东北地质局下达了松辽平原踏勘任务,随即又下达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方法”。9月,东北地质组按照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的部署组成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组,开始野外工作。经过半年多的石油普查工作,发现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很多可能储油的地质构造,经过分析、研究,石油普查组认为这两个地区具有较好的含油远景,值得进一步开展工作。

1956年1月,地质部召开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会议对1955年工作进行了总结,部署了1956年的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1956年在全国12个地区派遣93个地质队,430名地质人员进一步开展石油普查工作,并布置了详查细测的重点地区。会上,松辽踏勘组对松辽平原的勘查情况作了汇报。踏勘组认为,松辽平原的大地构造轮廓与华北平原相似,是一个挽近的下沉地带,其中堆积着很厚的新沉积,包括白垩纪地层以及第三纪和第四纪的疏松沉积,其中可能有含油岩系。会后,地质部组成了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全面开展了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工作。

根据李四光的建议,中国地质部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在全国范围内对石油地质作了全面的调查,在新疆、青海、四川、江苏、贵州、广西及华北、东北等有希望的远景区,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架,并在柴达木油砂山、冷湖、马海等构造上,探到具有工业价值的油流。这一时期,广大的石油职工主要依靠鎯头、罗盘,靠露出地面的油苗及地面地质工作,先后发现并建设起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几个石油生产基地。到1957年,全面原油产量达到145.7万吨,比1950年增长了6.3倍。但是,中国依赖“洋油”的状况并没有改变。

为了摆脱石油工业的落后局面,尽快勘探、开发出大油田,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都十分关心中国石油工业的开展。1958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主管石油工作期间,专门召集石油、地质两部负责人召开石油促进会,听取汇报。邓小平指出,石油勘探应当从战略方面来考虑问题,处理好战略、战役、战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分别轻重缓急,选准突击方向。这对指导当时西南、华北、东北几个大盆地的勘探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地质部根据中国石油资源勘查的情况,决定在继续进行西北、西南石油地质普查工作的同时,将工作重点转向工业基础较强、交通比较便利的东部地区,以迅速开出石油,支援国家建设的急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部石油地质普查工作的方针是“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松辽、华北、四川、苏北等地区被订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石油普查重点地区。

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经过对松辽地区的地质钻探和物探工作,进一步肯定了松辽平原很有石油希望。这个地区的中新生代沉积厚度达4至5公里,白垩纪松花群是主要生油岩系。1957年石油部也组织人员到松辽平原进行普查。地质、石油两部人员通力合作,在松辽平原上寻找大油田。

1958年2月,石油部、工业部共同发出“三年攻下松辽”的战斗口号。地质部从四川、青海等地调集队伍,加强松辽找油工作的开展,同时组成东北石油物探大队,开始进行地质勘探。很快,在吉林省扶余县前郭旗一钻井中,首次发现厚达70厘米的油砂岩层。6月17日,又在公主岭西北杨大城子镇附近的一钻井中,发现厚度在3米以上含油层。6月28日《人民日报》特为此发现作了报道《松辽平原有石油》。文章说: “松辽平原不久将成为我国重要油区之一”。1958年秋,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通过地质物探发现大同镇“长垣”构造(出油后改为大庆长垣),至年底完成了长垣以南的构造普查。长垣构造规模很大,也很完善,是非常有希望的出油区。1959年,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加快了普查工作的进展,至4月份利用科学方法圈出了长垣的范围。是年底,基本完成了“长垣”及其附近9个构造共2000平方公里面积的普查、详查工作。

根据松辽勘探的成果,李四光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石油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松辽大凹陷,不论其成因如何,确实是存在的。它被大隆起环围,四面环山。如果能找出凹陷的规律,了解其生成原因,对找石油非常重要。我们找油的远景区,就是这些隆起所划分出来的盆地或平原地区。李四光的论述为中国石油勘探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和石油战线广大职工的努力下,1959年9月26日,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境内的松基3号井,喷出工业油流。接着,吉林省扶余县境内的27号井,也获得工业用流。大庆油田的发现,对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60年2月13日,石油部给中央就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写了报告。报告说,大庆地区从1959年9月26日打的第一口探井出油以后,又连续打了22口探井,并取得了大量的地质和试油试采资料。 “初步估算,可采储量在1亿吨以上,大体相当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经过一个多月的采油试验,平均每口井日产量在12吨左右。油层多、油层厚,现已发现的就有六组油层,光第一、第二组油层就有十多米厚。油层产油性能良好出油稳定。油层埋藏不算很深,第一、第二组两组油层深度在1 000米左右。石油部认为,“开发和建设这里的油田有很便利的条件”。

报告还预展了松辽平原石油发展的前景:整个大庆地区,从地质资料上看,是一个很大的适于储油的构造带,面积达2 000余平方公里。现在拿到手的这块油田,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边界尚未摸到。看来储油面积还会有大的扩展,远景非常乐观。

为了迅速探明松辽地区更大的油田面积和更多的新油田,石油部作了如下部署:

第一,甩开钻探。在现在已探明的200多平方公里的储油面积四周,向外扩展。在2 000平方公里的构造范围内,部署钻探,以求迅速探明油田的面积和储量究竟有多大。

第二,在已经探明的储量面积内,选择一两块地区,打出一批生产试验井,进行油田开采试验。拟在今年生产原油20万吨以上,到年底达到年产原油100万吨的生产能力,为明年大规模地开发准备条件。

第三,在大庆构造带以外的附近地区,还发现有许多好的构造,储油的可能性很大。准备用一部分勘探力量,有选择地进行钻探,以期找出新的油田。

石油部预计当年需要打探井和生产试验井400多口,钻井进尺数大约50万米,同时还要进行相应的油田基本建设工程。为完成石油部的计划任务,石油部请求中央批准开展石油大会战:“我们打算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局和其他有关石油厂、矿、院、校,抽调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和必需的采油、地质及其他工种队伍,加上2000多名科学技术人员,参加这个大会战。抽调的人员都要精兵强将,在现场大搞比武竞赛,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鼓作气地拿下这个地区。”②

同月20日,中共中央转批了石油部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文中指出:“石油部为了加快松辽地区石油的勘探和开发工作,准备抽调各方面的部分力量,进行一次‘大会战’这一方法是好的,请各地在不妨碍本地的勘探任务的条件下,予以支援。”③批文还指出: “积极地、加快地进行松辽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发工作,对于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有着重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年的退伍军人中动员3万人参加开发大庆油田的工作。

3月国务院召开了有关部门和东北协作区参加的会议,部署支援会战工作。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国务院各部委中,除地质部抽调队伍积极参加会战外,农垦、机械、冶金、电力、建工、铁道、林业、商业等部门都对会战给予了大力支持,还抽调了石油管理局其他油矿的钻井队、科研人员和职工。

这场空前规模的石油勘探大会战,是在比较困难的时期,比较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会战初期,全国有500多家工厂为大庆生产机电产品和设备,有200多个科研单位、设计单位和企业在技术上给以援助,总计有4万多人到达会战地区。

会战第一年,在北部的高产地带打了一场规模很大、条件十分艰苦的勘探仗。50多部钻机齐上阵,打井339口,证实了大庆长垣各构造带连片大面积含油,中心高产地区面积在500平方公里以上,基本探明了全部油田面积并大体计算出储油量。同时开辟了生产试验区,当年生产原油97万吨。在1960年开发的基础上,1961年解决了一大批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原油产量增加到274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51%。通过1962年和1963年不断扩大油田开发面积,基本建成了大油田。到1963年底,大庆油田已累计打井1 178口,建成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当年生产原油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3%。

大庆油田的初步开发建设,对中国实现石油基本自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已达648万吨,占国内石油消费的71.5%,实现了中国石油的基本自给。

在1963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李富春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中宣布了大庆油田的建设成就,并指出,这一成就是在中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指导下取得的。会议结束之际,新华社发表的新闻公报中说: “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④

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中国的地质学家独创的自己的石油地质理论,在大庆油田的勘探和开放中得到证实,同时,大庆油田的开发又为中国的地质勘探和石油工业展示了光明的发展远景。

注释

①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6~297页

②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第27、24页。

④1963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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