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的太平盛世――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百年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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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哪有什么四季,遇见你,四季如春。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大清朝的太平盛世――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百年盛世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大清朝的太平盛世――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百年盛世

2、康熙乾隆绝对做不到 雍正帝治国仅凭二个字

大清朝的太平盛世――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百年盛世

太平盛世

>   圣祖、仁宗帝、高宗帝,此三帝在位一百多年,乾纲独断。他们志存高远,,汉文化水平又高,是清廷入关后最有统治才能,功绩最突出的皇帝。在这100多年里,国内虽然还时有战争的发生,但这些战争不是局于边疆地区,就是限于规模不大,因此都没有造成全国性的大动荡,世道真是堪称“太平无事”。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太平,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却实在称得上是难得。再加上这百年之内,论武功可谓“四夷咸服”,论文治则有《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所以旧史书对此百年大加称颂,谓之“太平盛世”。> > >

1.智擒鳌拜

>   爱新觉罗·玄烨,清世祖帝的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他八岁登基,在位六十一年,享年六十九岁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   同父亲顺治一样,康熙登基时也是儿童皇帝,太皇太后也要给他配备辅政大臣,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于顺治初年摄政睿亲王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在异姓功臣中选拔大臣辅政;增加辅政大臣为四人,以便相互制约。> >   这四个人是内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它标志着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体制的形成。> >   四大臣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辅佐幼帝,最初几年相安无事。然而,在他们中间确实存在着不安定因素,主要源于辅臣鳌拜的居功自傲、骄横跋扈。此人系清初开国勋臣费英东之侄,因骁勇善战、军权力欲极强。成为辅政大臣后,为了拉拢黄旗大臣和广大旗员,孤立、打击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他不断制造矛盾,挑起争端,最终打破了四辅政大臣协商一致的原则。> >   鳌拜在德高望重的顾命大臣索尼死后,更是肆无忌惮,每次上朝都站在苏克萨哈和遏必隆之前。所有的军国大事都是他说了算,连苏克萨哈和遏必隆也拿他没办法。> >   苏克萨哈是正白旗人,鳌拜想找机会除掉他,就传令要蓟州、遵化的正白旗人迁走,把驻地让给镶黄旗,这个蛮横无理的命令,自然遭到苏克萨哈的反对,双方争执不下。> >   康熙只好派大学士苏纳海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前去蓟州、遵化实地勘察。三位大臣坚持正义,反对强夺白旗驻地,鳌拜恼羞成怒,竟假传圣旨,擅自杀了三位大臣及家人百余口。> >   第二天早朝时,鳌拜大摇大摆上了金殿,他编造了一些罪状,秉明康熙杀了三位大臣,又罗列了苏克萨哈的24条罪状。康熙看后十分生气,因为其中都是些诬陷之词。鳌拜要求康熙下诏将苏克萨哈及其子、孙、侄等11人处死。康熙怎么也不相信苏克萨哈是奸臣,他想驳回鳖拜的奏折。这时,鳌拜看出了康熙的犹豫,竟然不顾君臣之礼,跨步上前,差点将拳头打在康熙的脸上。康熙求救似地看着满朝文武大臣,却没有一个人敢抬头。最后,康熙被迫以绞刑处死苏克萨哈。康熙气得两眼冒火,暗下决心,一定要将鳌拜除掉。> >   不仅如此,鳌拜还和穆里玛结成党羽,凡事在家议定,然后强迫康熙执行。对于这样一个气焰嚣张的权奸,康熙真是恨之入骨,但又不能轻易动手,于是他暗中找到索尼的儿子索额图,偷偷商量制服鳌拜的办法。他们决定首先要稳住鳌拜,决不能,再将京师驻军将领换成自己的心腹,并且在鳖拜不怀疑的前提下,训练一批可以制服鳖拜的勇士。于是康熙在苏克萨哈死后没几天下诏,对鳖拜大加赞扬,说他是大清国的头等大功臣,并加封他为一等公兼太师。鳌拜十分意外,却也满心欢喜,他以为康熙在苏克萨哈死后害怕了。康熙还假装不理朝政,将一切国事都交给鳌拜处理。自己则挑选了几十个身体强健的小伙子,每天作“布库之戏” (即摔跤),上朝时也常常让他们站在自己身旁。鳌拜以为康熙年纪还小,玩物丧志,也没怀疑。> >   康熙有时遇到推不开的国家大事,就要亲自到鳌拜府上询问如何处理。> >   有一天,康熙又来到鳌拜府上商议朝政,鳌拜却假装生病躺在床上。康熙坐了一会儿,关照他要保重身体,便起身要走。鳌拜想要起床相送,突然一把明晃晃的尖刀从枕边滑落在地,康熙的几名侍卫迅速拔剑在手,鳌拜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屋内的空气凝固了。只见康熙神态自若地捡起尖刀,若无其事地说道:“刀不离身是我们满族人的习惯,老太师有病在身也没忘记这个习惯,实在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一场蓄势待发的争斗就这样被康熙的机智巧妙地化解了。> >   两年后,练习“布库”的小伙子个个都成了身强力壮,拳棒皆精,能以一敌十的武士,康熙认为诛灭鳌拜的时机到了。康熙八年 (1669年)五月初三,鳌拜又像往常一样来到南书房。他刚一进门,康熙便以掷杯为暗号,几十名练习“布库”的少年蜂拥而上;转眼之间就把鳌拜捆得结结实实。这时,躲在康熙背后的索额图探身出来,不慌不忙地展开一份诏书,厉声念道:“罪臣鳌拜,擅权误国,犯有大罪30条,罪不容诛……”直到此时,鳌拜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中了康熙之计,仰天长叹:“我鳌拜跟随太宗皇帝,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料今日却落入一个十几岁的小娃娃手中。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呀!”> >   鳌拜被捕后,交由有关衙门审问,康熙有时还亲自审问。诸王、大臣纷纷上奏,请求立即将其正法。但是康熙念及鳌拜跟随先祖,立下汗马功劳,对社稷有功,不忍心将他诛杀,于是革去鳌拜的职位,罚没他的财产,将鳌拜和他的儿子一起关在监牢里,终身监禁,直至病死狱中。年仅十六岁的康熙帝,凭借自己的机智,一举铲除了鳌拜及其同伙,稳定了国家政局。> >   清除鳌拜集团,是康熙亲政后的重大举措。鳌拜集团在康熙亲政后,已成为清王朝政治生活的一股腐朽势力,它的被清除对于后来康熙时期社会发展,甚至对清朝的社会发展以及巩固清王朝的统一,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2.平定三藩

>   康熙帝亲自执政后,大力整顿朝政,奖励生产,惩办贪污,使新建立的清王朝渐渐强盛起来。当时,南明政权虽然已经灭亡。但是南方有三个藩王却叫康熙帝十分担心。> >   这三个藩王本来是投降清朝的明军将领,一个是引清兵进关的吴三桂,一个叫尚可喜,一个叫耿仲明。因为他们帮助清朝消灭南明,镇压农民军,清王朝认为他们有功,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防云南、贵州;尚可喜为平南王,驻防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驻防福建,合起来叫做“三藩”。三藩之中,又数吴三桂最强。吴三桂当上藩王之后,十分骄横,不但掌握地方兵权,还控制财政,自派官吏,不把清朝廷放在眼里。> >   康熙帝知道要统一政令,三藩是很大的障碍,一定得找机会削弱他们的势力。正好尚可喜年老,想回辽东老家,上了一道奏章,要求让他儿子尚之信继承王位,留在广东。康熙帝批准尚可喜告老,但是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爵位。这一来,触动了吴三桂、耿精忠(耿仲明的孙子),他们想试探一下康熙帝的态度,假惺惺地主动提出撤除藩王爵位、回到北方的请求。这些奏章送到朝廷,康熙帝召集朝巨商议。许多大巨认为吴三桂他们要求撤藩是假的,如果批准他们的请求,吴三桂一定会造反。康熙帝果断地说:“吴三桂早有野心。撤藩,他要反;不撤,他迟早也要反。不如来个。”接着,就下诏答复吴三桂,同意他撤藩。诏令一下,吴三桂果然暴跳如雷。他自以为是清朝开国老臣,现在年纪轻轻的皇帝居然撤他的权,就非反不可了。> >   公元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吴三桂在西南一带势力很大,一开始,叛军打得很顺利,一直打到湖南。他又派人跟广东的尚之信和福建的耿精忠联系,约他们一起叛变。这两个藩王有吴三桂撑腰,也反了。历史上把这件事称做“三藩之乱”。> >   各地告变消息,纷纷传至北京,一时朝野纷纷,群魔乱舞,使康熙的统一主张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年仅二十岁的康熙,他立即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总统诸将,率大军由湖南进剿云贵叛军。> >   康熙除以军事镇压叛乱为主外,还积极开展有效的政治攻势,以瓦解叛军,孤立少数顽固分子。他发布了征讨吴三桂的檄文,历数其罪。对追随吴三桂叛乱的各文武官吏,在檄文中指出,这些人如“能自悔前罪,或献城池、或率兵卒、或斩逆贼头目投归者,俱行免罪,给以原官”。对叛军中愚顽武弁、执迷不悟、助恶不悛的顽固分子,其部下之士,“或擒斩逆渠、或约献城池、或率领党类来投,俱从优议叙,授官给赏。”还下令,有能擒斩吴三桂投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对于在北京任官或居住的叛官亲属,也分情况,区别对待。对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及其在北京的随从人员,暂行拘禁(后来吴应熊被处死)。对吴三桂藩下文武官员人等,在北京及各省任宫或闲住者,虽有父兄子弟在云南,但“不知逆情”,亦概不株连治罪,自今以后,各宜安心守职,毋怀疑虑。> >   康熙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发布的军令和对敌斗争所采取的策略措施,对于打击吴三桂的反动气焰,缩小叛乱范围,安定民心,扭转初期被动的战局,以及推进反叛战争的胜利发展,者6起了积极的作用。> >   为了保证军事供应,康熙还注意裁减浮费,改折漕贡,量增盐杂税,以及稽查隐漏地亩,核减田赋税额等等。当时,除几个叛乱地区外,清朝政府控制了整个中国局势,各边虽乱,而江淮晏然,得以转输财富,佐军兴之急。因此,康熙在进行平叛战争中,不论从后备方面、人力来源方面,都能得到不断的补充,从而使清军的战斗力越战越强。> >   相反,吴三桂等三藩的叛乱,是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的。他们一小撮反动势力虽然猖獗一时,但到处遭到人民的反抗,很快就走向了失败。> >   吴三桂叛乱势力,在清军的沉重打击下,不但伸向陕西的魔爪被切断,而且在广东的尚之信,福建的耿精忠二藩,也都相继被迫投降,使其失去了两翼的重要支援。到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叛乱势力,除占有云南、贵州外,只有湖南、广西和四川的一部分地区。叛军在清军的围剿下控制的地区不断缩小,使其军需调发处于财用耗竭的困境。走向穷途末路的吴三桂,为了稳定其叛首地位,防止,继续进行垂死挣扎,竟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市)称帝,建国号为周,改元昭武。吴三桂的称帝,撕掉为民请命的复明幡旗,挂上周记皇帝的招牌,彻底暴露了他的丑恶嘴脸。吴三桂所建立的分裂割据政权,不仅未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而且由于其罪恶行径更加暴露,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吴三桂在清军的沉重打击下不断失利,每日惊恐不安,就在称帝这年的八月,得了中风噎嗝之症,下痢身亡。> >   吴三桂死后,由于清朝平叛大兵四合,加上康熙的分化瓦解政策,使叛乱集团更加慌乱不堪,不知所措。吴三桂的孙子吴世,在“阴风疾起,灯烛俱灭”的晚上,惊恐不安地即了帝位。他想搜罗一些亲信头目辅政壮胆,但官员们皆托故不行,个别人虽然被调到吴世的周围,但又潜谋归正,策划起义投降。吴世等发觉后,曾对内部进行多次大屠杀,但仍阻止不了叛军官兵不断向清朝投降的趋势。> >   康熙十九年,康熙令大军分别由四川、湖南、广西进军云贵。第二年年初,清军攻下贵州,数路清军会师昆明城外。清军将昆明围困起来,吴世束手待毙,城内文武官员纷纷出降。十月二十八日,吴世自杀。清军把吴三桂骨骸分发各省传示,将吴世悬首示众。> >   从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这场历时八年、蔓延十省的三藩叛乱,终于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被平定了。> >

3.平叛除乱

>   新疆地区在我国的汉、唐、时期,都直接隶属于中央王朝,并与内地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密切联系。明朝时期,新疆地区被蒙古的瓦刺部所控制。清朝前期对新疆地区的经略,主要表现在与属于瓦刺部后裔之一的蒙古准噶尔部的长期战争方面。> >   明清之际,在我国西北地区居住的蒙古族共分为3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还在清朝入关之前,大漠以南的察哈尔、科尔沁、土默特、鄂尔多斯等24部蒙古人 已先后归附了清朝,称之为内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3部,它们都与清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向清朝称臣“朝贡”,被称之为外蒙古。在阿尔泰山以西的漠西厄鲁特蒙古(即明朝的瓦刺部),分为4个互不统属的卫拉特 (部):在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是杜尔伯特部;在塔城附近雅尔一带的是土尔扈特部;在乌鲁木齐地区的是和硕特部;在伊犁河流域的是准噶尔部。在这4个卫拉特中,以准噶尔部为最强。它们与清朝也保持着“朝贡”关系。> >   康熙时期,准噶尔的噶尔丹夺得汗位,开始向其周边地区扩张。不久,噶尔丹合并了厄鲁特蒙古4部,接着就开始向外蒙古的喀尔喀蒙古进兵。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打败土谢图汗,占领扎萨克图部,侵入车臣部。喀尔喀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大喇嘛以各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皆与满洲相同,决定率各部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3部几十万人迁逃漠南,请求清政府保护。康熙帝给以牲畜、茶叶、布匹等物资救济,并把他们暂时安置在科尔沁大草原。清政府命令噶尔丹退还喀尔喀3部的故地。噶尔丹不仅不听,反而进一步开始向内蒙古发起进攻。> >   康熙帝召集大臣宣布他决定亲征噶尔丹。他认为噶尔丹气势汹汹,野心不小,既然打进来,非反击不可。公元1690年,康熙帝分兵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 >   右路清军先接触噶尔丹军,打了败仗。噶尔丹长驱直入,一直打到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噶尔丹得意扬扬,还派使者向清军要求交出他们的仇人。> >   康熙帝命令福全反击。噶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把上万只骆驼,缚住四脚躺在地上,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湿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就在那箱垛中间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 >   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炮声隆隆,响得震天动地。驼城被打开了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起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出山后夹击,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纷纷丢了营寨逃走。> >   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福全一面停止追击,一面派人向康熙帝请示。康熙帝下令说:“快进军追击!别中了贼人的诡计。”果然,噶尔丹求和只是缓兵之计,等清军奉命追击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了残兵逃到漠北去了。> >   噶尔丹回到漠北,表面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重新招兵买马。公元1694年,康熙帝约噶尔丹会见,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他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告发。> >   公元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扬古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亲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时期夹攻。> >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这时候,有人传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噶尔丹。随行的一些大臣就有点害怕起来,劝康熙帝班师回北京。康熙帝气愤地说:“我这次出征,没有见到叛贼就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西路不是危险了吗?”当下,康熙帝决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帝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一望,见到康熙帝黄旗飘扬,军容整齐,连夜拔营撤退。> >   康熙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赶快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正好遇到费扬古军。昭莫多原是一座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的战场。费扬古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地方设下埋 伏,先派先锋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预先埋伏的地方,清军先下马步战,听到号角声起,就一跃上马,占据了山顶。叛军向山顶进攻,清军从山顶放箭发枪,展开了一场激战。费扬古又派出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前后夹击。叛军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 >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叛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妄阿那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走投无路,就服毒自杀。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 >   后来,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那布坦攻占西藏。公元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妄阿那布坦,护送达赖喇嘛六世进藏。以后,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 >

4.康乾盛世

>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占去了整个清朝统治时间的一半以上(以清朝入关后计算)。康熙帝在位61年,雍正帝在位13年,乾隆帝在位60年(不包括他作为太上皇的3年又4个月),加在一起共有134年之多。在康熙统治的前半期,清政府忙于南征北伐,世道并不十分太平。但从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准噶尔部(1697年)大获全胜后,直到乾隆帝把皇位“内禅”给了帝(1796年),时间恰好是100年整。在这100年里,国内虽然还时有战争的发生,但这些战争不是局于边疆地区,就是限于规模不大,因此都没有造成全国性的大动荡,世道真是堪称“太平无事”。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太平,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却实在称得上是难得。再加上这百年之内,论武功可谓“四夷咸服”,论文治则有《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难怪旧史书会对此百年大加称颂,谓之“太平盛世”。> >   玄烨统治时期,中国成为疆域辽阔、统一繁盛的国家,封建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伸向中国的西方早期殖民势力受到遏制,开始了封建社会新的相对稳定时期。玄烨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息。下令停止清初圈地弊政。为招徕垦荒,修订顺治年间的垦荒定例,由原来最高限六年起科,改为“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又规定地方官能招徕垦荒者升,否则罢黜。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承为世业,使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以鼓励农业生产。蠲免的种类大体上有:免征荒地田赋、灾荒蠲免、普免钱粮等。玄烨在位期间,蠲免次数很多,公元1686年至1688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田赋普免一周;公元1712年,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这在以往的历史朝代是罕见的。公元1713年2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人丁税固定下来,减轻了农民负担。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国垦田面积由顺治末年的五亿五千万亩到康熙末年超过了八亿亩,生产发展,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人口迅速增长,出现了相对稳定繁荣的“康乾盛世”。> >   在清朝的百年“盛世”中,乾隆皇帝的统治又占去了其中的3/5。> >   在乾隆的统治前期,尚能做到励精图治,他施行了一些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部分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也缓和了一些紧张的关系。所以,到乾隆中期,清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那时,全国的耕地面积超过了明末耕地的最高数字,达735万余顷,比顺治末增加了1/3左右;国家的人口也空前增长,已经接近3亿;商品经济也有长足的发展,国内城市随之繁荣起来,恢复甚至超过了的繁荣时期。> >   在政治方面,乾隆吸取了康熙、雍正两朝的统治经验,采取“宽严相济”,一张一弛的治术。康熙时代,针对当时全国统一不久的形势,能够比较注意休养生息,政策相对宽和。雍正时期,国内统治基本已经稳定,所以政策比较严厉,重在整顿纪纲,尤其是即位问题的斗争,所以在打击和清除内部异己势力方面,残忍而不遗余力。乾隆即位后,一方面多次下令蠲免正赋杂税,革除苛政,减赦罪犯,对被雍正无情打击的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实行宽大处理。并且还开博学鸿词科,招揽天下鸿儒硕学;编辑大型丛书,标榜文治。另一方面则打击朝廷朋党,惩治官吏;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严格控制知识分子思想。刚柔相济的统治术,使得乾隆朝的前期政治颇有特色。> >   在武功方面,乾隆时期也还算不错。乾隆曾不无得意地宣称自己在军事上有十大战绩,即: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叛乱,两次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两次与尼泊尔的廓尔喀作战,平定新疆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平定“天地会”林爽文起义,与缅甸作战,与安南(越南)作战。志骄意满地夸耀自己有“十全武功”,并因此封自己是“十全老人”。> >   乾隆在位满60年之后,因为不想自己在位的时间超过祖父康熙,所以就把皇位主动让给了儿子颐琰(嘉庆帝),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但却仍然实际主持着朝政,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去世为止。> >   总之,乾隆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的一个非常少见的“幸运儿”。他不仅顺顺当当地继承了父、祖父为他奠定的稳固基业,而且寿登上考,一直活到88岁。他的一生,顺多逆少、胜多败少。在位期间,皇权如磐石之固,他进退人物,生杀予夺,叱咤风云。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中威胁皇权的种种势力,如母后、外戚、宦官、权臣、朋党、强藩(地方政府力量)等等,被削弱到了最低的限度,尽管这些大多不是乾隆帝本人所做的,而是其父、祖父为他扫清的道路。此外,当时国内也没有强大的反清力量,西北、西南的边患已经成为强弩之末,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势力则还鞭长莫及。因此,乾隆朝可谓国力强盛,四海升平,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他以强大的武力平定西北,保护西藏,加强了国家的统一,确定了中华的版图。即使到了乾隆晚期,各种社会矛盾已经相当激化,清政府还能全面控制内外形势,维持着强大的外貌,屹立于亚洲的东部。

康熙乾隆绝对做不到 雍正帝治国仅凭二个字

康熙帝一生政绩显著,一代明君开创了大清的盛世。晚年的康熙主要精力都用在调和皇子争储上,而“太平盛世”之下,却滋生了政宽事省的思想,由此在朝野内外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腐败之风严重泛滥。

这种官场风气严重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吏治的重担就落到了雍正帝的肩上。

在清朝的额官场上,流行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表明当地的吏治如何糟糕,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

对于此类奏报,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都会进行尖锐的批评。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份。

雍正二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身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经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的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

为了断绝官场上的上下欺瞒互骗,雍正帝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

在康熙晚年,朝中大员的官僚习气已经相当严重,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厉整顿此风。

为彻底改变这种习气,雍正帝将议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一致,则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

雍正帝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在雍正帝那里往往自讨没趣。

对于朝臣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帝十分反感,每有这类奏折送到面前,必遭严厉痛斥。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帝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在中国古代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做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推卸责任的搪塞之词。

看到雍正帝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了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差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沽名钓誉,乃居官之大患。

实心任事,是雍正帝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雍正三年,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谕旨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唯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对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除此之外,雍正还未文武百官树立起了“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的信任和格外擢用的。

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很被雍正看重。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被得罪的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是刚正之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从雍正帝在很多奏折的批语上,我们可以发现,“实心”在两个字出现的频率极高,可以说,雍正的的确确是一个实在人,从被他赏识的重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着手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也可以这么说,雍正治国别无他法,惟有“务实”这一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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