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恭亲王是好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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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恭亲王是好是坏?
清朝的恭亲王是好是坏?
历史对他的评价又是如何?
清文宗与恭亲王
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文宗崩于热河。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位，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军机大臣，额驸景寿及辅国公肃顺等总共八人，「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法中，「顾命大臣」辅弼幼主的制度。
不久，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其时仿明朝万历的成例称她「圣母皇太后」），既不甘于大权的旁落，又深憾于肃顺的跋扈，于是与文宗异母弟恭亲王奕欣密谋，夺取政权，由「顾命」而变为「垂帘」，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王总揽全局于下，是为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争权的两方，缩小范围来说，一方为慈禧和恭王，一方是肃顺及其同党。但肃顺为文宗所重用，而文宗的重用肃顺，则在恭亲王于咸丰五年奉旨「罢直军机，回上书房读书」以后，为此文宗与恭亲王兄弟失和的表面化。换言之，没有恭亲王于咸丰五年的退出军机，就没有肃顺于咸丰六、七年始的逐渐被重用，即令肃顺在御前当差，有心揽权，则以恭亲王的地位，足以裁抑，然则文宗的末命，必以嗣君付托恭王，不特无「政变」之可言，且亦无「垂帘」之变局。王湘绮诗：「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垂帘」原是恭王与慈禧合作的条件之一，倘恭王亦在「顾命」之列，一定也跟肃顺、载垣一样，对「垂帘」之议，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由此可见，「辛酉政变」实种因于文宗与恭王的兄弟失和，其间牵涉到帝位、亲情、礼法、隐衷。重重因素的纠结，构成了复杂微妙的过程。我以为在贡献《慈禧前传》于读者之前，有先一叙此过程的必要，因作本篇。
一
宣宗生前，三后九子，二、三两子幼殇；第一子死于道光十一年四月，两个月以后，皇四子奕咛生，是为文宗。
文宗的母亲钮祜禄氏，由全嫔累进为全贵妃，十三年四月，继后佟佳氏崩，全贵妃晋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十四年十月，正位中宫。二十年正月初九崩，年三十三。宣宗亲自定谥为「孝全」。
清宫词：「蕙质兰心并世无，垂髫曾记住姑苏，谱成六合同春字，绝胜璇玑织锦图。」原注：「孝全皇后为承恩公颐龄之女，幼时随宦至苏州，明慧绝时。曾仿世俗所谓七巧板者，斫木片若干方，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以为宫中新年玩具。」因生长苏州之故，亦可想见其在「明慧」以外，还有江南女儿的温柔，这与旗下格格的开朗爽健是大异其趣的，此所以独蒙帝眷。
孝全之崩，曾有异闻。清宫词：「如意多因少小怜，蚁杯鸩毒兆当筵，温成贵宠伤盘水，天语亲褒有孝全。」原注：「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摄六宫事，旋正中宫，数年暴崩，事多隐秘。其时孝和太后尚在，家法森严，宣宗亦不敢违命也，故特谥之曰：『全』。宣宗既痛孝全之逝，遂不立他妃嫔之子而立文宗，以其为孝全所出，且于诸子中年龄较长。」照这首诗看，孝全暴崩，似是新年宫中家宴，为人下毒所致。但「温成贵宠伤盘水」一，兼用宋仁宗张妃怙宠及庆历八年近侍作乱纵火，曹后率宫人救火擒贼的故事，不知意何所指？词连孝和，尤不可解。史载：宋仁宗张妃颇与闻外事，曾为其伯父尧佐乞官，或者孝全亦有类似的举动，而宣宗继母孝和太后秉性严毅，有所责备，孝全因而羞惧服毒。宣宗哀矜，谥以「全」字。这是我的猜想，究竟真相如何？诚所谓「宫闱事秘，莫得闻矣！」
孝全崩后，宣宗未再立后。其时妃嫔中，名位最高的是静皇贵妃，幼殇的皇二子、皇三子，都是她所出，再生一子，就是皇六子奕欣。孝全崩时，奕咛即由静皇贵妃抚养，王闿运《祺祥故事》：「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全太后以托康慈贵妃，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与王如亲昆弟。」静皇贵妃在文宗即位后，被尊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所谓「乳文宗」的「乳」字，如作哺育解，不实，「舍其子」更不实，静皇贵妃多少是偏爱亲子的。但文宗与奕欣为皇子时如「亲昆弟」则可信，因不独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同在书房，兼之皇五子奕淙出嗣为惇亲王后，不在宫中，皇七子奕澴还小，不足为侣，除此以外，宫中别无可以谈得来的弟兄，感情自然而然就亲密了。
二
奕欣的才具，无疑地胜过奕咛，宣宗亦最钟爱这个儿子。但大位终归于奕咛者，另有缘故。《清史稿﹒ 杜受田传》：「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传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文宗的这段话，就是杜受田的传授。又清人笔记载：「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借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如上所引，文宗得位，不无巧取之嫌，而恭王的内心不甚甘服，亦可想而知。兄弟各有心病，种下了猜嫌不和的根由。而以静皇贵妃的封号一事为导火线，积嫌到咸丰五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兹就王湘绮所著《祺祥故事》中，有关此事的记载，分段录引注释如次，以明究竟（引文上加Ａ记号）。
Ａ会太妃疾，王日省，帝亦省视。一日，太妃寝未觉，上问安至，宫监将告，上摇手令勿惊。妃见床前影，以为恭王，即问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与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误，即呼「额娘」 。太妃觉焉，回面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
圆明园三园之一的万春园，原名绮春园。道光年间，尊养孝和太后于此。文宗即位，亦奉康慈太妃居绮春，这是文宗以宣宗尊孝和者尊康慈，而视疾问安，又无异亲子，凡此都是报答抚育之恩。但看康慈误认文宗为恭王所说的一段话，偏心自见，而猜嫌固先起自康慈。
Ａ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瞑。上但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
此记康慈不得太后封号，死不瞑目。「哦，哦！」是暂不置可否之词，恭王则以为文宗已经许诺。这可能是一种误会，但恭王行事，有时亦确不免冲动冒失，因而被认为「狂妄自大」，以后与慈禧的不和，即由于此种性格使然。
恭王初入军机在咸丰三年十月，虽为新进，但以爵位最尊，成为掌印钥的「领班军机大臣」，所谓「军机领袖」、「首辅」、「首揆」都是指领班的军机大臣。召见军机，自乾隆十三、四年间开始，全班同见，但首辅或一日数召，面听指示称为「承旨」，既承旨而缮拟上谕进呈，称为「述旨」，至于「传旨」，通常指口头传达旨意而言。
Ａ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遂愠王，令出军机，入上书房，而减杀太后丧仪，皆称遗诏减损之。自此远王同诸王矣！
「所司」指礼部。尊封皇太后，应由礼部具奏，陈明一切仪典。恭王传旨，虽非文宗本意，但皇帝如摈拒礼部请尊封皇太后的奏章，则将闹成大笑话，所以不得不依奏。而恭王的「传旨」，起于误会，终同挟制，文宗自然要懊恼。
《清史稿﹒ 文宗本纪》咸丰五年秋七月壬戌朔：「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到七月庚午（初九），皇太后崩，十一天以后，恭王以「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的「原因」，奉旨退出军机，回上书房读书。所谓「自此远王同诸王」的「诸王」，指惇郡王奕淙、醇郡王奕澴、钟郡王奕诒、孚郡王奕渔E等四人，这就是说，文宗从此看待奕欣与其他异母弟并无区别，不复如「亲昆弟」。而康慈的抚育之恩，也算在尊封太后一事中报答过了。
据《清史稿礼志》康慈太后崩，「帝持服百日如制」。所谓「减杀太后丧仪」，最主要的是谥法有异，《清史稿﹒ 后妃传》康慈崩后，「上谥曰『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不系宣宗谥，不庙」。按：封后而不系帝谥，起于明宪宗生母孝肃太后，《明史﹒ 后妃传》「孝肃周太后，英宗妃、宪宗生母也。……嘉靖十五年与纪邵二太后并移祀陵殿，题主曰皇后，不系帝祀，以别嫡庶，其后穆宗母孝恪、神宗母孝定、光宗母孝靖、熹宗母孝和、庄烈帝母孝纯，咸遵用其制。」但在清朝，上谥太后，并无此前例。文宗不以家法而沿用前朝故事，一方面表示，孝静太后抚育有恩，侍奉如生母，一方面亦表示嫡庶究竟有别。致憾之深，可以想见。
以后到了咸丰七年，奕欣复起，受命为都统，其时肃顺已开始得宠，为固位计，不免对奕欣有所中伤。英法联军，进逼京师，文宗以「秋狝木兰」为名，仓皇避往热河，命奕欣留京「办理抚局」，则由于肃顺的制造空气及守旧派的推波助澜，相率以为奕欣将借洋人的势力，重演「土木之变」的故事，甚至连惇亲王奕淙亦相信奕欣要谋反。于是文宗与恭亲王手足之间，猜忌愈深。
总之，如无牢不可解的心病，则以兄弟之亲，谗言不入，文宗末命的顾命八大臣，当以奕欣为首。「祖制重顾命」，以恭王的才具，执行尊严的家法，慈禧决不可能取得任何政治上的权力。照这样看，清文宗与恭亲王的手足参商，不过便宜了慈禧一个人而已。历史的因果关系，有时奇妙难测，此为一例。
历史秘闻 “重农抑商”是好是坏
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古代中国“重农抑商”会带来哪些问题?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维持一个国家运转，需要财政的支撑。
很显然，商业更能造就社会的繁荣。
虽然古代没有经济学，但是经济规律是存在，古人不会看不到发展商业的好处。商业发展起来了，税源当然也丰富了，中国历代王朝为什么会拒绝这样的好处呢?
01
中国古代王朝属于农耕文明，税收非常稳定，只要不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王朝总会平稳延续。
任何一个王朝灭亡了，只要重拾前朝的财政制度，就能继续造就盛世。
农耕地带，税收的成本很低，能聚集起来的财富总量也很大。
但这样的财政制度有一个无法突破的困境。
农耕文明的财富特征是刚性太大，弹性太小。毕竟是靠天吃饭，土地上的产出是相对固定的，这就塑造了中国历史的一系列特征。
首先一点，中国王朝的财政就是一种“量入为出”的财政。
财富总量就那么大——土地就那么多，土地产出也就那么多，能养活的人自然也就那么多，不管是按人头收税，还是按土地产出收税，变化都不会太大。
所以，一个时代对应的帝国政府的职能就只能那么多，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和西方古代商业社会的财政原则就不一样了。
西方商业社会，可以“量出为入”，需要办多少事就收多少钱。
为啥?因为商业和对外战争，完全可以在市场和战场上把花出去的钱收回来，他们的财政状况弹性很大。
要是没有巨额商业收益的利诱，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不会冒险走向九死一生的海洋
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对外扩张的动力不大?
王朝再强大，财政税收也是它的制约因素，有这根线牵着，风筝怎么也飞不远。
中国人每年的收入是有限的，对外战争的收入是不稳定的，所以对外扩张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搞不好王朝会就此灭亡——隋炀帝就是这样，死性不改征高句丽，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江山。
因为钱就这么多，用途也都事先定好了。所以皇帝虽然权力至高，但实际上可任意操作的空间并不大。哪怕是皇帝，也是要看菜下碟。
02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
量入为出、轻徭薄赋的财政制度，应付帝国的日常状态没有问题。但是，当危机到来，需要大幅增加政府开支的时候，怎么办呢?
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部悄悄生长的因素在耗尽财政资源。
举个例子，明太祖朱元璋对自己的子孙非常照顾，一辈子啥活不用干，就可以从国家领俸禄。刚开始，这一大家子吃国家财政，能吃多少钱?所以这不是个多大的问题。可是，到了二三百年后，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据徐光启推算，明代皇族每30年人口涨一倍，朱元璋的时候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涨到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涨到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年间涨到八万多人。到明末，则有一百多万人。
帝王家也没钱啊
其实满清八旗子弟的铁杆庄稼到了清末时，也成了大清财政的严重负担。
那种“量入为出”的国家财政当然就不堪负担了。
还有一种危机是外部危机，比如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那就要大幅增加军费。
钱从哪里来?这也是农耕国家的刚性财政负担不了的。宋朝和明朝的灭亡，都可以找到这种财政上的原因。
03
那你说怎么办?解决思路之一，就是找到弹性的税收源头。既然土地出产是刚性的，那什么是弹性的呢?
在农耕社会，最大的弹性收入，就是所谓暴利性资源商品，主要指的就是盐和铁，后来又有茶叶这类成瘾性商品。
在历史上，这些商品都是由国家专卖，原因就是它提供了财政上的弹性。
可是这种商品也有一个难题，放在政府手里经营吧，效率实在太低，收入有限。放给民间经营，然后政府收税吧，效率是提上去了，但是危险也大增。
毕竟，谁控制这些暴利性资源，谁就能轻松获得巨额收入。
私人拥有巨额收入，既可能成为对政权的威胁，也可能成为豪强势力，导致社会失衡，激化社会矛盾，比如清末的盐商。
所以，这个解决思路也不靠谱。
富可敌国的盐商，曾经把皇帝派来查偷税漏税的钦差大臣给逼死
有人可能会说，那既然刚性税收是一个基本困境，那就应该向西方学，发展商业，而不是像中国古代政府那么愚昧，搞了几千年的“重农抑商”，把自己财政弹性搞得那么小，危机来了没钱花，这不是自找吗?
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庞大的中国引入商业，它会引发一正一反两个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如果社会管理能力不升级，比如引入代议制，建立强大的远洋舰队等等，商业税收根本就收不上来——如果商人不能参与政治，就不敢造富;如果没舰队的保护，商人也不敢去冒险拓展海外贸易。
英国的海上贸易养活了海军，强大的海军保护英国商人的海外贸易
第二个影响是，如果这套能力建设完成了，可以收上商业税了，那也就意味着社会结构已经彻底改变了。
我们想想，这一定是好事吗?或者问得更准确一点，在古代社会条件下，这一定是好事吗?不一定。
商业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网络，是一种不断处于变动中的扩展秩序，这句话很重要。
它是一个网络，所以它就不可能单独生存。商业社会的兴衰是取决于周边环境的，取决于它在网络中的位置的。网络一变，一个商业社会的生存条件就变。
它是一种变动中的扩展秩序，这意味着，一个商业社会要么就在扩张中，要么就在萎缩中，它很难保持稳定。
人类古代历史上的商业社会，发达的时候如烈火烹油，衰落的时候如大厦将倾，文明的稳定性很差。
你看，丝绸之路上那些曾经发达的绿洲国家，著名的像楼兰古国，而今文明都灭绝了。
再比如我们中国的那些著名的商业城市，比如扬州，原来在运河的商业网络中，极尽繁荣，但是运河一衰落，扬州的衰落就是定局。
其实西方文明也是这样。罗马帝国的内部商业非常发达，但是一旦崩溃，就再难复兴。
很多人都看过前些年那部著名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西方大国崛起和接力赛一样，一个国家崛起之后衰落了，就再也不会复兴?——曾经划地球而治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经拥有全世界超过一半商船的荷兰，现在顶多也只是小而美的国家，与昔日鼎盛时期非同日而语。
因为航海和商业都是复杂的协作体，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人们之间的协作关系。
这种复杂的协作关系一旦被战争等等强大的力量摧毁，几乎很难在原地重建，因为很难确保原来的种种复杂条件都能恢复，帝国也就由此分崩离析、消失在历史中。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打败后，西班牙就再也没再崛起
再来看我们中国，农耕经济虽然看起来有种种缺陷，比如上面讲的，财政的弹性非常差。但是它结构简单，生命力极其顽强。
上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只要新王朝给小农家庭配置了土地，经济和社会结构很快就会重建和恢复，帝国也由此复兴。
这样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中国是世界各个文明中历史延续性最好的。不管乱成什么样，总能再次复兴。
04
也正因为中国历代王朝都使用农耕经济的财政系统，所以重农抑商自然也就是成了皇帝们最理智的选择——我的目标是延续帝国，并不是搞创新发展威胁我统治的商业经济。
但是带来的后果是，造成中国社会内卷化。
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用这套财政制度很得心应手，就不会想去用其他制度，这就在制度和技术上彻底锁死了自己，不去发展农耕文明之外的经济和技术。
中国农民千年不变的作息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告诉我们，从人类社会会从奴隶制度，到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一个文明一旦内卷化，是无法自我突破这一困局的，没有外来的冲击，中国的封建帝国制度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通过农耕经济的财政体系，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汉武帝最终会独尊儒术，而之后的王朝也都选择儒家作为社会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其中一点就是重农抑商嘛。
所以并不是我们信了儒家，所以社会才重农抑商，而是因为我们选择这样的财政系统，所以选择了重农抑商的思想，也就选择了儒家。
没有儒家，也会有其他学派提供这样的思想，帝国需要的是这样思想，而不是需要儒家，只不过正好儒家提供了这样一整套思想解决方案。
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儒家选择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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