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成曾国藩政治命运转折点

Posted 2023-01-05 教案

篇首语：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成曾国藩政治命运转折点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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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成曾国藩政治命运转折点

弱国无外交。曾氏处理此案的苦衷，就因当时的清王朝实际上只有一个空架子。以曾氏的为人，能不知其后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属无奈。

1870年6月21日发生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它涉及法国、英国、美国、俄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清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指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赶往天津进行处理。由于他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方针处理教案，导致民怨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甚至连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曾国藩后来调任两江总督，不久便撒手人寰。可以说办理天津教案的苦果导致曾国藩名声大跌，给曾国藩蒙上了无法洗刷的耻辱。

早在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天津时，法国侵略者就将作为英法联军议约总部的望海楼行宫强占为领事馆。1862年，法国传教士在与望海楼隔河相望的天津城东关小洋货街建造仁慈堂一所，专门收养中国孤儿。1869年又在望海楼旁强占土地建造望海楼教堂。不久，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又拆毁了望海楼行宫，盖起了法国领事馆。1870年夏，仁慈堂疫病流行，数十婴孩相继染病死亡。教会便将几具尸体装入一个洋货箱中夜间埋于坟地。不料却被野狗扒出，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人们又挖出不少货箱，均一棺数尸，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与此同时，天津不断发生有人用药迷拐幼孩事件，乡民拿获用药迷拐幼童之匪犯三人，其中一人为法国天主堂教徒，被天主堂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去。此时民众愤怒，怀疑教堂虐杀儿童，挖眼剖心，而且与迷拐儿童有关。同月18日，民众又抓获一名迷拐儿童的案犯武兰珍，其供认系受教堂门丁王三指使，令其出外迷拐男女。前在穆庄子拐得行路一人，曾得洋银五元。消息传开，民情汹汹，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全城笼罩在仇教的激愤之中。

6月21日，天津道员周家勋率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带疑犯武兰珍赴教堂指认王三。群众也涌向教堂，结果一无所获，只得带犯人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与崇厚议以不了为了，即可完案，拟即出示晓谕，并将武兰珍先行正法。午后，群众与教堂中人发生口角，教士谢福音向崇厚求援，崇厚急令刘杰与巡捕二人前往弹压。此时丰大业携手枪冲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衙门，秘书西蒙执刀随行。丰大业一见崇厚就出言不逊，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退入后堂暂避，该领事进屋，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此时衙门外群众越来越多，崇厚复出相见，告以民情汹涌，暂不可出。丰大业不屑一顾：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既而飞奔出署，行抵浮桥，适逢知县在彼弹压，当面劝阻。丰大业又向其放枪，未中，误将刘杰之家人打伤。群众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西蒙殴毙，投尸河中。随后群众鸣锣聚众，奔赴望海楼等处焚毁法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并从仁慈堂地下室查出幼孩百五十余人。英国四处礼拜堂、美国两处礼拜堂被毁。混乱中，群众先后打死外国职官、教士和修女，连同丰大业和西蒙在内共计20人。其中包括法国人13名，比利时人2名，俄国人3名，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1名。这就是天津教案，或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教案发生后，中外震惊。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驻京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教案人犯，随即调派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6月23日，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查办。曾国藩此刻正在病假期间，尚未痊愈。临行前，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多数主张不可前往，幕僚史念祖甚至认为赴天津办案略一失足，千古无底。曾国藩涉足政治多年，对其中的利害关系不会不知。然而他并没有犹豫，一方面在于朝廷倚重，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事态以最稳妥的方式得到解决。他给两个儿子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书信：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曾国藩到天津后，知道此案曲在洋人。丰大业率先寻衅，数次开枪，激起众怒，理应持平办理。然而他也深知外国强盛如故，津案又涉及法、俄、英、美、意等列强，万一牵动各国同时推波助澜，中国此时之力何能遽与开衅？权衡再三，终于决定不欲以百姓一朝之忿，启国家无穷之祸，遂奏明立意不开兵端。至于结案之法，终不外诛凶手以雪其冤，赔巨款以餍其欲。首先，对于最为关键的拐骗犯的罪行和证据，他予以忽略。

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写道：教民迷拐人口一节，王三虽经供认授药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亦无教堂主使之证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名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拐骗情事。而天津知府张光藻给曾国藩的密禀称:从天主教救出的幼孩，其中有供系迷拐而来者。烧毁教堂之日，众人搜获教民王三送县，提犯指从对质，供明伊以利诱武兰珍迷拐人口，先拐一人，给大洋五元。每早在天主堂外交武兰珍药一包，令其出外拐人。至于王三向他和武兰珍所提供的迷药，据供是由谢神父（谢福音）所授。由此看来，迷拐之事似乎言之凿凿。

其次，对于教堂挖眼剖心的传言，认为全系谣言，毫无实据，必无其事。大约挖眼剖心之谣，近来各省皆有，民间习闻此说，各怀猜疑。而天主教堂又过于秘密，平民莫能窥其底里，用是愈疑愈真，遂成牢不可破之见。及确寻证据，皆影响含糊。其初入津郡，绅民拦舆递禀百数十人，细加研求，终难指实。经此番推问士庶之心，似已稍知挖眼剖心等事空言不尽可靠。

其次，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曾国藩坚嘱拿混星子及水火会，至八月初四日拿犯已八十余人。因教案中洋人伤毙二十一人，曾国藩决定查拿二十一名之数，足与相抵。面对棘手甚多，愈办愈窘的局面，他即激励承审各员严切研讯，商定变通办法。其变通办法之一为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但求确系下手正凶，不复究其殴伤何处。

再次，处理天津地方官员。法国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后与曾国藩会晤，提出四项要求：赔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究凶手。7月20日，罗淑亚照会曾国藩，词气凶悍，谓如不将天津府县及提督陈国瑞抵命，即便宜行事。虽然曾国藩认为欲令府县抵命，坚持不允，但还是以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办理民教启衅一案事前疏于防范，事后又不能迅速获犯，即行革职，交刑部治罪，陈国瑞交总理衙门查办。

曾国藩这种强人就案，杀民以谢敌的委曲求全做法，引起民众的愤慨和一些官吏的谴责。消息传开，举国哗然。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旅居北京的湖南同乡宣布把他从同乡会中除名，并且砸毁了曾国藩手书的湖南会馆匾额。后来清政府改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负责处理此案，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处理张文祥刺马案，但仍暂时留驻天津。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仍坚持判处十六人死罪，另四人因属误杀俄人暂缓执行，后来改判斩监候和杖流。二十五人充军，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充军，陈国瑞免于处分，赔偿法、俄、英、美等国白银五十余万两，并特派崇厚赴法国道歉，始得结案。

天津教案的处理不当，导致曾国藩名毁津门。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从总体上来看，曾国藩忠实地执行了委曲求全的方针，对外国教人一味偏袒，对涉案人员以命相抵伤毙洋人，自然是处理不公，为时论所弃亦是自然。然而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其处理结果也是必然。天津教案发生当时，正是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之日，清朝的国家主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对于清朝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冲突和争端，在两国国力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要求平等地按规则处理涉外案件，简直是一句空话。这也就为天津教案的处理不当奠定了基础。况且当时各国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以即行开战为要挟，清廷不会不屈服，只能答应法方提出的苛刻条件。清廷的主和态度，曾国藩自然不能违背。可以说，换作当时任何一人来处理此案，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甚至连代替曾国藩处理教案的李鸿章也是按照曾国藩的方针进行的。

曾国藩在收到处理教案的圣旨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此去津门，有去无回。为此，他写下了遗嘱，决心宁牺牲衰朽之身，也要履实君命。在坚持自己的办案主张，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还是为使国家和民族免遭战火而向法方屈服的两难抉择中，曾国藩左右为难。然而最终公正、人情、国法只能向形势屈服。这就注定了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只能以悲剧结束。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

导读：

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到了他最初的来路。他苍老的目光，似乎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国闻周报》，第6卷第83期）……

天津教案――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

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说，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如果说，这个论断已经让全国舆论“坚不肯信”的话，那么，对教案的导火索，那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的讯问，更让人觉得语焉不详，曾国藩混淆是非、吃里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由于传闻沸腾，民间组织“水火会”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的指派，前来诱拐儿童的。

正是武兰珍的口供，引发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证，并进而引发了教案。然而，曾国藩强调，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对质那天，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令刘杰的敦促下，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认为，武兰珍纯属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记也记载，在武兰珍的身上，他发现了“跪伤”、“棒伤”和“踢伤”。

换而言之，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爆发的那天上午，法国人都没有什么理屈之处。他为此写道，“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么，对直接导致教案的丰大业“对官放枪”事件，曾国藩又是怎么看的呢？

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时，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成员。当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谁挑头，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子，抛掷瓦片。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时，这个文明的绅士、资深的外交官翻脸了。后来，崇厚这样回顾丰大业的风度和武功：“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还没完呢！将这个一向颟顸、对洋大人们小心翼翼的满人大员吓得半死后，丰大业不顾“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的境况，来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在这里，他遭遇了疏导民众刚刚回来的知县刘杰;一通咆哮之后，丰大业又掏出枪来，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这样爆发了。当天傍晚，天津城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在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后，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绅民们又先后烧毁了河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幼童的“仁慈堂”。在这场大骚乱中，英俄各国也遭遇池鱼之殃，除13名法国人丧生之外，另有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去。英国讲书堂和美国讲书堂也在大火中化为一片灰烬……在几十万天津绅民、所有与闻此事的中国人看来，倘若没有丰大业事件，教案是不会发生的;而对此，曾国藩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剧变”……

激怒全国舆论的，又何止是这些？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不仅主张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绅民盼望的那样，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难怪乎，几天以后，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在瞬间卷起了：不仅举国汹汹、“责问之书日数至”，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也视之为奇耻大辱。时人记载，在北京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个举子撰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刻薄地挖苦他的这个人生转折，“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与他几经分合、不久前刚刚重归于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地致书斥骂他。后来，曾国藩也以“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懊悔。

但，举国声讨之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时，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

交困

五个“致疑点”，不仅解释了谣言愈传愈盛、天津绅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折射了交汇之初、东西方风俗与文化的巨大隔阂。曾国藩谈到，西式建筑均设有地窖，这些地窖，不过用来隔潮、储放煤炭，但由于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讹传讹，天津绅民渐渐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

对天主教信仰的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导致了众多疑点的出现。以前任江西进贤县令魏席珍之女贺魏氏为例，她进入河楼教堂，原本为了治病，但信教之后，坚持不肯回家，“因谓有药迷丧本心”;以施洗仪式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对习惯哭丧表达悲伤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显得异常诡异、鬼祟……

更要命的是，当年晚春，天津谣言四起、各处檄文揭帖层出不穷之际，河楼教堂又遭遇了一场空前瘟疫。几十个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间掩埋，“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这些棺木尸身，埋葬极浅，经觅食的野狗发掘后，“胸腹皆烂，肠肚外露”，这就难怪天津绅民对谣言信以为真、“各怀恚恨”了……

如果说，即使不删去这五个“致疑点”、奏折完整面世，曾国藩也难逃其咎的话，那么，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显得合乎情理，曾国藩“持平办案”的心迹，也不会被一边倒地被认为是“卖国”。问题在于，对这个“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对这个被认为是“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清史稿・曾国藩传》）的当代圣贤，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那个年仅35岁，但异常工于心计的女人。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骂名;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她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

她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战”、“和”两难，“论理”与“论势”者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所谓“顺舆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无法平衡的冲突。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以奕?、宝、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即决心和平结案、维持大局，为此他们强调，“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而以奕、李鸿藻、“清流”势力为主的守旧派官员，则认为“民心尤不可失”。他们甚至主张，借舆论沸腾、“民气大张”的势头，与洋人们决一死战，彻底驱逐西方、天主教势力于国门之外……

她迟迟不肯表态;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进行大辩论时，她还欲擒故纵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这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再次强调那如同冰与火不可兼容的两个立场：“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仅要把这块烫手山芋，彻底扔给曾国藩;她还要曾国藩为她承担起“理”、“势”对立，“战”、“和”两难的代价。为此，她将那份奏折发抄朝野、公诸天下，这么一来，汹汹民心、滔滔舆论，自然会将矛头对准曾国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这也不是什么画蛇添足之举，这么做，只会有一个结果：一方面，让洋人看到曾国藩办事之难、态度之毫无保留，从而见好就收;另一方面，对远道而来、旨在通商和传教的洋人来说，被彻底激怒的民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而并不“持平”、没有只言片语辩护的奏折，正适以火上浇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测的心中，她还有着进一步削弱曾国藩，使他在丧失湘军势力之后、“清望”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是个长袖善舞、让人一言难尽的女人。自从执掌这个国家，她就不间断地感受着种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不仅是“理”和“势”的对立、“战”与“和”的两难，还有“内轻”和“外重”的失衡、“中体”和“西用”的纠缠，以及作为少数部族却统辖这个国家的先天不足，身为女人却“牡鸡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顺之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还包括着人心、社会、民族、深宫、权力格局与文明演替的种种紧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了此牵彼制、翻云覆雨的权术生涯：1861年前后，几乎上台之初，她就在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之外，制造了左宗棠、刘长佑两个旁支，以及李鸿章的淮军势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刚刚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侧击、恩威并施的手笔，逼迫曾国藩尽裁湘军;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与她分庭抗礼的洋务派领袖奕?，而伴随着“师夷长技”之洋务运动的兴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旧士大夫，形成“清流”势力，以避免东南督抚的成为国家与社会主导力量……

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正中榻上坐着李鸿章（左）和曾国藩（右），左边从左至右依次为左宗棠、骆秉章，右边坐着彭玉麟、曾国荃等。

在十年的历练之后，她的这些手法如此娴熟，如此得心应手，不仅表现于天津教案，而且表现为洋务运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曾国藩的处境;在她四十八年的执政生涯里，她处处是赢家，唯独输掉了这个国家。在新旧交替、百废待举的年月，这个帝国原本应当昭示它鲜明的国策，无论外交、内政还是文化的“体用”，一如东邻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种种手笔中，它不可避免地彻底沉沦了……

在长达四十八年的岁月，在与她共事的众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深处内心。或许，不久后自甘沉沦、余生碌碌的奕?，是一个;而二十多年以后，在甲午战败的阴影下，面对俾斯麦婉转地抱怨“麻烦来自女人”的李鸿章，是另一个。

或许，还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

“一生三变”

后来，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的说法，概括曾国藩的几个阶段。他说，做京官时，曾国藩“以程朱为归依”;出办湘军后，“则归申韩”;及至晚年，他以旷达为意，“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普为人知。然而，它依旧拘泥于皮相。在曾国藩渐行渐远、愈磨愈平的心路历程背后，不仅有着他始终不变的儒家本色，还有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深刻尴尬。

他以儒生带兵，“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做京官时，他曾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是”;组建湘军之初，他设立“审案局”、得罪骆秉章、参奏陈启迈、弹劾宗室崇纶……凡此种种，无不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与他的一腔血诚、披肝沥胆对比，不仅那个腐朽官场对他处处侧目，那个颟顸、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据说，在他湘潭首捷之后，大学士祁隽藻这么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他为此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从长沙到衡州、江西，他不仅屡战屡败，而且形影孤单，“每逢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在几年处处碰壁、几次自杀未遂后，他才走进湘乡荷叶镇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义，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开始了处处变通、时刻夹杂着拙诚与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定天京的历程中，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赖的满人大员官文;而在与骆秉章、沈葆桢、左宗棠、毛鸿宾等汉族大员的合作中，他也处处与人为善，见功不掩、见过不责……他自觉地使自己锲合于那个腐朽年代，一切行为都与社会规则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他并以近乎苛责的姿态，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我体察。他由此成为一个戴着镣铐的善舞者，一个貌似分裂、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

一个时代，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而在被改变之后，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这个时代。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还有局限和狭隘……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但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样，那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社会，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儒家人物，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开始向最初的来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归罢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处处表现出乡绅的、近乎族长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