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文臣主战武将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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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文臣主战武将反对
南北朝时期的元嘉北伐：为何文臣主战武将反对
历来一个国家要发动战争，多是武将们摩拳擦掌、主动请缨，而文臣们则沉稳持重、瞻前顾后。所以三国时曹魏来犯，江东群臣大多主和，才会成就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千古佳话。不过这一次，支持文帝北伐的却大多是文臣，萧思话、刘康祖、沈庆之等武将则纷纷表示反对。
文章摘自中新网——华文报摘 作者：卢荻秋 原题为《古代文臣主战》
公元四五○年，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暴露了拓跋氏祖先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拓跋焘下令族诛，同时受到株连的还有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汉族豪门以及众多汉人官吏。北魏的民族矛盾变得尖锐起来，政局也变得动荡不安。
这让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看到了收复中原的希望。宋文帝曾在公元四三○年（元嘉七年）派出将近十万大军挥师北伐，结果惨败而归。其后二十年间，他偃武修文、励精图治，以至国力大增，史称“元嘉之治”。
这时候，他再次提出北伐。丹阳尹（相当于京城行政长官）徐湛之、吏部尚书（相当于组织部长）江湛、彭城太守（徐州市市长）王玄谟等纷纷上表赞同北伐。其中王玄谟早就多次“陈北侵之策”，文帝曾对大臣殷景仁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宋书。王玄谟传》）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曾深入漠北，大败匈奴，追击到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肯特山一带）时筑坛祭天。宋文帝每念及此都感到热血沸腾。
历来一个国家要发动战争，多是武将们摩拳擦掌、主动请缨，而文臣们则沉稳持重、瞻前顾后。所以三国时曹魏来犯，江东群臣大多主和，才会成就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千古佳话。不过这一次，支持文帝北伐的却大多是文臣，萧思话、刘康祖、沈庆之等武将则纷纷表示反对。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直截了当地说：“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宋书。沈庆之传》）是啊，本来步兵对骑兵就处于劣势，檀道济、到彦之两位名将北伐都失败了，王玄谟等人难道比他们的本事还大吗？军队的实力也不比往日更为强大，贸然北伐不是自取其辱吗？宋文帝却不以为然，说：以前的失败是有原因的，并不是打不过。北魏所倚仗的不就是骑兵吗？今年雨水大，河道通畅，我军只要泛舟北上，占领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两处军事要地，然后就地取粮、安抚百姓，虎牢、洛阳自然手到擒来。
等到冬天来临，我们的防线已经巩固，敌人纵然骑兵南下，又岂奈我何？沈庆之等人“固陈不可”，宋文帝干脆不予理睬，只是叫徐湛之、江湛出来和他们争论。沈庆之愤然说道：“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宋书。沈庆之传》）这句话点到了历来喜欢瞎指挥、乱决策、不懂得尊重专业意见的专制者病根，而且因其直截了当、毫无曲隐之意而显得振聋发聩。宋文帝听了，虽然没有怒火中烧，却一笑了之。
或许是他等得太久了，韬光养晦得再也没有耐心了，于是发布总动员令，大量招募民丁、勇士，号召富民、僧尼捐资，连王公、妃主、朝士、牧守都动员起来“献金帛、杂物以诸国用”，并于当年即元嘉二十七年（公元四五○年）秋七月派出五路大军，全面出击。这次北伐的结果众所周知：起先，北魏采取收缩战略，宋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了中原大部，但恰恰在争夺北魏囤积大量物资的滑台一战中，“士众甚盛、器械精严”的王玄谟却久攻不克，止步不前。这时候，冬季来临，魏主拓跋焘挥军南下，全面反击，先是大破王玄谟，后是分五路大军齐头并进，宋军全面退却，北魏军很快就攻到了彭城。在与太尉江夏王刘义恭等相持一段时间后，拓跋焘干脆绕过彭城引兵南下，“所过无不残灭，城邑皆望风奔溃。”（《资治通鉴》第一二五卷）冬十二月，北魏军攻至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隔江威胁宋都建康。建康震惧，内外戒严。宋文帝发出悬赏令，有斩杀魏主拓跋焘及王公大臣的，赏金封爵；又派人将下了毒的酒送到乡下，想以此毒杀魏兵，但都无济于事。好在拓跋焘久居塞北，对南方的水土不太适应，无意再行南下，很快就“掠居民、焚庐舍而去。”至此，元嘉北伐以刘宋彻底失败而告终。
整个战役中，魏军连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掠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资治通鉴》第一二六卷）“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在他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用沉郁的笔调描写了元嘉北伐的仓皇与狼狈，以此表达对南宋开禧年间由文臣韩侂冑主导的仓促北伐的担忧。“开禧北伐”的结局与“元嘉北伐”如出一辙，再一次验证了“耕当问奴，织当访婢”的正确性。
历史军事 明末的文臣武将，为何都选择降清
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就在这一年，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中国又出现了三股主要势力逐鹿中原的情况，这三股势力分别是：大清政权、大顺政权，以及南明弘光政权。
大清政权也就是后来的清朝，这个大家想必都非常了解。大顺政权由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创建，虽然起初大家都视李自成和他的军队为“闯贼”、“流寇”。但到了1644年的时候，人们的印象已经普遍改变。许多人都开始承认李自成将是未来新王朝的统治者，这一点从当时大批官绅归附到大顺政权中就可以看出。
南明弘光政权是明朝崇祯皇帝殉国后，明朝宗室和遗臣们在留都南京建立的政权，弘光皇帝朱由崧是万历皇帝之孙、崇祯皇帝的堂兄。因此在当时人们眼中，南明自然是最为正统的政权。
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这种群雄割据的局面往往要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可是这次却不一样，仅仅过了一年时间，清军就以锐不可当之势，相继攻灭大顺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统一了大半个中国。清军入关之时，所率兵力仅有十万余人，为何能进展如此神速呢?
究其原因并非满清八旗军天下无敌，而是因为许多原来侍奉明朝的文臣武将纷纷率领本部兵马降清，极大扩充了满清的实力，以至于让清军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兵力反而越来越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明朝的文臣武将不去归附南明，或是归附大顺，而非得去向清廷投降呢?
从个人感情上来说，这些文臣武将无疑对南明政权最难以割舍的，毕竟他们个个都世受皇恩。退而求其次的话，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可以接受，因为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稀罕事，从个人和家族利益上来考虑，给大明朝老朱家打工和给大顺朝老李家打工，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至于归降大清政权，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时明朝人都称呼满人为“建虏”、“鞑子”，在他们心目中，满清就是由一群孔武有力，不懂礼数的蛮夷组成的原始政权。投降满清，那就相当于成为“鞑子”的奴隶，这是何等的屈辱，对当时明朝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可事实上却是，成批的文臣武将投向了满清，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在1644年初，李自成率军攻打北京的时候，官绅们眼看国家即将易姓改号，于是纷纷改换门庭加入到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中。明末史学家谈迁在他的著作《国榷》中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情景是：“衣冠介胄，叛降如云”。
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在攻下北京后，为了解决军饷问题，竟下令对官绅追赃助饷，也就是强迫大家交出银子，没交纳规定额度的银子就要被严刑拷打，活活打死者不在少数。
官绅们放弃名节，改投到李自成阵营中原本是为了保全个人和家族的利益，结果遭遇追赃助饷，不仅名声尽毁，甚至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一位身陷北京的明朝官员在绝望中愤慨地说道：“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追赃助饷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原来明朝官绅阶层成了势不两立的群体，很多人都想尽办法逃往南方。可是，当逃到南方的官绅们抵达南京后，等待他们的不是南明朝廷的热烈欢迎，而是权臣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掀起的“顺案”审查。所谓“顺案”就是指李自成攻下北京后，被嫌疑有过变节行为的明朝官绅。马、阮等人利用“顺案”疯狂迫害自己的政敌。
清军在山海关打败李自成后进入北京，摄政王多尔衮采纳了汉族大臣洪承畴、范文程等人的建议，对原来明朝官绅采取了积极拉拢的策略，“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
不久又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清廷的这些笼络策略对于当时正处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明朝官绅而言，可谓是绝处逢生，于是大家纷纷改投清廷。
这些投降的官员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多数人的官职比原来更高，在他们的示范效应下，更多汉族官绅投身清廷，清朝在入关之初就是用了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迅速席卷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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