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苦心经营的“被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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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宋太祖苦心经营的“被皇帝”

2、咸丰帝一意孤行,桂良的苦心经营将化为泡影

宋太祖苦心经营的“被皇帝”

  与前代那些好勇斗狠崇拜武功的暴力君王不同,宋太祖虽然是武将出身,却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于是,宋太祖没有搞“狡兔死,走狗烹”,而是杯酒释兵权,和诸位老兄弟共享富贵。即便是对那些后周的皇室、遗臣,宋太祖也能够善加抚慰。整个夺权过程,除了后周大臣韩通一人抵抗被杀之外,几乎就是兵不血刃的实现了政权交替。就其仁德来说,确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而在整场兵变当中,赵匡胤花费心思最多的不是如何攻城略地,而是如何扮演好一个万般无奈“被皇帝”的角色。      以当时赵匡胤的地位和影响力,完全有能力直接发动一场暴力政变,但是,用屠刀换来的政权有太多的弊端。血腥只能换来血腥,而不是赵匡胤所期待的长远的和平。赵匡胤和主要智囊赵普思考了很久,最后选择了在建隆元年的正月下手。      下手之前,赵匡胤在京城中散布了两个传言。一个是契丹人和北汉人趁着周世宗去世,在正月大举进犯后周边境的镇州、定州等地。一个是“点检作天子”。第一个传言让京城百姓官员人心惶惶,尤其是后周的那些掌权者们。当时,后周皇帝柴宗训不过只有八岁,由皇太后符氏垂帘听政。但是,柴宗训的生母符皇后早已经去世,此时在位的乃是符皇后不足二十岁的妹妹。周世宗的意思,当然是希望小姨子能够好好照顾外甥。只是,现在的符太后入宫不过是几个月,对朝中那些派系斗争还没有搞清楚,更不要说处理这样的突发事件了。符太后只能把一切都交托给宰相范质和王溥二人。      范质、王溥二人知道军情紧急,赶紧招呼担任太尉、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议事。赵匡胤在周世宗即位之初就追随左右,在周世宗去世的前六个月被提拔为殿前都点检,成为后周军队的最高领导者。周世宗对赵匡胤如此信任,自然,范质和王溥对赵匡胤也没有多心。当赵匡胤提出,自己可以带兵出战,但此次敌军攻势强劲,若要成功,必须调派更多的兵马,赵匡胤要求全国兵马的指挥权。两位宰相没有多想,就答应了赵匡胤的要求。第一个传言,目的已经达到。      第二个传言,赵匡胤控制的比较好。史料记载“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宴然不知”。都城百姓人人都在议论,大军出发之日就会作乱,策动点检做天子。百姓很是恐慌,纷纷远走他方,躲避战乱,可皇宫之中竟然不知。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是赵匡胤的保密工作做的好,只是在市井散步传言。官府就是想查,也查不到赵匡胤身上。另一个,就是军中朝中,有许多人对新皇帝都没有足够的归属感。就算是听到了留言,也隐瞒不报。毕竟赵匡胤势力强大,谁也不愿意做那个出头鸟。可是,范质、王溥两位宰相为什么也没有反应呢?一者可能是两人警觉心不高,这个“点检作天子”的传言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去年军中就有流传,因此周世宗罢黜了当时担任点检的张永德将军。二者,范质、王溥还要借重赵匡胤带兵平定变乱,在外敌未清除之前,不能动手。      总之,赵匡胤这两个传言成功使其夺取了兵权,控制了舆论。当后来赵匡胤真的称帝做了天子,老百姓就会觉得,是天命所归,对赵匡胤废帝也就少了许多非议。      赵匡胤先让担任副都点检的慕容延钊率领前军快速赶往镇州,自己在第二天率领大军前进。慕容延钊和赵匡胤的关系比较微妙,作为军中的二把手,慕容延钊在整个陈桥兵变事件中几乎就没有参与,当赵匡胤称帝的消息传到慕容延钊处是,慕容延钊也没有很高兴,只是“从命”,听从命令而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赵匡胤把慕容延钊先调走,而留下的,则都是自己的心腹。      第二天大军出发,走得很慢,到了晚上才走到陈桥驿。大军不走了。史料记载,晚上,赵匡胤在大帐中呼呼大睡,什么事情也没做。可事实是,赵匡胤早就和赵普等人商量好了,如何策动,如何安排,如何处理突发事件等等。      一开始,是有个叫做苗训的军官,此人在军中惯有神算之名,苗训在士兵当中散布流言,仔细看看今天的太阳下面仿佛还有一个太阳。这表示什么呢?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天上有两个太阳,就是人间要有新的帝王了。这种神神道道的话在民间极有市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军上下都在议论天有二日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新皇帝是谁呢?人们就联想起之前大家所说的“点检作天子”,原来新皇帝就是我们的太尉、点检赵匡胤啊。      那些普通士兵自然不知道,一切都是赵普的安排。军中那些将领自然不同,他们知道所谓天命,所谓异相,不过都是用来糊弄人的。要想说服这些将领们,赵匡胤用的是另一招。      赵匡胤的亲信都押衙李处耘把将领们召集起来,告诉大家,现在皇帝年幼,皇太后听政,我们辛辛苦苦卖命有谁知道?但是都太尉大人就不一样了,他带兵多年,对大家都像是兄弟一样。如果他能够做皇帝,那大家都可以一生富贵了。在推举太尉大人做天子之后,我们再北征,那也为时不晚。大家一听,纷纷赞同。这些人本就是赵匡胤一手提拔的将领,此时无论是从感情,还是从大局看,都只会选择跟随。于是大家一起去找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由赵光义带着去找赵普。大家都明白,赵匡胤最听赵普的话,只要他出面,赵匡胤一听会听从。      众将见到了赵普,赵普先是假意训斥大家,大家怎么能够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呢?要是点检大人知道了一定会怪罪你们的。一些人听到这些话,就走散开去。可李处耘知道赵普不过是做做样子,于是再次怂恿大家来见赵普。李处耘还拔出刀来说,以往,军中只要有人稍微有举事作乱的言语,就会被抄家灭门。现在我们已经聚集在一起商议立点检做天子,如果点检不肯出头,那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绝对不能答应。李处耘这么一说,所有将领明白,此时就是不反也晚了。大家都嚷嚷一定要举事。      看看大家的情绪都被调动的差不多了,赵普说话也有些松动了。赵普表示,事情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种夺取政权,建立新朝的事情,不仅仅要天命,还要有人心。为了赢取人心,恳请诸位将领严格约束部下,不得枉杀百姓。一旦都城发生动乱,不但不能够成功,外敌也会入侵,那大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众将一听,赵普答应了,都很开心。      于是,赵普分派各路将领,谁负责前面开路,谁负责最后防守,在都城之后谁负责监控朝中后周死党,谁负责进攻皇宫等等。一切分派完毕,赵普派人传唤大将石守鑫、王审琦率军赶来。这两个将军平日和赵匡胤关系最好,把他们调来,主要是用来以防万一。      一切布置妥当,天亮了。      赵匡胤还在睡觉,忽然听到几万人一起高呼“点检作天子”,被吵醒了。这时候,赵普率领诸将进入大帐,告诉赵匡胤,大家要立太尉做天子。赵匡胤还睡眼朦胧着呢,看到大家拥进来很是吃惊,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大家拥到议事厅,被人披上了一件象征皇帝的黄袍。众将全部都下跪,高呼“万岁”。赵匡胤坚决推辞,自己无才无德什么的。大家哪里答应,再三邀请。看赵匡胤不同意,赵普示意,大家又把赵匡胤扶上马,逼着前行。大军已经集结,所有人都已经被告知,必须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见到赵匡胤前来,一起下拜,再呼“万岁”。      赵匡胤看到推辞不掉,就告诉众将:“你们这些人啊,自己贪图富贵,却立我作天子。如果你们能够听从我的命令,我就做。如果不能听从,我就不敢做。”众将听后,都下马说:“誓死效命!”这时候,赵匡胤就交代,现在的柴宗训,乃是我们的少主,那些公卿大臣,都是自己的同僚,你们这些人可不能欺负。最近几十年改朝换代,都会放纵军队劫掠官民,我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如果可以做到,事后我必定重赏;如果不能做到,别怪我事后翻脸无情,诛灭满门。众将听后,都再次表态,绝对服从。      看看自己的戏也演得差不多了,赵匡胤下令,大军掉头,夺取京城!就在当天,赵匡胤率军回京,除了后周大臣韩通被杀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官员被杀。赵匡胤的军队果然军纪严明,没有侵扰百姓,第二天就恢复了集市。      赵匡胤之所以要苦心经营“被皇帝”,估计有两个考虑。一个是以此来约束众将。看赵普对众将的要求,再看赵匡胤的要求,就可以明白。赵匡胤不想新政权有太多的血腥。但之前赵匡胤和众将之间只是上下级关系,可之后却是君臣关系。赵匡胤一再推辞,就是要让大家一再请求,然后明白,是你们要我来做这个皇帝,那就要绝对听从我的命令。第二个,历代以来,废立皇帝都被看成弑君。虽然有的朝代,比如汉魏晋之间,也会搞什么禅让,但明眼人根本不会被骗。看曹丕夺取汉献帝的宝座,都要三推四让,就更不要说周世宗一手提拔的赵匡胤要废帝自立了。赵匡胤唯有一再强调自己是被逼无奈,才能勉强洗刷自己背信弃义,以下犯上的污名。
皇帝太祖

咸丰帝一意孤行,桂良的苦心经营将化为泡影

英国专使额尔金在清方的一再请求下,也认为英国公使驻在充满敌意的北京,并非上策。他于1858年10月30日致函桂良,宣称若《天津条约》能得到严格的遵守,若英国公使次年至北京换约能得到适当的接待,他将提请英国政府考虑,英国公使不常驻北京,而是定期或有事随时前往北京。额尔金的答复距咸丰帝的期望十分遥远,他只是提出了须得到本国政府认可的个人意见,而且也封绝了桂良的口,即不得再议修改条约。桂良在咸丰帝的严旨催令下,于11月15日上奏,含混其词,“驻京一节,说至再三,方肯不长行居住”。桂良并没有说明额尔金的先决条件,也没有将额尔金的信件上呈。咸丰帝对此仍是十分不满,谕旨中称:“若仍准其随时往来,岂能日久相安?”并让桂良明确告诉英、法使节:“若至天津,我兵即先开炮。” 桂良 >额尔金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咸丰帝一直在发怒,不停地要求桂良消弭“四事”。桂良并没有与英国等国商议更改条约,而是不停地在笔墨上与咸丰帝周旋。“公使驻京”消弭后,咸丰帝的要求改为消除公使“随时进京”,又随着英、法公使进京换约期限的临近,咸丰帝的要求又变为在上海换约。尽管桂良此期不停地挨骂,但他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咸丰帝色厉内荏,已经退缩。1859年1月29日,咸丰帝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头衔也从“管理五口通商事务”改为“办理各国事务”。3月19日,桂良终于将额尔金的条件和盘托出。 >咸丰帝见此底牌,只得再让步,同意英、法使节进京,但提出条件:“所带人数,不准过十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不许在京久驻。”他还要求桂良尽可能在上海换约。而4月22日桂良奏请将《天津条约》的批准文本发下,以便新任英、法公使到上海时可以在上海互换;咸丰帝却宣布:“如‘四事’说明,另立专条,该夷肯在上海换约,即迅速驰奏,再将条约发去。”直到此时,他仍没有放弃修改《天津条约》。 >1859年6月6日,英国公使卜鲁斯(F.W.A.Bruce)到达上海,7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 Bourboulon)到达上海。英、法使节坚持进京换约,拒绝与桂良会晤。15日,英、法公使乘船北上。25日,英、法使节强入大沽,战事重起。 >大沽口炮台 >广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宣传 ( 茅海建:《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谢敏 )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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