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Posted 2023-01-04 总理

篇首语：没有激流就称不上勇进，没有山峰则谈不上攀登。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周恩来总理生命中的最后一天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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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高振普口述  舒云整理原载《党史博览》2016年第1期
     1976年1月7日，张树迎（周总理卫士）与我商量，看样子总理的病再想好起来很困难，让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轮流来看一看总理。从总理卧床以后，除医务人员和少数几位工作人员外，更多的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像警卫值班的刘岚荪、康海群、王培成，很久没有见到总理了。还有为总理看病的医生、做饭的厨师和服务员，他们平时很守纪律，没有事情，很少到病区来，都想有机会到病房见总理一面。为了不影响总理正常休息，我们决定等总理睡着的时候，再让他们来。可是很不凑巧，这一天，总理整天睁着眼睛，而且不停地向四周看。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一直等到深夜12时，也没有机会。我们商量改成第二天再安排，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总理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1月8日，我们和往常一样，张树迎向我交班，由我守在总理的病床前。我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我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此时总理还转过脸来，看看我，我很习惯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说话。总理几天来都是这样，说话很困难。乔金旺和我一个班，他走进病房，示意叫我休息一会儿。我会意地离开病房，轻步往外走，回到值班室。黄宛、方圻、吴慰然等大夫都守在那里。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脏显示，心跳70几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70几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总理心跳在继续下跌，60次、50次、30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了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停止。他去得那么突然，走得太快了，太早了。全体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的周围。病房里一片哭喊声。谁也承受不住这如同天崩地陷般的痛苦，忍不住放声大哭，哭声中包含着对总理的爱，对总理的敬，对国家的忧。
    中央领导人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第一个走近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国，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的遗容，无言地抽泣着。
    邓小平、叶剑英都来了。他们都怔怔地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11时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周恩来的遗体，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整理，于当日12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 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就要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给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凡拉绒中山装，这一套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邓大姐看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我们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一位多年为周总理看病的牙科专家打开包时，看到是一包旧衣服，马上气愤地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怀有很深的感情，一直叫邓大姐“邓姨”。他的父亲也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他父亲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解放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他父亲。面对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有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多地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身教言教，为总理写下这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第二天，总理去世的消息向全国广播，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举国同哀。人们涌到天安门广场，寄托哀思。……
     1月11日下午4时，遗体告别结束后，灵车由北京医院开出，驶向八宝山。十里长街，人山人海。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把张树迎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安排为周总理办最后一件事。周总理逝世当天，邓大姐就向党中央提出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保留，撒掉，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我们都哭了，邓大姐克制住悲痛，对我们说：“恩来同志生前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能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了，我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我再向你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晚上7时左右，邓大姐带我们进了大会堂西大厅，总理骨灰安放在这里，我们肃立在大姐身后，向总理遗像默哀。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盒，她的手在颤抖，双眼含满泪水。她坚强地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在场的人都放声大哭。
    追悼大会结束，但西长安街、西单，直至八宝山的道路两边仍然站满了人，他们等待运送总理骨灰的车，向总理最后告别。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骨灰盒，穿过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坐过多年的灰色吉姆车，邓大姐由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陪着，乘另一辆车紧随其后，离开了人民大会堂，向东驶去。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作为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因为天色很黑，我们分辨不出它的颜色。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飞机起飞了，挥手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北京的上空，笼罩着乌云。我的心怎么能平静，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岁月，一幕幕闪过。总理的举止言谈，总理的亲切面容，总理健壮的身体，总理开会、总理办公、总理……我把总理的骨灰紧紧地抱在胸前，紧贴着我的心。周总理啊，回想起15年前，我刚到您身边工作，您紧握我的手，几句问话，就驱散了我紧张的心理。多年来，您到各地视察，我们跟随着您，同坐一架飞机。今晚，我们还是同在一架飞机里，我多么想再看您戴上眼镜批阅文件，再听到您谈话的声音。可是，已不可能了，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驾驶员“准备”的喊声打断了我沉思。按照计划，在北京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然后向天津飞去。机舱内的温度继续下降，我们虽然穿上了机上备好的羊皮大衣、皮帽和皮靴，也挡不住这刺骨的寒气。随着飞机的抖动，我们全身发抖，几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相互鼓励着。飞机飞临天津，借着月光，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16日零时45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的嘱托。
     1月16日9时，我和张树迎去西花厅向邓大姐汇报。大姐等候在门口。我们快步走向她。她张开双臂把我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我强忍着泪水，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三个人抱得更紧。
    邓大姐这几天，不！更准确地说，是几十年来，为使总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承担着总理的全部家务；为总理的健康，费尽心思，妥善安排衣、食、住、行，50年代就指导我们制定了保安全、保健康、保工作的“三保”措施。在总理患病期间，大姐日益操劳，预感到总理病情的结果，又以革命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病症，全力组织治疗，想尽办法，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的指示，在总理为人民的一生中凝结着邓大姐多少心血啊！总理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大姐想得更细、更周到，亲自为总理擦汗、喂饭，每天守在病床前。谁也不知道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她那花白的头发上又增添了不少白发，明亮的双眼挂上条条血丝。
    我们随大姐走进她的办公室以，汇报了昨晚撒骨灰的经过。大姐满意地点点头，说：“我为恩来同志做了一件大事。他活着的时候对我他做这件事把握不大，今天做了，他也应该得到安慰。我们也都为这件事高兴。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党支部负责，能不能叫我革这场命，还要靠你们去做。”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大姐逝世，遵照她丧事从简的遗嘱，遗体火化后，骨灰装在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里，撒向海河。
    16年前，我与张树迎亲手把的部分骨灰撒在海河里。今天，我们又把邓大姐的骨灰撒在了海河。两次骨灰的撒放，两次痛心的惜别，两次不同的方式。周总理的骨灰，只有邓大姐护送，在黑色的夜晚，无声无息地撒掉，那沉闷、压抑的心情一直笼罩着我。如果没有撒放邓大姐骨灰的隆重、庄严、肃穆的场面，我那受压抑的心情会伴随我终生。
    高振普，男，1938年生于山东省微山县。1954年初中毕业入山东省公安干部学校，结业后留山东省公安厅工作。1956年调中央警卫局，1961年任周恩来卫士，1983年任邓颖超警卫秘书。199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1998年退休。
青蛙小牛鸭子鹦鹉狐狸灰狼考研逃犯古代玄武门

周恩来临终前召见的最后一人是谁嘱咐此人何事

核心提示：罗青长一进病房，总理就急切地询问台湾的近况以及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由于身体的极度虚弱，总理两次昏迷过去，最终不得不终止谈话。罗青长依依不舍地向总理告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这也是总理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总理留给他的最后遗墨和最后遗言都与台湾问题有关。周恩来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朱晓萍，原题：罗青长同志在京逝世为周恩来临终前召见最后一人，节选 >从三十年代起，罗青长就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52年起即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分管对台工作。 >1975年9月4日，周总理病情恶化，仍不顾疾病的折磨坚持批阅文件。当他看到《参考消息》3日转载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一篇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时，当即批示，要罗青长和他的秘书钱嘉东找王昆仑、屈武等人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批件的最后，总理用颤抖的笔连写下四个“托”字。 >由于病魔的折磨，总理连续几天都处于半昏迷状态。12月20日，他的神智稍微清醒，清晨一醒来就呼唤罗青长的名字，催促身边的工作人员把罗青长找来。等罗青长一进病房，总理就急切地询问台湾的近况以及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由于身体的极度虚弱，总理两次昏迷过去，最终不得不终止谈话。罗青长依依不舍地向总理告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这也是总理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总理留给他的最后遗墨和最后遗言都与台湾问题有关。总理逝世后，罗青长担任了周恩来治丧办公室副主任，他强忍着悲伤，送总理走完最后一程。1月15日晚8点左右，罗青长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总理生前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一起，登上一架安—2型农用飞机，按照总理的遗愿，将骨灰撒向祖国大地。对于总理的嘱托，罗青长一直铭记在心，始终心系台湾。1960年，总理曾托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转送一封亲笔信：“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罗青长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转达到张学良手中，又于1992年和1996年两次手书，托人转交张将军。第二次转交，张将军终于看到了。捎信人阎明光带回了张将军手捧字幅沉思的照片。2005年连战、宋楚瑜的大陆之行，更让他兴奋了好几天。他相信，如果总理泉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当年意气风发的红小鬼，如今已是双鬓皆白的耄耋老人。不论是战争年代的出生入死，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励精图治，亦或是离休之后的心系国事，他的身上始终保持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作为一名有着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真诚地祝福伟大的党永葆生机，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周恩来总理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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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临终前召见的最后一人是谁 嘱咐此人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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