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名要员人头落地

Posted 2023-01-04 知县

篇首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50多名要员人头落地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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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名要员人头落地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发生了一件清朝建立以来最大的贪污案。自封疆大吏到州牧县令，被判处死刑的多达100 多人，其中56 名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轰动朝野的甘肃全省官员谎报灾赈、贪污捐监粮的大案。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就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望。王望，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调任甘肃布政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发生了一件清朝建立以来最大的贪污案。自封疆大吏到州牧县令，被判处死刑的多达100 多人，其中56 名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轰动朝野的甘肃全省官员谎报灾赈、贪污捐监粮的大案。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就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望。王望，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调任甘肃布政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
甘肃地瘠民贫，是全国最穷的省份，每年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购买粮食，以抚恤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清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纳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甘肃省内外商民赴甘买来监生头衔后，并不要求千里迢迢进京入国子监读书肆业，但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也可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因此，捐监一途是当时富裕商民子弟入仕的捷径。加之甘肃开捐定价较低，每名只需麦豆四五十石，外省商民趋之若鹜。
不料，行之数年，诸弊丛生。大抵是经手的地方官借机贪污，挪用捐监粮，甚至干脆折收银两，以便于中饱囊。清政府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户部仍旧每年拨银百多万两解往甘肃采买粮食，而甘肃大小官员仍为缺粮叫苦不迭，所以当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锦奏请恢复捐监旧例时，经户部遵旨会议以为可行，乾隆皇帝也就很快允准了。鉴于以往积弊多端，乾隆皇帝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
王望上任伊始，便向乾隆皇帝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而暗地里，王望却和总督勒尔锦狼狈为奸，下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无须交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他和兰州知府蒋全迪那里。这样一来，白银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仓储空空如也，又将如何交待？
王望自有妙计，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合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下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王望如此胆大妄为，也无不群起效尤。
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赈银6 万余两，纳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陈常，在三年任内共办监生执照四千余张，每名多收银10 两，共贪污银两4万有余。
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无人不贪。这些州县官还要用赃银去结络上司，如上面提到的知县何汝南，前后就送给王望银18000 余两，“ 馈送” 蒋全迪6000 余两，总督勒尔锦交他办买物件，又花去银6000 余两。有个叫麦桓的广东人干得更荒唐离奇，他被分发到甘肃待补知县之缺，当时正赶上各州县报办夏灾，为急于补上县官好趁灾大捞油水，就托人向蒋全迪疏通，最后达成交易，麦桓送王望、蒋全迪各8000 两银。麦当时手中无钱，应允冒办夏灾得银后，如数奉送。这样，蒋全迪保举他升补靖云知县，麦桓则风风火火大办“捐监赈灾”，以筹措银两还债。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甘肃通省上下官员串通一气，上下相蒙，竟然长期作弊而未被发觉。王望还因收捐监生卓有实效，省去每年部援白银百数十多万两，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抽调浙江巡抚，拥厚资而去。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更是如法炮制，且花样翻新，统一规定报捐时，各州县每名折收白银55 两，除办公费4 两外，再加2 两所谓“心红纸张费”。
王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六年间，每年报捐人数在4 万上下，所以乾隆皇帝后来说“历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并没有夸张。若以每名55 两计，共折收捐监银两在1300 万两以上。这笔巨款中，虽然有一小部分是用来采买粮食以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流进了甘肃全省大大小小官员的腰包，其数目不少于白银1000 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夏，大学士阿桂、尚书和|领兵开进甘肃平定回民反清起事，先后奏报入境即遇连阴密雨，乾隆始疑云大起，感到此前甘省连年报旱有诈，数以百万石的“捐监粮”去向必须深究。联想起不久前王望情愿捐银50 万两（此数相当于浙江巡抚每年养廉银的50 倍）资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乾隆皇帝判定王望巨额家资必与贪污甘省捐监粮有关。于是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此事，要求他们“根究到底，务令水落石出”。
阿桂和李侍尧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他们选定现任甘肃按察使福宁为突破口，使他和盘托出了自王望以来通省官员如何玩法营私、冒赈贪赃的内情。
尽管勒尔锦、王廷赞以及王望分别在北京和浙江狡赖不吐实情，但到这年七月，乾隆帝已有充足证据对这个贪污集团的首犯作出判决：王望处斩，立即执行，他的儿子王裘等人夺官遣发伊犁，另几个不满12 岁的幼子则暂时监禁刑部大狱，待年满12 岁时陆续发遣；勒尔锦原来就因平定回民起事不力问成死罪监禁在狱，这次贪污事发，“从宽赐令自尽”；王廷赞绞刑，本年秋审时处决。至于对其他大小墨吏，阿桂、李侍尧也根据《大清律例》中“监守自盗一千两以上斩监候” 的律文，拟定皋兰县知县程栋等66 员斩刑，待秋审处决。
临近秋审，乾隆帝自称不忍看到如此之多的犯官“绞首就戮”，特命凡贪污2 万两以上者立斩；贪污1 万两以上、2 万两以下者，斩监候，赶入本年秋审处决；1 万两以下者亦问斩监候，待来年秋审请旨办理。
然而，这起贪污大案到此并未了结。随着案情的深入，又陆续发现了亏空库银等新的罪行，所以到这一年年底时，陕甘总督李侍尧又陆续拟定数十名贪官应斩，兰州省城监狱由于羁押这么多特殊身份的罪犯已人满为患，乾隆帝只好下令将已问成死罪的74 人分批解往北京。后这74 人中大部分由于皇帝的恩典，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所以到第二年办理秋审时只有少数被处决。
此案陆续正法处决的前后共56 人，免死发遣者46 人，其他判处徒刑、流刑，以及革职的更不烦细说了。
尽管乾隆皇帝一宽再宽，但办理一件贪污案而杀掉56名官员，其中包括一、二品大员3 人，这在清朝建立140 余年以来确实是空前的。所以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乾隆人头反腐

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史上最残暴、最短命的后汉政权

历史上有两个后汉：一个是刘秀建立的汉朝政权，称为「 ”东汉”，史家也称「 ”后汉”，如范晔的《后汉书》；另一个就是五代十国刘知远所建立的汉朝政权，也称「 ”后汉”。两个后汉相比，刘秀的帝国远比刘知远的帝国强盛，稳定的多。仅国祚，东汉就福延了一百九十年，而刘知远的后汉帝国则成为历史上国祚最短的正统政权，他的后汉帝国只存在了四年。一眨眼，后汉帝国建立了，再一眨眼，后汉帝国又没了。五代十国的后汉政权为什么只存在了短短四年？原因很复杂，但用时任判司天监事的王处讷的话来说，「 ”第以高祖（刘知远）得位之后，多报仇杀人及夷人之族，结怨天下，所以国祚不长”。总的而言，就一个原因——杀人太多。后汉政权的杀人传统，源自于他们的高祖皇帝刘知远。刘知远在笼络人心这方面做的非常好，但这并不影响它杀人的脚步，早在李从厚逃奔石敬瑭的时候刘知远就展现了他凶狠好杀的性格，杀光了李从厚的所有侍卫。什么样的老大就有什么样的狗腿中，刘知远杀人如麻，他手下的文臣武将个个也是杀人狂，后汉最著名的一文一武杀人狂，文者苏逢吉，武者史弘肇。先来说说苏逢吉，他算是半个文人，只因为他和刘知远臭味相投，受到了重用。苏逢吉在太原的时候主管刑法，太原牢狱人满为患，禀告了刘知远，刘知远下达命令：让苏逢吉清理一下。清理一下？这个简单啊，全杀了就行了！「 ”逢吉尽杀禁囚以报”，牢狱里关了多少囚犯，史无记载，但可以想象太原城的人口规模，而得知，苏逢吉一声令下，牢狱里滚满了人头...... 刘知远称帝以后，苏逢吉依然主持刑法，这下成了天下盗贼罪犯的灾难了。苏逢吉治盗，还是那个简单逻辑：杀杀杀！用的就是连坐制度，一人犯法，九族和邻居全部杀光。他还以皇帝的名义颁发诏书，略云「 ”应有贼盗，其本家及四邻同保人，并仰所在全族处斩”。武将史弘肇本家世为农，有一身好拳脚，传闻他能日行二百里，跑得比马还快。他原为石敬瑭的心腹人马，后刘知远要受河东，便把这位武将要了过来，留在身边，后成了刘知远的心腹兼大将军。史弘肇治军不可谓无方「 ”（史弘肇）严毅寡言，部辖军众，有过无舍，兵士所至，秋毫无犯”，但就是为人过于凶狠，下手太狠太重太残暴，这下又与刘知远臭味相投了。刘知远称帝后，史弘肇负责京城巡防，因晋朝大乱，遍地盗贼，而史弘肇的处理办法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只要发现偷盗者就杀掉，即使这个偷盗者只偷了一文钱，也照杀不误，不用上报朝廷。也是因为史弘肇可以不用上报朝廷滥杀无辜，导致军中士兵可以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如有军士看中某人的财产，索要不给，就给他扣上一顶盗贼的帽子，立斩！有甚至百姓与军士发生口角，就会被诬告成盗贼，杀掉。更不用说，断舌，决口，斫筋，折足等酷刑，每天都在发生。后汉这些帝王将相们杀人上瘾，发现无人可杀了，就开始自己杀自己，互相杀戮，互相对砍，苏逢吉和史弘肇两大杀人狂，同样矛盾重重，都想着杀掉对方。后汉君臣的残杀，则引出了五代史上最为血腥的官场火并案——乾祐之变。而这场在历史上并不太引人注目的乾祐之变，却影响了之后的历史发展。注： 1.刘知远（895—948年），即后汉高祖（947年―948年在位），河东太原人，沙陀族。五代十国时期后汉开国皇帝，称帝后改名为刘暠。开运四年（947年），刘知远称帝，复为天福十二年。其统治期间，各地割据成势而朝廷难控，并且手下多贪婪之辈，因此形成弊政，一时敛赋成灾。乾祐元年（948年）正月，刘知远因病崩于万岁殿，庙号高祖，谥号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葬于睿陵，位于今禹州市西北三十公里的柏嘴山之阳。 2.李从厚（914年－934年），后唐闵帝，小字菩萨奴，五代时期后唐第三位皇帝，明宗李嗣源第三子，生母为昭懿皇后夏氏。长兴四年（933年）被召回洛阳，在李嗣源的灵柩前即皇帝位。应顺元年（934年），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叛乱，攻至洛阳称帝，废李从厚为鄂王。李从厚逃至卫州，不久遇弑身亡。他在位仅五个月，终年二十一岁。后晋时期追谥曰闵皇帝（一作愍皇帝）。 | CHAO LUC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