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延续四百年历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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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构成我们学习最大障碍的是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汉朝延续四百年历史的基础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汉朝延续四百年历史的基础

2、汉朝却能历经四百年? 同样的制度为何秦朝二世而亡

汉朝延续四百年历史的基础

在吕后称制的八年时间里,前后有两个汉朝皇帝(前少帝、后少帝),都是冒牌货。原来汉惠帝早夭后,并没有留下儿子,可是吕后又不甘心把皇位让给刘邦其他的儿子,于是便收罗一批民间的男孩,把他们的母亲杀掉,偷偷送入宫中,诈称是惠帝的儿子。吕后执政期间的两个汉朝傀儡皇帝,其实只是冒牌货,非刘氏皇族血统。平定吕氏集团后,文武大臣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刘邦的子孙中,挑选一位德才兼备者,来继承大统。经过慎重选择,大家一致认为,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桓仁孝宽厚,是皇帝的最佳人选。

  刘桓就这样阴差阳错同时又是幸运地成为帝国的皇帝,是为汉文帝。

  对于飞来的帝位,刘桓?初并没有感到幸运,反倒忧心忡忡。因为他久居代国,在京城里根基不深,特别是京城里的这些官,个个都是在残酷的战场中杀出来的武将谋臣,机心难测,自己会不会是羊入虎口呢?刘桓征求他的亲信张武、宋昌的看法。

  张武认为,这些大臣们以迎立为名,恐怕有诈,况且现在屠杀诸吕,京城一片腥风血雨,他建议代王刘桓以生病为由,拒绝前往。宋昌则认为诸吕的迅速覆灭,证明刘氏的影响力深入人心,况且代王刘桓是汉高帝儿子中年龄最长,且又以仁孝著称,理所当然是皇帝是最佳人选。

  刘桓仍然小心翼翼,他动身前往长安城,并派宋昌先入城内,打探虚实。宋昌至渭水桥时,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大大小小官员全部亲自出城迎接。代王刘桓这才稍稍安心,放心前行。行至渭水桥,诸大臣纷纷拜谒新皇帝。

  太尉周勃是平定诸吕的英雄,他可能想显示一下威风吧,上前说:“我想单独向皇帝禀报。”宋昌喝道:“如果是公事,请您直说。如果是私事,对不起,王者不受理私事。”周勃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跪拜呈献上天子玺符。刘桓接过皇帝玉玺,此时他终于确信,自己果真是成为天子了。

  汉文帝的上台,周勃是第一功臣。丞相陈平很知趣,他向新皇帝说:“高帝在世时,周勃的功劳不及我?诛杀诸吕,我的功劳不及周勃。因此我打算把右丞相让给周勃。”汉初尚右,右丞相官职比左丞相大。陈平对这位新皇帝的底细也不十分清楚,他选择了谨慎,把功劳推给周勃,表面上是谦让,实际上是明哲保身。

  周勃成为右丞相,陈平屈居左丞相,大将军灌婴升任太尉。

  在汉初开国勋臣中,周勃并非出类拔萃。当初韩信被降为淮阴侯时,他看不起周勃,为自己与之同列而深感耻辱。像彭越、英布、萧何、张良、曹参、陈平等人的功勋也都在周勃之上,现在这些谋臣勇将多已去世,周勃的身价自然水涨船高,况且诛杀诸吕、再造汉室,这是何等伟?的功勋。周勃自己也有点飘飘然,找不到北了。他自矜其功,本想在迎接皇帝时,有一次可以单独接见的机会,不料碰了颗软钉子。但很快他就把不愉快抛之脑后,因为他现在成为帝国的首席宰相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汉文帝表面上宽厚仁孝,像是忠厚长者,其实他颇谙统御之术,绵里藏针。他深知自己虽然得到大臣们的拥护而成为皇帝,但以周勃为代表的这些大臣实则居功自傲,他得不露声色地刺痛周勃一下,让这位帝国丞相出出丑。

  有一回,汉文帝故作不经意地问周勃说:“全国一年判决案件有多少起呢?”周勃一直以来都是干武将的活?对刑狱之事哪懂呢?他听了怔了一下,不知所措,只得向皇帝谢罪说:“这个臣不知。”汉文帝脸色微微一变,又问道:“那么国库一年钱与谷物的出入是多少呢?”周勃惶恐不安,再次谢罪道:“臣不知。”一边说一边汗流浃背。

  汉文帝转头问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不慌不忙地答道:“这些事,都有专门负责的人。陛下如果要问断案的事情,可以询问廷尉;要问钱谷的事情,可以询问治粟内史。”汉文帝满意地点点头,继续问:“这些事都有相关的负责人,那你又负责什么事呢?”陈平从容不迫地回答:“宰相的职责,上则辅佐天子,下则理顺万物,外?镇抚四夷诸侯,内则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自可胜任其职。”

  听了陈平的一席话,汉文帝拍手称好。这下子周勃更加狼狈不堪了。出了宫廷后,周勃迁怒陈平道:“你平常怎么不教我这些应对的话呢?”陈平哈哈笑道:“您身为宰相,却不知道职责所在吗?要是陛下问你长安城内有多少盗贼,难道您也要勉为其难地回答吗?”这下子周勃明白了,看来自己的政治才能,比起陈平来,要差得远了。

  周勃的一些亲信也告诫他,皇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虽然他有威震天下之功,但功高震主,什么下场有前车之鉴。周勃越听越害怕,便称生病为由,主动交?相印。汉文帝只问了区区两句话,就令大权在握的周勃乖乖让出了相印,可以说深得统御术之精髓了。

  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之一。他崇尚文治,作为皇帝,他有相当人性化的一面,这也使他的政治措施中,充满人性的光辉。在冷漠的专制社会,文帝时代隐约浮现出一丝温情。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历史进步的轨迹,但是我们又发现,历史并不是一直在进步,他的很多开拓性的仁政措施,在后世又难觅踪影了。

  公元前179年,是文帝元年。

  这一年,他废除了连坐法。根据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汉初的律令沿用这条秦国法律,汉文帝一上台,便下诏令,废除此令,他认为:“法者,治之正也。”并对司法官员说:“如今犯法的人已经治罪,却还要牵连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判刑或收为奴婢。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司法官员回答说:“法令是为杜绝人们做坏事,连坐法是为了约束犯罪,使他们心有牵挂。这种做法沿习已久,还是不要改变的好。”汉文帝语重心长地说:“我听说法律公正则民众忠厚,量刑适当则百姓心服。官吏的责任是管理民众并引导他们向善。如果既不能引导百姓向善,又要以不公正的法律来惩戒,岂不是害了他们,又迫使他们暴力抗争。如此一来,怎么杜绝犯罪行为呢?”

  汉文帝力排众议,废除连坐法,确可见其非凡的人道主义胸襟。

  仁政一直贯穿于汉文帝的政治生涯,从上台开始,直到他去世。在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时代,汉文帝在历代帝王中,其道德修养及其宽厚的政治主张是罕见的。这当然也得力于时代的因素,经历汉数十年激烈的政治动荡,国家开始走入正轨,社会秩序晏然,这也给汉文帝施展仁政创造了空间。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又废除了诽谤罪与妖言罪。汉文帝以古代贤王为榜样,认为法律中设诽谤罪、妖言罪,只能使官员们不敢斗胆直言,这就会使上级只听到拍马屁的?,却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官吏们在执法过程中,会滥用这种权利,致使百姓蒙冤,人人自危。汉文帝不以言罪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极大消除了百姓祸从口出的恐惧感。

  作一帝国专制者,他的法制思想不可避免有双重标准。我们可以从一个事例来看。

  有一回,汉文帝出行,到了渭水桥时,皇帝的御车?桥上行驶,桥底下没有戒严,有一个家伙在桥下走,被卫兵发现了,以为是刺客,卫队出现一些慌乱,导致汉文帝御车上的马匹受惊乱跑,把车上的汉文帝吓出一身冷汗。他非常生气,派卫兵马上把桥下这个倒霉的家伙抓起来,移交廷尉处置。

  廷尉张释之,是个忠正耿直的人,他认为这个行人只是无意之失,按照法律,处予罚款的判决。这下子可把汉文帝气坏了,惊吓皇帝的坐骑,万一出现意外,那可是谋杀罪行,怎么张释之就判得这么轻呢?汉文帝怒气冲冲地找来张释之,责备他说:“这个人惊着了我的马,幸好这匹马性情柔和,要是换成其他马匹,我就受伤了。廷尉你倒是轻松,才判罚款了事。”

  张释之并不慌乱,他不急不徐地回答说:“法律是天下所共同遵守的,明明法律条文这样规定,现在却要因为个人原因加重判罚,这将使法律不能取信于民众。如果事发时,陛下派人直截了当地杀了他,那我也没话说,不过现在这事已经交由廷尉来审理。廷尉,乃是国家的一把天平,天平一旦有所倾斜,国家法律尺度的宽松就没有准则,如此一来,老百姓岂不是手足无措了。希望陛下详察。”

  汉文帝沉思良久,最后抬起头来说:“廷尉你做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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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的意志,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制度使然。法律能否得到公正地执行,关键看统治者的个人修为与自我约束力。

  汉文帝基本也是“萧规曹随”,国家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过,在法制的改革上力度比较大,这也成为汉代政治最为修明的一段时期。

  到了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又废除一项苛法:肉刑。肉刑是一种无人道的刑罚,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而且历代一直沿用。在汉之前,肉刑种类很多,包括黥刑(在犯人脸上刺字)、劓刑(割鼻子)、断脚、断趾等。

  这项人道主义改革的背后,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在封国齐国有一名官员,名淳于意,他有一回犯了法,被判处肉刑,押解到长安城。突如其来的横祸,令家庭陷入灾难之中,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他不禁叹道:“遇到急事,这些女儿都不中用了。”他的小女儿名唤缇萦,听到父亲这么说,伤心得落泪了。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拯救父亲,便陪同父亲,从齐国到了长安城。

  虽然年纪轻轻,但缇萦很勇敢。为了拯救父亲,她毅然给汉文帝写了一封信。幸好缇萦生活在一个好时代,汉文帝时代言路畅通,使她的这封信有机会交到皇帝手中。在信中,她这样写道:“臣妾的父亲在齐国为吏,当地人都称赞他公正廉洁,但是由于受到牵连,被判肉刑。人死了就不能复生,肉体遭到断肢就无法复原,即便日后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臣妾愿意为父亲赎罪,入官府为奴为婢,没有怨言。”

  汉文帝一直提倡“以孝治天下”,见到缇萦的上书后,为这个小女子的勇敢精神所感动,便下达一份诏令:“民众犯有过失,还没来得及教化,刑罚就加于身了,就算想改过自新也没机会。朕深感怜悯。断人肢体或刻字于肌肤,一辈子也改变不了,这种刑罚多么残忍与不人道。朕作为民之父母,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特下诏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替代。”司法机构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在法律条文上做出重大修改:被判髡刑者,改判劳动改造,派去筑城、舂米;被判黥刑者,改判戴枷具劳动改造,同样去筑城、舂米;劓刑者改判为笞三百;斩趾者改判笞五百。

  废除肉刑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能在鞭笞五百之下生存下来的囚犯,少而又少。本来汉文帝的本意是减轻刑罚,却导致本不该判处死刑的人,在鞭笞之下送了性命。到了汉文帝去世后,汉景帝继位时,下一道诏令,将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

  汉文帝致力于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是尽可能少变更政策法令,不搞大规模运动,节省民力,减少政府的扰民行为。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轻傜役、薄赋税,这就要求政府要节省开支,特别是皇室要以身作则。

  在俭朴节约上,汉文帝的表现足以令人称道。从他继位到去世,在位时期长达二十三年。这段时间里,皇家宫殿、花苑以及专用的马匹车辆及宫中所用的服饰,全部没有新增数量。他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有一回,他想在宫中新建一座露台,便召来工匠,做了工程预算,大约需要一百金。他心里盘算一下,觉得太贵了,便说道:“这笔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我继承了先帝留下来的宫殿,时常害怕自己德行不够,令先帝蒙羞,看来是没必要再修建露台了。”

  还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文帝的朴素。他身为皇帝,也不穿着上品衣料,他最宠幸的慎夫人,裙子不拖地。我们在古代的绘画中,可以看到古代女子服饰多是裙子很长,拖在地板上,这是古代的时尚,但汉文帝不许自己的妃子裙子拖地,罗帐也不准绣花纹,简简单单的。倒不是说汉文帝真的节约到这种程度,而是要以此来为天下作一个榜样,皇帝尚俭,臣下应该不敢过分奢华吧。

  中国一直有厚葬的传统,帝王更是如此,历史上保留下来的皇陵大多规模浩大,在这些大型地宫的背后,是劳民伤财与奢侈浪费。在诸多的帝陵中,汉文帝的霸陵格外朴实,没有高大的墓冢,没有金银铜铁作为陪葬品,只有一些廉价的瓦器。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汉文帝在俭朴上,一以贯之。

  汉文帝的时代,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好的时代。如果说汉高帝刘邦的事业是强兵,那么汉文帝的事业就是富民。民富则国富,汉文帝的德治开创了一个令人怀念的时代,其历史影响是深远的。他多次诏免农民一半田租,以鼓励农桑,刺激经济生产。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十三年),更是下诏免除田租。对广大农民来说,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汉文帝去世后,他的儿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

  汉景帝刘启无论在人格修养上还是政治才干上,都不及汉文帝,不过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父亲遗留下来的仁政传统,使得西汉的黄金时代得到延续,后世把文帝、景帝的时代称为“文景之治”,成为二千年专制时代中最具人性化色彩的时代。

  肉刑被汉文帝废除后,罪行较重者改为笞刑。前文说过,这种刑法也仍然存在问题,就是刑罚过重,经常导致受刑者丧命。汉景帝在公元前156年与前144年,先后两次降低刑罚的标准,笞五百最后降低到笞二百,笞三百则降为笞一百。即使如此,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笞刑溜用刑具标准不同,也会对犯人身体损坏造成不同的后果。如果只降低笞刑的次数,而没有统一刑具,仍然可能存在滥用权力的现象。因此,汉景帝又下令将刑具标准化,有一个细节也可以说明其人性化的考虑,由于刑具是用竹片制成,竹片上有突出的节,一律必须削平。另一个人性化的措施,是受刑者的受刑部位,一律在臀部,不得笞背,执刑过程中,不得中途换人,因为施刑者也有体力消耗,如果中途换人,那么囚犯的苦楚当然要增加了。

  从这些法律条文的细节处,可以看出汉景帝还是继承父亲宽厚、人性化的传统。

  文帝、景帝在位时间约四十年,政治上的清明与经济上的发展,不仅使百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也使得朝廷府库充盈。文帝与景帝都没有彪炳的武功,然而汉武帝时代的赫赫武功,并非无源之水。数十年的积累,使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故而汉代之强盛,并不始于武帝,而是奠基于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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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却能历经四百年? 同样的制度为何秦朝二世而亡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高祖建立的汉朝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所以有着“汉承秦制”的说法。但是,既然是汉承秦制,为什么秦朝二世而亡,汉朝却从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维持了四百年多年的统治呢?秦朝是一个崇尚武力,采用法家思想的国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制度主要是服务于战争,其目的就是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获得肥沃的土地和人口。对于秦国的平民阶层,如果想要跻身到贵族等上层,那么一个常规的途径就参与到兼并战争中,靠着斩首的数量来实现自己职务和地位的晋升。

等到秦始皇剪灭六国,完成统一后。秦朝至少在形式上进入到和平时期了,不过,秦朝的战争机器却无法一下子从战争状态转移到和平阶段。对此,秦始皇可能也意识到这种强大的战争惯性,干脆北拒匈奴,南征百越,继续维持秦朝的战时体制,然后保持严苛的刑罚。由此,秦朝的暴乱也就难以避免了。

秦朝的短命和郡县制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在秦始皇时期,郡县制是加强君主专制,维持中央集权性的重要基础。但是,太先进的制度往往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尤其是秦始皇的郡县制是对地方权力的再一次划分,既然是划分,那就可能剥夺了部分地方豪强的权力。在这些地方豪强,特别是六国贵族后代得不到好处时,自然要站在秦王朝的对立面。

针对以上两大问题,刘邦在和项羽的楚汉战争后,马上就搞出了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策略,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和平的生活。尤其是在文景之治时,国家虽然有钱了,但依然不向匈奴动武。一言以蔽之,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劳烦军队了。汉武帝虽然终于出兵了,还折腾了很多年,但是汉昭帝又回到了休养政策。一张一弛,汉朝始终处于稳定,绝不穷兵黩武的状态。

考虑到郡县制在划分地方权力上的问题,汉高祖刘邦初期搞了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制度。地方王国和郡县互相牵制,从而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当然,在宗室王国实力强大时,又是汉武帝通过“推恩令”来以绝后患。同时,为了拉拢地方的世家大族,汉朝推行了察举制。对于察举制来说,就是给予了各地豪强派遣代理人进入朝廷中央分享权力的机会。而且,这种权力都给地方士族掌握了,大家一起分享大蛋糕,分多分少就看各家派出的精英实力了。这么“公平”的规则,谁还愿意造反呢?

最后,针对“汉承秦制”这句话,主要是指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政治架构,包括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郡县制等等,但是这种继承只是精神层面的继承,在具体操作层面,为人灵活的刘邦等汉朝统治者,确实因地制宜、分阶段地进行了改良,从而奠定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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