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完全拥护走向彻底破裂胡适与蒋介石君臣关系

Posted 2023-03-06 蒋介石胡适

篇首语：君不见长松卧壑困风霜，时来屹立扶明堂。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从完全拥护走向彻底破裂胡适与蒋介石君臣关系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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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完全拥护走向彻底破裂胡适与蒋介石君臣关系

1949年6月23日，鲁斯克跟胡适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希望由胡适出面领导中国的反共事业，以取代蒋介石政权，但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他深信以个人的身份说话，对蒋介石政权或更有益。

胡适与蒋介石一臣一君，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风气的人物，一个是1928年至1949年10月以前中国的最高执政者。他们虽对反共持共同立场，但由于一个执着地宣扬西方民主政治理念，一个逐步强化中国式的独裁统治，所以双方的关系有时是促膝长谈，有时却剑拔弩张，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演绎出了很多意味深长的故事。

然而，对这两位声名显赫的人物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在海峡两岸相互隔绝、对立的状态下，难以以史实为依据，平心静气地进行学理性评价。今天，随着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政治理念的提出，随着两岸关系的日趋正常化和学术交流的日趋频繁，特别是有关胡适、蒋介石文献档案的逐步开放，把胡适研究和蒋介石研究纳入学术轨道的时机已趋成熟。

胡适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名的。在这场运动中，他树“批判”旗帜，取“反省”态度，首倡“文学改良”，提出重新评估旧制陋俗、圣贤古训和传统信仰的价值，力主从外来文化、社会文化、民俗文化中汲取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营养。在文学、史学、哲学、经学、禅学研究、传记研究乃至《水经注》研究等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开拓性的学术贡献。

但是，胡适又是一个口头上标榜“不谈政治”但实际上却有浓厚政治情结的人。他热衷于在旧中国移植美国式的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他所争取的“人权”主要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对在贫困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中国民众的“生存权”则相对忽视。

胡适跟蒋介石的关系，大约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1927年4月至1930年5月。由于胡适佩服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见识与人格”，认为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所以跟他们取同一步调。对于发动“四·一二”政变、在清党血污中建立的蒋介石政权表示同情，甚至曾认为蒋介石政权的奋斗目标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同一方向。这种态度到1928年5、6月间开始变化。他目睹了当局维持古文骈文，扼制言论自由、抵制世界文明的倒行逆施，认识到国民党政权背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宗旨。1929年5月，胡适因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受到国民党舆论工具的围攻，被迫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之职。

二、1930年5月至1937年9月。在此期间，发生了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和导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与蒋介石一样主张妥协、退让，幻想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国际联盟的支持。胡适甚至希望中国能学习被德军蹂躏4年之后才复国的比利时，学习被普鲁士占领国土长达48年才收复失地的法国。1937年7月，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庐山谈话会”;同年8月，又被聘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他逐步调整了“准备好了再打”的心理，接受蒋介石的委派赴英、美从事非正式的外交工作，决心变妥协为抗争，“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处处败而处处战。”

三、1937年9月至1945年8月。这一时期的前4年，是胡适为蒋介石当“过河卒子”的4年。胡适不但抛弃了“不谈政治”的承诺，而且抛弃了“不入政界”的承诺，于1937年7月接受蒋介石的委任正式出任驻美大使。胡适虽然竭尽心力，但由于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一度暧昧，蒋对胡适的政绩十分不满，以至于1942年9月免去了胡适的大使之职。此后，他滞留美国，讲学、讲演，从事学术研究，苦撑待变。

四、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政府推定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并宣布他为伪国民大会代表，于是胡适于1946年6月离美返国。在解放战争中，胡适力求以在野的身份充当蒋介石政权的诤臣诤友，“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他拥护蒋介石为消灭中共而制定的“戡乱动员令”，并于1948年3月一度同意蒋介石提议，出任总统候选人。胡适这一时期的拥蒋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他说：“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1947年6月至邓世华信)

五、1949年4月至1962年2月。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4月之前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是第一阶段，此后回台湾定居是第二阶段。

1949年4月6日，胡适受蒋的委托赴美寻求美援。当时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都认为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天子”，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学者也力主放弃对蒋政权的支持。但胡适对美国记者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而对于新中国，胡适则继续保持敌对的态度。1952年4月2日，在美国远东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华裔教师王浩质问胡适：“你不信中国现在比从前强大了吗？”胡适说：“No！”，王浩又说：“中国不比从前更独立了吗？”胡适更大声回答：“No！”

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当时副国务卿鲁斯克的旧档案披露了一个重要史实：1949年6月23日，鲁斯克跟胡适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希望由胡适出面领导中国的反共事业，以取代蒋介石政权，但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他深信以个人的身份说话，对蒋介石政权或更有益。也正是在此前后，宋子文密电蒋介石，推荐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请胡适回台湾面商，但胡适坚决表示他对此议“从未赞成，也决不赞成”。宋子文跟胡适之间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他出面推荐胡适，显然也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旨意。只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美国才不得不继续采取援蒋的政策。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844-1949》白皮书。这份白皮书除了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攻击外，也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虽然美援占了国民党政府货币支出的50%，美国还为国民党军队供应了武器装备，但蒋政权的崩溃之势仍超出了美国的控制能力。胡适对这份白皮书十分反感，他撰写了《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一文，反驳艾奇逊等人关于“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便不战而溃”的说法，想让人知道蒋介石的失败“是经过二十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而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史达林的策略”。该文就是胡适对蒋介石的“道义上的支持”。

对于盘踞台湾的蒋政权，胡适的寄望主要有3点：

一、延续宪政法统。他于1951年3月30日、31日和1952年9月14日，3次给蒋介石写信，规劝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听任“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慑于胡适在美国的影响，蒋介石表面对胡适的谏言表示宽容，但在实际上丝毫没有让步。

二、保证言论自由，包括批评蒋介石父子的自由，批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自由。他支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是他争取言论自由的阵地。

三、维护学术独立，特别要使中央研究院独立于政治之外。1957年8月，蒋介石逼迫原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辞职，依照规章，中研院评议会推出3位院长候选人，最后由蒋介石拍板敲定。胡适对朱家骅被迫去职一事表示愤慨，他委托王世杰代他投票时，仍把第一票投给了朱家骅，以示对政治干预学术的抗议。后来经过4轮投票，胡适、李济、李书华3人被选为候选人。蒋介石选定了胡适，胡先回电表示不就，李济、李书华也表示，胡适不就，他们也不就。但这样一来，中研院的大权就可能由属于国民党派系的张其昀执掌。基于这一状况，胡适才改变初衷，于1958年11月5日到台湾定居。

回台湾定居的3年多，可以说是胡适一生最为暗淡的岁月。因为支持《自由中国》杂志，赞扬作为言论自由象征的杂志负责人雷震，建议蒋介石无为而治，不要再连任总统，更激怒了恋棧不去的蒋介石。

1961年11月18日蒋介石跟胡适的对话，可以说是他们君臣关系破裂的标志。蒋介石居然说“雷震背后有匪谍”，责备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则因雷震由言论获罪而对台湾政治表示“大失望”。此后，胡适在台湾受到“围剿”，被拥蒋学者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这就是胡适71年生涯的悲惨结局。

蒋介石为什么要建议胡适去竞选“总统”？

蒋介石与胡适是中国近代两个著名的人物，他们是不同领域的佼佼者，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政治威权者与军事强人，胡适是学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旗手，他们的关系为人所乐道，也被赋予诸多的历史蕴意。有些小故事，也常被拿出来一再解读。如1948年南京召开“行宪国大”时，蒋介石是否曾建议胡适出来竞选“总统”，其诚意如何，胡适又是如何反应？对此，学者们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其背后的“史观”颇耐人寻味。

近年来，胡适与蒋介石两人的日记先后公之于世，使我们有了借助当事人的记载再次审视此事的可能。

有无此事？

对于蒋介石是否确曾建议胡适竞选“总统”？过去的解释是不可能。理由很简单：蒋介石嗜权如命，怎么可能会将要到手的“总统”宝座拱手相让，何况还是让给一个连国民党员都不是的胡适呢？此事是蒋介石的一个政治手腕与骗局。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与胡适有过颇多交往，他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是此种解释的代表。季羡林写道：

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载《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然而，事实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胡适，在其日记中都有提议胡适竞选“总统”的记载，而且均记述颇详细，并非一笔带过。

据蒋介石的日记，最早提议胡适选“总统”的是蒋在国民党内的政敌李宗仁。他在1948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李宗仁自动竞选副总统，而要求胡适竞选大总统，其用心可知。而余反而自慰，引为无上之佳音，只要有人愿负责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协助其成功，务使我国人民与部下皆能安心服务，而勿为共匪乘机扩大叛乱，则幸矣。(《蒋介石日记》，1948年1月15日)

此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对“副总统”一职孜孜以求，他还拉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选“总统”，要与蒋介石一争。不料，蒋反而有将计就计之心。2月初，蒋偕宋美龄去庐山过农历春节(当年2月11日为正月初一)，其间思考军政大计和他个人面对巨大内外压力之下的进退之策。蒋后来当面告诉胡适，推举他出而竞选“总统”的设想，就是在庐山时“考虑的结果”。蒋从庐山回到南京，国民大会召开在即，谁来当“总统”成为蒋那一段时间考虑的重点，他在日记中常将对此事的思考记录下来：

3月27日，蒋介石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分别列了“不任总统之影响与国家利害之研究”与“胡适任总统之利弊”两条。29日，国民大会开幕。次日，他让王世杰向胡适转达如下意思：蒋将在国民党内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来竞选“总统”，而自己愿出任“行政院长”，“负责辅佐”。(《蒋介石日记》，1948年3月30日)。因此事关系甚大，蒋在31日的日记中记载，他在告诉胡适后，仍在思考利弊得失，并将此决定告诉了宋美龄。4月1日，王世杰带回胡适接受蒋建议的消息，蒋很高兴，他写道：

昨晚胡适博士接受推选总统之意，此心为之大慰。乃即召布雷(陈布雷——引者)详述余之旨意与决心。此乃为党国最大事件，余之决定必多人反对，但自信其非贯彻此一主张，无法建国，而且剿匪亦难成功也。(《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1日)

4月4日，国民党召开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问题。蒋在会上发表事先精心准备的讲话，明确表示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建议国民党最好推举一党外人士参选。蒋的建议无异是重磅炸弹，在国民党内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居多。最后，蒋无奈地改变主意，同意自己选“总统”。4月5日中午，他嘱王世杰再去见胡适，转告国民党内的情况，不能再提议胡适。蒋对此深感愧疚，当天日记中记道：

此心歉惶，不知所云，此为余对一生对人最抱歉之事，好在除雪艇(王世杰字——引者)之外，无其他一人知其已接受余之要求为总统候选人之经过也，故于其并无所损耳。(《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5日)。

几天后，蒋介石专邀胡适吃饭，当面致歉说：“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适则不以为意，对蒋称，“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蒋转而要求胡适组织政党，胡适称“我不配组党”，建议蒋把国民党分化成两三个政党。(《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第356页)

以上蒋、胡二人的日记互证表明，蒋介石确实在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时，有过支持让胡适出来竞选的想法，并一度为此努力，胡适对此过程十分清楚。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真心”还是“欺骗”？笔者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本是真心让胡适出来选的，没有“玩弄”或“欺骗”的意思。当然，蒋的动机挺复杂，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

胡适的态度

其实，蒋介石希望胡适出来选“总统”的事，虽然知者不多，但在蒋、胡二人日记公布之前，还是有人陆续披露。对这类“揭秘性”史料，相当多的人是“宁信其无，不信其有”，根据他们的史观推理，蒋介石根本不会“放权”，即使蒋“放权”，胡适也不会接受。笔者的研究经历中就遇到这类人的指责与批判。

1997年台湾出版了老报人陆铿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其中有一节的标题为《奉命通知胡适博士做“总统”候选人》，专谈时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他在1948年奉蒋介石“文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之命与胡适见面，通知他国民党将推其为“总统候选人”，而胡适欲迎还拒的故事。笔者以此事切入写了篇短文，刊在1999年第3期的《读书》上，发表时编辑将标题改为《智者千虑》，非常传神，意在说胡适长期爱惜羽毛，拒绝到国民党政府里做官，但最后面对“总统”的诱惑，还是动了心。不料，此短文发表后，竟引来讨伐，谢泳与程巢夫分别写了《不能这样理解胡适》、《关于<智者千虑>所涉史实的辩证兼及文风》(二文均收入《胡适，还是鲁迅》一书)，对笔者进行批评。谢文与程文的基本意思是有三点：1、陆铿的回忆是“孤证”，胡适不可能是那个样子; 2、胡适保持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长期以来拒绝进入政府做官，所以他绝对不会对“总统”动心的;3、笔者不了解历史事实，且根本不能理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怀。程文中有如下的话：

试问陈红民君：一个满脑子装着这些计划的人，一个如此胸襟的学者和教育家，他会舍得去实现这些目标的校长位置，去就那个名义上尊荣而干不成多少实事的总统高位吗？所以我说你是“以陈君之心，度胡适之腹”，一点也没有冤枉你。(见《胡适，还是鲁迅》，第163页)

陆铿涉及到胡适对出来选“总统”一事的回忆不是孤证。在此之前大陆出版的《胡适年谱》与台湾出版《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李宗仁政治秘书程思远的《政坛回忆》等，均已有相关内容。2004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10册一套的《胡适日记全集》(曹伯言整理)，在此就依胡适日记的记载，看他当时的态度：

1948年3月30日

下午三点，王雪艇传来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百分不安。

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但我实无此勇气。

1948年3月31日

八点，约周鲠生来谈，把昨天的话告诉他。请他替我想想。

午后与雪艇、鲠生谈了三点多钟。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信心。

1948年4月，胡适在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发言。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

1948年4月1日

我今晚去看雪艇，告以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

“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1948年4月4日

今天国民党开临时中全会，蒋君用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并且提议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备五种条件：(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他始终没有说出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是我。

这会下午开了六点多钟，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

1948年4月5日

我的事情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

两点前，雪艇来，代蒋公说明他的歉意。

1948年4月6日

发一电给郑天挺兄：

“连日外间有关于我的许多流言，北平想亦有闻。此种风波幸已平静，乞告舍间及同人。”

上述日记，引自《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354、第355页，它表明了胡适面对“总统”诱惑的心路历程：从拒绝，到动心，再到反悔，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前述那些一厢情愿地帮着胡适说话，认为他绝对不会动心的人，读到他的这些日记，不知会作何感想？

有段往事需要提起，胡适在1930年代就将自传、日记公开出版，晚年的他更自知日记等文字必被人所关注，在下笔时可能会“有选择地”记载，这是读其日记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他做了什么，而对其所说的背后动机则要保持适当的警惕。如前引胡适4月6日所记给郑天挺的电报中称，“连日外间有关于我的许多流言”，他是当事人，知道确有其事，不该用“流言”二字的。

并非多余的话

所谓“事实胜于雄辩”。面对蒋、胡二人的日记及其它史料，我们无论对蒋介石、胡适有何种评价，却不能否认蒋介石曾有让胡适出来竞选“总统”，胡也一度答应的事实。

坚决否认胡适一度动心的人，有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结。他们认为，民国时期有一个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坚守自由主义原则，操守好，人品高尚。相比之下，当今的知识分子只能用“沦丧”来形容。因此，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美化(如果不是“神化”的话)胡适等人，爱之甚深。笔者《智者千虑》中在说完“总统候选人”的风波后，曾有一段对胡适相当肯定的话：“胡适到底是胡适，他对天上掉下的大陷饼，大抵上还算得上不卑不亢，虽未达到心止如水、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仍能称得上‘其来不喜，其去不怒’，不失尊严与人格，也是一种风范。与那时代以‘学术’为官场资本，卖身求官的‘学者’相比，高下立现。”但即使这样，仍不免惹怒胡适“粉丝”们。

其实，胡适之所以成为胡适，在于他的聪明，其思想与行为远比我们所能理解的复杂得多，他有七情六欲，并非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笔者在研究胡适与蒋介石关系时，发现胡并非是被动的，如季羡林所说，是蒋在玩胡适于股掌之上。换个角度，说胡适在“利用”蒋介石也不为过。蒋介石对此深有体会，他到台湾之后在日记中直斥胡适“可耻”：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民主社会党领袖——引者)等于骗钱，左舜生(青年党领袖——引者)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10日)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可耻。(《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30日)

蒋介石此时内心对胡适恨之入骨，表面上却不能不维持着对胡的“尊崇”与“礼遇”，是因为胡的特殊地位，蒋要利用。在另一方面，胡适对蒋长期抱持“有限度的”批评立场，但却也注意巧妙地维持与蒋的密切关系，是因为他也需要蒋。当然，这是需要深究的另一段故事。对于蒋、胡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似乎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熟知历史的人，大概可以举一反三。

从完全拥护走向彻底破裂 胡适与蒋介石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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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要建议胡适去竞选“总统”？

从完全拥护走向彻底破裂胡适与蒋介石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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