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学角度看二里头广域王权文化的构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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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角度看二里头广域王权文化的构建过程
在传世史籍的记载中,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朝,但由于留下来的历史记载不详细且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能证明这段历史是信史时代,所以我们无法得知中国第一王朝的形成过程。在考古学出现之后,这种情况有很大的改观,考古人通过几千年前古人留下的『无字地书』,读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文化的构建过程。今天我们就从考古学角度,解析第一个广域王朝的形成原因及其过程。 在夏朝前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序列是中原龙山文化、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它们前后相继,贯穿了公元前2300-前1530年这近800年的时间。本文中涉及的年代,均以考古学序列来表述。 二里头文化的代表器物 龙山晚期的中原:考古中的『战国』 在二里头时代到来之前,中原地区占主导的考古学文化是王湾三期(煤山类型),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这是分布在嵩山南麓汝河、颍河一带的考古学文化。考古资料显示彼时的中原地区正在进行着一场文化兼并大战,各个聚落之间相互攻伐并不太平,具体表现有: 聚落兼并:中原地区满天星斗的小聚落(10-30万平方米)相互兼并,升级为大聚落(>100万平方米),多中心布局渐渐变为单中心布局; 装备升级:武器增多且不断升级,从骨器、石器到青铜器。王权、军权得到强化,标志着常备军队形成; 防卫升级:聚落变大,武器升级,冲突规模也在变大,从单单依靠城防、自然沟渠的防卫升级到依据山河之险建设都邑的大都无城模式转变; 详见:浅析中原龙山文化逐鹿大势——从战国到一统 地缘格局优越的伊洛盆地,在中原龙山时代大混战落下帷幕的时候,成为了地区文化的核心,一个比龙山时代更强势、更广域的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诞生了。它的诞生并不是偶然,因为广域王权文化形成的时机已经成熟。 从『新砦期』到『二里头』,标志着依靠山河之险建设都邑的『大都无城』的王朝时代即将到来。 广域王权文化的构建基础:万事俱备 生产力、人口基础 从考古学上看,中原地区从5000-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再到4000-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是一个连续发展,并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的发展过程。到了龙山时代晚期,考古上发现华夏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众多的『城址』,如仅仅在中原地区,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城址就有数十个。而在之前的仰韶时代,这样的城址放眼全国也是寥寥无几。这充分说明了龙山晚期人口激增,生产力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人,而二里头遗址当时的人口约在2万人,这在东亚地区尚属首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社会的成熟度。(许宏,《最早的中国》)。 中原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时代,城址规模一直在变大 资源基础 人口激增的背后,也预示着农作物的种植与储备都达到了一定水平,考古资料显示,小麦是由西亚传入中国的,在龙山时代的黄河流域就已经有发现了;大豆则在距今8000年前的河南贾湖遗址就已经有种植了的迹象;中原地区到了二里头时代,五谷已经齐备:粟、黍、稻、麦、豆,都已经在二里头文化圈种植了。 尤其是伊洛盆地,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是旱地粟黍作物与水稻作物的交汇种植地,农作物多样化的种植,减少了可能因天灾减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以说农作物的种植与储备水平的提高,为人口的繁衍、以及大量聚集提供资源保证,也吸引人口的流入。 二里头时代已经五谷齐备 打开广域王权文化构建大门的最后一把钥匙:青铜文化 除了人口基础与粮食种类和产量的提高,二里头抢先一步迈入青铜时代,也为广域王权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国古代用铜的历史很悠久,但多为红铜。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亚一带的青铜技术开始向中国传播,较早发现有青铜冶炼痕迹的是位于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但该地区的青铜制造只有石范,没有陶范,且器物简单,一直到秦文化出现前都未能发生技术突变,它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二者有很大区别 (李伯谦观点)。 二里头文化则迅速掌握了复合范法青铜铸造技艺,从内亚地区传来的青铜铸造技术得以在中原地区发扬光大,使得以伊洛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面对周围诸多石器文化的时候,有了无比强大的心理和技术优势。 由此可见,在二里头文化诞生伊始,其在生产力、人口、农业以及青铜技术上皆做好了准备,第一个广域王权文化,呼之欲出! 广域王权文化的构建过程 在中原龙山末期,人口激增、城址变大、冲突规模加剧,统治模式开始转变,当时的统治阶级开始选定易于控制天下的地点建都,地理位置优越的伊洛盆地,有山河之险,也是四方交通要道,可谓是天然的都城,于是地区中心开始向伊洛盆地转移。 《管子》「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畿内:核心区的动向 在新砦期的末段,100万平方米的大邑新砦已经满足不了人口的极速聚集了,大量人口已经开始往伊洛盆地转移。考古显示: 二里头一期时,沉寂的伊洛盆地聚落开始变大,已经有100万平方米的大小了,而且也发现了规格较高的文物以及铸铜的痕迹,说明此时二里头遗址,已经是区域的核心聚落了; 二里头二、三期,大型宫殿区矗立在了二里头核心区,与之配套的手工业作坊区,如绿松石器作坊、铸铜冶炼作坊等技术含量较高的手工业设施也建立了起来,与此同时二里头聚落面积剧增道300万平方米,这比中原龙山晚期的聚落大了将近十倍; 此外,二里头遗址还聚集了大量的人口,与二里头同时期的遗址一般不超过1000人,而二里头遗址当时的人口约在2万人,这在东亚地区尚属首见,这表明二里头文化已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手工业生产体系的专业化已经初步实现,步入了早期国家阶段。 二里头1号宫殿,面积达10000平方米 畿外:国家统治网络的构建 二里头在『畿内』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在『畿外』也铺展开了有效的统治网络: 在二里头的东方,巩义附近有面积60万平方米的稍砦遗址,它是王都附近拱卫王都的特殊聚落; 再往东荥阳附近有面积达51万平方米的大师姑遗址和望京楼遗址,他们是面向东方和北方的军事据点; 黄河北岸的东下冯遗址,是控制晋南盐场和铜矿设置的殖民据点; 南阳盆地边缘的蒲城店遗址,是二里头控制南方的军事中心; 此外,二里头文化甚至开始在远离中原的南方汉水流域一带渗透,那里有大量的铜矿资源,在稍后的二里岗时代正式接管这个区域,江汉流域一带的盘龙城遗址,正是中原王朝争夺铜矿资源的据点。 二里头文化的统治『疆域』,通过一级级据点层层控制 一个庞大的统治网络,以二里头为核心、诸多次级聚落为辅助,在中原之外的广大区域有效的建立了起来。从考古学上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覆蓋了之前的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陶寺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曾经分布的区域,并深刻影响着更广域的地方。可以说二里头文化第一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限制,无论它是不是历史记载中夏朝留下来的考古学文化,都不影响它是东亚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文化的地位。在之后的二里岗时代、商朝,乃至周秦,东亚大陆上的广域王权从未中断,并一脉相承地传承了下去。 参考文献 陈国梁,《合与分:聚落考古视角下二里头都邑的兴衰解析》,中原文物,2019年第4期;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本站网书店,2014年; 李伯谦、刘绪,《对中国青铜器的一些新认识》,中华读书报,2019年9月11日,第013版;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相关参考
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叫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由于两地遗存的文化面貌有一些差异,后者被称为东下冯类型。二里头文化包含四期文化遗存,它们的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岗商文化要早。
东南亚地区的古代史,若是从某些角度看,也可以看做是王权或者说皇权逐步强化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轨迹在中国古代更为明显,自秦朝建立郡县制以来,「”家天下”思想逐渐形成和迭代,并在皇权的作用下进一步被强化和发
二里岗文化 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商代文化遗存叫二里岗文化,又称二里岗期商文化,以与安阳殷墟的商文化,或其它地点的商文化相区别。 早在五十年代,考古学家已将二里岗商文化区分为上、下两层文化遗存,以后每层
文化遗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
世界文化遗产主要分三类。《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以及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的铭文、洞穴以及其综合体。
从1959年起,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西南的二里头村挖掘了一处古遗址,经科学测定,这里的文化遗存属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正是夏王朝纪年范围内。它晚于河南的龙山文化,但早于商代前期的郑州二里岗文化
伴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不断出现,中国学术界关于夏文化和夏商分界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其学术纷争历时之长,讨论之热烈为海内外所关注。前不久结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力推动了夏文化问题的研究,偃师商城的始建被
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语词、话语的形成与使用,都源于一定的环境、阶层,被赋予一定指向。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福州的一句俗语话:七溜八溜,不如福州。原来,郑和下西洋时,到过一个叫溜山国的岛国
历史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绘画、遗物、铭文等文物;在景观,建筑样式结合等方面具有突出价值的建筑或建筑群体;从历史、美学和人种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工物
等级森严的王权体制人都被异化为奴才 首先影响知识人格的制度文化是家长型王权统治。商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其以王权统治为核心的写作文化已初具雏形。周代开始,写作者多为王朝史官,而史官文化从它诞生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