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海南黎人大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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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的海南黎人大叛乱

古代的海南岛,是被各王朝和帝国所容易忽略的角落。由于气候和距离问题,当地的开发时间非常滞后,自然难以获得历史记载者的垂青。但这里却也一直是帝国军队的最前沿。尤其是在治理模式异常僵化的明朝,大小战乱更是频频发生。其中,又以嘉靖时的那燕叛乱规模最大,堪称一朝的最大军事胜利。 熟黎与生黎 海南与中原直接联系 源自汉武帝时期 早在公元前2世纪,西汉王朝就曾经在海南岛北部建立驻军堡垒。但以当时的气候和产出而言,这个小小据点的收益还是不如更西面的越南北部,成本自然也大出许多。于是,在执行部分收缩的汉武帝晚期,西汉军队便撤回了雷州海峡以北。 此后的近千年里,新的王朝或地方政权都有涉足岛上,但管理程度总是相对较低。这个局面维持到两宋时期,才因为帝国的整体战略格局而发生根本性改变。由于宋朝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北方蛮族国家所压制,所势必要从欠开发的南方获得补充。海南岛也就在这个阶段,开始涌入许多大陆移民。他们既有专业驻军,也有普通的耕田农民,甚至是兼而有之的地方屯田军。加上外番商船需要从海岸掠过才能抵达广州和泉州,所以重要性也比过去大幅提升。 海南是整个南洋通往广州等港口的必经之路 由于这轮大开发,作为岛上原住民的黎人也受到了巨大影响。除了接受郡县制改造的北部沿海居民,还有不少继续在中部山区和南方成为藩属的独立村落。宋人也按照开化程度,将其区分为熟黎与生黎。前者汉化程度较高,并采纳了定居生活模式。后者则因地域限制,继续维持以狩猎和游耕为主的原生态。他们偶有因为争夺地盘而发生内部仇杀,也可能将宋朝驻军卷入其中。但在大体上,只要接受赵家天子的权威,就可以在内部保持旧俗。这个情况在蒙元时代也大致照旧。 明朝建立后,曾对海南施行全盘郡县化改造。但在朱棣上位后,叫停了这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模式。于是,又有大量的土著长官被扶持,成为明朝官吏与驻军之外的稳定结构。很快,熟黎的数量因流亡人口而有了迅速增涨。他们大体上聚集在岛屿南部的崖州和北部的詹州,过着类似中原农民的田园生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群,除了州县城池中的明朝军户、沿海村落里的回回后裔,就是以五指山为中心的内陆生黎。相比之下,熟黎与几乎所有的周遭群体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海南北部在明朝时已经有了重要的港口城市 尴尬的群体 从两宋开始 汉化的熟黎人口大量增加 明朝的海南熟黎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汉化影响。体面的上层人士都有汉姓,并依照中原模式经营自己的大量田产。但他们却很容易受到明朝地方官的盘剥与打压。在那个交通不便利的年代,来此地任职的官员大都有被「 ”流放”、「 ”处罚”背景,脾气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山高皇帝远是唯一可以凭借的优势,让他们在很多层面形同岛上的土皇帝。 早在16世纪初的弘治时代,岛屿北部的詹州就发生了大规模叛乱。生活在当地的熟黎村落,联合起来向明朝驻军发难。最后被从雷州半岛等地调来的驻军平定。双方的矛盾根源,在于熟黎的内外不是人属性。在山区的生黎看来,他们就是明朝驻军的附庸。但在明朝地方官看来,他们始终都只是可以随意驱使的番人。因此,除了不定期的收缴额外贡赋,还大量征发黎人参军和服徭役。不少原本属于郡县和卫所的流民,也定期逃亡黎人村落避难,让明朝官员非常痛恨。加之双方还经常会为了田产归属问题而发生争执,最终酿成了激烈冲突。明军在平息事变后,也不忘安排助战的苗兵在当地屯田,进一步挤压了原先的黎人群体。类似的事情,还在嘉靖当政的1541年又上演了一次。 明军的驻防城市外 是大量的黎人的村落 随着北方的熟黎因战乱而损失惨重,位于崖州的南部熟黎开始成为了重点盘剥对象。1547年,在当地担任判官的黄本静,突然派人到各村庄收取实物税。强令每户都要缴纳1只鸡、1碗食盐和5升谷物。这对于生活本不宽裕的黎人而言,无疑是重大打击。事后,税吏又将目标瞄准了当地的村落的小首领那燕。在编织了莫须有的罪名后,罚他必须缴纳3头牛或相应的白银。对于一贯重视耕牛的黎人来说,索取或偷盗主人家的牛是严重侮辱。最后,忍无可忍的那燕便带人将税吏打死。 1548年,黄本静发律师函警告,以传票要求查封那燕所在村落的粮仓。同时,新的税吏也赶往催收谷物,矛盾就此被彻底激化。村民在杀死酷吏后,也准备好了最坏结果。第二年的2月,他们和临近数个村落的熟黎一同起事,很久就拉起了有4000人的队伍。面对他们的突然袭击,地方的明军猝不及防,感恩县城很快陷落。随即,有更多崖州一带的熟黎村落加入,将叛军规模扩大到8000多人。如此一来,不仅明朝的地方驻军不敢主动进攻,连重兵据守的崖州县城都岌岌可危。 明朝派驻海南的官员 素质和禀赋都不太理想 艰难的平叛 一段幸存的古代崖州城墙 古代崖州的附近都有山地拱卫 虽然那燕聚集起尽可能多的人力,却无法克服几个根本性难题。由于文化割裂与竞争关系,他们很难争取到内陆生黎的支持。其次,明军不仅在南部据有崖州,在岛屿北部也有稳固的经营。这让叛军始终就要面对两头夹击的危险。 为了尽可能动员起自己争取来的部众,那燕和其他熟黎首领一同将来自所有村庄的人都做了编组。在不打破原有村落格局的基础上,任命不同级别的头面人物作为总兵和参将。相比过去的小打小闹,已经拥有大量潜逃军户的他们,不再害怕同小股明军遭遇。时长超过千年的狩猎传统,让他们很容易组织起大规模的弓箭手部队。又因为有很多人曾经被明军抽调驻防,所以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军事经验。与之相比,地方卫所的明军大都是更加纯粹的农奴,战斗水准是十分抱歉。 明朝在广东和海南的卫所分布 起初,明军还将那燕的叛军视为普通的黎人械斗团体。直到交手后才发现,对手的组织水准已今非昔比。过去的明军面对这些轻装弓手,往往会选择直接冲锋,将大队人驱散后再逐个击破。但1549年的每支叛军部队都设有指挥官和军师,并以最精锐人马坚守各自的军旗。当少量的明军家丁实施猪突,就会在大量的箭矢阻击后,遭遇死战部队的对手。这些黎人虽然只有传统的皮甲,却在战斗意志方面更胜一筹。加上不同村落人马的协同配合,往往可以对明军实施包抄打击。即便无法抵御,也能迅速退入熟悉的地形躲避,再以游击战模式策动新的反扑。 此后,明军尝试对部分村落进行策反,却始终没有获得成功。在一次次的小规模野战失利后,只能依靠坚固的城池进行龟缩防御。黎人根本没有什么攻城战经验,面对采用包砖技术的明朝城墙是无能为力。但明军若在重整旗鼓后出城野战,往往又会被组织严密的叛军给打回来。整个崖州和附近的岛屿南部区域,就这样成为了双方的拉锯战场。地方官已经意识到,没有外部援军支持的他们,根本无法搞定这次反叛。 抗倭名将俞大猷 也从福建前线增援海南 然而,嘉靖时代的明军兵力和战力都处于低谷。尤其是在1548-年前后,闽浙两省部队被大量用于执行海禁和进攻双屿岛,根本无力向偏远的海南增兵。北方的大同前线也遭蒙古部落的频繁侵犯,不可能抽调宝贵的边军南下。受其影响,经常作为督战队南下的京军也无法随意调动。至于还能大量出兵的西南地区,也有不少苗兵被派往北方等地驻防。 所以,明廷对于海南的增援,一直拖到1549年8月才算正式展开。大批来自广西的狼兵成为救星,由广西副总兵沈希仪带到岛上。因为明朝的巡检司和水军一直控制雷州海峡,所以调兵过程并不吃力。原本在福建沿海协防的名将俞大猷,也率军驰援海南战事。加上岛上北部本来的卫所兵和苗人,明朝已为对付那燕而调动了87000大军。他们分三路进军,直接越过五指山一带,尽可能让将叛军分散在各自的防区内。 明朝将大量的广西狼兵调往海南 苗人非常擅长使用带毒液的弩作战 面对来势汹汹的明朝大兵,那燕的熟黎叛军也严阵以待。他们利用壕沟和多重的木栅栏,将自己的村庄彻底堡垒化,并安排机动部队来回增援。为了提前阻击明军,他们还在山间小道上也设置障碍,并在两侧的山头驻扎伏兵和。一旦对方被迫在山间停止行军,黎人就用大量的箭矢和滚石展开攻击。明军即便在理论上拥有火器优势,也无法在此类战场上及时完成部署。加上新锐的弗朗机炮多被用于北方沿线,让南方部队只能继续以传统的冷兵器御敌。最后自然是依靠熟悉类似情况的狼兵和苗人出场。 实际上,黎人在雷州等广东境内也有分布,并且早已在小规模叛乱中被狼兵等土司武装镇压。现在战场换到海南,情况依然没有什么改变。长期习惯于战地攻坚战的他们,用各种沾有毒液的弓弩远射,再以配有大盾牌和盔甲的重步兵冲锋。如果发现对方抵抗非常激烈,也会灵活规避,从其他方向发起侧翼突袭。黎人因此往往被分割在不同山头,因弹矢耗尽等原因败退。长于山地骑兵的苗人又可以乘胜追击,将只能靠两条腿逃跑的敌人歼灭。 黎人一直到近现代都有射箭传统 黎人村落往往依山建立 适合防御 进入崖州内的平原地形后,明军则继续以惯用的包围战术分割不同村落。但那燕战前部署的机动兵力,还是给他们带来很大困扰。根据事先约定,每当明军强攻1-2个村寨时,临近堡垒内的黎人便几乎倾巢出动的给予增援。加上部众往往死战不退,让明军的进展非常缓慢。在1549年的后四个月里,他们便完全被限制在那燕部署的村级堡垒群中,甚至还要忙于收复几座已经被叛军占据的县城。但依靠巨大的兵力与物资优势,还是能一点点的吃掉对方据点。 1540年的3月,那燕和残部撤退到最后的石讼村阵地。经历了惨烈的防御战,这位黎人领袖和几乎所有部众都被杀死。当初一共起事的8000多民兵,总计有5300多人在各处战死,1049人被官军俘虏。其余人不是失踪就是逃难到岛上的其他地方。至于在村落中死于非命的普通人,就更加难以统计。明军方面没有留下确切的伤亡记载,但从对各据点的毁灭性打击来看,受到的损失也不会很少。 海南战事 成为嘉靖朝最难得出手的军事成就 事后,三位明军将领都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褒奖。这位工于心计而无其他见识的君主,一直期望有大型军事胜利来给自己的执政添光。但糟糕的军队战力、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和互相推诿的文物官员,都让他长期不能如愿。那燕掀起的叛乱,至少在用兵规模上满足了炼丹天子的虚荣心。仅仅3个月后,俺答汗的蒙古大军就险些杀入京师,迫使嘉靖签下了他自己所不愿看到的城下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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