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借贷是如何影响国家经济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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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借贷是如何影响国家经济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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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行业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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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注意到,民间借贷是皇族和官僚集团利益冲突的核心议题,是政治矛盾的经济投射。

大明政体失去弹性,是对民间借贷的放纵造成的;而大宋政体失去弹性,恰恰是扼杀民间借贷开始的。

对于金融活动的轻视和错误处置,放大了朝野矛盾,加速了政体的瓦解。

在这片有着上千年统治经验土地上,本不该重复上演愚蠢的结局。

只是,中国史书从不乐于总结经验,却特别擅长扣帽子,在道德账本上去找替罪羊,回避矛盾核心。

毕竟,官僚集团并不在意政体的风险是如何放大的,保持信息不对称,以祖宗之法来控制君主才是符合阶级利益的最佳选择。

资本意志与帝王心术

从商周时期,民间高利贷活动就一直存在。

民间借贷是经济的晴雨表,发展到高利贷和土地被收缴并存,其实就是生产资料开始加速向大地主阶级富集,民间经济饮鸩止渴,经济体失去弹性了,亟待纠偏。

如何纠偏,只能通过东厂,杀人。

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只对皇帝负责,不受司法约束。

朱棣明白,朱姓皇族与官僚共治天下,最大的敌人不是农民义军,而是官僚集团,成立东厂,一来是一体节制,独断专行,加强专制和对官僚的掌控;二来通过必要的牺牲,借人头换取政体弹性,消除矛盾。

所以,史书和戏剧里的东厂督主魏忠贤,被演绎得十恶不赦,其实,在自杀前的崇祯心里,魏忠贤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历代的帝王心术想的明白:皇权有两大敌人,最大的是官僚集团,不管脑袋洗的有多干净,还是不如下半身切割了的宦官来得更可靠,毕竟,他们从根子上确保全心全意为皇权服务。

第二大敌人是官僚背后的大地主阶级,如果他们承载了太多的资产,就会选择背叛政体,遵从阶级意志,换一个好伺候的主子。

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最灿若星河的太监集团,从东汉的蔡伦造纸到郑和下西洋,再到魏忠贤事实上平定边患,为朝廷和百姓续命。

官僚集团和地主阶级是不阉割的,他们的诉求极为复杂:他们试图将势力和财富固化在经济体系中,成为宗族资源??债权,股权,田产。

他们通过民间高利贷和当铺,做成了事实上的资产交易所和农民收割机,通过高利贷,完成了对于生产资料的掌控和富集,不断巩固和扩大了自身势力,直到人头被借用。

王安石与青苗法

逆天改命的失败表达

一开始,皇族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并不尖锐,但是,天命难违,利益冲突愈演愈烈。

几乎所有的王朝兴替,表面上是农民闹事,骨子里是财政破产导致政治破产。

皇帝心里也是明白的:太监的地位是向皇权租来的,皇帝的地位也是向老天爷租来的啊!大家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

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的出现了20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饥荒,史称『丁戊奇荒』。

这期间,1000余万人饿死,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豪绅、贪官、奸商、高利贷者大发横财。

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

这场大旱后不到30年,清廷灭亡。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长时段』理论中甚至提出:战争、政变之类的事件大多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而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思想传统之类因素,才是真正长期结构性约束历史进程的主角。

【Science论文,历史上的大禹治水是非常可怕的,当时的黄河泛滥持续20年,泄洪峰值流速高达40万立方米每秒,数十倍于人类历史其他洪水】

在人口剧增且依赖农业生存的时代,一旦出现大灾,就会导致农民起义和战乱,加剧人口大减,建立在农业生态系统之上的社会系统也会面临崩溃。

清末各种灾害,叠加了太平天国起义20年战乱,人口净减少1.5亿人口,接近40%。

王朝的命运,其实早就被命运轮回给写死了。

谁也不想等着命运的裁决。

王安石是第一个尝试突破这种轮回的主政者,他试图建立一套对冲结构来降低系统性风险,期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通过建立粮食价格平准基金+官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即《青苗法》来降低风险,逆天改命。

技术的局限与命运的轮回

王安石的愿景是好的,但是,是徒劳无功的。

没错,王安石得到了年轻的宋神宗的大力支持。

但是,王安石的改革思路与核心法案《青苗法》,本质上就是大计划经济,将政府从平台(比如天猫)变成服务提供商(好比京东),主动参与到交易中来,成为借贷主体,变成『大宋农村信用社』。

《青苗法》的试点非常成功:每年冬春青黄不接,农民日子最难过时,由政府出面用低于民间高利贷的利率(20%左右)把粮食或者资金贷给农民,秋收后还款,是套很好的农村银行体系。

但是,试点成功,不代表改革成功,政府出面做农村高利贷,赚钱是没得说。

可是,副作用极其明显:

皇权与官僚集团彻底对立:

王安石变法让北宋度过了短期的财政危机。

但代价是,让北宋统治阶层从皇室到官员分成变法与反对变法两派恶斗不休,一直斗到北宋灭亡。

对于封建朝廷,统治精英的分裂是致命的,共识无法形成,是末世之象。

民间经济体失去弹性:

政府掌握了社会经济命脉,在工商业税赋无法取代农业税支撑国家经济的前提下,政府通过抢食工商业经营的高利贷蛋糕,支撑了当时的政体,苟延残喘了上百年。

错失了走向资本主义的机会:

王安石的改革本质上与汉代的桑弘羊一样,是政府垄断经营,垄断销售、垄断银行,这样的改革救急是可以的,却不可能长期有效,甚至经济改革讨论的深度、广度都没有超过汉代的盐铁论。

强计划经济,是不符合当时技术发展水平的。

按照王安石的愿景,真正推动改革需要三大『根本无法成立』的前提:

技术革命:以较低的管理成本,支持全国性上万节点的连锁机构。

成本效益:在大一统集权体制下,建立具有较低营业成本的国家信贷网络。

优秀人才:需要一大批有行政能力、十分清廉自觉受儒家观念束缚的官员,兢兢业业。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首先,第一个条件就不满足,其他更是镜花水月。

《青苗法》的本意,就是打击强势阶层,保护弱势群体。

具体政策的执行,依靠的就是强势阶层啊。

一厢情愿的政策被大面积扭曲执行,豪强固然受到打击,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甚至还不如从前。

从历史上看,垄断、专卖所得越多,对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

所以,我们今天看,王安石的逆天改命是违背规律的。

民间借贷恰恰给予了社会以弹性,逼迫农民卖儿鬻女不是地主阶级的核心追求。

但是,当朝廷介入,国有专营时,官僚集团就会选择利用朝廷力量来加速收割农民,变相侵吞『国有资产』,这是他们的最优选择。

没有技术进步,农民的宿命不会变,官僚和皇帝的命运也是注定的。

信用的重建赋予政体以弹性

今天已经是互联网时代,农业时代的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但是政体对于民间借贷的态度却惊人一致,依然是让民间借贷专门负责背黑锅。

互联网金融这一波来的蹊跷匆忙,消失得仓皇失措,好像一条落水狗。

当然,今天看民间借贷,如果仅是借钱毫无新意可言。

但是,如果站在数据的角度,站在政体弹性的角度,站在资产的角度,真是功德无量,财源滚滚。

中国一直缺乏强有力的主权信用货币,使用金属货币的时间长达2000年,中间使用过大明宝钞却得不到支持,这导致货币政策无法实施。

此前,我们根本无法为用户的信用定价,没文化、没身份、没资产、没质押、没信用。

有几亩薄田和担保的还好说,一般农户只能选择铤而走险,或者走向死亡。

因此,并非士绅们心黑手辣,而是根本无法定价,无法追讨,也无法评估风险,放贷也是一种赌博。

在一个平均寿命30多岁的社会里面,借钱的人和准备去死的人有多少分别?高利贷天然就是合理的。

只是,统治者看不明白,官僚集团的人都个个心如明镜,闷声发大财。

历史上,有过很多信贷机构,多数是官僚集团内部人主办的:

国营贷款:《周礼》记载了最早的借贷机构??泉府,主营业务是丧葬、祭祀和生产生活借贷,属于国有机构。

贷款连锁:春秋时代,齐国出现过许多『称贷之家』,资本雄厚,有『贷钱千万、贷粟五千钟』,『受息子民三万家』。

这样的机构遍布全国。

《史记》记载,『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曾贷款给薛邑农民,一次就能『得息钱十万』。

战争贷款:据范文澜《中国通史》,『凡是大工商业主尤其是大子钱家大囤积商,正当商人每年取息十分之二,高利贷囤积商取利息至少是十分之三,有时竟取十倍。

』所谓『子钱家』,就是高利贷商人,当时比较出名的有长安的樊嘉、王孙卿,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成都的罗氏、临淄的伟氏等,资本动辄几千万乃至上亿钱。

『钱』是汉代的基本货币单位,太平年景一石谷物的价格通常在30钱至50钱之间。

汉代最有名的子钱家是汉景帝时长安的无盐氏。

《史记》记载,当时爆发了『七国之乱』,政府要平息叛乱但财政困难,向子钱家们借钱,『子钱家以侯邑国在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而无盐氏借给了政府1000金,约定『其息什之』,也就是利息按本金的10倍计算。

结果『七国之乱』平定了,政府兑现约定,按照10倍的利率归还了本息。

僧侣贷款:南北朝以后不少统治者皈依佛教,寺院得到了大量的赏赐和布施,发展为经济体。

北齐僧人道研资产丰厚,大量经办高利贷业务,对借钱不还的人他还能调动官府势力帮自己追讨。

敦煌有个净土寺,根据敦煌文献的记录,某一年其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高利贷。

宋代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长生库。

官员贷款:也叫京债,唐朝公务员待遇低,大量中下级官员10年薪水还是买不起房,加上大量『轮岗』和『异地任职』,需要大量借入安家费。

信用贷款:宋代经济大发展,高利贷业务也更加兴旺,不仅有私营的高利贷机构,还有官营的放贷机构交子会。

另外,有信用贷款,还有抵押贷款。

抵押物可以是田契、地契以及金银珠宝,甚至还出现过拿妻女进行『抵押』的情况。

整体来看,民间借贷越兴旺,利息越低,经济越好。

大部分情况下年利率保持在30%-50%之间。

元代利率最高,是100%,朝廷寿命也就越短。

民间借贷背后,是乡绅士族和官僚阶层的利益基本盘,也是民营经济早期最重要的形态。

民间借贷是经济的毛细血管,是民生疾苦的温度计,更是体制的弹簧和缓冲区。

大家都能从国有银行借贷,自古至今都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

事实上,只有市场化的机制,才能做到真正为大众的信用定价。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互联网金融,和小微贷款,功夫都在借贷之外。

凡是通过数据来重构个人的信用账本,能够给个人信用定价的,我们都要高看一眼。

因为,这实质上给全社会的个人增加了一份资产负债表,眼下再窘迫也可以向未来索取资源,这给了个人以更大福祉,也给了政体以更大的执政弹性,未来才能真正的走出大乱大治的恶性循环,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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