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保加利亚1876年四月起义

Posted 2022-07-27 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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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保加利亚1876年四月起义

保加利亚1876年四月起义

1876年4月在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抗奥斯曼帝国封建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几乎波及整个保加利亚，使奥斯曼帝国在保加利亚的统治遭到沉重的打击，对保加利亚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起义前保加利亚的社会经济状况

奥斯曼帝国于1396年占领保加利亚，使它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在保加利亚国土上建立了军事封建制度。十八世纪下半叶，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开始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十九世纪初，保加利亚城镇中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日益增多，城市资产阶级变得更加富裕。城市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手工业者与国内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企业。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导致军事封建制度的解体。1832年奥斯曼帝国政府废除军事采邑制，促进了城乡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至六十、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保加利亚经济中的作用明显增大。一些商人通过经商和放高利贷等方式积累了资金，开始兴办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到1877年，保加利亚已有20个较大的工厂、企业，其中有9个面粉厂， 5个刀具厂， 4个纺织厂， 1个饮料厂， 1个五金厂。有些工厂的规模不小，斯利文纺织厂拥有500多工人。保加利亚当时已有10多家工商业股份公司，诸如“布尔加斯商业股份公司”、“保加利亚进出口股份公司”、“保加利亚棉业股份公司”、“保加利亚蜂业股份公司”和“保加利亚商业兄弟股份公司”等。在这一时期，保加利亚修筑了从多瑙河港口鲁塞至黑海港口瓦尔纳的铁路，贝洛沃—兹拉蒂多尔—斯维伦格勒铁路，兹拉蒂多尔—延保尔铁路，贝洛沃—君士坦丁堡铁路，便利了保加利亚内地产品运往外地和出口，出口商品逐年增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的出现，使部分农产品商品化。有些封建领主出卖土地后，进城经商;也有些人从外国引进农业技术(如封建领主阿尔福索就曾使用数百名德国技术工人)，种植多种经济作物，雇佣农业工人生产，使领主庄园变成综合性农业企业。

所有这一切，为保加利亚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产生了新的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乔尔巴吉”，他们是大土地占有者、大商人、企业所有者、高利贷者。奥斯曼帝国的封建领主和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构成了最有权势的阶级。城乡劳动者，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农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后，奥斯曼帝国逐渐沦为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帝国政府向西欧列强大量借款，1855至1873年共与它们签订15项贷款合同。奥斯曼帝国的财政赤字在1875年达500万土镑，欠外债50多亿法郎;60%的国家预算用来偿还外债利息。财政危机使奥斯曼帝国政府难以支付各级官员的薪金。帝国政府在财政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赋税，把危机转嫁到人民头上。据当时的报刊报道，烟草税增加200万土镑，营业税增加80万土镑，实物税增加12—12.5%。什一税仅在1868年增加58.4%，农民缴纳的什一税高达占自己收成的75%。除增收旧的赋税外，还增加新的赋税。其中，战争税向16至60岁的非伊斯兰教民征收。非动产税、收入所得税和非动产所得税向16—55岁的公民征收。仅1864—1870年间，帝国在保加利亚的赋税收入就增加50%多。

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商品充斥保加利亚市场。1854—1859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贸易额从700万英镑增至1，769万英镑，小麦、羊毛、棉花、丝织品占进口商品的90%以上。技术落后的保加利亚城乡手工业者在与西欧廉价商品的竞争中纷纷破产。一度繁荣的手工业中心，其中有以皮革业著称并拥有良种牛马1万1千多头的帕纳吉尤里什特，素有“货栈”之称的科普里费什蒂查以及加布罗沃和斯利文，这时都已衰落。卡尔洛沃、卡洛费尔、索波特和科普里费什蒂查等地的妇女们，再也无法靠纺纱织袜维持生计。人们“所见妇女们的穿戴，全部是进口货”。破产的城乡手工业者沦为无产者、半无产者，到四月起义前，其数量超过10余万人。

保加利亚人民，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除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外族压迫外，还由于信仰东正教而受到歧视。不准保加利亚人骑马、穿华丽衣服。禁止修建东正教堂，原有的许多教堂被拆除或改为清真寺。

1874年夏季发生空前旱灾，接着又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农民的牲畜因缺饲料而大批死亡。克里木战争后，从高加索迁居保加利亚的8万多塞尔卡西人和鞑靼人又大肆掠夺。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有些地方饿殍遍野，人们逃荒觅生。保加利亚人民对奥斯曼帝国封建统治者、剥削者充满仇恨。

1875年7—8月间，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今日南斯拉夫境内)，先后爆发了反抗奥斯曼帝国奴役的起义，接着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两公国为争取独立，于1876年6月对奥斯曼帝国宣战，这一切均鼓舞了保加利亚人民起来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

起义的准备和过程

从1396年起，保加利亚人民不断地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至1878年解放，这一斗争经过了近5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农民暴动和“哈伊杜克”(除暴锄奸、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运动)的自发阶段，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进入了自觉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阶段。

1866年，保加利亚革命者在布加勒斯特建立了秘密革命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保加利亚发动起义。秘密革命中央委员会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主张建立土耳其一保加利亚君主政体。1867和1868年，它曾派遣两支武装队伍回国，均遭失败。

1870—1871年，保加利亚革命民主主义者瓦·列夫斯基(1837—1873年)，在国内建立了以洛沃奇为中心的地方革命委员会网。1872年4月，成立了统一的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并通过了纲领和章程。纲领确定中央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精神上的革命和武装斗争解放保加利亚”，建立“民主共和国”，号召反对“暴君专制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那些人，其中包括保加利亚的‘乔尔巴吉’”。列夫斯基力图联合保加利亚的一切革命力量，为实现这个革命目标而奋斗。但他在1872年12月被奥斯曼帝国当局逮捕，后来被处以绞刑。列夫斯基的战友、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诗人赫·鲍特夫(1848—1876年)继续领导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他主张贯彻中央革命委员会的纲领，立即举行武装起义。1875年11月，鲍特夫的战友们为准备起义，在罗马尼亚的丘尔吉沃城(今朱尔朱市)召开了保加利亚历史上著名的丘尔吉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保加利亚和布加勒斯特的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格·本科夫斯基、尼·奥勃雷特诺夫、斯·扎伊莫夫等12人，后来又陆续来了一批代表。但是，鲍特夫由于不赞成中央革命委员会内部反对起义的以帕·赫托夫为代表的温和派，已于同年9月退出了中央革命委员会，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出席丘尔吉沃会议的代表，一致通过了计划，决定1876年5月1日举行全民起义。

根据起义计划，保加利亚全国分4个革命区：东北部，以图尔诺沃城为中心，是第一革命区;东南部，以斯利文城为中心，是第二革命区;西北部，以弗拉查城为中心，是第三革命区;西南部，以普罗夫迪夫城为中心，是第四革命区。丘尔吉沃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革命最高领导机构)。中央革命委员会委派了各革命区的主要领导人和助手，其中第一革命区主要领导人是斯·斯塔姆鲍洛夫，助手是格·伊兹米尔里耶夫、赫·卡拉蒙科夫，第四革命区主要领导人是帕·沃洛夫，助手格·本科夫斯基、格·伊科诺莫夫。

丘尔吉沃中央革命委员会就筹集武器装备，破坏敌人交通通过了相应决议，提出靠自己制造、从敌人手中夺取或从国外偷运来解决武器问题。中央革命委员会还派专人前往布加勒斯特和君士坦丁堡秘密购买武器，并用土法制造火药。

丘尔吉沃会议结束后，中央革命委员会向鲍特夫通报了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决议。鲍特夫表示同意和支持会议决议，并决定，起义一旦爆发，他将率领在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侨民组成的武装支队开赴国内，支援起义。

1876年1月，丘尔吉沃会议代表利用冰封的多瑙河，从罗马尼亚进入保加利亚本土，分别到达各革命区，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沃洛夫、本科夫斯基和伊科诺莫夫到达第四革命区后，和当地革命委员会领导人，走遍了数以百计的乡村、城镇。他们每到一地，就举行革命者宣誓仪式，以表示对革命的忠诚。这些革命领导人指示各村镇革命委员会，对凡能拿起武器进行战斗的人，根据当地情况按每十人、百人、千人编成支队，还任命了千人支队长。同时还要求起义者每人至少有一种武器。有条件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就地组织了操练和军事演习。第四革命区的妇女们还做了义旗，旗面一边为红色，一边为绿色，上面写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字样和雄狮践踏半月形的图案①。各革命委员会还建立了秘密邮政，规定了行军联络暗号和口令。

第四革命区革命委员会于1876年4月13日在奥鲍里什特召开了各村镇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会议，汇报丘尔吉沃中央革命委员会决议执行情况和起义的准备情况。出席会议的代表有57人，其中农民代表49人，城镇代表8人。会议推选本科夫斯基为第四革命区起义统领，并选举产生了起义领导委员会。会议确定，起义将采取防御性策略;规定帕纳吉尤里什特城为革命区首府;重申按丘尔吉沃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5月1日举行起义;如果出现特殊情况，起义日期可以提前。

由于奥鲍里什特会议混进了奥斯曼帝国奸细内·斯托扬诺夫，奥斯曼帝国政府很快获悉会议作出的决定，急令普罗夫迪夫城的帝国地方政府采取行动。普罗夫迪夫总督阿罕默德和内贾普率警察队分别开赴帕纳吉尤里什特城和科普里费什蒂查城，捉拿起义者。内贾普抵达科普里费什蒂查城后，两次登门拜访当地革命领导人托·卡勃列什科夫，佯称从普罗夫迪夫捎来信件，要亲自递交。卡勃列什科夫及时识破了这一诡计，没有露面。他立即召集革命委员会成员磋商，决定提前起义。

1876年4月20日科普里费什蒂查城教堂的钟声，召唤被压迫的保加利亚人民去勇敢战斗。起义人民闻钟声而动，迅速攻占了政府机关，杀掉了镇长和官吏。卡勃列什科夫用击毙的镇长的鲜血写信给第四革命区的负责人本科夫斯基，报告起义胜利的消息，这就是保加利亚历史上有名的“血书”，信中写道：“写信的此时此刻，起义的旗帜在奥斯曼帝国政府衙门上空飘扬。枪声、教堂的钟声交织在一起，在天空中回响……弟兄们，如果你们是真正的爱国者，自由的圣徒，就象我们这样，在帕纳吉尤里什特城高举义旗。”血书同时分送第三革命区领导人斯·扎伊莫夫。

帕纳吉尤里什特义旗

当时，帕纳吉尤里什特的形势已很紧张。特别是得知阿罕默德要搜查藏有炸药的当地革命委员会成员纳·特利诺夫的家，更引起人们的不安。但本科夫斯基镇定自若，他指示在出现意外时，放火引爆。正在这紧张时刻，本科夫斯基收到了血书。他当机立断地对在场的战友们说：“暴动!起义!”，下令鸣钟为号。战斗打响后一个多小时，起义人民击溃了当地奥斯曼帝国封建统治的武装力量，很快使帕纳吉尤里什特城获得了解放，并且成立了以本科夫斯基为首的第四革命区临时革命政府。革命政府由奥鲍里什特会议选举产生的起义领导委员会成员本科夫斯基、德里诺夫、基里诺夫、鲍贝科夫等13人组成。帕纳吉尤里什特城解放的消息，很快传遍周围的村镇。4月20日，杰利苏拉城人民在尼卡拉卓夫领导下起义，消灭了当地奥斯曼帝国武装力量，夺取了政权。斯特雷尔恰村于20日晚起义，把当地政府武装人员逼困在清真寺里。

为了迅速扩大起义的范围，本科夫斯基组成一支骑兵队奔赴帕纳吉尤里什特西部村庄，组织和发动人民起义。骑兵队所到之处，农民和手工业者积极响应，队伍迅速增至200多人。麦奇卡等村的农民起义声势很大。他们分别转移至帕纳吉尤里什特城和巴尔干山脉的埃列吉克峰。在埃列吉克峰建立了以贫农格·特尔林斯基为首的11人军事委员会，领导反击奥斯曼帝国军队的进攻。佩什特拉、巴塔克等较大的村庄以及马里查河以南的罗多彼山区，都爆发了起义，建立了人民政权。

第一革命区的起义规模不及第四革命区。图尔诺沃地区起义的人民，由几个村联合组建武装支队。其中有比亚拉·齐尔卡瓦、米哈尔茨、维绍夫等地起义者组成的160人支队，由哈里顿牧师任支队长。支队97%的成员是农民，其中一半以上的农民来自比亚拉·齐尔卡瓦村，所以这个支队称比亚拉·齐尔卡瓦支队。支队开往加布罗沃城，准备与那里的起义武装力量汇合，但途中遭奥斯曼帝国武装力量截击。支队被迫退入德里亚诺沃修道院固守。从4月29日至5月7日，仅有旧式步枪的起义者，英勇地击退了拥有新式步枪和大炮的奥斯曼帝国正规军的多次进攻，坚守9天9夜。战斗的第4天，哈里顿不幸牺牲，由佩·马尔马科夫任队长，帕·基罗任副队长。奥斯曼帝国当局集结了1千多人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连续发起进攻。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遂利用德里亚诺沃的乔尔巴吉写信劝降，但遭到起义支队的坚决拒绝。奥斯曼帝国政府又从舒门调来两门钢炮，并写信威胁起义的勇士们说：“若不投降，修道院将化为灰烬”。起义首领义正词严地回答道：“我们起义，要求政府承认我们人民应有的权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决心以死忠于自己的誓言。”5月7日，帝国军队炮轰修道院。守卫者在夜战中突围，幸存者仅47人，马尔马科夫牺牲。帕·基罗被俘后，在敌人法庭上大义凛然，高声朗诵自己写作的战斗诗篇。

1876年4月30日，在加布罗沃城教堂，由仓·久斯塔巴诺夫领导组建了200人的支队。支队开往夫利埃沃地区，途经巴戈舍沃村时与当地起义农民联合组成480人的支队。支队到达诺沃村和克雷维内克村后，扩建为两支分别为200人和300人的支队，顿·费西切夫和扬·卡拉丘佐夫分别担任支队长。由久斯塔巴诺夫、卡拉丘佐夫和德拉加诺夫组成联合指挥部。支队在村内的交通要道修筑工事，多次击溃数量超过自己一倍以上敌人的多次进攻。起义者除了用很差的武器来杀伤敌人，并利用有利地形，以滚动石块来阻挡敌人。妇女和儿童也参加战斗，整个村庄成为战斗堡垒。但最后由于力量悬殊，帝国军队于5月6日、9日先后攻克了诺沃村和克雷维内克村。久斯塔巴诺夫只得率领余部进入马拉基迪克山区，继续战斗。

在第二革命区起义伊始，主要领导人内·戈斯波丁诺夫被捕。斯利文和延保尔附近的几个村庄起义的农民联合组成了约60人的支队，由格·奥勃雷诺夫任支队长，伊·德拉戈斯特诺夫任副队长，支队与奥斯曼帝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最后被装备和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击败，支队领导人均英勇牺牲。

第三革命区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斯·扎伊莫夫的助手尼·斯拉夫科夫，很快被帝国当局逮捕了。另一名助手奥勃雷特诺夫无法前往特德文斯科区执行自己的任务，被迫在扎伊莫夫家住了一个多月，未能进行任何有效活动而返回罗马尼亚，后来参加了鲍特夫的武装支队。扎伊莫夫难于贯彻丘尔吉沃中央委员会决议，不仅是由于失去两位助手，还由于第三革命区革命委员会中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大商人和富裕手工业者，对革命缺乏真诚，加上奥斯曼帝国当局控制严格，这个区未能举行起义。

最激烈的战斗是第四革命区首府帕纳吉尤里什特城的保卫战。奥斯曼帝国政府从帕扎季克和哈斯科沃地区调来2—3千正规军和大批地方部队，配有大炮，在夏富兹帕夏统领下，从4月27日开始进攻革命首府。临时政府领导成员帕·鲍贝科夫撕毁了夏富兹帕夏的劝降书，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战斗起初在城郊进行，帝国军队未能取胜。4月30日帝国军队包围起义军坚守的高地，与革命军总指挥伊·索科洛夫的部队激战。鲍贝科夫率战斗小组迂回于敌军后方，打击敌人。战斗逐渐转入城内进行。卡缅尼查和斯巴索夫丁两处的起义战士，用土炮杀伤敌人，牵制了大部分奥斯曼帝国军队。保卫战持续了4个昼夜， 4月30日帕纳吉尤里什特陷落。

这天晚上，本科夫斯基在巴尔干山埃列吉克峰看到革命首府火光冲天，于5月1日率部赶来营救，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本科夫斯基率余部向巴尔干山撤退，途中遇敌人伏击而牺牲。

在各革命区起义的烈火濒于被扑灭的时候，赫·鲍特夫从多瑙河彼岸罗马尼亚率200人武装支队赶来支援。1876年5月16日，支队从多瑙河丘尔吉沃码头登上奥地利商船“拉德茨基号”，队员们装扮成园艺工人，武器和军服用木箱包装。5月17日，拉德茨基号到达科兹杜伊村时，鲍特夫发出信号，“园艺工人”占据船只，强迫船长在科兹洛杜伊村靠岸，支队登上了保加利亚国土，“不自由毋宁死”的义旗迎风招展，支队向弗拉查挺进。

奥斯曼帝国政府获悉鲍特夫支队进入保加利亚境内，马上派骑兵追击。5月18日晨，支队到达达米林高地，与奥斯曼帝国军队交战，击败敌人多次进攻，重创敌人，支队也伤亡30人。5月20日，鲍特夫支队在沃拉山遭到奥斯曼帝国地方部队截击，战斗了1整天。傍晚，鲍特夫和几位战友商议下一步行动的时候，被冷枪夺去了生命。鲍特夫牺牲后，尼·沃伊诺夫斯基率支队向塞尔维亚边境转移，途中被奥斯曼帝国军队消灭。

起义失败的原因及影响

四月起义，从4月20日至5月20日，历时30天，终于被奥斯曼帝国封建统治者血腥地镇压下去。这次起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起义的主要目的是推翻奥斯曼帝国“暴君专制制度”的封建统治;把保加利亚从外族奴役下解放出来，争取民族独立。

四月起义的主要力量是贫苦农民，他们约占起义人民的2/3。对农民来说，这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他们强烈要求消灭封建压迫，获得土地。与农民并肩战斗的是城乡手工业者、小商人，还有教师、神职人员等，他们大多属于小资产阶级。还有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工人，现代无产者，不过当时数量不多，力量还弱。这些人要求摆脱奥斯曼帝国封建主义枷锁，积极投身起义，也是起义的重要力量。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实行低税率政策，大量进口西方商品，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伤害了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部分资产阶级分子也同情和参加起义。四月起义是一次人民起义。

由于保加利亚资产阶级软弱、动摇，而工人阶级还在形成过程中，尚未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不能不使这次起义本身带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弱点。资产阶级的左翼同情革命，有些人参加了革命委员会，但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表现动摇，这是第三革命区未能举行起义的原因之一。资产阶级右翼反对革命，他们与奥斯曼帝国有利害关系，德里亚诺沃乔尔巴吉的活动和行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起义领导者的主观错误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首先，起义缺乏统一领导，各革命区的起义队伍缺乏必要的联系，未能一致行动。丘尔吉沃革命中央委员会没有很好地起到领导起义的司令部的作用。各革命区的起义各自为战，孤立无援，最终被敌人各个击破。其次，未能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第四革命区起义爆发后，不少地方夺取了政权，可是起义人民只是就地坚持阵地，修筑工事，而没有抓住敌人还来不及集结军队的有利时机，主动向敌人进攻，抢夺武器弹药库以武装自己，扩大革命力量。第一、二革命区，起义者离开广大农村，脱离了群众，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第三，各革命区没有执行丘尔吉沃中央革命委员会关于破坏敌人交通要道，火烧奥德林、普罗夫迪夫、帕扎季克、伊赫蒂曼等重镇的决议，致使奥斯曼帝国政府顺利地从大城镇调兵遣将以对付起义的人民。

四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很大。奥斯曼帝国在保加利亚的统治遭到起义的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本科夫斯基在巴尔干山巅遥望革命首府时说：“我们已使暴君的心脏受到了重伤，他再也不能复原了”。在1个月里，起义几乎遍及整个保加利亚。仅帕纳吉尤里什特城周围就有60个村镇夺取了政权。奥斯曼帝国在保加利亚长达数世纪的统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严重的危机，使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惶恐不安。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地位，奥斯曼帝国政府动用了为数2万人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镇压起义人民。帝国政府对革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3万名保加利亚男女老幼被杀害。仅巴塔克1个村就有5千人被杀，其中男人都是用铡刀杀死的。3万名儿童成为孤儿。1万人被投入监狱。80个村庄被烧毁，200个村庄被洗劫一空，30万头大小牲畜被抢走。

四月起义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事件发生后，欧洲一些国家的进步人士举行集会，纷纷谴责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在保加利亚所犯的罪行，掀起支持保加利亚人民的运动，并为救济受害的保加利亚人民进行了募捐。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意大利革命民主主义者加里波第，英国著名学者达尔文，俄国一些著名的作家、学者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门捷列夫等愤怒地谴责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残酷暴行，表达了对保加利亚人民的深切同情。仅从1876年6至9月，欧洲有200家报刊刊登了有关保加利亚1876年四月起义的信件、文章、评论、报道和漫画。俄、英、美等国还组成了国际调查团，对保加利亚发生起义的各革命区，特别是巴塔克村，进行实地调查，以大量的事实证实了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对保加利亚人民犯下的罪行。这一切，给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以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沉重打击。

四月起义使俄国与西方列强(英、法、德、奥匈帝国)之间存在已久的“东方问题”的矛盾更加尖锐。长期以来，俄国力图摧毁奥斯曼帝国，独霸黑海海峡并得以侵入地中海;而英、法等西方列强都要控制奥斯曼帝国，使之成为自己的半殖民地。欧洲进步舆论对四月起义的反映，使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一贯立场陷于被动，但对俄国的传统政策则是有利的，为它对土宣战和分割其“遗产”，提供了政治、外交上的借口。由于俄国政府的坚持，1876年底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欧洲列强代表会议，研究处理因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起义而引起的一些问题。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采纳了俄国的建议，即给予保加利亚、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以自治权。奥匈帝国和英国政府还坚持把保加利亚分成两个自治区，即以图尔诺沃为首府的东保加利亚和以索非亚为首府的西保加利亚。但奥斯曼帝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一计划。于是，俄国以此为借口，打着支持保加利亚人民的旗号于1877年4月12日对奥斯曼帝国宣战，爆发了1877—1878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保加利亚人民继续发扬四月起义的革命精神，同奥斯曼帝国封建统治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最终获得了解放。

注释

① 雄狮象征保加利亚人民,半月形代表奥斯曼帝国。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1876年四月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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