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魏晋名士多谈玄

Posted 2022-07-17 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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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魏晋名士多谈玄

魏晋名士多谈玄

玄学是魏晋时期流行的社会思潮。玄学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经典，主要探讨有无、本末、动静、言意以及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等理论问题。玄学的创始人是何晏、王弼。何晏（190——249），字平叔，是曹操的养子，著作有《论语集释》、《道德论》、《无名论》等。王弼（226—249），字辅嗣，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他们都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德而不存者也”（《晋书·王衍传》），最早提出了“贵无”的主张。他们所谓“无”，就是“道”，是不具有任何物质属性的观念形态，是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宇宙本源。而天地间的具体万物都是从“无”产生的。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学说。何、王还试图援老入儒，把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合起来，主张名教出于自然，宣传“以寡治众”、“君主无为”的政治主张。

玄学“贵无论”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魏末正始年间，封建王朝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相互倾轧、争夺权力的斗争相当激烈。不少名士都产生了畏惧祸患的心理。何晏就有诗感叹“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王弼试图通过注解《老子》、《周易》等著作的形式，为曹魏王室提供一种以“自然”为基础的治平之道，同时也为保全自身性命和人格找到理论依据。

正始末年，司马氏政治集团假借“名教”，为其篡夺朝政服务。一些虚伪儒士也谨守名教，排斥异己。于是，竹林名士阮籍和嵇康有感于现实，公然宣称“名教”与“自然”是相对立的，“自然”高出于“名教”。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则在日常生活行为中表现出毁弃礼法、纯任自然的精神。

另一位竹林名士向秀（约227——272年）通过《庄子注》，发明新义，大畅玄风。他主张自然与名教合一，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逍遥。向秀还有《秋水》、《至乐》两篇没有注解就去世了。郭象（？——312年）也是一位好老、庄，能清谈的人物。他将向秀的注释稍加整理，补注了《秋水》、《至乐》两篇，又变易了《马蹄》一篇，合成了标名郭象的《庄子注》。当时人推崇他是“王弼之亚”。郭象宣扬万物皆“块然自生”，而无所待，否定“无能生有”；还主张“名教即自然”，君臣上下之分也是“天理自然”的体现。这就抛弃了阮籍、嵇康抨击“名教”的立场，而把玄学变成了为“名教”辩护的工具。

玄学理论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以上三个阶段，从何晏、王弼到阮籍、嵇康，再到向秀、郭象。

玄学理论的盛行，对于西晋、东晋的名士风度以及社会风气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清谈玄理成为名士交往的重要话题；谈吐玄虚简约也成为受人推崇的风度。例如阮咸的儿子阮瞻，因为发言简约，就被推荐做了官。一次，司徒王戎问阮瞻：“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瞻不加思索，口出三字“将无同”。意思是说“莫非相同”。王戎听后觉得有理，叹赏了许久，当即决定辟他为司马掾。人们称之为“三语掾”。

东晋的朝臣也都崇尚玄虚之言。会稽王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在太和元年（366年）任丞相后，就把善于清谈的人物王濛、刘恢待为座上宾。孙盛写作了一篇《易象妙于见形论》，拿来给司马昱读。司马昱马上请来殷浩攻难此文。殷浩一时无法驳倒孙盛。司马昱就很有把握地说：“请刘恢来，自能制伏他”。果然，刘恢与孙盛相互抗答一番后，孙盛被驳得理屈辞穷了。在坐的人都佩服司马昱的预见，拍手大笑起来。

刘恢也以能清谈而自负不凡。桓温曾经问他：“会稽王清谈有长进吗？”刘恢答道：“虽然有很大长进，还属于第二流”。桓温又问：“谁是第一流？”刘恢大言不惭：“故在我辈”。刘恢死后，孙绰为他作诔文，竟然称赞他“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清谈时必备的一种工具叫麈尾。许曾作《白麈尾铭》，称这种麈尾“君子运之，探玄理微”。所以人们也称清谈为“麈谈”。名士们对于麈尾是十分爱惜，随手不离的。

一天，殷浩与孙盛相聚。俩人一边吃饭，一边清谈。孙盛每说到激动之处就情不自禁地使劲儿甩动麈尾。结果麈尾的毛抖落到了饭菜里，俩人只顾口吐玄虚之言，竟然忘记了吃饭。王濛39岁时得了重病，他在灯下转动着手中的麈尾，看了又看，不禁叹息一声：“如此人竟活不到四十。”他死后刘恢就把麈尾放置到了他的棺材里随葬。

西晋末、东晋初还出现了“八达”一类人物。他们并不理解竹林名士阮籍、刘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痛苦心情，只是摹仿他们表面的任诞放达、不拘礼法的行为。例如，谢鲲见到邻居家有位美貌女子，就去挑逗人家，那女子气得扔过梭子来，打折了他的两颗牙。人们嘲笑说：“任达不已，谢鲲折齿。”他却傲然长啸一声，说：“犹不废我啸歌。”胡毋辅之嗜酒狂放，人称为“达伯”。他的儿子受其熏染，也不讲礼节，喝醉了酒就直呼他的名字，他也不介意。可见当时的纲常关系已经十分松驰。

西晋、东晋时期，也有一些人士对当时的玄虚之风、放达之行提出了批评。西晋的裴頠博学多闻，被人赞为“若武库，五兵（五种兵器）纵横，一时之杰也”。他也善于论辩，辞论丰博，享有“言谈之林薮”的美誉。他对于魏晋以来何晏、阮籍等口谈玄虚、不遵礼法的风气深以为患；对于王衍之徒声誉太高，却崇尚放荡，不务世事十分不满，就写作了一篇《崇有论》，反对“贵无”说。他主张世界的本源是“有”而不是“无”，万物生于“有”，而非生于“无”。也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是自生的，并没有一个精神本体使它产生。他还指出了“贱有”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极大：“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裴頠试图复兴儒教，整顿朝政。这篇文章写成后，王衍之徒写了不少攻难文章，双方都不能说服。

东晋时期，一些人士鉴于西晋灭亡的教训，对虚浮放达的风气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虞预曾作文论阮籍的裸袒，就像周代伊川的披发，这种风气致使胡虏遍于中国，朝政衰微。卞壶曾在朝中厉声斥责当时的放达风气“悖礼伤教，罪莫大于此！中朝倾覆，实由于此！”他准备上奏皇帝惩处这类人物，使当时的贵游子弟大为震恐。桓温北伐时，也曾感叹：“竟然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负责任。”王坦之也作《废庄论》，指出“庄生作而风俗颓”，批评东晋“时俗放荡，不敦儒教”。范宁认为当时“以虚浮相扇”的风气，“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斥责“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干宝著《晋纪》，也总结了西晋“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的历史教训。李充则著有《学箴》，批评虚浮之士“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试图说明老、庄与儒教“本末之涂殊而为教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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