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论抗战时期美国租借援华物资的营运

Posted 2022-06-30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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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论抗战时期美国租借援华物资的营运

抗战时期中国成为美国租借法案的受援国。美国宣布中国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后，如何尽快将租借援华物资运往中国抗日战场，建立有效的租借援华物资运输管理机制，成为中美两国十分关切的问题。中美双方经共同努力，先后开辟了西南运输总处属下的滇缅公路、设在美国的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以及中印之间的“驼峰”空中运输线三条主要租借援华物资的营运途径。但由于受到经营管理者私利和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营运效果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大大降低了美国租借援华抗日的实际作用。

一中国成为美国租借法案的受援国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签署美国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通向战争的所有步骤中最有意义的一步”，W. Kimball，The Most Unsordit Act：Lend-Lease（Baltimore，1969），p.233.也是此后战争年代“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要联系纽带”。〔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44页。租借法案最初主要是为了援助英国而提出来的，后来扩大到所有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当然，美国政府在酝酿租借援助的过程中，并没有忽视中国方面的考虑。3月15日，即租借法案通过后的第四天，罗斯福在白宫记者协会年度聚餐会上发表演说，称“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民，在抗拒中国被敌人宰割中显示出同样伟大坚强的意志。中国通过蒋介石委员长要求我们提供帮助；美国已经答复，中国毫无疑问地将得到我们的帮助”。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第106页。3月31日，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请求美方提供如下三种援助：（1）1000架飞机，并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2）训练并装备中国30个陆军师；（3）帮助建立和改善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包括提供交通工具和设备器材等。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142-143.这是租借法案实施后，中国首次向美国提出的援助要求。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对华军事援助。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有资格获得美国的租借援助，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p.144.5月18日，包括300辆卡车在内的价值110万美元的首批租借物资从纽约启航运抵中国。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第226页。据美国财政部统计，1941年度中国获得的租借援助共计2582.1万美元。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p.147.

1942年1月1日，中国同美、英、苏四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美之间正式建立起抗日同盟关系。6月2日，宋子文以外交部长和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其中第一条规定：“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之防卫用品、防卫兵力以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第二条规定：“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便利或情报供给之。”第五条规定：“依美国大总统之决定，此次紧急状态终了时，中国政府当以依照本协定所转移之防卫用品中，其未曾毁坏、遗失或消耗及美国大总统决定其为对于美国或西半球之防卫，或对美国其他方面为有用之用品，返还美国。”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第1248～1250页。中美抗日同盟因此得到进一步巩固。

抗战时期美国究竟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多少租借援助呢？国民政府财政部美籍顾问杨格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资料统计，1941～1946年美国对华租借援助为15.46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对外租借援助总额的3%左右，其中抗战结束前为7.78亿美元。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pp.440-441.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根据美国财政部所藏有关机构的报告统计，抗战胜利以前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为8.457亿美元，其中兵器、飞机和航空器材、坦克和其他车辆、船只和其他水上工具，以及各种军用装备约占5.2亿美元，这些援助除了1945年初运到中国以遏制通货膨胀的2000万美元纺织品必须偿还外，其余均为无偿赠与。《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1069～1075页。

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是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逻辑结果，是美国由有限援华发展为全面援华的重要标志，也是美国对华军事援助进入实质性阶段的反映。中国有资格获得美国的租借援助，既是中华民族坚持浴血抗战、以巨大民族牺牲换来的结果，也是美国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充分肯定中国抗战所作贡献的反映。诚然，相对于英国、苏联、法国等受援者来说，中国所获得的租借援助份额要小得多。在500多亿美元租借援助总额中，中国仅占3.2%，而英国、苏联、法国及其属地分别占64.65%、23.2%、6.6%，表明美国在援助问题上带有明显的“重欧轻华”倾向。任东来：《争论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254页。然而，租借援助毕竟是美国对中国抗战事业的重大支持。

二美国租借援华物资的主要营运途径

中美双方经共同努力，先后开辟了滇缅公路、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以及“驼峰”空中运输线三条主要营运途径，以便最大限度地将美国租借援华物资运往中国抗日战场。

1.西南运输总处属下的滇缅公路

抗战初期，为了保障国际援华物资特别是战争物资的输入补给，中国政府同英国政府商定：修筑从中国昆明至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全长715英里，其中中国境内600英里由中方负责修筑，缅甸境内115英里由缅方负责修筑，工程限一年内完成。时广东、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社，1994，第20～21页。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在广州设立“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总处），最初由广州市长曾养甫兼任主任，不久由宋子文弟弟宋子良接管。

1938年12月1日，滇缅公路正式通车，它被西方人称为“公路建筑史上一项史诗般的壮举”。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51.滇缅公路通车后，归西南运输总处经管。西南运输总处有职工约2万人，汽车3000多辆，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官办运输机构，也是二战期间最大的国际运输系统。其主要任务“乃为专运滇缅路进口物资至昆，再由昆筑渝线及川滇东路转达渝泸，而由筑渝运出口之钨砂、猪鬃等出口”。陶子厚：《抗战时期的西南运输总处》，《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1938年12月初，宋子良亲自出马从仰光押运第一批军用物资经腊戍沿滇缅公路抵达昆明。这是滇缅公路开通后的首次运输。

美国宣布中国可获得租借援助后，美国租借援华物资先由海路运抵仰光，再由铁路转运到腊戍，最后经滇缅公路运往昆明、重庆。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滇缅公路被切断，美国租借援华物资的运输受到阻隔，于中国抗战甚为不利。蒋介石希望美英派遣大批飞机和地面部队来华，协助中国收复缅甸，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为此，宋子文在美国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5月15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建议蒋介石致函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求：“（甲）英、美即派大批飞机来华助战；（乙）英、美、华速策划雨季后反攻缅甸，夺回仰光，恢复中国之国际路线。”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3），第142页。6月16日，宋子文晤访美陆军部长史汀生，建议派遣美军赴印度帮助中国克复缅甸，史汀生“颇为心动”，宋子文乃于当日致电蒋介石，称“打通缅甸为我异日反攻之先决条件，此举且更能于战后应付英国及苏联，似有相当价值”。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3），第602页。6月29日，蒋介石又通过其美国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向美国提出“维持中国战区所必需的三项最低要求”：派遣三个美国陆军师赴印度，协同中国军队收复缅甸；自8月起，作战飞机增加至500架；自8月起，“驼峰”空运量每月至少达5000吨。7月1日，宋子文再次拜晤史汀生，要求美方满足蒋介石的三项要求。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3），第175页。

为了争取中美重开滇缅公路，宋子文可谓不遗余力，连美国人也为之感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说：“宋（子文）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他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他的观点。看来他的确在为自己的国家尽一切努力。”〔美〕威廉·李海：《我在现场》，马登阁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第126页。1943年1月，美英首脑及其参谋长们举行了卡萨布兰卡会议，制定了中、美、英于11月发动缅甸战役的计划（代号“安纳吉姆行动”）。5月17日，宋子文在华盛顿出席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向联合参谋长们陈述了他的意见，重申进行缅甸行动的必要性，请求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运输”。他在会上强调：“美英如不履行卡萨布兰卡会议许下的诺言，不仅中国人心绝望而瓦解，而且盟国亦因无中国基地而无法消灭日寇。”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3，The Conference at Washington and Quebec（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pp.87-91.

5月21日，宋子文在华盛顿参加太平洋军事会议，再次呼吁美英执行收复缅甸的计划，并在会上与丘吉尔发生了“尖锐冲突”。《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第314页。8月，宋子文在美英首脑及其参谋长们举行的魁北克会议上，“介绍了中国面临的困难局面”，并在会上由于宋子文的力争，罗斯福和美国参谋长们“坚持英美中联合对缅甸发动进攻，以支持中国的对日作战”，美英还“同意应迅速加强中国的空军和地面部队的力量，增加从印度跨越喜马拉雅山至中国的空中运输，向中国政府运送更多的军用物资”。〔美〕威廉·李海：《我在现场》，第185～187页。

滇缅公路对中国政府维持大后方经济，稳定战场形势，支持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自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北部、切断中越公路和滇越铁路至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期间，滇缅公路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抗战时期通过国际运输线输入中国的100多万吨物资中，滇缅公路运输量占40%，时广东、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第17页。可见其在抗战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2.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

接洽和管理租借援华物资，是美国租借援华的重要环节。早在1940年6月，蒋介石派宋子文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赴美接洽美援，授予他“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274页。当租借法案刚刚提交美国国会辩论之际，宋子文敏锐地觉察到“它也给中国人同样带来了希望”，为此他积极促成罗斯福派遣自己的特使居里博士于1941年2月7～27日成功访问了重庆。居里回国后，向罗斯福递交了一份关于访华的书面报告，勾画出一项对华政策的基本轮廓，敦促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把中国当作美国的“主要盟国”和“未来的大国”，从而在美中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51～55页。罗斯福指定刚刚访华归来的居里负责对华租借事务，令其从速制定新的援华方案。宋子文立即与居里商谈，并征得罗斯福的同意，美方仿照援英办法设立了援华委员会，由居里担任该委员会总干事。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294～295页。

为了便于与美方交涉，宋子文于1941年3月24日自华盛顿致电蒋介石，建议在美国设立“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聘用一些与美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美方非现任官员在公司任职。3月27日，宋子文再次电蒋介石，除促请政府立即电告拟向美商购“军需细目”外，并望速派江杓（时任军政部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及炮兵处、交通处技术人员“来美协助”。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440页。

宋子文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经与霍普金斯（罗斯福密友，负责美国租借援助事宜）商讨，4月中旬，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在美国特拉华州法律认可下注册成立，宋子文亲任公司董事长。5月2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致函赫尔，告知宋子文已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与美洽商决定及接受军械贷借之全权代表”，希转悉美国政府有关部门。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1（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Vol.5，640.5月24日，胡适再次致函赫尔，通知美方：经国民政府授权，并根据美国特拉华州的法律，宋子文已在美国设立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该公司将以国民政府名义接受租借法案项下所提供的援助。《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

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成立后，其工作人员“承担了安排军事装备转运中国的任务，并负责磋商根据‘租借法案’提出的广泛要求”。〔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79页。该公司除雇佣中国技术专家外，还聘请了一批美方人士在公司任职，其中最重要的有约瑟夫·艾尔索普、克莱尔·陈纳德、托马斯·科科伦、小威廉·扬曼、威廉·波利、惠廷·威劳尔、哈里·普赖斯等，他们虽非现任政府官员，但都与美国官方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宋子文通过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与美国政治上层如罗斯福、霍普金斯、居里、摩根索（美国财政部长）、马歇尔（美国陆军参谋长）、史汀生（美国陆军部长）、李海（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美国政界及有影响人士中结交了一大批“朋友”，他们在美国积极开展活动，宣传援蒋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们反对美国向日本出售武器，力主租借法案也适用于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推动美国加大援华力度。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活动无疑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故有的美国人称之为“好的游说团”。资中筠：《追根溯源——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96页。

3.“驼峰”空中运输线

滇缅公路失陷后，美国空军开辟了一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运输线。这条空运线航程800多公里，飞行高度7000公尺以上，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因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从空中俯瞰，山脉犹如驼峰，故称“驼峰”空运线，西方人称之为“这是全部战争中，最艰苦的供应工作”。《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00页。1942年4～12月，担当运输任务的是美国空军第十大队。从1942年12月起，由美国空运大队负责运输。“驼峰”空运线是抗战中后期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特别是美国租借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

1942年春，日本着手实施“缅甸作战”计划，旨在夺取缅甸，切断英美援华补给线，引起中美两国的关注。日军一旦占领缅甸，控制滇缅公路，国际援华物资难以运往中国，则中国抗战亦难维持。正如即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指出：“对美国的战略而言，使在日本另一侧的中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从缅甸仰光到澳大利亚达尔港长达3000英里的防线上，保证缅甸不受侵略比守住任何其他要点都重要得多。”〔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日记》，黄加林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30页。1月30日，宋子文访晤罗斯福，向其提出：因仰光被敌人潜艇封锁，滇缅公路失其效用，希望美国在中印之间开辟一条运输航线；如果能有100架DC—3运输机飞行于昆明和萨地亚（印度）之间，每月可向中国运送12000吨物资。罗斯福表示，可在新制飞机及民用航线内划拨一些飞机，并请宋子文与霍普金斯及其他有关人士洽谈此事。同一天，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建议考虑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一条陆上补给线的可能性”。Henry Morgenthau，Morgenthau Diary：China（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5），p.662.应罗斯福的要求，宋子文随即与艾夫里尔·哈里曼进行了协商，宋子文拿出一张地图，用红笔标明了一条陆上运输线：从波斯湾开始，由铁路通往里海，然后通过海运到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再经铁路通往中国边界，最后经过2000英里的汽车公路到达重庆，全程为5000英里。但宋子文认为，空中航线的作用会更大。1月31日，宋子文致函罗斯福，建议开辟空中航线。〔美〕巴巴拉·塔奇曼：《逆风沙》，第321页。2月9日，罗斯福通知蒋介石，“明确保证……经印度到中国的补给线可以用空运来保持畅通”，并“确信近期内可使之成为现实”。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2，China（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p.576.

史迪威在来华赴任前，接受了“两项宏大的任务”，即开辟喜马拉雅山航线和修筑利多公路。为了应付缅甸可能失守的危险，宋子文与史迪威就开辟飞越“世界屋脊”的空中运输线所需机场、飞机、地勤人员、燃料和服务设施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史迪威认为：“事态的发展迫使每个人都认识缅甸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让航线立即投入运行，同时，还必须修筑一条边远公路。”〔美〕巴巴拉·塔奇曼：《逆风沙》，第322页。

史迪威来华后，蒋介石立即任命他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入缅军队。史迪威本希望指挥中国远征军首战告捷，不料不仅未能取胜，反而败走“麦城”。缅甸失陷后，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印之间的“驼峰”空中运输线便应运而生。从此，美国租借援华物资主要依赖这条孔道运往中国，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运输线。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加上日军不断向“驼峰”终点站阿萨姆（印度）推进，限制了“驼峰”空运的运输量。1942年全年空运到中国的物资仅5258吨，进入1943年后有所增加，1943年1月为1923吨，1943年12月累计达13450吨，1944年1月累积增加到14472吨，比1943年1月大7倍。《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00页。“直到1944年中期，‘驼峰’空运量才与1941年滇缅公路高峰期的运输量相当”。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p.340.罗斯福曾一度答应将“驼峰”空运量增加到每月10000吨。〔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22～123页。1944年6、7月，“驼峰”空运量从5月的13688吨分别增加到18235、25454吨，1945年达到其最高峰，累积为73691吨（其中71042吨由美国空军运送，2469吨由中国航空公司运送）。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pp.330-340.

“驼峰”空运线虽然运输量并不多，但它对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驼峰”空运中，美国飞行员付出了很大牺牲。据统计，美国空运队在“驼峰”航线上飞行3年，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损失13架，有数千名英勇的美国青年血洒异国疆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陈昌炽、黄永金：《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三美国租借援华物资营运途径的效果评价

美国对华租借援助固然有利于中国的抗战，但租借援华物资被蒋介石政府所独占，而在战场上真正抗日的部队则所得甚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援助；至于抗战胜利后的7.81亿美元租借援助则全部用于反共内战。这表明，美国对华租借援助带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它实际上有利于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从而增加了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资本。

从美国租借援华物资三条主要营运途径的考察中，不难发现，美国租借援华利于中国抗战的实际效果是大打折扣的。在接洽租借援助的过程中，宋子文用重金收罗的一批在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供职的美籍雇员，大多是亲蒋反共的极右分子。他们或奔走于美国政界，游说于议会走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或活动于工商财贸新闻宣传界，为蒋介石设在美国的各类机构办事；或一箭双雕，借助于援蒋而又在美国政坛排挤略持开明见解的美国军政人士。到抗战末期，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亲蒋反共的“院外援华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是一伙财源充实的国民党中国官员；它的外围是一群美国右翼政界的核心人物。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这两类人为了共同的大目标彼此合作，以支持蒋介石及其不返回大陆死不瞑目的论调，并诽谤他的反对派……他们的共同目的是在亚洲推翻共产主义”。〔美〕罗伊· 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张晓贝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2页。可以说，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直接促成了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形成，它在战后美国反苏反华反共浪潮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租借物资的营运过程中，宋子文兄弟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和西南运输总处等机构掌握了租借物资的营运大权，玩弄权术，中饱私囊。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象是一家商业公司，又等于是一个政府机构。象国民党的大多数经营方式一样，私营企业同政治活动经常是彼此交叉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断地谣传承包商和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官员之间有酬谢佣金的事”。〔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58页。西南运输总处有600辆卡车装运租借物资，奇怪的是，物资一到中国，要么满载物资的卡车“失踪”，要么囤积物资的仓库“失火”，极少到达目的地，但“有时不出两小时就出现在黑市上出售”。据英国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推测，“宋氏兄弟把几十亿美元转入自己的腰包，许多钱根本没有离开美国”。1941年10月，西南运输总处改组，由川滇东路运输局和中缅运输总局两局接管。宋子文发给宋子良一份“特别外交官护照，派他速往华盛顿和纽约，担任首席采办官员和全部美国租借物资运往中国前的代办”。〔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于中青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588～589页。兄弟联袂，继续牢牢地控制着租借物资的营运大权。

滇缅公路由于管理不善，一度秩序很乱，租借物资在运输过程中损失严重，最初半年运抵昆明的战争物资每月仅为900～1200吨。1941年夏，美国派遣交通运输专家小组来华实地考察，协助国民政府对滇缅公路进行了整顿，并得到美国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援助，使滇缅公路有所改善，月运输量由1941年初的4000吨增加到10月、11月的15000吨。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pp.110-120.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总战略是“先欧后亚”。从这一总战略出发，美国军事首脑制订的对华军事政策是“保持中国继续抗战”，有效发挥中国战场在抵抗日本侵略、牵制大量日军，从而在减轻日本对美英军事压力方面的作用。〔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林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16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在美国的远东战略构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少到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为止，中国在美国的远东战略考虑中一直被当做进攻日本的基地。〔美〕约翰·戴维斯：《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罗清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24页。但开罗会议前后，美军在太平洋上取得了制海权和制空权，苏联许诺欧洲战争结束后参加对日作战，中国战场在美国对日战略中的地位趋于下降，战争已不再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了。连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也不得不承认：“在英美总战略中，对德作战居第一位，位居第二的是横跨太平洋对日本岛国的大规模‘陆海空’行动。中缅印战区处于可怜的第三位。”Henry Stimson and Mc George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48），p.528.由于美国“在尽力支持各地的清单中宁可把中国排列在将近最后的位置，而不愿为了加紧对它的营救而危害生死攸关的军事形势”，〔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46页。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美国为中缅印战区提供人力和物资支援的数量。1942年底，在英国和北非的美军为34.7万人，在太平洋战区的美军为35万人，而部署在中缅印战区的美军仅仅1.7万人。〔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55页。就物资方面而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上将指出：“事实上，1942年我们对中国的援助是极少的。”〔美〕威廉·李海：《我在现场》，第127页。1942年5、6、7月，通过“驼峰”空运到达中国的物资分别只有80、106、73吨。〔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47页。

在争取美国帮助中国收复缅甸、重开滇缅公路的交涉中，中国方面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英国态度十分消极，重设障碍，百般刁难。罗斯福和美国军方虽力主反攻缅甸，但基于“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常常向英国妥协和让步，以至攻缅战役一拖再拖，作战计划朝令夕改，最后竟蜕变为规模甚小的缅北战役，直到1945年1月中美盟军反攻缅北告捷，滇缅公路才重新通车。但此时抗战已进入战略大反攻，缅甸的战略意义已黯然失色，滇缅公路的作用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了。

抗战时期的美国是一个强国、富国，而中国是一个弱国、穷国，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在实力悬殊情况下建成的抗日同盟中不可能享有同等地位。美国领导人不仅在援华问题上反复权衡利弊、讨价还价并附加条件，表现出一种“施舍者”的优越感，而且在处理涉及中国的政治、战略问题时，把中国当成一个“二等”盟国看待。正如周鲠生指出，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是“给你多的东西，你也不会发生大作用”，二是“不给你多的东西，你也不会塌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第580页。就连宋子文也曾感慨地说：“个人和美国人做朋友易，国家和美国人做朋友难。”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第69页。特别是当远东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美国领导人开始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和审视中国战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自然被置于次要地位了。对于美英在收复缅甸问题上的真实意图，宋子文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整个事情实际都在围绕一种意图进行，他们都想自己付出最小的代价来进行这场战役。美国可以进军，但希望英国也全力以赴。英国人可以同意计划，条件是美国须肯于肩负重担，尤其是海军增援……首相和总统都是政治家。他们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搪塞起来八面玲珑。那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否则他们不会有今天。”《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316～317页。宋子文的感慨和揭露可谓一针见血。

美国 论抗战时期美国租借援华物资的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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