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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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名词解释：战国末思想家、教育家。名况,字卿。汉人为避宣帝(询)讳称孙卿。赵国人。长期游学于齐,齐襄王时三为稷下学宫“祭酒”(学长)。约前266年,应秦昭王聘入秦,赞秦“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又指出“秦之所短”在“驳(杂)而霸”(《强国》),故提出著名的“儒效”之说。又回赵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强调“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议兵》)。后适楚为春申君用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令。废官后著书终其一生。韩非、李斯尝为弟子。太史公作《史记》,专列《孟子荀卿列传》,以孟、荀相提并论。后人称名词解释：“荀卿之学出于孔子,而尤有功于诸经。”(汪中《荀卿子通论》)然其涉“法”之论、性恶之说,则常为后世儒家诟病。抨击当时十二子之说,批评墨翟、宋钘、慎到、惠施、邓析等“足以欺惑愚众”,指斥子思、孟子为“世俗之沟瞀儒(指愚昧无知之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赞扬仲尼、子弓为“圣人之不得势者”,主张“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非十二子》)。称儒者“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然将儒分为大儒、雅儒、俗儒、贱儒多类,以为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乱世”,“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雅儒“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用“则千乘之国安”;而大儒“其言有类,其行有礼”,“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儒效》)。称名词解释：“国无礼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王霸》)主张以礼治国,兼融法治,确立“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强国》)的命题,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为“治辨之极也,强固(原作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议兵》)。又说名词解释：“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道》)同时指出“论德使能”为“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王霸》)。专作《礼论》,诠释礼之源起及实质,阐述了他的社会伦理思想。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断定名词解释：“礼者,养也”,而“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故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又作《乐论》,提出“礼乐之统”一说,称名词解释：“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又发挥孔子“为政以德”思想,以为修身即是为国,称名词解释：“闻修身,未尝闻为国。君者,仪也;民者,景(同‘影’)也,仪正则景正。”强调为君之道要在“善生养人者也,善班(辨)治人也,善显设(任用)人者也,善藩饰(教化)人者也”(《君道》)。进而提出为臣要有“从道不从君”的意识,认为“逆命利君谓之忠”,赞赏谏、争、辅、拂(bì,矫正)之人才是“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臣道》)。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肯定“天行有常”,主张“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认为人如“知其(天地)所为,知其所不为”(《天论》),则可参与天地化育。又认为“人有其治”应落实于“人能群”。“能群”首在有“分”,而“分莫大于礼”,“分何以能行?曰名词解释：义”。主张以礼义“明分”,使人合群,以为群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从而实现“裁万物,兼利天下”(《王制》)的目的,即所谓“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在义利关系上,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大略》)的命题。但在价值评价上又作出“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论断,并以此作为区分荣、辱的标准。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对人性善恶问题,持“人性恶”的观点。称名词解释：“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认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进而指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以性伪之分为依据,确立“人之性恶,其善者伪”的命题。认为名词解释：“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礼而不治,是以为之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驯服教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主张“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又以“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者”为喻,强调“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据此批评孟子言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指斥其“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性恶》)从理论上确立古今、天人基本关系的原则,称名词解释：“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性恶》)继承和发挥孔子关于仁知结合的思想,认为“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君道》)。进而在认识论上发展出一套自有特色的正名理论名词解释：首先,肯定事物的可知性,称名词解释：“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又提出知(认知能力)、智(知识)、能(能和实际相符)三者的关系,认为名词解释：“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其次,阐述“制名之枢要”,即名称制定的基本原则。包括“制名以指实”,以为名称制定是用以正确指认实际事物;又区别共名、复名和单名,分别表达事物的共同属性、分类属性及单个事物的属性;提出“稽实定数”一说,主张通过对事物实质的考察来确定事物的名称数量。第三,以感性和理性的联系来奠定制名的认识论依据。以为认识开始于“缘天官”,即依靠人的耳目鼻舌等感觉器官,但“心有征知”,须借助理性思维作鉴别判断,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另外,又肯定了辩说(逻辑论辩)的作用,主张“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强调“辩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辩则尽故”(《正名》),以达到对事物根据和原因的把握。体现在道德教育和修养论上,认为人性可化,礼义可学。“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儒效》)而礼义可“彊学而求有之也”(《性恶》)。只要“锲而不舍”,“用心一也”,就能达到“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劝学》);而“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同上)。著作编为《荀子》三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