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谋略 劳动是成功和幸福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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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谋略 劳动是成功和幸福之本

早睡早起,勤奋工作,你就有可能成为光荣的勋爵。

——《历史》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

让每一个人都辛勤地忙碌着吧!让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去干适合于他自己的工作;每一个人面对死神都应该敢坦然地说:我问心无愧,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西尼·史密斯

劳动创造人,塑造人

劳动是人类最好的启蒙老师之一,人们现如今所掌握的一切知识都源于劳动。劳动能够创造人、塑造人、正是因为辛勤的劳动,人们学会了遵守纪律、自我控制这些基本的道德规范。没有真正参加过劳动的人不可能做到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当然,也不可能具有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只有在不断的磨炼中,人们才能逐渐熟练地掌握一门技巧,才能具备最基本的处理日常生活事务的本领。

劳动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换句话说,劳动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本能,正是因为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本能推动人们不断地创造,各个民族和全人类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人们想要生存,就必须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地劳动,这是一种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人们想要享受真正的人生,享受真正的生活,也得必须从事这样或那样的劳动。人们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找到无尽的快乐,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

也许有人认为,劳动是一个重负或者是一种惩罚,其实,劳动是光荣的,正是因为劳动,一切才得以产生。人类的伟大而光荣之处就在于他能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创造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劳动产生了人类文明,一旦人们真正废止了劳动,那么亚当的所有后裔会必死无疑。

懒惰、好逸恶劳乃是万恶之源,劳动是幸福之本

懒惰、好逸恶劳是万恶之源,劳动才是幸福之本,懒惰会吞噬一个人的心灵,就像是灰尘能使铁生锈一样,懒惰能够轻而易举地毁掉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人之后,有幸目睹了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 他发现,波斯人的生活十分腐烂,他们厌恶辛苦的劳动,只想舒适地享受一切。亚历山大不禁感慨道:没有什么东西比懒惰和贪图享受更容易使一个民族奴颜婢膝的了,也没有什么比辛勤劳动的人们更高尚的了。

古罗马皇帝塞维鲁一生征战不已,他先后率领部队吞并了美索不达米亚,征服了不列颠。当他自己已经躺在临终的床上时,他统帅的大军正在不列颠作战,但是当他看到驻守在格兰片地区的陆军部队留下来的乱七八糟的杂物时,心中十分不安,并以这件小事向该军团施加压力,警告该军团要纪律严明。塞维鲁国王给士兵们下达的最后一个命令就是“我们必须劳动。”只有辛勤劳动,才能保持罗马大军的蓬勃生机,罗马将军们的威望也必须建立在赫赫战功上。

在远古时期,农业生产中的各种最普通的活计,都具有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做各种各样的农活与尊贵、高尚联系在一起。古代的意大利就是如此。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普林尼曾经在他的著作中记叙了这些情况。当时,一个人到田地里某种农活是相当有讲究的,各种农活都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官职大小相关联。那些凯旋而归的将军及随同他们出征的士兵们假如能被恩赐去耕田,是相当荣耀的事情。这些受到恩赐的将军们往往要亲自扶犁掌耙。犁铧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许多桂冠都织成犁铧的形状。将军们在农夫们的指导下,十分荣幸地在田中耕地,黑色的泥土在犁铧下如浪翻滚,农夫们在一边欢笑,这种情景十分动人。到奴隶被广泛地在各个部门中使用的时候,人们才渐渐地认为劳动(尤其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不是光荣的、甚至是一种奴颜婢膝的奴隶行为。当然,懒惰和崇尚奢华成为罗马统治阶层的一个显著特征之后,罗马帝国的灭亡也便为期不远了。

在纷繁复杂的人性之中,没有什么比懒惰这种习性更难以令人防范的了。有一位外国人周游世界各地,见识丰富。他对生活在不同地位、不同国家的人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当有人问他不同民族的最大的共同性是什么,或者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时,这个人用不大流畅的英语回答道: “好逸恶劳是人类最大的特点。”不管王侯、贵族、君主还是普通市民都有这个特点,人们总想尽力享受劳动成果,却不愿意从事艰苦的劳动。可见懒惰、好逸恶劳这种本性的根深蒂固、普遍存在,以至于人们为这种本性所驱使,不惜毁灭其他的民族,甚至整个社会。为了维持社会的和谐、统一,必须要有一种强制力量来迫使人们克服懒惰这一习性,不断地参与劳动。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而言,懒惰都是一种堕落的、具有毁灭性的东西。懒惰、懈怠从来在世界历史上没有留下好名声,当然,也永远不会留下好名声。懒惰是一种精神腐蚀剂,因为懒惰,人们甚至不愿爬过一个小山岗,因为懒惰,人们不愿意去战胜那些完全可以战胜的困难,因此生性懒惰的人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成功者,这种人只能永远做失败者。成功只会光顾那些辛勤劳动的人们。懒惰是一种恶劣而卑鄙的精神重负。人们一旦背上了懒惰,就只会整天怨天尤人。精神沮丧、无所事事,这完全是一种对社会无用的卑鄙之人。

英国圣公会学者、著名作家伯顿给世人留下了一本内容深奥却十分有趣的书:《忧郁的剖析》,约翰逊说这是唯一一本让他每天提早两个小时起来拜读的书,伯顿在书中提出了许多特别独到而精辟的论断。他在书中指出:精神抑郁、沮丧总是与懒惰、无所事事联系在一起的。伯顿说:“懒惰是一种毒药,它既毒害人们的肉体,也毒害人们的心灵,懒惰是万恶之源,是滋生邪恶的温床;懒惰是七大致命的罪孽之一,它是恶棍们的靠垫和枕头,懒惰是魔鬼们的灵魂……一条懒惰的狗都遭人唾弃,一个懒惰的人当然无法逃脱世人对他的鄙弃和惩罚。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懒惰更加不可救药的了,一个聪明然而却十分懒惰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灾祸,这种人必然成为邪恶的走卒,是一切恶行的役使者,因为他们的心中已经没有劳动和勤劳的地位,所有的心灵空间必然都让恶魔占据了,这就像死水一潭的臭水坑中的各种寄生虫,各种肮脏的爬虫都疯狂地增长一样,各种邪恶的、肮脏的想法也在那些生性懒惰的人们的心中疯狂地生长,这种人的心思灵魂都被各种邪恶的思想腐蚀、毒化了……我完全可以大胆地说: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他(她)们心灵被懒惰占据了,那么,不管他(她)处在什么样的情形或条件之下,他(她)就永远不可能从精神上感到满足,他(她)也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忠诚的伙伴,当然,他(她)也不可能真正幸福、愉快——即使让他们拥有他们所奢求的一切财富和运气,让他们尽情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只要他们生性懒惰、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他们就永远不可能真正满足,也永远不可能感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而总是感到厌烦、恼火,他们总是病态地憎恨一切,厌恶一切,总是感到不舒服,他们就只能总是叹息、悲伤、厌恶一切,他们的心中就只会有滚滚阴云,而不会有一片蓝天,他们总是感到莫名的悲哀,总希望自己离开这不可思议的莫名其妙的世界——他们心中的种种缥缈的幻觉、怪想都随同他们一同散去。”

伯顿对于同一个问题有大量的论述。《忧郁的剖析》这本书的深刻思想也集中体现在该书的这段结束语中。伯顿还在该书的最后部分说:“你千万要记住这一条,万万不可向懒惰和孤独、寂寞让步,你必须切实地遵循这一原则,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要违背这一原则,只有遵循这一原则,你的身心才有寄托和依归,你才会得到幸福和快乐,违背了这一原则,你就会跌入万劫不复深渊。这是必然的结果、绝对的律令。记住这一条:千万不可懒惰,万万不可精神抑郁。”

有些人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不管干什么都不肯花力气、下工夫,但是这种人的脑瓜子可不懒,他们总是想不劳而获,总想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当然,他们的头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维活动,他们整日都在盘算着去掠夺本属于他人的东西。就像是肥沃的稻田不生长稻子就必然长满茂盛的杂草一样,那些好逸恶劳者的脑子中就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杂草。”懒惰这个恶魔总是在黑夜中出现,它直视着那些头脑中长满了这些“思想杂草”的懦夫,并且时时地折磨戏弄他们。

不劳动者不得食

早期很多知名的人物都以亲自参加各种辛苦的体力劳动为荣。圣保罗主张“不劳动者不得食。”圣保罗自己一辈子都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来养活自己,他为自己这样活着而感到荣幸,也为自己没有欠下别人的一分钱而骄傲。当垒·波尼法斯到达英国之后,他一只手拿着福音书,另一只手拿着木匠用的尺子。后来,他又从英国辗转到了德国,但还是靠自己的木工这门手艺吃饭。路德更是这样。他一生干过许多活计,他干过园艺、建筑、车工工艺和钟表制造 等等。无论做什么,他都极其勤勉,他也总是凭借自己的劳动去获取面包。

拿破仑每次参观优秀机械工业制品的时候,总是对那些发明家表示深深的敬意,离开的时候,他也总要向发明者深深地鞠躬。以再次表示深诚的感激之意。有一次,拿破仑与巴贡贝夫人一同在圣赫勒拿岛参观,这时有一些佣人挑着满袋子的货物走了过来。这位高贵的夫人满脸怒气地命令这些佣人们不要挡道,拿破仑急忙插话道:“夫人,请你尊重这些挑夫。”即便是那些地位最卑贱的劳动者所从事的苦役,也对整个社会的幸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华帝国(中国)有一句妙语:“假如有哪一个农民没有耕地,哪一个妇女没有纺纱织布,那么,就一定会有人要挨饿受冻。”

经常性地、习惯性地从事一些有益的事业对于男人和女人的幸福和快乐是十分必要的。但凡离开这种经常性的、有益于身心的劳动,女人们就会百无聊赖、无精打采,就会无所事事,精神萎靡不振,然后会头昏眼花,神经系统也会紊乱不堪,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莫名其妙地垮下来,精神也会一蹶不振。卡罗林·伯瑟斯曾经用心良苦地告诫她自己那位刚结婚的女儿路易莎,提醒她千万别向懒惰和无聊让步。她说:“当孩子们外出去度半天假的时候,我自己也像白天的猫头鹰一样,无精打采、神思恍惚、单调乏味,年轻的妻子多多少少会感到有些单调、无聊、厌倦,千万不要陷进这种状态之中。战胜无聊和苦闷的最好办法就是勤奋地工作,满怀信心地劳动,一个人一旦参加劳动,快乐自然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无聊和单调的感觉就会逃之夭夭。工作,勤奋地工作;劳动,愉快地劳动,总是去干这样或那样有益的事情。懒惰是魔鬼为所有伟大人物和小人物设置的陷阱,一旦掉人这个陷阱中,就等于落到了恶魔的手中。这是你祖父说的,这确实是至理之言。”

严格的训练与锻炼使人更加成熟坚定

从事一项固定的有益的职业是相当有好处的。固定的工作不但有益于身体,对修身养性也是十分有益,那些一辈子无所事事、浑浑噩噩的人,一天天地混日子,这种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思进取,不思有为,久而久之,自然养成懒惰习性,难以自拔。蕴藏在他们身上的那些原本可以开发利用的智力资源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许多人就这样一事无成地过了一辈子。那些充满进取精神、朝气蓬勃的人总是精神欢快,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白费,他们既愉快地工作,又愉快地休息,既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也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这种既会工作又会休息的人往往给人以巨大的感染力,他们自身就是一种无形而有力的道德力量,凡是受他们影响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任何单调乏味的工作也比无所事事要好得多。弗兰西斯·德拉克年轻时就被派到大海上去工作,他的老板总迫使他认真、刻苦地工作。英国著名学者、传教士富勒在谈到德拉克先生时说:“年轻时所受过的这些严格训练已经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上,使他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这些严格的锻炼使他身体十分结实,意志更加坚定。”席勒曾经长时间从事日常的、机械性的车间工作,他自己在回忆这段时光时得意地说,这种按部就班的机械性工作使他养成了勤奋、专注、有规律生活等良好习性,这些良好的习惯使他终身受益无尽。

法国著名画家格勒兹指出,劳动,从事各种有益的职业是打开幸福大门的钥匙。无数著名人物的亲身经历早已证明了这一真理。法国古典学者卡佐本一次在他的一位朋友的一再恳劝之下,被迫离开工作去完全、彻底地放松几天。然而他享受不了这份清闲,很快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卡佐本说:“我宁愿带病坚持工作,也不愿意无所事事,什么事情也不做才是最令人痛苦的事情。”

查尔斯·兰博曾在东印度公司从事文书工作,文书工作是一种十分单调乏味的工作。时间长了,兰博对这个工作自然十分厌恶,当他终于从这种无聊的文书工作中解脱出来之后,感到了说不出的高兴,他从心里感到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有一种虎出牢笼、龙归大海的感觉。兰博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再也不回到那个牢笼中去了,十余年时间的无聊工作就赚了这万把英镑,这太不值了。”兰博还以这种狂喜的心情给伯纳德·伯顿写信说:“我几乎不能静下心来给你写一封信,我自由了,我终于自由了!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将自由自在地度过剩下的50年……我可以卖一些空闲时间给你,假如你愿意的话!可以肯定地讲,一个人最痛快、最幸福的日子就是什么也不干,其次,也许是干一些比较好的工作。”然而,当这“出笼猛虎”度过了漫长而令人生厌的两年后。在享受了一份清闲的福气的同时,心情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现在才发现那些单调乏味的公务上的工作“由别人指定的一连串反复不已的重复性工作”原来一直挺适合于自己,而自己却一直没有认识到。时光以前是他的朋友,而今却成了他的敌人。在给伯纳德·自顿的信中,他又写道:“我真的相信,没有工作比过度劳累更坏,一个人一旦没有工作,他的心就会自己折磨自己,这是一种最不利于健康的食物。我几乎对什么东西都失去了兴趣……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周而复始地散步,我真是一个谋害时间的罪恶杀手。”

说起勤奋、专心致志的重要性了,没有人比司各脱更懂,司各脱一辈子都锲而不舍、笔耕不已。其实,正像洛克哈特所说的,像司各脱这种精力过人、心境安详、举止得体的例子,即便是把各个不同时代和各个不同国家都加以考察,恐怕也很难在那些极为突出的领袖式人物中找出能够与之之匹敌的例子,在文学天才人物中,更是难以找到像司各脱这样的人。司各脱曾经多次语重心长地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勤奋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勤奋是幸福和成功之本。当他儿子查尔斯在上学时,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劳动、勤奋是智者施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压力,没有劳动就没有一切,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绝对不可能成功。农夫用自己额角的汗珠换来甘甜韵面包,富翁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摆脱自己的厌倦和烦恼……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不下苦工夫就不可能学到知识。当然,各种各样的机缘和偶然性都在起作用,农夫播下的种子可能却被另外的人收割;但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掠走他人脑子里的知识,任何机缘、逆运、不幸都不能使脑子中的知识丧失掉。要大量而广泛地吸取各种各样的知识,丰厚的知识是你自己将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别人夺不走你的知识;只有你自己才能享用它。我亲爱的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利用时间,勤奋学习,不断进步。你正年轻,年轻人朝气蓬勃,脚步轻快,头脑灵活,接受能力强,这是接受知识的最好时期,一旦错过了这段时光,就会后悔莫及。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春天没有播种,秋天就不可能有收获。青年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浪费了这段时间,秋天就会没有收获,到了老年就不会被人尊重,那时徒悲伤就太可怜了。”

与司各脱一样,塞西也是一位十分勤勉的人,对于塞西来说,工作、劳动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塞西19岁的时候,他这样写道:“19岁了!我生命的四分之一已经这样过去了,也许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已经过去了。但我却仍然一事无成,对社会没有半点贡献,想来实在惭愧。那些为别人驱赶乌鸦的农夫每天还可以赚两便士糊口,而我却完全在白吃!他们都是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人,我则完全是一个寄生虫!”事实上,塞西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学生。他不但阅读了大量的英国著作,而且通过翻译,已经结识了塔索、阿里奥斯托、荷马和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等著名文学大师。然而他却总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漫无目的的,因此,他很想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从此以后,他一直致力于追求文学事业,直至生命结束,他每天都有所收获,每天都在进步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哪一个像他这样贫穷的人却如此博学;没有哪一个像他这样自豪的人却如此谦卑;也没有哪一个像他这样愉快的人却如此自豪。”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所喜爱的座右铭能够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和爱好。 司各脱最喜欢的格言是:“一刻也不要闲着。”苏格兰历史学家罗伯逊最钟爱的格言是“没有知识就没有生活”,伏尔泰的人生格言是“生活就是工作”,自然学家拉西比德最喜爱的格言是“生活就是观察”这也是普林尼最喜欢的格言,波舒衷在读大学的时候,学习十分勤奋,他的同学都拿他的名字开玩笑,称他为“一头总是在耕地的公牛。”瑞典诗人斯杰伯戈曾采用Vita-tis(人生就是一场斗争)这个名字,同样弗里德里克·冯·哈登堡也曾采用具有同样意义的名字Noratis,从他们这两个天才人物所采用的笔名可以看出他们非凡的抱负。

劳动是一种能力的训练、是一种严格的纪律的训练,劳动也是人类的老师。虽然劳动有的时候看来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但是劳动本身可以活跃人的思维,增强人们的组织纪律性,人们在劳动中能养成相互合作的习惯。因而,无论怎样,劳动总比任何事情都不做要强得多。因为人们在劳动中增强了技能,养成了合作的习惯,增强了纪律观念,这些为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在日常劳动中,人们能逐渐掌握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劳动也会迫使人们去注意节约时间、讲求效率,迫使人们反复思考,凡事都要有预见,迫使人们办事要思路清晰、注意条理性,等等,总的来说,只有在劳动中,人们才能锻炼、提高自己。由于平常有了锻炼,所以到了关键时刻,自己就可以应付自如,平常训练出来的各种能力都能起到作用。又因为平常总在习惯性地坚持劳动,有了空闲的时间,就可以以更高的热情去享受这份清闲,享受这份快乐。

柯勒律治曾深刻地指出:“假如说那些无所事事的闲散之人是在消磨时间的话,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那些办事有条不紊的人则把时间融入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人并非仅仅根据自己的感觉、知觉而是根据他们的道德良心来把时间看作一个确定的对象,他们是从自己的良心来体悟时间的道德人。他们不是从一般的时间观念上来看待时间。他们认为时间有自己的心灵和灵魂,他们就像应该凭自己的良心和道义来善待自己的朋友一样来安排、利用时间。假如浪费了时间,也就如同亏待了朋友一样,他们会感到内心十分不安。一个忠实而尽责的仆人,他总是把时间和精力都相当有条理地运用在指定他干的事情上,时间在他的手中得到了充分利用,这位忠实的仆人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守时的人,但这位仆人还不是那种视时间为有灵魂有心灵的道德人。因为他生活在时间中,而时间却没有生活在他的生活中。这位仆人所经历的年年岁岁,就像准时到点的班车一样,都有清晰的记载,仆人何年何月干了什么事都历历在目,时间似乎与他同在,但这位仆人却从来没有从时间本身来考虑其价值。

人们最好的老师就是实际生活,它会有效地教会人们各种的方法。而有效的工作方法又是人们通过与其他人的积极而和谐的不断接触中,逐渐体会、总结出来的。小事情里有大文章。只要人们善于观察、体会、总结,即便是经营、管理一个小家庭,也可以从中发现或者找到治理一个国家的大道理。就如同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论及的那样,那些有能耐的家庭主妇都是工作效率很高的人,她们善于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们必须能善于掌握和管理家中的各种细小问题,必须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必须有计划、有目的地筹划好家中的大小活动,必须善于处理那些归她管理的意外问题。高效率的家庭管理意味着勤奋、专注、方法、自律、纪律性、深谋远虑、谨慎小心、实际才能、应用才能、洞察人心、组织才能,这些才能是从事其他任何管理工作所都要具备的基本能力。

实际上,人们可以有许多途径去获得这种处理、驾驭世事的能力。人们必须具备这种应付各种各样事务的能力,必须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处理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无论你的这种处理问题的能力是源于家务管理、职业训练、商业和贸易交往,还是社会组织、或者是政府工作。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这种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时时都要运用这种能力。 在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时,人们还会培养自己勤奋、专心致志、自我克制、自我牺牲、善于同情体谅他人等好的品性,人们的识别力、判断力和机敏程度也会在这种训练中有相应提高。

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能先发制人,夺人先声

同样,那些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们通常能够做出辉煌的事业,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一流的实业家。这种严格的科学训练包括勤奋的习惯、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习惯等等,这些习惯都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所必备的素质。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往往能够审时度势,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因而他们往往能耳听四面、眼观八方,凡事都能做到先发制人,夺人先机。受过严格训练的年轻人通常会十分勤奋、专心、善于接受新知识,他们注重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所以,他们往往比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更为敏捷、更具有智谋,更具有胆识。蒙田曾经指出,那些真正的哲人、圣者“假如他们在探求真理方面很伟大的话,他们在行动上也一定很伟大……无论举出什么样的证据和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是那样崇高,他们的心灵是那样充实,他们的灵魂是那样高洁,他们就像是知识的海洋 ……这些圣者、智者高高地在太空中遨游,他们的身心都似乎在遥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

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固守书本,整日苦思冥想,时间久了,形成了喜欢想象的习惯,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反而会十分被动,由于他不能适应生活、没有生活能力。善于思考、会做学问是一回事,而会生活、会处理实际生活问题又是一回事。那种认为会读书、有知识就自然会生活、自然是驾驭世事的能手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很多人静坐书斋,洋洋万言信手拈来,但是他们提出来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行不通。生活与书本毕竟是有距离的,只有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人,才是有用之人。

思想家们往往遇事都深思熟虑,而实践家遇事总是先试、先做。这两种人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风格真是迥然不同:善于思考的人总是显得优柔寡断、疑而不断,因为他们总是习惯于考虑事情的方方面面、仔细权衡利弊得失、思考问题的前因后果;而那些实践家根本不会去这样思考,他们不会去从事什么逻辑推理,一旦得出确定结论之后,他们即刻就付诸实施,因而实践家们总显得雷厉风行。

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伟大的人物把善于思考和实干这两方面统一得很好的例子。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牛顿就是一位十分杰出的铸币局的局长。英国著名天文学家赫歇耳担任同一职务,也做得十分出色。洪堡兄弟两人无论在文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采矿业还是外交、治国等方面都十分出色。

著名历史学家尼布尔也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丹麦政府曾派遣他出任驻非洲领事馆秘书兼会计,尼布尔不负众望,工作相当认真与负责。在职期间的他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后来,尼布尔被推举为丹麦政府金融管理委员会委员,不久他便辞去了这一职务出任驻柏林一家银行的联合经理职务。在繁忙的政务、公务、家务活动之余,他挤出时间来研究罗马历史,并先后掌握了阿拉伯语、俄罗斯语和其他斯拉夫语言。他所著的三卷本《罗马史》在史学界一直享有盛誉,后人也往往认为尼布尔只是一纯粹的历史学家,殊不知研究历史只是他的业余爱好罢了。

我们已经注意到,拿破仑十分尊敬科技工作者,也许人们会认为拿破仑一定敢于任用科学家来帮他共同管理国家。事实的确如此,拿破仑一贯重视有才干的人,特别是重视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一方面,拿破仑可以说是一位敢于和善于重视知识分子的伟大的政治家,但是在任用科学家从事行政工作这一方面,他也有失败之处。拉普拉斯是法国有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当时,拉普拉斯的大名无人不晓。拿破仑任命这位大科学家为内政部长。但是刚刚任命,拿破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拿破仑后来谈起这位科学家的时候说:“拉普拉斯总是从学术的眼光来看问题,他满脑子都是问题,总是把细而又细的问题拿出来思考、分析,简直就像搞微积分演算一样,要求一切问题都按逻辑、按公式来解决。这种方法搞科学是对的,但是用来处理瞬息万变的行政工作是不合适的。”然而拉普拉斯的这一整套思维方法、行动方式是在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中形成的,年事已高的他很难再改变这一切,以适应复杂的行政工作。

达鲁的情况就不同了。达鲁与拉普拉斯这种纯粹的书斋式伟大科学家不同,他有实际生活经验。当拿破仑手下的健将马塞纳率军征战瑞士时,达鲁曾在马塞纳手下任军需管理监督员。达鲁当时以善写文章著名。当拿破仑亲自提名达鲁出任政府顾问兼帝国事务总管时,达鲁犹豫再三,不想就任。他说:“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本中度过的,我已没有时间来学会如何当一个廷臣。”拿破仑笑道:“我的身边有许多廷臣,他们都很不错。我现在需要一位开明的、有知识的、沉着稳重而十分警觉的部长人选,因此,我选中了你。”达鲁接受了拿破仑的任命,担任了帝国政府最重要的部长职务。上任之后,达鲁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不负拿破仑所望。即便如此,达鲁仍然是一位十分谦逊、正直和无私的人,与以前的达鲁无异。

那些有了工作习惯的人总是闲不住,对他们来说,懒惰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即便是情势所迫,他们不得不终止自己早已习惯了的工作,也会立即去从事其他工作。那些勤劳的人们总是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工作,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闲暇时间带来的痛苦。这种人总是会利用一分一秒,而那些懒惰者则不同,他们往往白白地打发时光,英国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说:“我从来没有闲暇时间。”“毫无疑问,那些最活跃、最勤奋的人们是不可能有什么闲暇时间的,”培根说,“尽管他们也希望在适当的时刻停下来歇一会儿;除非他们觉得他们偶尔的干预纯属多余,或者他们有时太累了,需要恢复一下,他们才会有点滴的闲暇时光。”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著作就是由许多勤奋惯了的人在自己的“业余时间中”创作出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充分利用一分一秒已经成了一种生理需要,他们认为做点事情比无所事事要舒服得多。

一个人的智慧和才华都只能从社会生活中来

只有受过严格的纪律训练的人,才能够真正享受到生活中的幸福,也可以说良好的修养、优秀的品格才是幸福的引路人。从长远的观点看,一个人的智慧和才华都只能从社会生活中来,只有经过社会生活的种种严格的考验,才能形成良好的品格,而优秀的品格又必定增长一个人的才智。离开现实社会生活,离开各种严格的训练,只是去埋头冥思苦想,或者是仅仅注重于文学上的修养,都无法也不可能增长一个人的才干,更不可能养成宽容的品格。应该加以反复说明的是,任何良好的修养都是只有经过仔细地观察和不断地实践才能获得的。特洛楚将军说:“要想成为一位好铁匠,”你就必须一辈子都去打铁;同样,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你就必须长时间去研究日常事务。”

司各脱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能人表示最为崇高的敬意。他还曾公开声称,不要说那些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即便是一流的领袖也并不比这些普通的劳动者高明多少,区别仅在于各自站的地方不同而已。

那些伟大的统帅、将军都是十分谨慎、小心的人,他们往往对各种各样细小的事情都要周密地加以考虑,从不疏忽。威灵顿在西班牙担任联军总指挥时,他对士兵们应如何做饭都作了精确的批示。在印度作战的时候,威灵顿还具体规定了小公牛每天必须赶多少路,各种各样的装备都要事先准备好。正是由于他精于筹划、大小事情都一抓到底,因此他的部队作风过得硬、作战勇敢。士兵们对他既敬畏、佩服又忠诚、友好。

许多伟大的人物都具有非常的胆识和超人的才智。当拿破仑麾下的健将朱诺率领的法国军队已经来到门迪戈河岸时,威灵顿仍是只身来到驻扎在该河河口的自己军队中,拟定有关作战计划。恺撒是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据说当他率领部队横过阿尔卑斯山时,写了一篇关于拉丁修辞学的论文。有一次,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华伦斯坦率领六万人马和敌军作战,在这场战争中,华伦斯听说部队中的禽畜生了病,他全然不顾敌军已经临近的危险,在司令部里从容地下达了救治这些禽畜的命令。

华盛顿也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在他的孩提时代,就特别注意培养自己的好学的习惯,而且还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注重培养自己的能力。华盛顿手抄的许多课书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从中可以看出,早在13岁的时候华盛顿就自觉地抄出了许多账单的复本,各种收条、笔记、账单、文据、契据、租约和土地授权书等等,他都认认真真地抄写,以加深印象,早年养成的这种事事关心的习惯、特别是这种严肃认真的习惯为他以后处理复杂的军国大事奠定了基础。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想要成就一件传世之作,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头、要经过多少年的磨炼,一个作家要成就一部优秀的作品,不经过几番痛苦的思考是写不出来的,一支部队要赢得一场战役的胜利,就必须作出巨大的牺牲。这些画家、作家和战士都是靠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铸就成荣誉的桂冠。与之相比,那些善于处理、管理各种事务的能人,一点也不逊色,这些著名的管理家、行政人员也同样面对许多艰难困苦,面对险境的他们也必须作出牺牲、克服困难,才能赢得胜利。看起来,这些人似乎没有流血、他们的事业平淡无奇,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比那些画家、作家和战士少付出汗水和心血,只不过是无形的而已。

有人认为天才人物根本不在乎这些日常生活琐事,更不在乎这些日常生活的能力训练。从马里亚·埃及沃斯所著的《R.L.埃及沃斯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比克纳尔先生是一位平凡而受人尊敬的人,有关他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妻子是《桑福德和莫顿》一书的作者。但是“他却有许多天才人物的缺点:轻视日常生活琐事,厌恶这些日常事务。事实上,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极为勤劳的人,他们从来不蔑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小事情。即便常人认为很卑贱的事情,他们也都满腔热情地去干,他们不但比平常的人更认真地对待这些琐事,并且还总是真心诚意地去做好这些事情,当然,在处理这些琐屑的小事情中,他们增长了自己的才干。任何传世之作都不是偶然产生的,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长期日积月累的。任何伟大的品格、超人的才能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平常点滴积累的结果。那些不愿意干小事的人必定干不了大事。

才能和本领只属于那些辛勤工作的人,权力和荣耀也只会属于那些埋头苦干的人;那些无所事事之人总是无能之辈。正是那些十分勤劳和努力的人们在管理、统治着这个世界。没有哪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不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人。路易十四认为“国王只有辛勤劳动才能管理好国家。”英国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克拉伦登在讲到英国国会领袖之一、税务专家汉普登时说:“他是一个十分勤勉的人,即使最辛苦、最繁重的工作也压不倒他,他总是把最重的担子压在自己身上,他总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去尽职尽责,懒惰、闲散在他身上都不见踪影。”面对着极为繁重的工作,汉普登从不抱怨。有一次,他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的生活就是辛勤工作,几年来,我一直尽力为国家、为国王恪尽职守,尽心尽力,不敢稍懈……我无法来孝敬自己亲爱的父母亲;甚至连写一封信的时间都没有。”实际上,英伦三岛共和国的所有政治家都是属于埋头苦干的人,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的奉献精神令人十分感动。克拉伦登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无论在办公时间还是在闲暇时间,他都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不稍松懈。

无论是过去还是如今,许多著名人物在工作中都是充满活力的,他们以常人罕见的激情和热情投入工作,为自己执著追求的事业献身。在废除谷物法的运动中,英国政治家、下院议员科布登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像一匹马一样,狂奔不已,没有片刻休息。”布莱汉姆勋爵是有名的工作起来就不要命的人,他充满着无限的工作热情,总有使不完的精力,不管什么事情,不干则已,一干起来,他就不达目的不罢休。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了许多人。帕默斯顿勋爵也是这样,到了老年,非但没有稍减自己的工作热情,而且比青壮年时期更加卖力,他永远保持着风趣幽默的特色,对工作始终充满火一般的激情,工作对于他来说不但不是什么负担,还是一种乐趣。 他常常说,一到办公室看到有许多事情要做,就感到无限欣慰。工作就是健康,工作使人充实,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爱尔维修甚至认为人们正是空虚、无聊,人们才变得无比残忍、缺乏人性。为了使自己逃避无聊和空虚,他自己总是积极地投入工作,把自己的身心都投入到人类进步事业中去。

经常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老老实实地干自己的事情,这只会激活内在于人身上的活力,只会使人增长才干,使人更加热爱生活。无论在什么时候,人们都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在工作中找到幸福。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原则。良好的工作习惯、严肃的工作态度、优良的品德和教养是一个人胜任自己工作的基本条件。无论你做什么工作,这些基本条件都会起到好的作用,只有那些既热爱工作又善于工作的人才能真正找到工作的乐趣。无论你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搞文学、搞科研还是从事艺术创作,你都必须至少具备的纪律观念。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一些受过系统训练的人们写出来的。时间观念也十分重要的,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讲求效率、注意节约时间。许多大家之所以能出类拔萃,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利用时间。

早期的许多英国作家都是实务家,他们原来所受的训练基本与文学无关。当时的社会也不存在什么文学家阶层。英国诗歌之父乔叟早年是一个当兵的,后来在一个小海关当海关审计员,这个工作可不是一个闲职,他得用手仔细地记下往来账目,并且一定不能出错。只有在他把海关公署把这些账目都处理完毕之后,他才能高兴地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看自己喜爱的书,才能自由自在地思考自己的问题。直到头昏眼花、眼前已经一片模糊了,乔叟才上床休息。

在女王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社会生活显得十分粗俗、喧闹,物质利益原则异常突出。当时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什么文学工作者,到处都充斥着干实业的、做生意的人。斯宾塞当时担任爱尔兰代理勋爵的秘书;大作家罗利先后当过朝廷侍臣、士兵;培根在成为国王的掌玺者和国王的大法官之前,曾经是一位普通的律师;布朗曾在诺里奇当过医生;莎士比亚曾经是一个小戏院的老板,当时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演员,当时的莎士比亚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多大兴趣,他的主要心思在于如何投资赚钱。无论什么时候,那些最为突出的伟大作家们都是一些十分勤劳的干实事的人。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英国的实业极为发达,这一段时期的文学事业也极为辉煌,许多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在这一时期。

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考利深受朝廷信任,他曾担任过多个官职。他曾给几个主张立宪君主制的领袖当过秘书,后来担任了女王的私人秘书,直接把女皇与查理一世之间的通信编成密码,然后又破译出来,这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有时白天干完了,晚上还要加班加点,这一工作持续了好多年。而当考利正为皇家事业献身之时,弥尔顿也正受雇于英伦三岛的共和国,他首先担任拉丁文秘书,后来担任国王的助理。在弥尔顿的早年,他还当过地位低下的老师。约翰逊博士说:“无论是在学校当老师,还是后来从事别的任何工作,弥尔顿工作十分勤奋、认真、负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王政复辟之后,弥尔顿的宦海生涯结束了,从此以后,弥尔顿埋头进行文学创作。但是在从事伟大的文学创作之前,他认为他必须“认真阅读、反复思考、慎加选择,”他必须“仔细观察,”他“必须深入到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去。”

洛克在好几个王朝任过职。查理二世统治时期,他担任贸易委员会的秘书,威廉三世时期,他担任贸易和移民申诉委员会委员。许多著名的文学大师都曾在英国女王安娜手下供职。女迪生曾任国务卿;斯梯尔任印花税委员会长官;普赖尔曾任政府副国务卿,后来又担任驻法大使;梯克勒曾任副国务卿,后来担任爱尔兰司法部长;康格里夫曾任杰马卡的秘书;杰伊曾任驻汉诺威使馆的秘书。

实际上,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看起来与科学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两者之间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许多科学发明和文学作品都是直接源于实际生活之中。伏尔泰坚持认为文学离不开生活。只有把丰富的现实生活与聪明的头脑完美地结合起来,把抽象的书本与变化发展着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一旦他脱离现实生活,与各种各样的生活隔绝开来,不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那么他就不可能写出有生命力的东西。

许多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并不是由一些专门搞文学的人创作出来的,而是由一些实业家创作出来的。对于一个干实业的人来说,文学当然不是他的本行,而仅仅是一种娱乐和消遣。因而,文学并不玄奥,并不是那么远在九天之上,而是在现实生活之中。许多专门搞文学的人之所以写不出东西来,主要是因为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季刊》的总编吉福德深知靠单纯的文学创作来谋生是多么无聊、乏味和辛苦,他发现“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天活,然后再仅仅从事一个小时的写作,比他整天埋头冥思苦想去从事文学创作要痛快得多;在第一种情形之下,人的思维相当活跃,写作是一种享受,并没有那种江郎才尽、无从下笔的苦涩感;而第二种情形则不同,整天望着几张稿纸,东张西望,胡思乱想,自己既搞得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写出来的东西也像个瘪三,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意大利最初那些伟大的文学家也不是专业的作家,而是一些实业家——如政治家、外交家、法官、士兵和商人。《佛罗伦萨史》一书的作者维兰尼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商人;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也都曾经担任过大使职务;但丁在成为一个外交家之前,还当过药剂师;伽利略、伽凡尼和法利利都曾经当过医生;意大利现实主义喜剧奠基人、喜剧作家哥尔多尼也曾是一位律师;意大利著名诗人阿里奥斯托也是一把干实业的好手,可以说,他从事实业的才能绝对不在他的创作才能之下。他父亲死了,为了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们的生活,他不得不经营家业,在经营、管理方面他有过人的才华,家里搞得红红火火;他这种过人的才干立即得到别人的赏识,随即他被派往罗马和其他许多地方从事重要工作。后来阿里奥斯托被任命为一个有名的暴乱地区的总督。在职期间,他励精图治、清正廉洁,当地风气为之一变。他的政绩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里奥斯托的大名与能力、廉洁、公正紧紧联系在一起;该地区那些恶棍、歹徒、流氓、地痞亦敬服其名。有一天,他在树林中遇上一伙歹徒,遭到绑架。当歹徒们得知这人是阿里奥斯托时,便立即决定将他护送到他自己选择的任何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其他国家,也有相同的情形。瑞士法学家、《万国法》一书的作者维泰尔也是一位有名望的外交家和一位一流的商人;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著名小说《巨人传》一书的作者拉伯雷曾经是一位医生,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律师;席勒也曾是一位外科医生;塞万提斯、西班牙剧作家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笛卡尔等人在他们各自的早年时期都曾应征入伍。

在我们国家,许多知名作家都是商人,今天的人们往往只知道他们留下来的大作,而并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谋生的。利洛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布尔特利从事珠宝加工、制作,戏剧创作只是他在业余时间才做的事,但是他的作品是人们公认的有价值、有影响力的传世之作;英国作家沃尔顿·伊沙克在舰队街贩卖亚麻织品,他也只是在业余时间才读读书,积累点素材,这些都为他以后从事写作打下了基础;笛·福曾依次是一位马匹代理商、砖瓦制造商、商店管理员、作家和政治家。

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可以说是把做生意和搞文学创作完美结合起来的典型人物。他一边在舰队街的索尔兹伯里大楼经营生意,一边在商店后边的房子中从事写作,写出来的小说就放在前面商店的柜台上出售。如此,他写出了书信体小说《帕美勒》、《克拉丽莎》和《查尔斯·葛兰迪森爵士》等对十八世纪的文学影响深远的作品,其中《帕美勒》被称为英国的第一部小说。伯明翰的威廉·哈顿也是位把做书生意和从事写作职业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的典型例子之一。他在自传中说他自己活了半个多世纪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直到人家都拜读了他的大作《伯明翰史》之后,人们才告诉他,他是位古文物收藏家,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他自己这个破书店中还有许多稀世珍品。富兰克林也是一位著名的印刷工和书商,同时也是一位有名望的作家、哲学家和著名的政治家。

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艾略特是个良好的榜样。谢菲尔德的艾略特原本是一位出色的经营条型铁的商人,但是他在业余时间写出了大量的诗歌。他是当今诗坛上享有盛誉的大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位精明过人的人,他用自己辛勤经营所得在乡下建起了漂亮的别墅,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激情的历史》一书的作者伊沙克·泰勒一直帮曼彻斯特棉布印花商人雕刻印模,他家的其他人也一直从事这一行业。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早年曾作东印度公司的首席检查官,他的早期的著作就是在公务之余写出来的。《噩梦隐修院》一书的作者皮科克,查尔斯·兰博和著名文学家埃德文·洛利斯都曾在东印度公司供职。英国女作家麦考利在担任战地记者时,写下了著名小说《我的荒芜世界》;众所周知,荷尔普斯先生的那些充满智慧的著作的确是在做生意的间隙中写出来的。现今许多还活着的作家都担任很重要的职务——像亨利·泰勒先生、约翰·凯伊先生、安东尼·特洛普、汤姆·泰勒、马修·阿诺德和塞缪尔·沃伦等等。

著名诗人伯洛克特先生是一位律师,人们只知道他的笔名是“巴里·康沃尔”。巴利斯博士也经常以匿名或笔名发表作品。因为他们知道,假如市民们知道他们发表了文章或书籍,他们的职业就会受到威胁。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观点:谁要是写出了小说、诗歌、散文或其他什么东西,那么他的这个职业就会不保。夏龙·杜纳既是一位十分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响当当的律师。《被拒绝的演说》一书的作者贺拉斯和詹姆斯·史密斯是两兄弟,他们的工作也都做得十分出色,人们一致推举他们出任海事法庭律师,这是一个十分显赫而又待遇优厚的职位,兄弟两人果然不负众望,在海事法庭干得很有成绩。

布罗德里普先生在伦敦警务署担任律师,但是,他对自然历史特别感兴趣,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自然历史的研究上。他在业余时间里写下了好几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著名的有《动物的娱乐》和《从一个博物学家的笔记本看世界》,除此之外他还给好几家刊物写稿。除了从事学术研究之外,他还发起成立了动物协会,这一协会的成立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布罗德里普为协会的成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代价。但是他的业余研究从来没有影响他的正常工作,也从来没有谁因此而去指责他的工作。当布罗德里普先生沉溺于自然科学,他还迷上了摄影和研究,在这两方面,勋爵都是一流的专家。

许多文学家、史学家都是银行家或高级银行职员。诗作《回忆的乐趣》一书的作者罗杰斯就是一位有成就的银行家;《洛伦佐·德·美第奇》一书的作者罗斯科是利物浦的一位银行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一书的作者李嘉图也是一位银行职员;《希腊史》的作者格罗特也是一位银行工作人员;《史前时期》和《文明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的作者卢伯克是一位银行家、博物学家和古文物收藏家; 谢菲尔德的塞缪尔·伯利也是一位银行家,却写完了大量有关道德、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著作。

兴趣、爱好是一种动力

个人的兴趣、爱好对于一个人劳动技能的培养有促进作用。有了兴趣、爱好,人们就会自觉地从事或是追求这种爱好的事情,兴趣、爱好是一种动力,它能使人勤奋,使人坚持不懈地干下去。兴趣、爱好还可以给人愉快感。人们在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事情的时候,总是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和满足感。没有人有罗马皇帝图密善这样的嗜好:他嗜好捕捉苍蝇。马其顿国王特别喜爱制作灯笼,法国皇帝喜欢制锁,这算得上是令人尊敬的爱好了。即便有一些压力的那种日常的机械重复工作或者职业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一种宽慰和快乐,工作之余的一点间歇、劳动之余的一点点消遣或休息,都与工作、劳动和职业相映成趣。幸福和快乐往往在劳动过程之中而不是在于结果。

最好的兴趣爱好当然是求知欲。那些精力充沛、智力发达的人们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可以从事自己爱好的事业,其中,有的人钻研科学,有的人钻研艺术,大多数人从事文学创作。有这种高雅的业余爱好的人是真正高尚和幸福的人。”勋爵自己爱好广泛,多才多艺,从文学到光学,从历史到社会科学,勋爵都广泛涉猎,甚至有的人还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在闲暇的时间,勋爵还从事文学创作。当然,任何事物都要讲究一个度。对知识的追求和爱好这一嗜好也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假如纵之过度,肯定会使人精疲力竭、精神萎靡不振,自己的分内之事又干不好,这就是本末倒置了。

除了布莱汉姆勋爵之外,许多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能够充分利用业余空闲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其中有些人的这些业余作品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不朽之作。恺撒在戎马倥偬中写下的《高卢战记》一直被认为是经典之作;古希腊将领色诺芬在长年的东征西讨的战争生涯中,先后给世人留下了《远征记》、《希腊史》和《回忆苏格拉底》等著作。恺撒和色诺芬的文笔都很流畅、明晰,风格独特,他们都是公认的文学大师。

当大苏利被解除部长职务之后,被迫告退隐居。他利用闲余时间写《回忆录》,因为他预计到他的儿孙们一定会关注他作为一个有名望的政治家这样一段历史。除此之外,他还模仿斯卡德利学派风格创作了一些浪漫文学,这些文稿直到他临终之际才被人们发现。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重农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杜尔哥曾任法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由于他的敌人施展阴谋诡计,杜尔哥被解除了职务,他只得在家赋闲,从此他开始研究文学,少年时代对古典文学十分爱好的杜尔哥又重新爱上了这令人难以割舍的文学。在他漫长的“赋闲”历程中,他把自己投入到这些爱好中去,痛风时时在折磨他,在长夜难眠的夜晚,他以学作拉丁诗自娱自乐。他仅仅留下来的这句话看来是描写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富兰克林的,也许杜尔哥感到自己与富兰克林有某些相通之处吧。

对于最近的许多法国政治家来说,与他们所直接从事的政治相同,文学也是他们的“职业。”譬如法国著名政治家托克维尔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2)当选制宪会议议员,并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同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梯也尔(1797—1877)曾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历任内政大臣、外冰岛大臣和首相,又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执政府和帝国史》等;法国君主立宪派领袖基佐曾任教育大臣、外交大臣、首相,他同时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政治家拉马丁也是一位著名诗人,代表作有《沉思集》;1848年2月革命之后,他曾一度成为临时政府的实际首脑,后被免职;拿破仑三世所著的《恺撒传》在学园派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文学也一直受许多伟大的英国政治家所喜爱。当英国首相皮特职满离任后,他与英国辉格党下院领袖、外交大臣福克斯一样,开始潜心研究古希腊和罗马文学。英国联合政府首相、内务大臣、上院领袖、外交大臣格伦维尔认为皮特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名的研究希腊文学的学者。坎宁和韦尔兹利离任之后,他们都致力于翻译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颂诗和讽刺作品。坎宁酷爱文学这一特性体现在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他的传记作家在谈及他的时候曾说过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在皮特家里吃饭,当其他人在纷纷闲谈的时候,他则和皮特在他的小客厅中谈论古希腊文学家。跟皮特一样,福克斯也是古希腊文学的酷爱者,他还是《詹姆斯二世的历史》一书的作者。当然必须承认,这本书只是一个不完整的片断,并非是一本无足轻重的作品。

当代政治家中最有才干,最勤奋的人是乔治·科勒维尔·路易斯先生。文学对于他而言既是一种兴趣也是一门终身职业,路易斯先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实干家——他勤奋、刻苦、严谨、求实,他先后担任济贫理事会,这是他亲手创办的机构——董事长、英国财政大臣、内政大臣、战时秘书长等职。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他都干出了辉煌的业绩,赢得人们的赞誉,他确实是一位有才干的行政管理者。在公务之余,他从事广泛的研究。历史、政治学、人类学和古文研究等诸多领域,他都有独到的探索。他的传世之作《古代文明民族的天文学》和《论罗马语言的形成》两书也许只有德国那些最有学问的专家才能写出来。路易斯对越深奥、越抽象的问题越感兴趣,在探索这些问题中,他总感到无穷的快乐和满足。帕默斯顿勋爵有时劝诫路易斯先生“不要走得太远”,为了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而把公务耽搁了,这是不好的。帕默斯顿宣称他没有时间去看书,看一看文件已足使他忙的了。

毋庸置疑,乔治·路易斯完全被兴趣和爱好牵着走,他无法离开他自己喜爱的书本,假如他不如此劳心费神,他也许能活得长一些。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闲余时光里,他总是在看书、思考、研究。他刚刚辞掉《爱丁堡之窗》杂志的总编职务,就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当他不是忙于财政预算的时候,他就在大英博物馆中誊抄古希腊名家的手稿,他对于古代那些疑难问题已经达到了着迷的程度,其中有一个颇为奇怪的问题就是,他对古代那些有名人物都长寿这一历史记载表示怀疑,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当时是1852年,他正在赫里福德郡游说,为自己拉选票。有一天,他向一位选民寻求支持,但这位选民明确表示不支持他。“我很遗憾,”路易斯回答道,“你不投我的票,但也许你能告诉我在你生活的这个堂区有没有年龄特别高的老人呢?”

在与乔治·路易斯先生同时代的政治家中,还有许多人在政务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并从中找到极大乐趣的,尽管政治生涯终有一天会结束的,但文学研究之门却永远向这些有文学兴趣的政治家们打开着。有许多政治家在政治生活中是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但在文学爱好方面却又惊人的一致,他们都是荷马和贺拉斯诗作的爱好者、研究者。最近的德比郡郡长在告别政坛以后,创作出了著名的《伊利亚特》改编本。郡长的许多讲演早已为人们忘记了,但是这本改编本却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次出任首相的格莱斯顿利用闲余时间写出了著名的《荷马和荷马时代研究》 ,并编辑出版了《法利利的罗马国家》一书的译本。保守党领袖、英国首相迪士累利先生在离休之后写出了流传千古的《洛泰尔一世》一书。

算得上是真正小说家的政治家除了迪士累利先生之外,英国首相罗素(1792—1878)也算得上一个,罗素还是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另外,诺曼底侯爵也是一位资深小说家;而对于利顿勋爵而言,政治只是一种消遣、娱乐,他的真正职业就是文学创作。

适量的工作和劳动是有益身心

总之,适量的工作和劳动对身心是有益的。人作为一种具有高级智能的动物,他也是由各种各样的身体器官有机结合而成的,所以,各个器官之间的协调运动无疑会促进身心健康。适量的工作只会有助于这种协调运动,运动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劳动是人这种高级智能动物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无论对于什么人,适量的劳动非但于身体无害反而有益,当然,过量的工作和劳动又会有害于人的身心健康,因为过度劳动打破了机体的内在平衡,在一定时间内过度支出体力和精力,自然不利于健康。一般而言,工作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但是由于工作本身性质、条件的不同,它们对于人的身体和精神也会有不同的影响,那些单调乏味、并不能给人希望的工作自然于身心也是有害的,只有那些积极的、向上的、给人希望和使人振奋的工作才能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样,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这种给人希望的工作自然会给自己和同胞们带来幸福,一个人幸福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就看他能否拥有这样的工作,有人把这种工作称为打开幸福大门的钥匙。适量的脑力劳动并不比其他劳动更容易使人疲倦,或者说具有更大的损耗性。就像适量的体力劳动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一样,适量的脑力劳动也十分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应当引起人们高度注意的是:任何人都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承受程度来工作、劳动;过度地劳累超过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无疑会损伤这个有机体;只知道吃、喝、拉、撒,什么事情也不干,这也有害于健康。懒惰对身体带来的损耗要远远大于劳动对身体的磨损作用。

过度劳累又是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从长远看,过度劳累弊大于利。忧愁、烦恼是一种腐蚀剂,一旦过度劳累与忧愁和烦恼结合起来,其威力之大足以摧毁任何强壮的身体。没有沙粒的摩擦作用,汽车无法前进,但假如沙粒的摩擦作用加剧到一定程度,轮胎就会磨破,接着就会爆炸。人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自身的精力和体力都相当有限,就像一台机器一样,维修,保养得好,机器可以运转许多年,假如只让它运转,不让它休息,机器的寿命就会大大缩短,人也是这样,只有适当地休息,适当地工作,人这台机器才能长时间地运转。而过度地劳累只会加快生命的终结,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过于劳累。更要警惕劳累与忧心的“联手”进攻。过度的脑力劳动极容易使人精力衰竭,从而打破身体的正常平衡状态,使机体失调,这无疑对人的身体极为有害。就像运动员企图超过身体条件的自然限制去完成一套动作必然会使肌肉过度紧张,导致挫伤脊背一样,过度的脑力劳动只会早日使人的精力衰竭、导致精神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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