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税下降的因素(《财政科学》史明霞 刘娜：税制绿化能够降低碳排放吗？——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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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税下降的因素(《财政科学》史明霞 刘娜：税制绿化能够降低碳排放吗？——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标题：税制绿化能够降低碳排放吗？——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者：史明霞 刘 娜
单位：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刊期：《财政科学》2022年第10期
内容提要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如何实现碳减排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关键性问题。碳排放是典型的“公共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效应，而税收制度是矫正负外部效应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通过对税收制度进行绿化调整，可以发挥税收制度在碳排放方面的调控作用。本文在综合考察我国税制绿化程度与碳排放现状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与DIF-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税制绿化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税制绿化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提高税制绿化程度可以有效促进碳排放量的减少。此外，碳排放呈现动态的连续累计特征，即上期的碳排放水平对本期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高碳强度的I类区域，税制绿化对碳排放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在中低碳强度的II类区域，税制绿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尚未显现。
关键词：碳排放 税制绿化程度 STIRPAT模型 DIF-GMM估计方法
文章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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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摘编
引 言
2021年8月，IPCC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该报告显示，人类活动已经导致全球气候系统发生巨大变化，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高达410ppm，为历史最高水平；2011年至2020年，全球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了1.09摄氏度；未来20年，全球气温或将上升1.5摄氏度，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将不断加剧。当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带来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所导致的，因此“控碳”是世界各国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性举措。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一直致力于国际社会碳减排工作，向国际社会做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2021年3月，“碳达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该报告明确提出要做好相关工作的系统规划与部署。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碳减排任务的重要性与艰巨性，提出要加快推进能耗“双控”转变为碳排放“双控”。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这些举措是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并加快部署碳减排工作的重要体现，充分展现出我国的责任与担当。
然而，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与粗放外延型经济发展模式等因素制约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碳排放是典型的“公共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效应，需要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进行调控，推进税制绿化改革便是举措之一。税制绿化是否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提高税制绿化程度是否能够促进碳减排？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探究。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拟从如下两个方面开展研究：第一，在综合考察我国税制绿化程度与碳排放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扩展的STIRPAT模型与DIF-GMM估计方法来实证分析税制绿化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碳减排路径的选择提供新的视角，并为我国的税制绿化改革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第二，依据碳排放强度差异进行区域划分，进而考察不同区域的税制绿化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即探讨税制绿化影响碳排放的地区异质性问题。
文献综述与机理分析
（一）文献综述
税制绿化一般是指对税收制度进行环保导向的绿色改革，基于保护生态环境目的而征收各类税收以及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通过提高与保护生态环境相关的税类比重来强化税收制度的环境保护功能（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等，2018；李宝亮和肖建国，2021）。关于税制绿化领域的研究，国内学者大多集中于我国税制绿化的现状分析与改革路径分析。现阶段我国已经将税制绿化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绿化税制体系在逐步地改革与完善，但是在税制绿化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碳税缺位、环境保护税税率太低、限制污染的税收惩罚措施缺乏约束力等（刘芳雄和李公俭，2017；刘剑文和耿颖，2017；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等，2018）。此外，我国的税制绿化度在不断加深，税制绿化带来的减污降碳效果明显，但以“降碳”为重点的税制绿化改革依然任重道远（白彦锋和柯雨露，2022）。针对税制绿化存在的问题，应该继续推动资源税、消费税以及车辆购置税等税种的绿色调整，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方式，利用税收减免、差别征税等多种方式鼓励绿色环保行为，充分发挥税收的绿色激励效应（葛玉御，2016；徐会超和张晓杰，2018）。应该借鉴国际上不同国家税制绿化改革经验，推动征税重点向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延伸转移（任高飞和陈瑶瑶，2021）。同时，要加快建立科学的税制绿色化评估体系，进而推动税制绿色化改革进程（崔亚飞等，2018）。
国外学者关于税收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开始较早。Pigou（1932）曾提出通过征税治理环境污染的思想，即“庇古税”，也就是排污者需要对污染行为缴纳税款，其税额等于排污者的污染行为所产生的边际外部成本，从而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国内学者大多支持庇古税的思想，其研究结果表明与环境相关的税收或收费可以减轻环境污染并保护生态环境（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邓子基和杨志宏，2011；吴勋和王艳，2019）。后来Pearce（1991）提出了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该理论指出，征收环境税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质量，而且可以减轻税制对劳动与资本产生的扭曲性影响，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Goulder（1995）的研究结果表明绿色税收不仅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还可以降低失业率以及税制成本，从而验证了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的存在性。但是，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只证实了“双重红利”理论中的第一重环境保护红利的存在，第二重效率红利的存在性尚存争议（张景华，2012；Klein & Bergh，2020；Takeda & Arimura，2021）。除此之外，少数学者开始关注税制绿化度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例如祝遵宏与黄莎莎（2018）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税制绿化度与污染排放存在负相关关系。包健（2020）的实证研究表明税制绿化度对不同类型污染物的影响不同，税制绿化程度与废水排放存在负的线性关系，但与废气排放存在“N型”关系。
随着世界各国对碳排放问题的日益关注，诸多学者开始研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Sinn（2008）最先提出了“绿色悖论”效应，他认为环境规制并不能促进碳减排，反而会增加化石燃料的生产与消耗，进而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但是，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降低碳排放水平，即存在“倒逼减排”效应（张先锋等，2014；张华和魏晓平，2014；李华和马进，2018）。关于税收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也在不断涌现，这些研究证实了环境税收碳减排效应的存在（Aydin & Esen，2018；何平林等，2019）。邓力平与陈斌（2022）认为税收在推动“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薛飞与陈煦（2022）的研究表明实施绿色财政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但其碳减排效应存在一定滞后性。付莎与王军（2018）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狭义与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碳排放均具有抑制作用。特别地，碳税作为典型的市场型碳减排政策工具，对于促进碳减排具有重要作用（Almutairi & Elhedhli，2014；Lee et al.，2018；鲁书伶和白彦锋，2021），并且能够以最低的经济成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Freire-Gonzalez et al.，2019）。此外，诸多学者围绕碳排放权交易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展开了一定研究，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可以有效驱动碳减排（邵帅等，2022；叶芳羽等，2022）。
综上所述，关于税收与环境关系以及税收对碳排放的影响，国内外已有大量实证研究，但大多探讨某一具体税种对环境或碳排放的影响。本文从税制整体绿化的视角切入，实证研究我国税制绿化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探讨税收与环境关系，完善税制、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二）机理分析
碳排放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效应。根据外部性理论，负外部效应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来矫正的，即造成了“市场失灵”，此时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来进行矫正。税收制度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最常用的经济手段之一，可以达到弥补“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早在20世纪就提出了通过征税的方式来治理环境污染的思想。在庇古看来，政府可以对造成负外部效应的经济活动主体征收税费，从而增加这些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减少带来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通过对税收制度的绿化调整，可以发挥其特有的约束与激励效应，促进碳减排（胡耘通和齐淑芳，2019；张莉和马蔡琛，2021）。
从税收约束角度来讲，税制绿化可以增加产生碳排放或不利于碳减排的经济活动的成本，将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促使相关经济主体减少产生碳排放或不利于碳减排的经济行为，进而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即实现“倒逼减排”效应。具体来看，通过对化石能源征收资源税或者对燃料油等资源型产品征收消费税，可以增加化石能源的生产消费成本，抑制经济主体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并且促进资源高效率集约化利用以及低碳替代能源的开发使用，进而促进碳减排。车船税、车辆购置税以及对小汽车与机动游艇征收的消费税增加了机动车船等交通工具的购买使用成本，客观上限制了交通运输行业的碳排放。同时，车船税与消费税对不同排气量的乘用车实施差别税率，相当于将税负水平与碳排放水平联系起来，这也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从税收激励角度来讲，通过对清洁能源产业实施一系列减免税政策，加大税收支持力度，可以激励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降低对高碳能源的需求，进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推动能源结构的低碳转型，达到碳减排目的。通过税收优惠可以鼓励企业使用有利于降碳减排的生产设备，激励企业改进生产技术，从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量。此外，根据“波特假说”效应，税制绿化可以增加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的生产成本，倒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来适应绿色导向的税制要求，从而带来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与低碳环保技术的升级，进而促进碳减排。同时，税制绿化会使得高耗能高排放企业付出高昂的环境遵循成本，为了规避该项成本，这些企业会向环境遵循成本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进而有利于减少碳排放量。
全文刊于《财政科学》2022年第10期，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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