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三爪拉马(鸦片战争与蒙古官兵的壮烈业绩)

1840 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全国各族爱国军民奋起还击。当时，驻防在东南沿海各省的蒙古八旗官兵，同满洲、汉军八旗兵和绿营兵，并肩作战，共同抵抗英 国侵略者。同年6月，当英军侵入渤海湾，进泊大沽口外严重威胁京师之际，内蒙古东三盟及察哈尔蒙古骑兵数千名，先后奉调天津海口驻防。同时，蒙古各阶层人 民纷纷捐献军饷、马匹、银两，积极支援东南沿海爱国军民的抗英斗争。从此，揭开了近代蒙古族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的序幕。

自清初以来，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蒙古八旗兵和满洲、汉军八旗官兵就在东南沿海各省驻防。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蒙古八旗兵仍在东南沿海各地驻防，如驻防在 京口(今镇江)清军水师中，"每船酌派蒙古兵十二人，搭配操演"，练习水战，"以重操防"（《清宣宗实录》卷399）。据统计，当时广州、福州、杭州、乍 浦、江宁、镇江等六城，共约有15000名驻防八旗兵（《清文献通考》、《清朝通典》卷70）。其中，蒙古八旗兵当有数千名。除沿海各省驻防蒙古八旗兵 外，清廷还从内蒙古各盟和察哈尔征调大批蒙古骑兵参加了这次抗英战争。如鸦片战争后期，正当英军攻陷浙东乍浦，进犯江苏，天津海防告急的紧要关头，清廷为 防堵英军北犯，则急速征调蒙古骑兵增援天津。

1842年5月27日，谕令察哈尔都统铁麟："现值英人在浙省滋事，天津沿海口岸早已布置妥密，惟防堵要地，不厌周详。著铁麟、敬穆预备察哈尔都统精 兵二千名听候调拨。并于总管叟齐、桑旺札木苏、巴雅斯胡朗、达什德里克四员内酌拔二员。其扎兰、章京、佐领等官，由该部都统等酌量选派，以备届时分起管 带。再于商都达里冈爱挑备壮马二千匹，所需器械、兵甲、帐房、马乾，著一并预备"（《清宣宗实录》卷371，第9～10页；卷373，第3页）。察哈尔都 统铁麟等接旨不足一个月时间，于6月24日，即将蒙古官兵2000名、壮马2000匹，照数备齐。并将所有马匹"齐集博罗柴济(距张家口北30千米地方) 游牧"，听候调遣；与此同时，清廷还从内蒙古"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等三盟征调三千名蒙古骑兵，携带器械、衣甲、帐房等件，派员管带，在于各该盟近口地 方驻扎，听候调遣"（同上，卷373，第2～3页）。

清廷在察哈尔、东三盟征调兵马的过程中，蒙古各阶层人民捐献大量马匹、银两、马乾等，积极支援前线。如察哈尔蒙古八旗的一些官员，鉴于征调时随同"派 往防堵之蒙古兵丁、跟役二百名，无力自备乘骑"，先后有"镶黄旗骁骑校拉什栋鲁布捐马一百匹，正黄旗原任总管鄂特浑之孀妇代孙幼丁巴彦保捐马一百匹，镶红 旗中公佐领贡索隆扎布捐马一百匹，作为跟役兵丁骑乘马匹"之用（同上，第29～30页）。还有军台扎兰章京旺楚克等，共捐输马1050匹；正黄旗佑宁寺叶 古则尔呼图等愿捐马250匹，以备调用。还有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布仁特固斯、张月各捐钱1000吊、喇嘛希纳瓦捐钱600吊（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蒙文档 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日文，内蒙档案馆藏），支持蒙古士兵出征。

广大蒙古牧民群众除应征入伍外，还捐献出征骑兵"所有沿途需用牛、羊肉干及奶子乾粮"，制备"所需器械、衣甲、帐房、马乾"等品。这充分表达了蒙古族人民积极支援抗英战争的爱国热情（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民族英雄裕谦总督在镇海誓死抗击英军

裕谦是 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也是近代蒙古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他在江浙战役中，身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指挥近万名清军爱国官兵，积极筹设江浙海 防，力主收复定海，誓死守卫镇海。但因装备悬殊，再加上当地官商抵抗意志较弱甚至暗地勾结英军，尤其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逃脱，裕谦孤军坚持抵抗到最后，怀 着失地辱国的义愤投水自尽，以身殉国。

裕谦(1793-1841年)，原名裕泰，字鲁删、衣谷，号舒亭，博罗特氏(即博尔济吉特氏)，察哈尔蒙古镶黄旗(今属锡林郭勒盟)人。出身于将门世 家，曾祖班第，官至兵部尚书；祖父巴禄，官至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将军；父亲庆麟，官至京口(今镇江)副都统。都是清廷有功之臣。

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裕谦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任礼部主事。1824年(道光四年)，补以礼部满洲、蒙古员外 郎用。1826年(道光六年)，裕谦被任命为湖北荆州知府，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4年(道光十四年)，历任荆宜施道、江苏按察使。1839年 (道光十九年)，改任江苏布政使、兼署江苏巡抚。同年底，实授巡抚。他在战前从政期间，严禁鸦片输入。仅在几年的禁烟中，共计拿获烟犯1000余名，问拟 遣军流放吸食者不下2000名（裕谦《勉益斋续存稿》卷6，第49页）。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后，于同年7月他代署两江总督职务，掌理江苏、江西、安徽之盐、漕、河三大政务。其地方文武大权及海防、江苏等军务，皆 归其节制，他是清朝派往江南一名重臣。1841年初，英国侵略军在东南沿海不断扩大侵略，而主持江、浙海防军务的钦差大臣伊里布，是个投降派，对英国侵略 者一味妥协投降，既不主剿，又不力主收复定海。于是，被清廷撤去钦差职务，任命"忠直可恃"，平日办事尚属勇往的蒙古官员裕谦为钦差大臣（《清史稿》卷 372《裕谦传》）。他到浙江镇海军营主持军务后，立即提出收复定海的计划。3月8日(二月十六日)，裕谦在上奏《急宜乘时收复定海折》中，详细地陈述了 收复定海的重大意义和具体措施。他首先指出："窃查定海据七省洋面适中腹地，为江、浙两省门户，逆夷盘据不退，则七省不得戒严，而江、浙二省尤不得安枕"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2，第781页，中华书局1964年）。因此，他提出，趁现在英军大号兵船，正在广东与官兵相持，其定海防守尚弛之时， 应该"出其不意"及时攻取定海。裕谦对于盘踞定海英军实力还作了正确的估计和具体分析。据他采访得知，"定海英船只有二十余只，城内居住英兵亦不过千余 人。况且其夷目皆分居总兵、知州衙门及城隍庙、祖印寺，并沈姓民房等处，无难聚而歼洗"。裕谦还指出，"现在镇海已存兵精锐数千、标兵数千"，"总能调度 得宜，赏罚必信"，"并备游兵相机策应，必可一举克服"（同上，第782～784页）。"兵贵神速，不可坐失事机"，他主张立即攻取定海。在奏折中，裕谦 还大声疾呼："夫事机愈早则愈易，愈迟则愈难"；"旷日持久，劳师縻饷，海洋何日得靖？商民何日安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2，第 783～784页）。裕谦的主张，为清廷收复定海，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年3月底，收复定海后，清廷便全力起用裕谦主持浙江军务。3月19日，钦差大臣裕谦自上海行营驰抵镇海军营。当时，他"星夜渡海"会同定海三总兵葛 云飞、郑国鸿、王锡朋，查阅海防，特别是加强定海和镇海的防御力量。他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修复定海土城；(二)选择地势，安设炮台；(三)抚恤难 民，安居乐业；(四)招募技勇，以备抵抗。经过裕谦的整顿，定海防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定海驻军达5600名，大小新旧炮台70位，火药、铁弹数万斤。当 时，国内各省积极支援定海的军备也极为周全。如在裕谦将离开定海的前夜，河南省又送来打造台炮500杆，长直白腊杆3000根。基本上达到了"军械必应宽 为储备"（《清宣宗实录》卷349）的作战要求。

裕谦在筹设海防中，深谋远虑，胸怀江浙整个防务的全局，坚持"以御为剿，以守为攻"的战略方针，他还提出了《疏陈定海善后事宜和防守定海十六条》的重 要措施。他在筹设定海防务的同时，也十分关心镇海的防务。他说："江苏、浙江两省，同为天下精华之地，财赋之区，最关紧要。镇海地方，实为浙东门户，夷船 往来，不可预必"（《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第1017页）。因此，裕谦又会同浙江巡抚刘韵珂、提督余步云商定，"会筹镇海要口，酌添防工"， 在"镇海城北，逼近海洋，该处城垛"及"招宝山威远城后面单薄地方"，大量"堆积沙袋"；并购长大木桩，"扦钉镇石"，加固防御。同时，对"金鸡山埂上平 地、筑堡、树桩、安炮"，加强了必要的防御工事。

在江苏海口方面，裕谦也作了相应部署。其中，以宝山县之吴淞口为前沿阵地，他命陈化成首先在宝山布兵设炮。经过陈化成布防，统计该县共有"调防营官兵 二千九百五十名，又吴淞本营兵一千余名；乡勇三百余名。火攻船四十只，大小炮二百四十余位，抬炮二百四十八杆，军威甚为雄壮周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 朝)》卷29，第1070页）。此外，在上海地方，共有调防外营官兵1100名，提标本营兵700余名，小炮32位，抬炮100杆，乡勇200余名，配船 20只，渔船4只，团练水勇100名，均归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统领。无事则弹压操巡，有警则随机防剿，并为宝山之援应。至于崇明地方，裕谦也派有防兵 3300余名，"严密防守"，"枕戈以待"。

同年9月，英国为扩大侵华战争，首先派兵3万名，分乘29只军舰侵入定海。在这次战役中，裕谦亲自指挥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兵 5000余名，同英国侵略军血战6天6夜，痛歼英军1000多人。最后，定海三总兵壮烈牺牲。10月1日，定海再度失陷。

10月2日，裕谦在镇海得报定海再度失守，他"不禁皆裂发指"！并焦急地说："惟该逆骄盈已极，定海既已失守，则我之枪炮器械又为彼有，势得回扑镇 海"（同上，卷33，第1245页；卷34，第1266页）。于是，他向清廷表示："现在会同提臣余步云督卒镇将，协力守御，城存与存，断不敢稍有退志， 以冀保守斯土。"

10月8日，当英国侵略军兵船40余只，已逼近镇海海口，"不下万人"来犯时，钦差大臣裕谦抱定誓死报国的决心，竭尽血诚，奖励士卒，准备进行殊死的抵抗。

10月9日，英军舰4只，"驶进蛟门，逼近镇海"。裕谦立即命令余步云坚守招宝山，又遣总兵谢朝恩守金鸡岭。他为了团结全军抗敌，"乃集将士祭关帝天 后，与众曰：\'毋以退守为词，离城一步；亦毋以保全民命为词，受洋民片纸，不用命者，明正典刑，幽遭神亟！\'"（《清史列传》卷37《裕谦传》）。但"临 事贪生畏敌，首先退缩、大懈军心"的余步云，他见裕谦"死守志确，难以婉劝，已心恶之，及行礼，托足疾不能跪"（梁廷彤《夷氛闻记》卷3，第97页），不 预誓盟，明目张胆地违抗裕谦所主持的死守镇海的抗敌誓盟。但是，裕谦誓盟死守镇海"音词慷慨，闻者振奋"，广大爱国官兵很受激励。是日，在临阵前夕，裕谦 命部下则将"凡军中谕旨奏疏及他文薄置于行馆中"。并告知家人余升，"吾所草诸疏，藏之家祠，朝廷有所推问，以此进"（鲁一同《书裕靖节公死节事略》，见 《通甫类稿》卷4）。随后，裕谦在料理后事时说："余无子，妻弱，一女在襁褓，可以得峻(指其弟裕恒之子)承祧。丧葬之费，取给而已"（《鸦片战争》第四 册，第655～656页，神州国光社，1952年）。他对其幕客曰："所有奏稿，即托君等共各相好，代为刊刻，与前刊《勉益斋偶存稿》并交予弟(即裕恒) 存立祠堂。设奉行查事实，即可以此二书，呈送史馆。又有遗书二封，交阮姓签押，如何云云……"并对诸书生曰："有寇至则去之义，临阵时则可作速出城"，探 听他的生命攸关。如死于战场，可告之家人，"会于余姚，勿殡我"（《清史稿》卷372《裕谦传》）。

当时，他"预检朱批寄谕、奏稿送嘉兴行馆，处分家事甚悉"。最后，裕谦对其幕客曰："胜，为我草露布；败，则代办后事"（《清史稿》卷372《裕谦传》）。于是他挥手而去!登招宝山之威远城督战，投入指挥保卫镇海的战斗。

据史书记载，当裕谦登上威远城于前沿阵地将战之际，他对幕客说："公等皆去西城数里外，观吾破贼，急草露布，不者与家人会于余姚，勿顾我。我死，提督 (按：指余步云)必以我说于夷，夷虽得镇海，不能有也。朝廷复命大将断曹娥江而西，东南尚可为，勉之。"

10月10日(八月二十六日)凌晨，英国侵略军舰队，分为两路，每路数千人，分别窜犯金鸡岭、招宝山。裕谦"手提抱鼓"，亲临指挥战斗。正当战火纷 飞，守军英勇抗敌的时刻，贪生怕死的余步云，"不令开炮。他单骑上城，有所谒"。以"保全数万生灵为词，请遣外委陈志刚前赴夷船上，暂事羁縻"，请求退 守。裕谦义正词严回答说："节帅告以此不过苟且旦夕，况有殇国体"。片刻后，余步云为了避战逃走，再次登城请求裕谦说："以伊一人身死，分所宜然，但家中 妻子女儿30余口，实属可怜！"裕谦仍激励他说："女儿情长，英雄不免，但忠义事大，此志断不可夺。此在城军士，共闻共见者也。"但余步云仍不顾国家安 危，他见英军"攀援欲登"招宝山，便弃炮台，"绕转山后"逃走。在危急形势下，裕谦一面指挥守军"燃炮"，英勇攻击，一面又命总兵谢朝恩、协守黄冕坚守金 鸡岭，歼敌军数百人。裕谦又以"扼要合击"的策略，随命黄冕持令传知谢朝恩，"撤浃港乡勇，移沙蟹岭，与官兵合"（《夷氛闻记》卷3，第98页），集中兵 力合击，并采取"无论夷由何路上，皆可从半山压击之"的战术，歼灭很多英军。最后，经过多次战斗，由于山上之兵，腹背受敌。同时，"招宝山火药自焚"，" 英人络绎上城"（余樾《镇海县志》卷37《杂识》）。金鸡、招宝两山，相继失守。是日，在英军"延烧民屋，炮火雨下"和守兵皆散的动乱形势下，裕谦深知" 事不可为"，"城不可守"，便命令江宁副将丰伸泰护理钦差关防各印，逃出镇海，送至浙省巡抚衙署。裕谦见"大势已去"，怀着失地辱国的满腔义愤，迈着沉重 的步伐，自招宝山徐步走下威远城，毅然昂首奔向学宫前，向"西北叩头，跳沉泮池殉节"（《通甫类稿》卷4。泮池为宫前莲池）。镇海遂告失陷。

裕谦殉国后，当即被其家丁余升、陆喜等人，同副将丰伸泰、千总马瑞鹏将"节帅捞起，装入小轿，抢护出城，至宁波府城"（夏燮《中西纪事》卷24《海疆 殉难记•镇海殉难》）。经知府邓廷采、守绍台道鹿泽成，"易衣灌救，仅止微息"，由于英军又攻宁波城，随后有清兵数十人，"扛抬节帅出城，觅一小舟，行抵 余姚"。10月11日(八月二十七日)，过余姚县，"去城五里气绝，殓于杭州"（《夷氛闻记》卷3，第98页）。

裕谦殉职，举国肃然。当时的文人徐继畲在其《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中写道："八月中旬，重陷定海，定海百姓，两年中两遭大劫，可为悲痛!下旬陷 镇海……殉难者钦差大臣裕谦，此公豪杰之士，以灭贼自任，力竭而死，天下悲之！"（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 发行版）。

满蒙汉八旗官兵在乍浦和镇江奋力抗击英军事迹

一、满蒙汉各族官兵在乍浦的奋力抗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期，江、浙沿海地区是中国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军的主要战场。1841年10月间，英国侵略军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宁波之后，继续北犯。 至次年7月，浙江之乍浦、江苏之吴淞海口、镇江、江宁(今南京)等地，相继失守。当时，驻防在这些地方的满洲、蒙古八旗官兵，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在中国 抗英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42年5月，英军首先进攻乍浦。乍浦是江浙两省交界的海防重镇，这里驻防有八旗官兵1841名。其中，蒙古八旗官兵有838名(包括蒙古协领一 人)。此外，还有增援的陕、甘绿营兵1000名，山东雇勇1500名，乍浦本地乡勇700名，共计约7000名，在此驻防。5月18日(四月初九)，英军 以战船7只，运输船及小舢板船数十艘进犯乍浦，英军2000余人，分别从黄山岭、唐家湾登陆，兵分左、右纵队，直犯乍浦城垣。驻防在城外之满、蒙八旗官 兵，在都统长喜的指挥下，"奋力抗战"。其中，位于城南三里的观音山脚下之天尊庙，驻有八旗满蒙官兵200余人，在佐领隆福的率领下，奋力抵抗，"英军两 次猛冲，均未得逞，受创极重"，英军"第四十九团，第十八团，伤亡颇多"（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最后，英军右 队在援军配合下，用重炮猛轰天尊庙，旗兵困于重围，苦战达3小时，卒因众寡不敌，隆福自杀，旗兵伤亡殆尽，其有未死者，均"引刀自刎"，壮烈牺牲，"其坚 贞不屈，殊可风也"（《中西纪事》卷24，第5～6页）。除八旗兵英勇战斗外，守卫在乍浦城东门之陕甘绿营兵，亦英勇抵抗，他们"以扛炮伤敌甚重"，迫使 英军"转攻南门"。最后，英军左、右队合力"进犯东门，梯城而入，乍浦遂陷"。兵备道守将宋国经率兵退走平湖。英军入城，纵火满营，焚杀甚惨（《筹办夷务 始末(道光朝)》卷57，第54页）。据统计，在这次乍浦抗战中，满、蒙、汉各族爱国官兵共牺牲696人。其中，以副都统长喜为首的清军官员17人，汉族 士兵400人，满、蒙旗兵为279人（沈实甫《壬寅乍浦殉难录》；《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11）。

二、满蒙八旗官兵在镇江抗击英军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驻防在镇江的满、蒙八旗官兵对英军也进行了英勇抵抗。战前，镇江额设京口副都统一名，隶江宁将军管辖。旗兵额为满洲协领2人、佐 领14人、防御16人、骁骑校16人。八旗蒙古委前锋校4人、前锋52名、领催96人、骁骑1014名、步军228名、养育兵150名；弓、箭、铁匠各 16名（《清朝通典》卷70《兵三》）。此外，驻防在京口(今镇江)清军水师营中，"每船酌派蒙古兵十二人，绿营兵八名，搭配操演"，"以重操防"（《清 宣宗实录》卷399，第16～17页）。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驻防镇江满、蒙八旗官兵和绿营兵共为1183名。从外省调入的援兵，山东400名、四川 520名、广西200名、江西1000名，共有3000余名。但是，当英军进攻镇江一开炮，很多外省援兵便逃至45里以外新丰镇。而主要抵抗力量乃是驻防 在镇江城内的满、蒙八旗官兵，在此奋力抗战。

7月21日(六月十四日)，英军约15000人，组成四旅分兵三路进攻镇江城。城内八旗守兵在副都统海龄指挥下，拼死抵抗。英军从西门攻入城内后，八 旗官兵进行激烈的巷战。最后，海龄见战局无法挽回，旗兵"死伤十之八九"，他举火自焚，"全家自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5，第2131 页），壮烈殉国。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满、蒙八旗官兵和东三盟蒙古骑兵在抗击外国侵略的战斗中，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诚如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协理台吉旺沁巴拉率 领蒙古旗兵回师时，他的儿子古拉兰萨曾写下了一首题为《祝灭寇班师还》的诗。诗中写道："英寇狂暴侵海边，勒令我父扫狼烟。将士云集晓思义，旗丁纷聚效忠 贤……旌旗凌空蔽日月，剑戟挥舞天地炫。"这生动地表达了当年蒙古八旗兵和各盟的蒙古族骑兵战士抗击英寇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他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作出了 杰出的贡献（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被清王朝“倚为长城”

僧格林沁是 清王朝"倚为长城"的蒙古王公，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统帅清军和蒙古骑兵抗击英法侵略军起过重要的作用。1825年(道光十五年)，僧格林沁袭爵科尔沁札 萨克博多勒噶台郡王后，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先后曾任御前大臣，兼管火器营，并以御前大臣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后扈大臣、总理行营大臣和兼管虎枪营等武 职，是道光帝身边的一位"亲近重臣"。进入咸丰年间，僧格林沁又以"御前大臣署管銮仪卫掌卫事"重要职务，颇得咸丰帝的信赖和重用。1853年(咸丰三 年)太平军北伐，清廷为防御京师和镇压太平军，命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督办京师巡防等军务。至1855年北伐军失败，清廷因僧格林沁"督兵剿贼，叠著 勋劳"，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博得科尔沁札萨克亲王的爵衔。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在"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7）的严峻形势之下，起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置直隶总督)，前往天津一带，加强海口防务。

1858年6月2日，清廷"颁给僧格林沁钦差大臣关防，督办军务"（《清文宗实录》卷252，第3页；卷251，第35页）。僧格林沁接任官防后，立 即率京营及蒙古马队各一部，自通州前往天津，并调察哈尔官兵1000名，"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军营，听候调遣"。僧格林沁到达天津后，便会同瑞麟亲往海 口查勘，决定加强大沽、双港等地海防设施。他认为大沽是天津的门户，首先需要重建大沽炮台。到1859年11月，经过他重建的大沽口炮台，由4座增至6 座，每炮台守兵约400人，海口南岸炮台3座，高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炮台2座，一高五丈，一高三丈。6座炮台共安设大炮60门。其中，一万二千斤铜炮2 门，一万斤铜炮9门，五十斤铜炮2门，西洋铁炮23门。所有炮台周围均坚筑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又在海口排列三道拦河铁链，配置铁戗，安设木 栅，连成巨筏，以便阻拦敌舰。整个大沽海口地区共有防兵4000人。

此外，僧格林沁还在双港设防。双港距天津30余里，他鉴于双港地势较高，河身狭窄，便于阻击敌人，故在沿海两岸设兵营9座，驻兵6000人，修建炮台 13座，共安设一万二千斤以下大小铜炮81门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77页)。除在大沽口和双港两地设防外，对大沽至山海关一线的众多海口，本着"择要分布"的原则，分别在北塘 海口、丰润县的涧河口、乐亭县的清河口和老田沟、昌黎县的浪窝口和蒲河口，以及山海关内的白塔岭、秦皇岛、小河口等处，布置了相应的兵力。僧格林沁还重用 民力，在天津道府及沿海各县，招募了乡勇、团练共5万余人，保卫天津海防前线。

僧格林沁在加强天津防务的同时，为增强防兵的战斗力，非常重视京营和蒙古骑兵的战斗作用。1858年7月14日，他由天津返回通州大营，对各处防兵作 了"通盘筹划"。他上奏清廷："现拟遴员随同瑞麟前往，在天津迤东海河两岸，相度地势情形，恐垒安营，以备先行移兵进扎。"根据他的"移兵进扎"天津驻防 计划，驻通州地区的防兵，"除分扎通州运河两岸，内外火器营、炮营、健锐、技勇、巡捕等营官兵一千五百名，密云、热河兵各五百，宣化镇兵一千名，共计三千 五百名，应请照旧分扎毋庸裁撤外"，可将"京旗二千九百名，全行裁撤回旗"。并将察哈尔2000蒙古官兵，"挑留一千兵"驻扎通州（《筹办夷务始末(咸丰 朝)》卷29，第1067页）。驻天津海口地区的防兵，他认为"天津郡城应为重镇"，咨令直隶提督托明阿(曾任绥远城将军)，除酌带本省绿营官兵"缜密防 守"外，应将"现在扎采育绥远城官兵一千名，交该提督一并统领，赴天津迤东驻扎。"此外，从1859年初开始，不断从察哈尔、绥远和内蒙古东四盟征调大批 蒙古骑兵驻防天津海口。3月20日，据僧格林沁奏报："除由吉林、黑龙江调来二千名马队，驻防在天津海口至山海关一线外，还有蒙古骑兵二千名驻防天津海 口。其中：副都统成保，统带哲里木盟官兵五百名，在新城驻扎；头等侍卫布尔和德、二等侍卫舒明安，统带昭乌达盟官兵五百名，在新河地区驻扎；郡王衔扎赉特 贝勒拉木棍布扎布、头等侍卫札精阿，统领哲里木盟官兵五百名，在双港西岸驻扎；围场总管常山，统带昭乌达盟官兵五百名，在双港东岸驻扎"（同上，卷35， 第1306页）。与此同时，清廷谕僧格林沁将前调锡林郭勒盟马二千匹，"以一千匹解天津军营，一千匹解山海关军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9， 第1307页）。

至同年6月，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两岸严密设防，共设兵营9座，驻兵共达6000人。其中，驻守在天津海防前线的蒙古骑兵和绥远城马队共达3000 人，加上驻守在通州的察哈尔蒙古马队1000名、总共约为4000名。这些蒙古骑兵，在抗击英法联军入侵的战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 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蒙古骑兵与英法联军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858年6月，英、法两国迫使清廷签订《天津条约》后，又以"修约"为名，重新挑起战争。1859年6月，英法联军舰船共计21艘、载海军陆战队共 2200余人，在新任侵华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少将指挥下，再次进犯大沽。叫嚷着"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第二次鸦片战争》六， 第1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英法联军舰队集结大沽口外，鸣枪放炮，咨意挑衅。其实，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设防早已就绪。驻防营兵，严阵以待。正 如僧格林沁所奏："现在鸡心滩下连接停泊夷船九只，拦江沙外约计夷船十余只"，我军"现在守大沽海口，观衅而动"，"该夷如敢突入，即行开炮轰抵。"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32页）。6月22日，僧格林沁奉命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大沽海口北15千米北塘登陆，进京换约，并不 准他们随带兵船武器上岸。但英、法公使凭借武力，骄纵妄行，倨傲无礼，坚持沿白河武装护送进京，并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同上，第1456、 1439页）。但僧格林沁仍"隐忍以待"。23日，英法舰队派出一名通事孟甘乘船到清军炮下游说："各船今日并退外洋，一二日再进口湾泊"，故作缓计。是 日巳刻，"该船旋即撤退，仍余一只停泊在鸡心滩外，其旧停泊拦江沙外各大轮船，又与退出之船，逼近拦江沙排列拢泊"。这时，僧格林沁当即指出："夷情诡 谲，不易揣测，诚恐故作缓计，使我疏懈，乘潮闯入铁戗"（《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56、1439页）。于是，他"督率各营官兵，加意严 防"，时刻准备迎击联军的侵犯。

6月24日夜，英法联军先以小舢板船驶入拦江沙内，用炸炮轰断拦河铁戗（铁戗，即用铁制成尖状的伸入水面具有阻拦敌船靠岸作用的障碍物。它的底部由三 根削尖的铁脚所组成，戗尖由铁脚交叉处伸出，尖端低于戗尖的顶部。这些障碍物每隔约20英尺，用两根铁链和一根粗索一行行排列水中，当河水水位高的时候， 铁戗尖浅浅浮在水中，这对舰船底部可以起着破坏作用）的大铁链二根、大棕缆一根，当即被清军哨船截回。随后清军迅速将炸断的铁链"接系稳固，照旧横拦河 面"。

25日拂晓，英、法联军军船10余只，排列铁戗口门外，公然升起"红旗"，并有三只舰船，竟然驶入海口南岸炮台之下，直逼铁戗，破坏中国守军防线。这 时，僧格林沁"惟念两年抚局，一经开炮，则局势全变，仍复隐忍静伺，严阵以待，而蓄我军之怒"（《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45页）。他压 住心头怒火，终未发出反击命令，仍保持镇静。据外文史料记载：在这一段时间内，大沽炮台静悄悄的；它的炮眼都用席子盖得很好，远远望过去一个炮口都看不 见，城墙(指炮台土墙)上也看不到一个士兵。在这个时候中国人要打沉这些白花力气在木栅上的船只是轻而易举的。这说明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设防，其防御措 施相当严密和完备。

当日下午2时左右，英法联军"合船蜂拥直上，冲至第二炮台，直撞铁链"，将守军第一道障碍物防线突破，直向横锁海口的铁链逼近，并发炮轰击大沽口两岸 炮台。这时，僧格林沁忍无可忍，他抱定"上申国威，下抒民望"的决心，立即命令驻守大沽南北炮台的各营官兵开炮还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英法联军遭到惨 败。这次大沽口战役的具体经过，根据僧格林沁所呈的奏折称：

"二十五日辰刻，该夷火轮船十余只，排铁戗列口门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驶入火轮船三只，直逼铁戗。旁以数人凫水，用丝绳系铁戗前往，而引其端于该夷船尾， 另以一船轮回曳之，一二时之久，拉倒铁戗共十余架。其排列多船皆竖红旗，立意寻衅用武，骄悖情形，实难容恕……"

正在相持之际，"……该夷即开炮向我炮台轰击，我军郁怒多时，势难禁遏，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余船皆竖白旗，起定下驶，仍 复绕至破船后，向炮台轰击，直至日夕，未能稍休，又有小杉板船二十余只，满河游驶。其向后十余只，径行拢泊南炮台河岸，该夷步队一并上岸排列濠墙以外。当 即加派抬枪、鸟枪各队前往策应，连环轰击，该夷不敢径越濠沟，均向苇地藏伏，暗施鸟枪，似此凶悍，实堪发指!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国 威，下抒民望"（《僧格林沁、恒福奏洋船先行开炮我军回击折》，五月二十六日发，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45页）。

再：僧格林沁发出奏折称："查二十五日与夷接仗，共火轮十三只，我军轰击，有直沉水底者，有桅杆倾倒不能移动者，仅有火轮一只驶出拦江沙外，余皆受伤 不能撑驾。该夷炮势如雨，向我轰击，炮子之大，有重五六十斤者，火箭炸炮，络绎齐施，幸炮营围墙深厚，尚足抵御。而各炮台口门，适当夷船，与之相对还击， 满、汉各营兵弁阵亡三十二名"（《僧格林沁等又奏查明接仗情形请恤阵亡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48页）。

依上记载，在第二次大沽口的战役中，蒙古骑兵积极参加了战斗，他们以"战气百倍"的爱国精神，投入这场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当英法联军舰队驶进大沽海 口时，首先有屯扎在双港的扎赉特旗蒙古骑兵数百名，在该旗统领拉木棍布扎布的统率下，驰至大沽海口，"在草头沽一带，梭巡放卡，以备不虞"。5月25日， 双方交战后，蒙古骑兵统领拉木棍布扎布，在"夷炮如雨之际，亲督马队驰骋，扼防海岸"。当英、法联军攻上岸之后，扎赉特旗蒙古骑兵为"保全营垒，尤为出 力"（《僧格林沁等又奏扎赉特贝勒忠勇奋战请加恩鼓励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9，第1466页），同敌军进行英勇的战斗。原驻守在新城哲 里木盟、昭乌达盟的1000名蒙古骑兵，奉旨"驰回大沽"，两盟官兵归僧格林沁调遣。当英法联军上岸"直扑营垒"时，僧格林沁立即命令蒙古骑兵出击。据直 隶总督恒福奏报：哲、昭"两盟马队于枪炮如雨之中，往来驰突，连环枪炮，击毙极多"（《恒福奏两盟官兵出力开单请奖折》，同上书，第1476页）。由于 英、法联军"势众凶猛"，僧格林沁饬令两盟马队，"拨改步队数百名以护营垒"。于是，这支蒙古官兵排列南岸炮台濠沟以外，英勇"奋力堵截"敌军。当时，这 支数百名蒙古步队，"不避锋镝，洵为勇敢得力之军"，他们在同敌军的战斗中，"均能一往无前，异常奋勇"；最后，"击退夷众，力保营盘"。

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国侵略战争中的一次光辉战例。满、蒙、汉各族官兵，在僧格林沁指挥下，打沉敌舰5只，打伤6只，打死打伤英国 侵略军1578人，生擒2名（《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107页）；法军死伤14人。这次战役的胜利，是与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坚固设防及其正确指挥分不开 的。例如：英、法联军"向我炮台先行开炮，官军愤怒，列炮迎击"，当英、法联军上岸，"步队直逼南炮台濠沟"时，僧格林沁则立即调火器营"用抬枪、鸟枪连 环轰击"，使敌军"纷纷倒地"；当敌军千余人藏匿在芦苇丛中，"伏地抢进"时，他又命"我军以火弹筒御之，每火光一亮，瞥见该夷，即排施枪炮，对准敌人， 该夷术穷力尽，不敢恋战，向船逃窜"（《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47页）。这些战斗，都是在僧格林沁的"以恣该夷之骄，而蓄我之怒"军事 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他还以"上申国威，下抒民望"的信念，来激发广大爱国官兵的斗志。由于士气旺盛，郁怒多时，当"此次接仗一昼夜之久，各军奋力堵御，战 气百倍。"直隶总督恒福在战后上奏清廷说："僧格林沁自上年奉旨办理海防以来，昼夜辛勤，殚诚竭虑。今年正月又亲至海口驻扎。与士卒誓同甘苦，风雨无 间，劳瘁至今，其忠勇朴诚，实为奴才所不及。"可见，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蒙古骑兵与英法联军第三次大沽口之战

1859年6月，英、法联军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遭到失败后，继续对华扩大侵略战争。1860年7月初，英军约18000人，法军约7000人，由联军总 司令格兰特、孟班托率领始达上海。至7月中下旬，联军分别占领烟台、大连，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8月初，英法各种舰队船只173艘，陆续齐向天津大沽口 逼近。8月1日，英法联军陆战队约5000人，趁清军北塘(距大沽口3千米)守备空虚，顺利登陆，并占领北塘镇。僧格林沁在 大沽"炮台了望见有夷船三十余只，悬挂红旗，烟气冲空，乘潮驶至北塘河口，旋有夷人马匹登岸占踞村庄"之际，他立即"饬派马队遥为屯扎"，等待"结队前 进"时，"再为截剿"（《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448页）。8月3日(六月十七日)，北塘敌军一千余人，"人拉马驾车炮数位，直向塘沽营垒攻扑"，是 日，僧格林沁在炮台望，见到英法联军 "枪炮连环，络绎不绝"。于是，他立即命令清军都统德兴阿带同侍卫明安、卓明阿、托伦布、德成，参将常善保等官兵，"督带吉林、黑龙江、哲里木盟、昭乌达 盟、归化城马队官兵迎头抵御"（同上，第450页）。经几个小时战斗，即把刚出村十里以外的英、法侵略军截回。在这次战斗中，"我兵受伤三名，受伤马数 匹，马步夷匪均有伤毙。"这是英法联军占领北塘后与蒙古骑兵第一次交锋。

英法联军在进犯塘沽失败后，并不死心，于8月12日(六月二十六日)拂晓，由北塘出兵万余人，联军分为两路攻扑新河、军粮城；其主力带炮车数十辆，中 途又分左、右两翼扑向新河。驻新河的蒙古骑兵"不及二千名，仍分两路迎敌"，冒着敌军的炮火英勇奋战，"毙贼多名" (同上，第461～462页)。蒙古骑兵团在阻击敌军扑攻新河的战斗中，还采取了诱击敌人的打法，即将其右翼部队驱往新河东北的沼泽地带，尔后加以歼灭的 机动战术，英勇抗击英法侵略军（《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一册，第19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最后，由于联军因势变换了队形，派出700名陆战 队迎战，致使蒙古骑兵陷入重围，加之"连日大雨，遍地积水，仅有一线道路，马队不能抄击，虽毙贼多名，究系众寡不敌"，战不多久，伤亡近400人，所余蒙 古骑兵"退守唐沽"（《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462、456页）。

英法联军占领新河后，僧格林沁奉命加强塘沽防务。因塘沽与大沽相距仅一河之隔，是大沽口北岸炮台侧后的重要屏障。僧格林沁除在塘沽原有连同蒙古骑兵总 兵力约3000人以外，又调西凌阿马队"设法迎头截击"。并命塘沽副都统克兴阿、侍郎文祥"扼守壕墙，严加戒备，不准稍有松懈"。

8月14日(六月二十八日)凌晨，英法联军数千人，扑向塘沽，枪炮连环，相持两时之久。据僧格林沁奏报："二十八日之战，该夷炮车二百余辆，夷人五六 千名，实系众寡不敌，然亦毙贼无数。我兵每发一炮，该夷成行倒毙，余贼不顾尸身，仍向前进"（《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465～466页）。最后，由于联 军凫水由苇塘抄入，清军兵力不支，不得不退守后路，所有满洲军官兵和蒙古马队，则由塘沽退至北岸，坚守大沽口炮台。

英、法联军占领塘沽后，僧格林沁积极加强大沽南岸炮台的防务。他将蒙古马队分布"大沽濠外，临河扼守，以防偷渡，并由南岸营内抽拨大小炮位陈于河 岸"。而大沽口北岸炮台，则命蒙古族将领乐善（乐善，伊勒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原任云麾使，即銮舆卫属官，正四品，武职，后任陕甘参将。咸丰七年，擢河北 镇总兵。九年，调赴僧格林沁天津军营，奋力抗击英法侵略军，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立有大功，被提升为直隶提督）任总指挥。乐善身先士卒，愿以热血洒疆场的 爱国精神，誓死保卫大沽。正如《清史稿》卷494《忠义》记载："十年夏，(英法)舰队复集天津大沽口，提督乐善奉命驻兵大沽，至则以关防交僧格林沁，命 所部愿留者听，得千余人，誓死守。"

8月21日(七月初五日)凌晨，英法联军万余名步兵，集中全部火力突然向大沽北岸炮台猛烈轰击，"提督乐善督率官兵，奋力攻击"，一度把"夷人击退"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5，第2083页）。上午8时许，联军分为左右两翼，向石头缝炮台发起冲锋。乐善亲率守军用鸟枪、长矛、弓箭奋勇杀敌。 当时，守军"以难以描述的勇猛精神，寸土必争地进行防御"。战斗"自早晨五时至八时，炮火始终没有中断过，炮弹如雨"，但中国守军仍拼命作战。直到10时 半，北岸炮台已完全失陷，蒙古族爱国将领乐善同千余名官兵，壮烈殉国。

大沽口北岸炮台失守后，僧格林沁认为南岸炮台"万难守御"，他遵照咸丰帝的"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营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 北而南截剿，万不可身寄命于炮"（同上）的旨意，则命南岸炮台守军和蒙古马队尽撤天津。随后直隶总督恒福即在南岸炮台挂起免战白旗，把三座炮台拱手交给了 侵略军。第三次大沽口战役遂告失败。

第 三次大沽口战役虽然失败，然而， "鞑靼人，帝国(指清朝)的最好的军队还想抵抗并寸土不让地保卫领土"（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第2卷，第149页）；"在离开要塞三十五公里 的地方，可以看到某个鞑靼兵一个人忒操纵着这门大炮。这个勇敢的人把背贴在地上，钻到大炮下面去，就这样装好炮弹，然后再爬起来开炮"（保尔•瓦兰《征华 记》第133～134页，转引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83页）；"八月二十一日早晨开始炮击(指敌军炮击大沽北岸炮台)，鞑靼守军打得非常积极，非 常勇敢，甚至在法军深入炮台内部后，他们还继续进行抵抗"（拉沃勒《法国和中国》第347～348页，转引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85页）。还有这 样的记述："在炮台内找到了……成千具鞑靼人的尸体"（布隆代尔《1860年远征中国记》第103～106页，转引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80 页）。上述事迹说明，蒙古族官兵在这次战役中，依然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 行版）。　[附图：1860年8月，菲利斯•比图摄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地点正是英法联军设在大沽炮台北岸的总部。也就在这里，他们遭到了清军的殊死抵抗！]

阵亡将士缅怀录：惊天动地的八里桥之战

[“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保尔•瓦兰：《征华记》]

1860年8月21日，天津大沽失陷后，僧格林沁统 率蒙古马队七千、步兵万余名，从天津撤防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八里桥一带，准备与英、法联军进行"野战"。8月24日(七月初八日)，英、法联军占领天 津城。8月31日(七月十五日)，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到达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向英、法侵略者谈判乞和。9月7日(七月二十二日)，当谈判 破裂后，联军决计进犯北京。咸丰帝朱谕军机大臣和王大臣绵愉、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表示与英法"决战"，并提出了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 我所长，制彼所短"（《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0，第2233页）。同时，谕令"所有通州一带防剿事机"，统归僧格林沁、瑞麟"严密布置"，"厚集 兵力，以资攻剿"。次日再次下达朱谕："一面发报，一面知照僧格林沁督兵开仗"（同上，第2238页）。僧格林沁便在通州一带加紧部署防务。他表示"自当 奋力截击"（《僧格林沁瑞麟奏报洋人北来预筹迎剿办法折》），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军的进攻。

当时，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带的军事部署是：他把督师军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由他统率马、步兵17000人，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 通州至京师广渠门(今建国门)的大道，战略目的是保卫京师。其兵力的部署，防守通州有4000人，张家湾驻兵1000人；命副都统格绷额督带蒙古马队 3000人，驻守在张家湾的东面和南面，准备迎击来自北塘和天津的进犯之敌；又命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蒙古马队4000人防守八里桥；另有1000名察哈尔 蒙古马队由总管那马善统带，防守马驹桥东南之采育，以防敌军从马头西进，绕道进犯京师；署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4000人防守通州。总计：僧格林沁统率清 军约达近3万人，其中蒙古马队共近1万人。此外，还有副都统胜保率京营5000人驻守齐化门(即朝阳门)以东至定福庄一带，作为声援僧格林沁和护卫京师的 后备部队。僧格林沁为了加强通州一带的防务力量，除原调绥远、归化二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操演兵1000名外，"还派兵五百名，遴委得力将弁管带，配齐 军火器械，于七月十九日，兼程驰往通州，听候调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0，第2254页）。与此同时，僧格林沁奏谕又从卓索图、昭乌达、哲 里木三盟中每盟各续调1000至2000名蒙古骑兵（《清文宗实录》卷325，第8～9页），调往京师附近驻扎。

9月18日(八月初四日)，英、法联军先头部队自天津北犯，是日中午，自河西务逼近张家湾附近，并向张家湾的清军驻地发炮攻击。僧格林沁所部守军早已 严阵以待，并遵前旨："倘该夷一过张家湾寸步，即督兵迎击，痛加剿戮"。杀伤敌军众多，但如僧格林沁奏报说："至该夷于午刻马步各队进前扑犯，经我兵枪炮 齐施，毙贼无数。正分拨马队抄击，该夷火箭数百支齐发，马匹惊骇回奔，冲动步队，以致不能成列，纷纷后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 八里桥折》，咸丰十年八月初四日，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84页）。在清军失利的形势下，僧格林沁立即率部退"入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随后，英、 法联军一举占领了张家湾和通州城。

僧格林沁所部满、蒙马队和绿营兵退守八里桥后，他和瑞麟商定，全军分设南、东、西三路截击敌军。其中，将近1万名满、蒙马队军部署在八里桥一带防守。 八里桥东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在这里构筑了土垒和战壕，准备和敌军在此决一死战。当 时，僧格林沁在奏折中曾向朝廷立下誓言："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赶紧再振军心，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 拼"（《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咸丰十年八月初四日，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84页）。

9月21日(八月初七日)凌晨4时，清军由通州和张家湾、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上午七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僧格 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冲杀，他们用长矛、马刀和弓箭等落后武器，齐声呼喊杀敌。一部分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距敌人四五十米远的地方，短兵相接，英勇杀 敌，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随后，由于南路法军第二旅将大炮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清军遭到重大伤亡。但守军与法军第二旅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 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试图分割敌军的阵势。尔后，由于胜保所部败退，只是与西路敌军进行激战，因此，僧格林沁指挥蒙古马队 分割敌人阵势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他仍然"骑着马站在前面，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第2卷，第230～231页，见《第二 次鸦片战争》六，第293页）。

八里桥之战，从早上7时打到正午时刻，战斗十分激烈。其中，蒙古骑兵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敢，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多次冲向敌军阵营进行英勇的战斗。 史书中记载："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 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他们顶住了使他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最后，他们"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吉拉尔《法兰 西和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4页）。还有的史书记载说："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 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保尔•瓦兰《征华记》，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2页）。

僧格林沁作为清军的统帅、八里桥战役的总指挥，他以英勇顽强抵抗外国侵略者的精神，奋力指挥全军作战，最后在八里桥上决战的时刻，公然挺身而出，骑着 马站在桥中央，命令一名身材高大的蒙古旗手，高举"僧王大旗"挥师抗击敌军。根据一个英国随军翻译的记载：在八里桥激战时，"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 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指僧格林沁)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 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 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直到一枚"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 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德里松伯爵《翻译官手记》第283～284页，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4页）。如此可歌可泣的壮烈场面， 代表性地表现出了中国各族军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

八里桥之战，是关系到北京安危的关键性一战，这次战役虽遭失败，但以蒙古骑兵为先锋的中国军队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英雄业迹将是永不泯灭的（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