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叔如兄

赵介平

在我上太谷师范前，家里已有姑父和小叔从这里毕业。在我想着要独立写一篇关于小叔的文章时，“小叔如兄”四个字，跳进了我的脑海。他日小叔看到这段文字，当不会以为侄儿有失尊重。

小叔，就是我的五叔。我的父亲兄弟五人，小叔行五。

最早关于五叔的记忆，是他“哄”着我和耀平哥陪着他去挑水。那时我们家和我大伯家，都还和我的爷爷奶奶住在老院里，五叔还不大。耀平哥是我大伯家的大儿子，堂兄弟中排行第一，我排行第二。水井在村外，我们称那个供全村70多户人家吃水的地方，叫“井道里”。我们村在一道坡上，我们家的老院在村子中央，去井道里是一条平路。这条路不太长，可是有好几个拐弯儿。小叔不敢一个人去挑水，每次都要我和耀平哥陪着。不是因为陪多了才记住了，而是开始几次五叔都会给我们一点儿“诱饵”或奖赏——给一颗或几颗亮晶晶的豆豆玩，硬硬的，亮亮的，红的、绿的、紫的、黄的……后来我们知道，那是老奶奶或奶奶旧衣服上剪下来的扣子！当然，慢慢地，没什么诱饵和奖赏了，可是我们习惯了，反而一见五叔挑起水桶，哥俩自己就追着去了。再后来，爷爷专门给我们定制了小水桶。这样，五叔担着大水桶，我们担着小水桶，叔侄仨相跟着挑水，有说有笑，美滋滋的。挑上水往回走时，还会比比快慢，或看谁能不歇息地一口气挑回家。

我们叔侄仨一定会在一起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拜年。每年过完春节，我们都会相跟着去串亲戚拜年。我的三叔、四叔，都从小给了人，两个姑姑嫁到外村，这四家，拜年是首先要去的，还有就是爷爷奶奶的老亲了。五叔领着我们哥俩，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一家一家地去，一个头一个头地磕，然后，我和耀平哥吃饱喝足，拿到了压岁钱！不管住在哪个亲戚家，五叔都会照顾着我们睡觉、起床，吩咐我们把压岁钱收好。在亲戚家放炮仗玩，五叔并不像大人们那样不许甚至呵斥，总是照顾着我们，防止不小心伤着。最有意思的是来来去去走在路上时，直道上，要么并排着走，要么五叔走在后面，可到了急拐弯儿的地方，他总是要我们靠后，他一个人在前——那时他倒是不怕什么了……

五叔大了，五叔去当兵了。五叔当兵怎么走的，记不起来了。就记得五叔当兵走后，爷爷教我给五叔写信，在信纸的最最上方是先要写上诸如“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致敬”一类的口号的，然后再顶格起头：“五叔您好！”五叔在陕西当兵，爷爷奶奶去看过五叔，还从五叔那里带回了不多的毛主席像章和红五星帽徽给我们，很让我们激动了一段时间。我们家一直保存有爷爷奶奶探望五叔时的合影，老人满脸慈爱，五叔满脸稚气。

五叔复员后有机会上了太谷师范，毕业后有幸跟了县里组织部的王部长做秘书，经常跟着王部长开会、下乡，忙得很。应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吧，当时有一项工作叫“归口”，就是原来在学校学什么的，就从现在不对口的岗位调整，尽量做回本行，“归”回去。五叔师范毕业，国家又重新开始重视教育了，怎么能不当教师却去当干部呢？果然，五叔早早归口了，当教师了。其实也有不少拖了拖后来就一直没有归口的，五叔说他不行，他是党员，还在组织部门工作，理应带头贯彻党的政策。再后来，中学英语课程开起来了，而且越来越受重视，但师资又十分紧缺，五叔就参加了专任英语教师培训。由此，慢慢地，英语零基础的五叔就做了英语老师，就成长成为一名很好的英语老师——在县以上的一些考试中，五叔经常担任阅卷组组长，应该是他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一个有力的说明。我师范毕业留校当老师后，每遇到上职称参加考前英语集中培训，总会不由地想到五叔从零基础到优秀中学英语教师的不简单，心下也会暗暗给自己鼓劲儿呢。

我上太谷师范后，班主任段老师竟然是五叔师范的同班同学！那时，我知道了五叔在师范读书时，是中师17班的班长。因为五叔的缘故，段老师多方面培养我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样一种带着情感的培养，自然延续到我留校工作和段老师成了同事。段老师对我的关怀与教诲，直到今天。

五叔的婚事依稀记得很热闹。五叔排行最小，五叔结婚是爷爷奶奶给自己的儿女办的最后一桩婚事，何况五婶婚前是公社供销社的售货员——在当时的乡下，“站栏柜”的女子几乎是当地的明星级人物呢！五叔结婚前，我们家搬离了老院，腾出窑洞给五叔做婚房。后来，五叔一家很多年就一直住在那孔窑洞里。

爷爷在五叔的名字里，放进了一个“荣”字，应该寄托着老人家希望家族兴盛、门第生辉的美好愿望。五叔在他大儿子的名字里放进了一个“泽”字，小儿子的名字里放进了一个“恩”字，他跟我这个做侄儿的明确说过，要永远记住毛主席，永远记住周总理！五叔是党员，是复退军人，在组织部门当过干部，是人民教师，儿子起什么名字，透着他的本色。

那天和泽弟闲聊，说起我们一大家子。父辈们前多年都逐渐退休，耀平哥和我已接近退休年龄，兄弟姐妹们也陆陆续续进入退休年龄，泽弟说，我们可以考虑慢慢推进以前多次说过的一件事儿，开个全家上阵的私立学校。还真是！我的三个叔叔都是从教师岗位退休，姑父当过县的教育局领导，我们堂兄弟姐妹有十来个从太谷师范毕业，全家老小教过政史地、语数外、音体美不同的课程，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各个学段，还有幼儿园教师，真是很全呢。

五叔做什么最合适呢？不能就光教英语吧。

我说，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今天，私立学校也一定要建立党支部，五叔就是党支部书记的不二人选！

泽弟说：嗯，对！

看到这里，五叔应该特开心。

姑父刘新哉给我的一切我将永远铭记

王惠民

我的姑父刘新哉，祖籍榆次什贴，我记事起他们家就在北京居住、工作。我曾四次接触姑父，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

初见姑父是在我们家里，当时我有五六岁的样子。姑父回家探亲，是住在我大伯那边的，因为祖母和大伯一起过。有一天中午，我妈做了家乡风味黍米面油糕请姑父吃。我眼中的姑父身材清秀，面色白净，戴着一副圆形眼镜。不记得说过什么话，只觉得他是一位温和的老人。

我十一岁那年，小学快毕业了，也快放寒假了，在太原矿业学院上学的二表哥买了火车票，要接我祖母上北京。祖母年龄大了，不想出远门了。我妈就让我爹和表哥说说，把我带上。事情就这样定了。我跟着表哥到了榆次，又到了太原，然后终于到了北京。姑母对我这位不速之客显得不很热情，其实也很难怪，从来不在一起，肯定没有什么感情，可姑父对我很好，而且这种印象让我铭记一辈子。第二天，姑父就带着我到农科院北面的双榆树商店买东西。他买了柑子，又给我买秋衣秋裤。他选中了一件玫红的秋衣和一条淡雪青的秋裤，女售货员和他说：“昨天才到的，挺不错的。”售货员是在夸衣服呢，可姑父高兴地以为人家夸我呢，回到家里还和姑母说，“就是没说‘这个小青年’”。在北京的一个假期里，姑父领着我远远近近地逛。我喜欢看书，姑父领我到魏公村买了好几本书，又给我买巧克力。我一个农村穷孩子，是第一次吃到巧克力，即使是那天买的柑儿，我也觉着是橘子，后来姑父还给我买板栗煮着吃。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没尝过的美味。他老人家领我吃小笼包子，用那么长的时间排队，此前我不喜欢吃肉，可那一次包子里全是肉馅，我倒觉得我再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包子。姑父又领我游动物园，游故宫，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以及颐和园。动物园里，金鱼馆、鸣禽馆里的鱼鸟五彩缤纷，多姿多态，住在玻璃柜子里的各种各样的蛇，又粗又长的蟒，看着就瘮人，狒狒在假山上乱跑，狮虎山里的主人威武凶猛，圆滚滚的熊猫憨态可掬，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让我满意的是看熊猫时亲眼见到了竹子。你不知道，当时求知欲和想象力极强的我，如果对什么有了一知半解，就总想亲自见识见识。故宫里最印象深的是珍宝馆，那么多的钟表，大的小的，各式各样，应有尽有。姑父还告诉我哪里是皇帝住的地方，现在知道，那一定是乾清宫了。皇帝穿的衣服是“云龙袍”。颐和园里，姑父和我到昆明湖上滑冰。中山堂里，可能是在搞花展吧，姑父最喜欢水仙花。有一种木本花，长在花盆里，植株并不高，却结着鸡蛋一样的果实。可我看着那么多的奇花异草，还是天真地想，怎么没有我们那里的指甲花？姑父带我到“大明”眼镜店去检查眼睛，给我配眼镜。在天安门前找摄影师为我拍照。他老人家经常是走到哪里把我带到那里，到西苑医院、协和医院看病带着我，到老乡家访友带着我。在适当的时候他就教给我一些生活常识，比如走路要走右边，擦眼睛要用干净手绢，上厕所也可以说成解手。他还给我讲方言知识，比如在我们家乡一带，“水”有的发“su”的音，有的发“fu ”的音，还有的发“sua”的音，等等等等。他教我打算盘，教我口诀，“要打抓地虎，先安一二五，长宽来相除，三归变成亩”。那时候，农村卫生条件很差，我带了一身的虱子，晚上姑父就替我处理，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听着大表姐不客气的话，又听着姑父温婉的的声音，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姑母家一个柜子顶上放着一个糖盒，有时大家拿糖吃。有一次家里没人，我竟然打开糖盒想拿一块糖吃，可巧姑父进来了，我连忙缩回手，姑父不但没有给我不好看，还赶紧拿了糖给我。那样的情况下，我简直无地自容，再好的糖也吃不进去了。一个寒假很快过去了，表哥和我都要开学了，我要离开姑父家了。临走姑父给我准备了很多的东西，并且交代哪些是我们姐弟的，哪些是我的堂姐堂弟的。和姑父相处的短短一个寒假中，我感受到了姑父的关心，周到，呵护，宽容，感受到我的农村父亲所不能给我的东西，比如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求知欲望的启蒙。

回家以后，我经常给姑父姑母写信，每次都是姑父给我回信。一封封回信促使我一定把以后的信写好，这样我的写作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1979年高考前，姑父从北京给我邮寄复习资料，可惜放在教室丢失了。上师范时，我需要《现代汉语词典》，姑父给我买了寄过来，甚至连我们同学要的也买了寄过来。唉！现在想来，我给他老人家添了多少麻烦,

1987年暑假，我又去了北京，这次只和姑父坐了一上午，姑父说的最多的是自己的家乡，讲他工作过的学校。原来，姑父最初在榆次“凤鸣”书院和榆次女子学校教书，以后参加了革命，后来在中国农科院工作。关于这些我曾在《榆次教育誌》了解一些。看得出，老人对他的故乡充满了热爱，充满了思念。遗憾的是，老人家再也没有回来过。

又过了几年，我再次上北京，姑父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他躺在病床上，神志不清，他在慢慢的熬着属于他的最后的时光。又后来听到了老人家去世的消息，老人终于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道路。

啊！我的姑父，我尊敬的一位老人。虽然和您相处时间不多，但您给我的影响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您给我的一切我将永远铭记。

忆廉德彪：爽快地担当起了供我上学的担子

廉树炳

一九五七年，他们所在部队整体转湖北荒湖农场。在荒湖农场工作期间，历任荒湖农场医院院长职务。他那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两袖清风的工作作风常被同仁与职工们所称道。但终因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与战争年代留下的残疾后遗症病倒了。他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去影响医院的整体工作。在他四十岁那一年，他主动辞去了院长的职务离职修养了。

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间，他舍弃了江南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了故乡。也正是我考上平遥二中的时候，也许这就是我的福分。家里正愁供不起我上学时，我的叔叔回到了平遥。当他得知家里供不起我上学的时候，他很爽快地担当起了供我上学的担子。

记得首次见到叔叔时，是在梁赵村赶庙会的时候。梁赵是他的姑舅家，他是从城里上去看他姑舅姐姐巧遇赶会的。我与父亲是到我舅舅家赶会，巧遇到叔叔的。兄弟们许多年不见，自然有家长里短有说不完的话题。不过后来，我上学的问题成了他们话题的中心，这个中心无非是我考上了平遥二中供不起我上学的事情。

那时候能够考上正中，是件很光彩很金贵的事情。三十万人的大县，有多少高小毕业的学生啊！可是能在四所正中录取的每年仅仅五百个学生，那是沙里澄金几十个才能选上一个的。

可是很不幸的事情落在了我的身上，爹妈不会供我去上中学。不是爹妈不知道念书的好处，也不是他们对我寡情。而是母亲六三年一场大病后已经是债台高筑了，再要因为供我念书借钱兑钱那是十分为难的事情了。何况那个时候农村人都很穷，借钱比吃屎都难。

我小的时候很腼腆，大人们说话我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那时，叔叔就是拉家常也不失军人的品行，说话很干脆很果断。当我爹露出不供我上中学的口风后，叔叔毫不客气地责备我爹。他这样说：“知识是未来的希望，孩子既是国家的希望也是家庭的希望。再怎么困难你也不能那么糊涂，拿困难的理由去牺牲孩子的大好前程”。

我爹在叔叔的责备下很尴尬，就向我叔叔详细解释家庭的现状。那时，叔叔毫不犹豫地说：“你们供不起孩子上学我供，你让孩子下来就行了”。我爹还想解释什么，叔叔却很干脆地说：“没有那么多客气话，孩子的前程比啥都要紧”。

这是我爹想不到我更想不到的好事情，简直是天上降下救护神来了。我叔叔与我爹已经是四世以外的堂兄弟了，就是亲兄弟亲侄子遇这样的好事情也是很少的。后来我才真正懂得了叔叔宅心仁厚的渊源了，他那大爱大德仁慈无限的秉性是来自于党对他长期培养滋生心底的品德。以至于他的这种品德濡染于全家，我的婶婶也是一个十分慈祥善良的人。那时婶婶才二十八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他们的这种大爱不仅仅是体现在我身上，只要能够力所能及去辅助的贫困人群他们都会伸手去辅助。回来后叔叔兼职了北城办事处的党支部书记，领着一份额外的津贴补助。这份额外的津贴补助他一分都没有得过，而全救济了那些困难的居民了。那时候他家并不富裕，我婶婶因经济拮据曾向她哥哥开口借过钱。这笔四十元的借款，据我婶婶说直至他的哥哥去世都没有还上。

时过境迁过去五十多年了，北城的百姓仍然没有忘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位老书记。杨复兴先生每当谈起我叔叔当书记的时候，就会虔敬赞叹道：廉德彪老先生真是好心人，俺们那时候穷的不行受过了他的许多帮助。我与赵德成先生接触时谈到叔叔，他满口夸赞道：廉德彪老先生，他真是体贴老百姓的好干部。六十四五岁以上的北城人，不只居民，就是农民对我叔叔的善行也是不会忘记的。

我在为叔叔他老人家撰写碑文时有这么两句话“大爱大德仁慈无限，敬之仰止高风垂范”。我叔叔生前确实做到了“大爱大德仁慈无限”。他的高风垂范，是给后人留下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云水禅心：怀念我的姨父

五姨的卧室里至今还摆放着一对“扣箱”，对于九零后的人来说“扣箱”这两字是陌生的，说白了其实它就是可以放很多衣服的大木箱。仔细算算，这对扣箱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虽然它划痕斑斑，一点也不美观，五姨却还是很用心地把它摆在卧室，依然把衣服整整齐齐放进扣箱里。曾经的岁月在五姨的内心已然是根深蒂固，不管记忆多么陈旧，它的份量始终是不变的，最重要的它是曾经岁月的唯一见证……

我每次去五姨家，都会走进五姨的卧室，有意去看一看那对扣箱，它像极了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扣箱上摆放着一张全家福，那是五姨的女儿一家准备迁居广东时照的，五姨和姨父被儿孙满堂的欢乐簇拥着，好不幸福！时光匆匆，姨父离开我们已经十三年了，任由岁月的冲刷，往事恍若就在昨天。

姨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七零后的你们是真正‘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幸福一代，你们是幸运的。”他每次说起这话的时候，总会流露出无比羡慕的神情。是啊，我们又怎能够体会得到他们那个年代所吃的苦呢？只是当我从五姨和母亲的闲聊中，听到一些关于他们那段艰苦岁月，我的姥姥便是因为长期的忍饥挨饿、积劳成疾而去世的。

我的母亲在家里最小，姥姥去世那年，母亲才十三岁。五姨主动承担起了“长姐如母”的角色，姨父也经常主动从他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些钱补贴母亲上学的费用。舅舅结婚后，母亲就直接搬到五姨家住了。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姨父不仅从没有说过一句嫌弃的话，还在生活上对母亲百般关心，做的一点也不比五姨少。那份如兄如父的关爱，最是母亲无法忘怀的。不过多少年过去，每次忆起姨夫，母亲都是泪眼婆娑的，可见情谊之深。

后来，母亲结婚了，五姨和姨父这里便成了母亲的娘家，不管遇到什么难题，母亲都会第一时间回来，或是诉苦，或是遇到难以解决的事，寻求五姨和姨父拿主意。理智的姨父总能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尽心竭力地帮助母亲。

我家盖房子“合龙口”，是五姨和姨父骑自行车从介休城里到义棠为工人做饭，辛苦劳动一晚上，他们自己却没吃东西就又骑车返回到城里了。我努力在脑海中还原着当时的情景：那是一条坑坑洼洼的路途，远没有现在这么顺畅，周围一片漆黑，老两口就这样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回家……

当母亲查出心脏病需要做手术时，五姨和姨父毫不犹豫地将他们辛苦积攒地养老钱拿出来，还一边咨询医院找好大夫，一边说服母亲接受手术治疗。那样的温暖才是让母亲绝处逢生的动力！

我也会时不时地住在五姨家，姨父待我如亲闺女，做下什么好吃的，都会最先惦记着我。成长过程中，我曾一度陷入人生低谷期，如果不是五姨和姨父，我想我不会那么勇敢地直面挫折的，是他们帮助我学会坚强应对生活的黑暗。那段时日，姨父一有空就耐心地开导我，做我的思想工作，生怕我一直钻牛角尖，看不开，想不通，真实煞费苦心啊。

姨父的一生并不平坦。

从事教育工作的他，在文革开始后，便处在派系斗争的漩涡，总是东躲西藏的，以至于那一段经历成为他最不愿提及的痛。在五姨的记忆中，那些日子里，她终日胆颤心惊，恐惧着灾难随时会降临。当姨父真得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后，五姨不得不带着孩子惶恐不安地偷跑回娘家避难。再后来，姨父被调到樊王煤矿劳动改造，又被关押，挂牌游街，昼夜折磨，身心倍受摧残……在那十年之久的对立斗争中，在枪声不断的两派间的相互厮杀中，姨父目睹了许多惨案的发生，却丝毫动摇不了他始终如一的信仰。那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才能支撑他有坚持走下去的勇气啊！

1976年文革结束，高考制度和教学秩序的恢复，促使姨父被调回教育局主持全面工作。那是姨父最忙的时候，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选择校址，投资建校，纠正教育系统的冤假错案，先后为近二百名教师平反……为教育事业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工作多次被调动，倍受排挤。面对事业的不顺利，姨父没有怨天尤人，不管是在公社当秘书，还是在职中主持工作，他都抱着一丝不苟的态度，投入全部的心血。我听五姨讲过，姨父在负责管理校办型煤厂的时候，试产过程中，砖胚车煤烧窑脱钩，无法取出，姨父就亲自身披湿麻袋，进入几千度高温的窑内抢拉脱钩，险些被烧死。这样的举动让五姨后怕了好几天，同时也感动了他单位的一批职工。

姨父一向刚直不阿，坚持真理，从来不会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那一套，这样的性格自然让他处于尴尬的境地。姨父有领导风范，并写得一手好字，熟悉他的人都说姨父为人和蔼，德才兼备，满腹经纶，可是他再也没有找到真正属于他的“用武之地”。

长期地劳碌，姨父终于还是病了。幽默风趣、谈笑风生的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高血压、心绞痛、糖尿病，一茬接着一茬。在文革时期姨父被关押了将近一个月，还落下了腰椎损伤的病根，医生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疼痛难忍的情况下接受了手术治疗。面对这么多的病痛，姨父传递给我们的，依然是坚强乐观的笑容！我知道他那颗坚韧的心早已扎根在他的生命里。

原以为，姨父历经沧桑之后，一定能等到春暖花开；原以为，姨父历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之后，已是儿孙满堂的他一定可以安度晚年；可是，很不幸，可恶的脑梗又来了，姨夫被剥夺了语言表达的能力，半身瘫痪，失去了自理能力。不到两年的时间，姨父的生命在那一瞬间戛然而止，在亲人们的期待里渐行渐远……

我一直自顾自地以为，姨父的离开是他有意识的选择，因为他总是无时不刻地替他人着想，他不忍看到同样被多种疾病缠身的五姨整日守在他床前，他不忍连累为了生活忙碌奔波却还得抽出时间照顾他的孩子们……

姨父走了……

好想再吃一口姨父亲手做得香喷喷的饭菜；

好想再听姨父用他那浑厚磁性的声音来一段笑话；

好想姨父还能坐在沙发上跟我推心置腹地谈人生、聊未来……

在五姨写的回忆录《岁月如歌》中，五姨这样总结姨父的一生：一生坎坷、刚直不阿、永坚持真理。德高望重、碧血丹心、称一世英名！眼前依稀看到姨父高大的形象，笑容可掬的神情，我分明感觉到姨父依然健在，仿佛一直都在，在爱与被爱着的每个亲人们心里……

摄影：王纪平、范颖波

摄影：郝慧芹、杜学仁

(东篱书院)

蔺晨阳:我的四叔

四叔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如果他不是生活在闭塞的山村，如果他不是小学还没读完就辍学，说不定他现在是一个出色的摇滚歌手呢。

当然，生活中哪有如果？人的梦想也从来不是假设就可以实现的。四叔今年已经48岁了，他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和一圈浓密的络腮胡子，特别像重金属乐队的吉他手或散漫无序的行为艺术家。可他却只是一个连地都懒得种的无业农民。

当然四叔并不是特别的游手好闲。他偶尔会骑着一辆小三轮车去几公里外的小镇上找朋友开的豆腐店批发一大块一大块的豆腐，然后再骑回村里吆喝着“卖豆腐啦，卖豆腐啦”。豆腐两块钱一斤，一车豆腐大概有200斤重，他卖一车的利润大概在200块钱左右。如果他每天都能卖光，他一个月的纯利润都在6000块钱左右。但是四叔觉得卖豆腐与他独特的气质不相匹配，他每个月只卖10车豆腐，他觉得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也就是唱歌。

村里人实在理解不了：唱歌为什么对他这么重要？四叔的窑洞里拥有完整的卡拉OK唱歌设备，四叔唱得最拿手的歌是《爱拼才会赢》，虽然他夹杂着山西口音的闽南语实在不能让人抱以期待，但他唱歌时有自创的“台风”，首先他会把手深情地舒展开，然后眯起眼睛，仿佛追逐到一个别人看不到的梦境，四叔会在歌曲的节奏点甩臂膀和头发，他的头发实在太长了，有时候不小心甩到话筒上，话筒发出“砰砰砰”的破音。四叔唱歌时耍话筒的技术也是一流的。话筒在他手里就像一只轻盈而充满野性的麻雀一样，从左手到右手，从右手再飞回左手……那架势能吓死个人了。

四叔的演唱会没有观众，但四叔觉得没有一个观众的舞台，也很重要。他会用手机把自己的表演录制下来，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回放欣赏。他说不出哪里特别棒，但也找不出他得不到认可的原因。“来，你给我点意见吧？”一次，四叔给我看完他的演唱视频后，小心翼翼地问我。“挺好的啊。”我也小心翼翼地回答。其实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四叔的歌唱得挺好的。“你是大学生，有文化，见的世面也多。你觉得我和他们比怎么样，差多少？”四叔不甘心，又来问我。“呃…和谁比？你说的他们……是指谁们？”我问。“咱肯定比不了明星，就比你们大学唱歌最好的，你觉得能比得上吗？”四叔的声音越来越低。“肯定能啊。”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真的？”四叔特别认真地看着我。“四叔，我觉得你和我们学校唱歌最好的水平差不多。”我假装保守地给四叔的水平估算着。

四叔听了特别高兴，中午让我在他家吃饭。我以为他会给我做大餐，结果他首先蒸了几个馒头，又熬了一锅小米粥，拍了一条黄瓜，然后从他的三轮车里割出一小块豆腐，下锅拌着大葱叶子噼里啪啦地炒了起来。我坐在四叔家的炕上静静地看着他炒豆腐的样子，炉灶里扑起的火光映照着他倔强的脸庞和凌乱的长发。我突然感叹，他的命运真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啊！就在我们准备就餐时，四叔已经把最后那盘炒好的豆腐都端到了院里的小餐桌上了，爸爸开车来接我回家了。“吃了饭再走吧。”四叔挽留道。“不用了，我有急事要回。女儿,我们走吧!”爸爸很坚决地拽着我走了。我透过车窗，看四叔挥手的样子。这样的道别有点错愕。在车上，爸爸对我说：“你四叔做的饭能吃吗？你还在他家吃饭？！他什么事都做不成，你还敢吃他炒的菜？”我也觉得四叔给我做的饭太简单了，所以就没有反驳。

再次见到四叔是一个月后，县电视台要举办歌手大赛，先从社区推荐开始选拔。我看到这个信息后，就擅自给四叔报了名。今天就是社区的海选日，我把四叔喊到了城里。四叔穿了一件白色衬衣和一条黑色长裤，还穿了一双黑得发亮的皮鞋。他这样子特别像一个盛大音乐会的指挥家。当然这是夸他呢。可如果我不认识他，我倒会觉得这样的着装奇怪死了。四叔准备的曲目依然是《爱拼才会赢》。我有点担心他的闽南语发音，但我不敢多说，怕伤及四叔的自尊心。海选现场是一个特别简陋的室外小舞台，但来参赛的选手可比我想象之中的厉害多啦，他们有来自小学的音乐老师，有文化局的退休干部，还有学美声的美女大学生，而且人家这个美女大学生还边唱边跳。我当时真是懊恼极了，我低估了报名的选手层次。

轮到四叔上台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卖豆腐的农民。”“开唱吧。”评委倒一点也不好奇，也不客气，直接打断了四叔的介绍。前奏开始，四叔拿着话筒，手开始抖动，他的开场动作一般是耍话筒。我想这么酷的POSE总能给他挽回点颜面，他逐渐熟练地玩耍着话筒……可是那只像麻雀的话筒仿佛被弹弓打中，四叔突然没接住话筒，直接甩地上了。“啪”的一声，话筒发出沉重的破音。对面的评委面面相觑，坐在正中间的那个评委说：“请你下去吧！”四叔的演唱到此结束。

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内心特别沉重。我们走在幽静的巷子里，我像犯了天大的错误般低头走在四叔旁边。四叔突然问我：“我是不是给你丢脸啦？”“啊？”我有点不知所措，抬头望着四叔，脸都红了。四叔笑了，他甩甩已经及腰的长发，说：“都怪我，太紧张了。没事，下次还有这样的比赛的话，我再给你唱回去，行不行？”“嗯，好呀！”我轻松地回道。 爸爸开车送四叔回村里，我坐在副驾驶位子上，四叔坐在后排。“你要好好卖豆腐赚钱。你都48岁了，没钱没媳妇什么也没有，你说你老了该咋办？”爸爸埋怨着。四叔不说话。车窗外的暖风吹着他。他一直看着窗外的大山和河流。“你现在一个月卖几车豆腐？”爸爸还继续问，“一个月能挣多少？”四叔说：“还行吧，凑合着生活呢。”“又是凑合，你怎么总是凑合，你要是做什么事情能认真点、执着点，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就说今天这个唱歌比赛，你是不是又凑合了？”爸爸和刚才那位评委一样毫不客气地指责着。“他今天还没开始唱，就被评委打断了。”我辩解道。“哼，嫌你四叔仪表不体面吧？你说你留的这头发，还有胡子，你图什么呢？”爸爸不满道。

四叔半晌没有回应，车里陷入了尴尬的沉默，只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嗡嗡嗡……”

“一时失志毋免怨叹，一时落魄毋免胆寒，若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四叔突然在车里清唱起来，这着实把我和爸爸都吓了一跳，但仿佛又能理解他不可言表的欲望和抱负。四叔肯定也知道生活的艰辛，也知道自己现在很落魄呀！爸爸不再说什么，跟着四叔的节奏轻轻点着头。去了四叔家，他又挽留我和爸爸在他家吃晚餐。奇怪得很，爸爸居然答应了。四叔蒸了馒头，熬了小米粥，拍了一个黄瓜用蒜和芝麻酱调拌，然后从他的三轮车里割了一块豆腐和着大葱叶一起爆炒了起来。

天色已晚，灯光下的饭菜显得朦胧而美好起来。我喝了一口小米粥，准备动筷子。“对了！大哥，我给你烤个馒头吧！”四叔突然说。“呀！不用不用。”爸连忙阻止。“我突然想起来，你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烤馒头。”四叔拿起筷子扎进一只馒头里，站起来，走进厨房。爸爸也放下了身段，用筷子扎了一只馒头，两人在火炉上烘烤着馒头。“大哥，你觉得咱妈那时候是不是最偏爱你？”四叔问。“瞎说什么你！”爸爸有点不好意思了。“那时候本来就困难，你还要吵着吃馒头，蒸下的馒头你觉得不脆，非要把馒头皮烤得又焦又脆才吃。”四叔陷入了童年的回忆。“是吗？那时候你们也爱吃烤馒头啊。”爸爸辩解道。“我们都要沾你光啊，兄弟姐妹们咱妈就偏爱你，你说啥她都听，妈也真是的，那时候烤馒头的活全交给我做了，你们倒好，都等着我烤好后抢得吃光了，好几次都没我的份了。”“是吗？”爸爸露出了少见的笑容，得意地说，“那确实偏心。”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在院子的小餐桌上，品尝着四叔做的葱爆豆腐，酥软咸中带着微辛，很入味，就着馒头一起吃，可真是美味啊！

深切怀念云如叔

白瑞宏

生于1953年的云如叔，终年仅65岁，与我国人均寿命76.1岁相差甚远，可谓英年早逝。然阎王殿里无老小，也许命该如此吗？

记忆中，三寿爷爷（我们称“里头爷爷”）一家和我家同在一个院子里住着，只不过分里头院和前头院而已，打我记事起（七十年代初），白姓几大家子就合住在这个破破落落的大院子里，起码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况且我们还是白姓本家，最主要的是三寿爷爷一家人全都具有善良厚道真诚热心的品质，让我从中受益，终身难忘。

对云如叔有了印象时，他已经到阳泉四矿“走工”（即当工人），成为了工人阶级光荣的一分子，回来探亲时，身量中等的他，精瘦挺拔，头发梳得溜光，三接头皮鞋纤尘不染，穿着时髦的军绿上衣蓝裤子，和顺人称“干鞋净袜”，云如叔爱干净是出名的，看到我们小孩子们不讲卫生，就立即动手帮助，不是给洗头发就是剪指甲，从不嫌脏，至今还回味叔叔身上那淡淡幽香的香皂味。

云如叔少年生长发育时期正逢国家三年困难阶段，挨饿受饥导致营养严重缺乏，使得身体单薄，中气不足，动不动就受惊吓出现“癔症”，其实，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当时，农村人没文化，沿袭老辈人遗留下的野蛮做法，用鞭子使尽地抽打他，一会儿，痛哭流涕就恢复正常了。唯独有一次，没有用鞭子抽打。那是1976年腊月，三寿奶奶（云如叔母亲）病故，出殡的前一天半夜12点男孝子们要去放魂，等回到院子里后，云如叔突然跪在地上，众人连忙把他抬进屋内，一坐在西房的炕上，马上就盘腿端坐，略微驼着背，形态神色酷似刚去世的奶奶，更为奇怪的是开口说话的声音腔调竟然和奶奶一模一样，那时我刚十岁，一点也不害怕，反而感到很新奇，大约说了十几分钟后，起身要走，大家恭恭敬敬地把云如叔送到街门外，云如叔双膝一跪，过一会儿就正正常常了，农村把这叫“跟上鬼了”，直至现在，现代的高科技也解释不清楚。

七十年代初，中国广大的农村还是一片凋敝，农民过年时，生产小队给每户分上几斤猪肉，只有在这时候才能尝点荤腥，从阳泉走工回来的云如叔，教会母亲炒过油肉，第一次领略了香喷喷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记忆尤深的是，云如叔还神神秘秘地传授了一道奇菜，名曰“猴上杆”，这个充满诱惑和期待的菜品，着实让一年只能吃一顿白面饺子的山里娃激动了许久，等云如叔把菜端上来之后，真相大白，全家哄堂大笑，原来是土豆丝炒了一个鸡蛋，鸡蛋沫附着在土豆丝上，意为“猴上杆”，这盘菜足足让我们全家在贫寒的日子里以此为乐数年不忘。

在我看来云如叔身上有很多传奇色彩，比如八十年代中期，云如叔在坑下采煤不小心摔了一跤，站起来就突然不会说话了，多方医治，疗效甚微，只好回到温源村休养，云如叔性格急躁，尤其不能发声，更是火气十足，又是比划，又是写字，去过正规医院，找过神汉巫婆，大约过了一年多，突然就恢复了原声，真是令人费解。

云如叔性情耿直，好管闲事，八十年代初，村民还买不起黑白电视机，到了晚上，都挤在大房（温源村的小型礼堂）里看电视，邻村泊里的人也来观看，一些小青年故意起哄拥挤，云如叔就主动维持秩序，高声呵斥，好多次就直接到密密麻麻的人头上打滚，才能把秩序维持好，那个场面颇似武打片的英雄主角出场，令人荡气回肠。

1982年，我考入平定师范后，星期天去四矿，云如叔总是热情地领上我吃一顿好饭，临走的时候给我带上好几个香甜的油丝饼，拉着我的手，说“小孩，礼拜下再来”，温暖贴心的声音至今回荡在耳边，滴水恩情，永生难忘。

2004年前后，云如叔遭遇了人生之坎坷，为了村里煤矿之事，他急公好义，为民呐喊，不想老板打通关节，对领头的人进行处理，云如叔受此刺激，从此身体每况愈下，本身就有高血压，身体隐患就此埋下了。

我家无论是娶媳妇还是盖新房，都有云如叔全力帮助的身影，要么借给钱物，要么舍身出力，出主意想办法，更是家常便饭，可谓亲如一家人。

所幸的是，善有善报，好有好应，云如叔的两个儿子都很争气，大儿子接班有了稳定的工作，二儿子大学毕业有了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都在阳泉定居，有单元楼有汽车，步入了典型的小康生活。

云如叔在40岁之后，因为高血压，身体每况愈下，时不时住院治疗，但无大碍，直到60岁时，发现肺部有疾，儿子和媳妇都很孝顺，花费巨额资金每周每月到太原买药或引他做全方位检查，一直持续了两年多，实属不易，但是疗效不错，起码没有恶化。在2016年底，云如叔因为严重脑梗把指挥吞咽的神经压迫了，于是吞咽功能渐渐消失，肚里饿却咽不下，只能吃软和饭，不幸的是，今年正月里，婶婶喂他吃药时，一颗药突然卡在喉咙了，引起窒息，到医院抢救后，因窒息时间过长，导致脑细胞死亡，使得全身瘫痪，处于半昏迷状态，清醒时间不多，只能用鼻饲喂食或针管注入，婶婶和儿子们床前伺候，日夜不息，尽心尽力。

上苍不仁，视万物为刍狗。云如叔在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壮年人生之际，撒手人寰，实在让亲人摧彻脏腑肝胆俱碎。

人生无常，命运莫测，自2013年以来，我白氏家族不断有亲人辞世，大嫂、彦如叔、星如叔、母亲、海珍叔，如今这一行名单又添上了云如叔，看着这些熟悉的亲人，如今已阴阳两隔，怎不令人万分哀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