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本自由民权运动

Posted 2022-06-22 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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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自由民权运动

日本自由民权运动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爆发了一场以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减轻地税、改订不平等条约和确立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史称“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是继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

运动的历史背景

1868年倒幕维新后，日本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①，一方面打击了封建生产关系，扶植和保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封建因素，束缚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更不彻底。从新政府的构成上看，1871年前，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部分公卿贵族和上层藩士。即使到了1871年后，也没有直接来自资产阶级的代表。1868年，政府的施政纲领《政体书》，虽然宣布要实行“三权分立”，但实际上并未付诸实施。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手里。而且，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4藩(尤其是前2藩)出身的下级武士把持了新政府绝大多数要职，实行“藩阀专权”。所谓“藩阀”，就是按原藩籍出身结成派系，排斥异己，独揽国家大权的新官僚。在明治六、七年(1873、1874年)，敕任官(天皇直接任命的高官)有67名，其中萨摩18名，长州12名，土佐、肥前各7名，4藩合计44名，占总数66%。奏任官(奏请天皇批准任命的官吏)共有3，126名，其中萨摩占247名，长州占345名，土佐占112名，肥前占96名，4藩合计800名，占总数1/4以上。全国有270个藩，这4个藩就占了如此大的比例。藩阀专权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

首先是一般士族对藩阀专权心怀不满。明治维新后，下级武士占据了新政府和地方行政的大部分官职。据统计，1871年中央各省和开拓使的官吏中，士族占87%，1880年中央和地方官吏中，士族占74%。但从绝对数字看，交上官运的士族约千人，仅占士族总数的1%，绝大多数士族被排除在仕途以外。而萨、长、土、肥4藩出身的下级武士把持了明治政府的要职，也激起其他藩下级武士的嫉妒和不满。革除武士种种特权的资产阶级改革，尤其是废除武士俸禄，对于不当权的下级武士来说，更是火上浇油。其结果，武士成为单纯的公债券持有者，武士阶层迅速分化，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彻底解体。除少数手中拥有巨额公债券的上层武士转化为大资本家、大地主外，绝大部分中下层武士穷困破产，涌入社会，成为自由职业者和无产者。破产士族对明治新政府怨愤、不满，进而爆发反政府的运动，成为明治初期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之一。

1873年明治政府因“征韩”论争分裂后，下野的士族分别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一股势力接连发动反政府叛乱，从恢复旧日士族特权的立场出发反对明治政府①;而以板垣退助为首的一批人则发动自由民权运动，从主张“士族民权”的立场来反对藩阀专制政府。

新兴地主资产阶级也对专制政权心怀不满。虽然他们是明治维新的主要获利者之一，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发言权。这里所说的新兴地主资产阶级，是指地主、资本家、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豪农豪商，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化的中、小地主兼工商业者。他们代表着日本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明治初期的资产阶级改革，使他们的经济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但地税改革是以“不减少原来岁入为目标”的，改革后的地税在土地占有者的收入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一般约占收获量的32%，这对他们发展资本主义是有阻碍的。尤其是政府采取扶植“政商”(受政府保护和支持的特权资本家)的做法，依靠地税作为殖产兴业的资金，兴办模范国营工厂，1880年以后又以廉价处理方式将此转让给三井、三菱、鸿池、住友等政商，阻碍了豪农豪商层自身的资本积累，压制和排斥了他们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这就必然要发生矛盾和对抗。再加上明治政府中没有豪农豪商的代表直接参加，这与他们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是不相适应的。于是，他们想通过自由民权运动，开设国会请愿，寻求政治解决的办法来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并争得政治上的发言权。

农民阶级对专制政府更是不满。明治政府推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取消了封建等级身份制和人身依附，发展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以农民为主的劳动群众事实上也是受惠的。但是，农民群众通过明治维新得到的好处，与新兴地主资产阶级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地税改革后占农村人口1/3的广大无地佃农，既没有从改革中得到土地，原先的高额地租(约占收获量的68%)也丝毫没有减轻。此外，强令农民义务服兵役的《征兵令》等，也成了加在农民头上的沉重负担。农民发现其被欺骗和愚弄而充满愤怒情绪。

城市贫民也和农民情况相同。明治初期通货膨胀，米价腾贵。如果把1868年的米价指数定为100，1874年上涨到122，1879年为132，1880年为176。加上政府增税，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明治政府实行专制，压制民主，同样也侵犯了城市贫民的权利，因而对明治政府极端不满。

上述四种力量，尽管阶级成分和切身阶级利益各不相同，但反对藩阀官僚专制，要求自由民主的政治权利这一点却是共同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文明，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一起涌入日本，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生准备了思想上的条件。据不完全统计，从明治元年(1868年)至明治十五年(1882年)仅有关西方国家政治、社会、思想、制度方面的译著就达一百数十种之多。其中，斯麦尔斯著、中村正直译的《西国立志篇》，米勒著、中村正直译的《自由之理》，斯宾塞著、铃木义宗译的《代议政体论》，卢梭著、中江兆民译《民约译解》等著作，在日本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大反响。与此同时，创办了大批报刊杂志，促进了自由民主思想的迅速传播。到1882年，日本累计创办报纸445种，杂志470种。这对于传播西方先进文明和对人民群众进行启蒙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通过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和新闻、报刊的宣传，西方的自由、民主、天赋人权等思想传到日本，给正处于变革中的日本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很多人因读洋书而接受了自由民权的理论，如福岛县的民权派代表人物河野广中就是读了《自由之理》而信仰自由民权的。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道：“及至读此书，以前为汉学国学家所培养，动辄高唱攘夷的旧思想，一朝起了大革命。除忠孝道位外，旧有思想如树叶微尘一样被打得粉碎。同时懂得了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之可贵。又觉悟到必须广从民意，实行政治，感铭深刻，胸中深深刻下自由民权之信条。可以说这时期是我一生中至关重大的转机。”

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生，除了国内因素外，对外还有个改订不平等条约问题。明治维新虽使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的险恶处境，但危机并未消除。明治政府对幕府与西方列强11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采取承认既成事实的方针，明治初年又与4国新订了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依然象沉重的枷锁套在日本人民的脖子上。改订不平等条约，争取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已成为明治维新后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

运动的兴起

1874年1月17日，因在征韩问题上争论而失败下野的前政府参议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前东京府知事由利公正，前大藏大丞冈本健三郎以及刚从英国学习回国的小室信夫、古泽滋等8人，联名向左院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揭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序幕。建议书基于天赋人权论的观点，猛烈攻击明治政府实行“有司专制”，指责它“政令百端，朝出暮改”，“壅塞言路”，如不改变，“恐致国家土崩之势”。作为“赈救之道”，唯在“申张天下公议”，“设立民选议院”。尽管建议书的主张并没有超越政府内部反对派的立场，反映了被排除在明治政权以外的士族和地主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民选议院这条渠道，进入仕宦之途的参政要求，因此有人称之为“上层民权说”。但是，建议书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设立民选议院的要求和主张，批判的矛头指向专制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

板垣等人的建议书在《日新真事志》上全文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舆论界围绕建议书的主张，分成两派展开了激烈论争。当时在政府内任职的学者加藤弘之，代表政府观点，反对板垣等人的建议书，认为设立民选议院为时尚早。后来成为自由党左派的大井宪太郎则化名“马城台次郎”，连续撰文批驳加藤。他主张普选，设立代表全体国民意志的国会，大井的观点代表了“下层民权说”。这次论战，史称“民选议院论争”。

板垣退助到全国各地宣传自由民权

明治政府拒绝采纳板垣等人的建议。于是板垣携同旧部下片冈健吉等人回到故里高知县，于1874年4月创立了第一个地方性的民权组织“立志社”。以此为开端，各地民权团体纷纷创建，小室信夫在德岛县组织“自助社”，河野广中在福岛县成立“石阳社”等。1875年2月，以立志社为中心，西日本各地的民权派及其组织联合组成了“爱国社”，这是以全国民权派的大联合为目标的民权团体。但是，由于“大阪会议”①后板垣退助复任政府参议，爱国社名存实亡。从1875到1876年《评论新闻》、《草莽杂志》、《近事评论》等民权派控制的刊物先后创刊，积极宣传和普及自由民权的思想。这一时期的民权派几乎都是士族(主要是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积极倡导自由民权，但往往夹杂着武士的怀旧意识，具有浓厚的“士族民权”色彩。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时，有不少加入爱国社的成员参加西乡隆盛领导的武士叛乱，这一事实突出地反映了早期民权运动的弱点。

西乡叛乱前后，全国各地频繁发生反对地税改革的农民起义，从1876到1878年共达35次之多。其中三重、爱知、歧阜、滋贺、和歌山等县的农民起义规模尤为浩大，起义人数不下6、7万。明治政府不得不于1877年11月宣布降低地税税率，将地税率从地价的3%减至2.5%。农民群众称之为“竹枪扎出来的二点五”。自由民权派从农民起义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从而使自由民权运动出现了转机。

1877年6月，西乡军叛乱败局已定，立志社意识到武力反抗新政府之路不通，乃决定以言论遣责政府，派出片冈健吉为代表，赴京都行宫向政府递交要求立即开设国会的建议书。建议书指出专制统治的8大罪状，将“不取公议、实行专制”列为8条之首，加以猛烈抨击。立志社建议书，第一次系统提出了自由民权运动的三大要求——开设国会、减轻地税、改订不平等条约，从而使自由民权运动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因此有的学者将立志社建议书作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正式开端。1878年9月，在板垣的倡议下，各地民权组织的代表聚会于大阪，召开了重建爱国社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自由民权运动作为具有全国性组织的政治运动，从重建爱国社开始。

开设国会请愿

1879年7月，千叶县一位名叫樱井静的村会议员向全国府县会议员和民权志士提出《恳请开设国会议案》，呼吁全国府县议会议员联合起来，在东京召开大会，议决设立国会的方法，以此来推动政府。这是开设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声。

11月，爱国社第三次大会在大阪召开。会上通过了关于“开设国会请愿”的决议，并决定由加入爱国社的各组织代表分赴全国各地，征集开设国会请愿的群众签名。翌年3月，来自2府22县的114名代表，带着8万7千余人的签名，出席了爱国社第四次大会。大会决定将爱国社改名为“国会期成同盟”。4月，根据同盟决议，片冈健吉、河野广中向政府递交了《开设国会请愿书》。《请愿书》列举9条理由要求开设国会。这9条理由是：1.人权是天赋的，要求参政权利是天下之通义。2.要求以法制政治代替专制政治。3.要实现《五条誓约》①，只有改革专制政体，确立立宪政体。4.确立立宪政体，是顺应天下形势、保卫国家的唯一出路。5.要实现明治八年(1875年)颁布的《逐渐建立立宪政体之诏书》就必须开设国会。6.与天下人共议税金，不可不立国会。7.要使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也须开设国会。8.要使人民都具有爱国心，关心国家命运，只有开设国会。9.对外伸张国权，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必须先开设国会。

国会期成同盟的请愿书，太政官未予受理。于是片冈、河野转呈元老院，仍被拒之门外。在此以前，冈山县两备作三国(旧幕府时的藩国)人民曾于1879年12月单独向元老院递呈开设国会请愿书;福冈县“共爱会”为得开设国会请愿先驱之名，捷足先登，抢在国会期成同盟之前要求元老院实行开设国会和修改条约的请愿，亦均遭拒绝。但是国会期成同盟的请愿书传之四方，天下翕然响应，无不为开设国会请愿奔走呼号。关东原野，东海之滨，九州之地，到处回响着自由民权的口号和开设国会的呼声，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席卷全国。截至1880年底，向政府或元老院递交的开设国会请愿书、建议书共达70件之多，各地请愿人数达24万6千余人。从这个时期起，自由民权运动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开设国会请愿运动，由三股潮流汇合而成： 1.以立志社为代表、士族民权派为中心的加入爱国社的民权组织，一般称之为“爱国社潮流”;2.以府县议会议员为中心的豪农豪商民权团体，它们与爱国社并无组织上的联系，被称为“在村潮流”;3.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以东京“嘤呜社”为代表的民权组织。以豪农豪商为中心的民权组织占全国民权组织总数的绝大多数，豪农豪商民权派人多势众，构成国会请愿运动的主流。他们的加入，把自由民权运动推向了高潮。

1880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国会期成同盟第二次大会，通过了《国会期成同盟合议书》，规定同盟各组织下次大会时都带上宪法草案与会。这样，制定和发表宪法草案，成为自由党成立前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自由民权派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宪法，博采其长，结合本国国情，自主地制定宪法草案。1881年前后，民间草拟的宪法草案，至今已经发现有40多种，其中民权派制定的宪法草案有20余种。“民定宪法”是同明治专制政府搞的“钦定宪法”针锋相对的，它是自由民权运动的一大创举。

日益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使明治专制政府受到了巨大压力，也激化了政府内部的对立。围绕开设国会、颁布宪法问题，明治政府发生分裂。伊藤博文等多数派持“渐进论”，认为“国会尚不可马上开设”，当今之际，“应依渐进之道，以制时变，徐图变革”。大隈重信持不同意见，他主张1881年制定宪法，1881年底或1882年初公布宪法，1882年底选举议员，1883年初召开国会，建议成立政党内阁。由于大隈和伊藤的倾轧，加上又发生了北海道开拓使官有财产处理事件①，终于酿成著名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伊藤借天皇名义采取了以下3项措施：1.停止处理北海道开拓使官有财产。2.将大隈及大隈一派驱逐出政府。3.颁布《开设国会诏书》(1881年10月12日)，宣布将在1890年开设国会，以缓和社会舆论的不满;诏书还威胁说，如果仍有“操之过急，煽动事变，有害国家安全者，当依国法处置”。颁布开设国会诏书既是对自由民权运动的让步，也是政府方面笼络人心、分化民权运动的阴谋。一部分民权派满足于政府作出的开设国会的许诺，不再继续进行反政府的斗争。因而，使反对专制政治、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统一战线没有形成，大大削弱了向专制政权斗争的力量。

在这一时期，民权派还明确提出了改订不平等条约问题，将伸张民权和扩张国权结合起来。国会期成同盟请愿书力陈开设国会的9条理由中，改订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完全独立自主是其中之一。1879年以“冈山县两备作三国有志人民”名义发表的檄文《告同胞兄弟书》，怒斥外国人凭借不平等条约，在日本国土上横行霸道，视日本人民“如雀鸦，如孩童，如卑屈之奴隶”，要求立即开设国会“集众智，合众力”，伸张民权，扩张国权。《告同胞兄弟书》最后写道：“呜呼!仰望芙蓉峰之高，俯瞰琵琶湖之深，美丽山川风光，可爱富饶邦土，岂不美哉!岂不爱哉!起来吧，爱国精神!奋起吧，独立气象!如此邦土山川岂能坐让他人!”充分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民族情绪和爱国之心，在日本人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伸张民权和扩张国权相结合，成为这一阶段民权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成立政党

明治政府关于开设国会的公开许诺，并没有平息自由民权派的不满，民权运动继续发展。在开设国会诏书发布后的第5天，即1881年10月17日，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板垣退助为总理的自由党在东京正式成立，78名代表出席大会，议定了自由党宣言、盟约和规则。自由党宣布，为开设国会、减轻地税、改订不平等条约、地方自治、争取自由民主权利而奋斗，并将“扩充自由，保全权利，增进幸福，谋求社会改良”和“确立善美之立宪政体”写入盟约。自由党的宣言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收回治外法权和海关税权这两个不平等条约的核心问题，将收复国权置于伸张民权和实现国家强盛的基础之上，采取了比较明智和正确的立场，而且“伸张国权，以取得与外国的对等地位”的主张，并不包括对亚洲弱小民族的侵略内容，这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自由党是在群众性的开设国会请愿运动的高潮中诞生的，它的成立可以说是自由民权运动发展的高峰。但围绕党的干部人事问题引起的分裂，又是标志民权运动走向衰败的起点。在自由党成立大会上，立志社一派掌握了党的领导权，表示不满的九州小组率先全体退出，以示抗议。这个小组后来与九州民权组织合并，1882年3月12日另立“九州改进党”(自由党系)。接着，沼间守一率领的嘤呜社步九州小组后尘。嘤呜社后来成为“立宪改进党”的骨干力量。爱知“交亲社”代表向自由党递交绝交书而归乡。河野广中率领的东北有志会系统的民权组织也辞退了在自由党中所任职务。河野说，自由党已成了沽名钓誉的政治家争夺领导权的组织。

1881年11月，草间时福、古泽滋等人在大阪创立“立宪政党”，由中岛信行任总理。立宪政党被视为自由党的别动队。

在自由党的影响下，1882年3月14日，大隈重信为首的一批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丢官下野的原政府官僚，与沼间守一率领的嘤呜社、矢野文雄的东洋议政会、小野梓的鸥渡会合流，创立“立宪改进党”。改进党主张“维护皇室尊荣、保全人民幸福”，“以改良内政为主兼及扩张国权”，“避免中央干涉政略，建立地方自治基础”，“随社会进步，扩大选举权”，对外国“薄政略交涉，厚通商关系”，“货币制度持硬币主义”。

改进党和自由党都是倡导自由民权的资产阶级政党。一般说来，自由党观点比较激进，改进党比较温和。在自由党中，农村中小地主资产阶级成分居多，而改进党则更多地反映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改进党成立后的第四天，即3月18日，《东京日日新闻》的福地源一郎、《明治日报》的丸山作乐、《东洋新报》的水野寅次郎等发起成立“立宪帝政党”，并将“宪法出自圣天子亲裁”，国家主权“由圣天子独自总揽”，“国会议院设两局”等主张写入党纲，其宗旨与天皇制专制政府的主张如出一辙，背后有伊藤、井上馨等政府要员的支持。

1882年，以自由党和改进党为一方，以帝政党为另一方，双方展开激烈论战，在这场“宪法与主权论战”中，自由民权运动方面坚持主权在民和开设国会、国民参加制宪的原则，痛斥帝政党拼命维护专制政治的荒谬主张，使确立资产阶级立宪政体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

自由党成立后，其地方组织——福岛县自由党领导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斗争，日本史学界称之为“福岛事件”。这次斗争主要针对三岛通庸县令的专制统治。1882年5、6月，福岛地方和邻近的会津地方的自由党员及豪农豪商代表，开始领导人民开展诉讼斗争。11月，斗争趋于激化，政府实行镇压，有的领导人被捕。抗议逮捕的数千农民拥到警察署质问警方，警察拔刀驱散群众，砍杀数人，并大肆搜捕自由党员和参加诉讼斗争的活动家，被捕者达2千人之多。河野等自由党骨干分子58人被以“国事犯”论处。福岛事件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它开了自由党员和农民斗争相结合的先例，在自由民权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882年6月，明治政府修改《集会条例》，严格控制和限制结社、集会，使全国的政治运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改进党都无法对下属地方组织实施有效的领导，一些地方组织相继宣布解散。在加紧镇压的同时，政府于1882年11月安排三井财团提供资金，策动自由党领导人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出国旅游，拉拢和收买自由党上层，并挑动民权运动内部互相攻汗。专制政府的软硬兼施很快奏效：自由党内马场辰猪等人因反对板垣出洋愤而脱党;自由、改进两党也互相揭丑，内讧不巳。改进党抓住板垣出国旅游一事，大肆攻击自由党，影射板垣为政府收买，“廉洁之士未必以廉洁告终”;自由党则反唇相讥，掀起一场扑灭“伪党”、击退“海上妖怪”(指改进党为日本“海运之王”的三菱财阀的代理人)的运动。自由党和改进党互相反目，造成自由民权运动的分裂，使专制政府坐守渔翁之利。

运动的激化和衰败

为制定“钦定宪法”作准备，明治政府于1882年3月派遣伊藤博文等人赴欧洲考察欧美国家的宪法，同时着手整顿财政，加速资本原始积累。大藏卿松方正义推行所谓“松方财政”，整理不兑换纸币，实行通货紧缩，导致大米等农产品价格暴跌。中等米每石价格从1881年的9元9分(日币)跌为1884年的4元7角1分。秩父地方的蚕茧价格从1882年的每斤1元4角跌至1884年的8角。由于地税额固定，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的实际负担大为加重，大大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据统计，从1883到1884年，因拖欠租税而被没收土地、财产者达11万余人。大批破产的农民沦为佃农。另据当时农商务省的外籍专家麦艾德估计，1884至1886年，交纳地税10元以上具有府县议会议员被选举资格者(地主阶层)，减少了1/14;交纳地税5元以上10元以下具有选举府县议会议员资格者(富农阶层)，减少了1/7;交纳地税5元以下者(自耕农阶层)，大约有1/4到1/3丧失土地，沦为佃农。松方财政把农民推向贫困的深渊。农民暴动频频发生，1884年一年就发生了167起。从1883到1884年，关东、东海各地贫苦农民结成“借金党”、“困民党”，进行反对高利贷的抗议斗争。在困民党的运动中有当地自由党员参加，一些困民党成员也加入自由党。贫苦农民的参加，使自由民权运动趋向激化。自由党的部分基层党员开始走上与农民斗争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接二连三地试图发动武装起义，以武力反抗明治专制政府。板垣退助等自由党领导人被基层党员的过激行动吓坏了，担心受到牵连而被政府追究责任，于1884年10月建党3周年之际在大阪召开大会，宣布解散自由党。出席大会的100多名代表无一反对，只有在新潟地方进行活动而被警方逮捕的星亨拍来一封反对解散的电报。自由党的解散，标志着自由民权运动势头已去，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改进党也想效法自由党实行解散，只是由于多数党员的反对而未果。但党首大隈、河野敏谦脱党，群龙无首，无法开展活动，改进党名存实亡。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日本资产阶级的妥协、软弱和不彻底性暴露无遗。

在自由党解散前后，相继发生了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秩父事件、大阪事件、名古屋事件、饭田事件、静冈事件等一系列自由党下层党员领导和发动的行使武力事件。日本学术界统称为“激化事件”。在这些“激化事件”中，中农、贫农是主体力量。1884年5月，汤浅理兵等自由党员率领的群马县农民聚集在妙义山麓的阵场原，捣毁了冈部为作的生产公司(高利贷公司)，还计划占领松井田警察署和袭击高崎兵营。起义后4天，粮食用尽，群众离散，领导人被捕。42人被以强盗、放火、杀人、啸聚凶徒的罪名判处重刑。是为“群马事件”。想为福岛事件报仇的河野广躰(河野广中的侄子)等人，以自己制造的炸弹为武器，计划乘枥木县厅落成典礼之机，暗杀兼任枥木县令的三岛通庸。但由于警察追查甚严，不得不提前行动。1884年9月，河野广躰、鲤沼九八郎等16人在茨城县的加坡山举起义旗，发布了“颠覆自由公敌的专制政府，建立完全自由的立宪政府”的《革命举兵檄文》。起义者在为袭击县厅而下山时，受到警察的围歼而解散逃跑，不久相继被捕，7人被判处死刑，7人无期徒刑，是为加波山事件。政府还在加波山事件后，大肆搜捕关东各地的自由党员，被捕者达300人。当时自由党的主力在关东，因此受到严重打击。

自由党解散3天后发生的秩父事件，是一次组织得较好、规模较大，与农民斗争相结合的起义。起义的主体是埼玉县的负债农民组织困民党，当地的自由党员参加了领导。当困民党同放高利贷者的交涉受到警察、郡公所、法院的取缔和干涉而无法进行时，便决定掀起暴动。11月1日，起义农民集聚在秩父的椋神社，被编成两个大队，自由党员田代荣助和加藤织平任总理和副总理。他们按预定计划，捣毁高利贷主和地主富豪的住宅，焚毁借据，并占领了警察署和地方法院，设立了革命本部，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万多人。一时间，整个秩父郡都成了农民起义的天下。起义领导人表明这次起义是以颠覆政府和立即开设国会为目的的“革命之乱”，显示了这次起义与其他困民党起义不同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性质。起义军原想和群马、长野等县的困民党联合起来，但未能实现。由于明治专制政府出动大批警察、宪兵和镇台兵(正规军)实行血腥镇压，起义军寡不敌众，战斗持续12天后终于失败。被捕者仅埼玉县内就有3，600多人，田代荣助等7名领导人被判处死刑，重罪296人，轻罪448人，罚款2，642人。

此后，下层自由党员的起义计划接二连三地遭到警察的检举，没有搞起来就遭到镇压。1884年12月，爱知县自由党员村松爱藏等人与长野县饭田地方的自由党员(爱国正理社员)联络，想仿效俄国民粹派，计划袭击名古屋镇台，并在大阪等地散发檄文。但起义计划在付诸实施前就被发觉，有关人员被捕，村松等6人受到起诉。是为饭田事件。接着又发生了因与饭田事件有牵连的名古屋自由党员和土佐自由党员30人被捕的名古屋事件。此外，1886年6月，还发生了暗杀政府大臣未遂而有100多人被捕的静冈事件。

上述这些起义事件，除秩父事件外，多为孤立、分散之行动，不少事件仿效俄国民粹派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搞暗杀、恐怖，脱离人民群众，对明治专制政府也未形成有威胁的打击力量，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这些“激化事件”，也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局性限。当然，自由民权派志士为追求自由民主权利，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政体，坚持同专制政府斗争，前仆后继，慷慨悲歌，用热血浇灌了自由之花，其勇气可嘉，精神可歌可泣!

运动的余波

1886年6月，静冈事件失败，明治专制政府扼杀了自由民权派最后一次武力反抗，自由民权运动便彻底衰落。但到1887年，又出现了群众性的反对政府屈辱性改订条约方案的斗争。这可以说是自由民权运动彻底衰落后出现的一个余波。

1880年7月新任外务卿井上馨开始与西方各国进行改订条约的预备谈判，1886年开始进入正式谈判。井上推行“欧化主义”，即把日本“化为欧洲国家那样、人民化为欧洲人民那样”，制订“泰西主义”的法律，以此来取得欧美各国的信任，逐步实现取消治外法权。井上的欧化外交政策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极端保密的改订条约谈判内容从政府内部泄露出来，反对的声浪立即高涨起来。尤其是最高法院任用外国人法官以及制定法律要以“泰西法律”为楷模，要经缔约国家承认等项内容，有损于日本的国家主权，被认为是屈辱性的改订条约方案，遭到谷干城(农商务大臣)为首的政府内部反对派及民间舆论的强烈反对。自由民权派认为这是挽回局面的好机会，1887年8月12日，板垣退助向天皇提出长篇建议书，要求民定宪法，停止专制政治，减轻租税，休养民力。9月，星亨等人在东京召开有100多人参加的全国有志恳亲会，决定向政府提出“刷新外交”、“减轻地税”、“言论集会自由”等三件大事的建议，其重点放在批判和攻击井上外相的改订条约方案上。“三件大事建议运动”迅速扩展到2府22县，建议书总数达92件。在群众的反对声中，井上不得不于同年9月辞去外相职务，政府也宣布无限期地推迟改订条约谈判。

伊藤内阁害怕反对井上方案的群众性斗争最终导致对钦定宪法的批判，危及明治政府的专制统治，于是毫不犹豫地进行镇压。同年12月，明治政府颁布《保安条例》，以“阴谋内乱”、“有妨碍治安之虞”为借口，将570名民权活动家驱逐于远离皇宫3日里之外。片冈健吉等15人不服从命令，当场被捕，判处3年徒刑。长泽理定等5人向总理大臣伊藤提出反对《保安条例》的意见书，也被逮捕。意见书上写着：“在国家行将灭亡之际，不忍坐视旁观。宁为法律罪人，也不退做亡国之民。”

三件大事建议运动失败以后，后藤象二郎等人标榜“舍小异、求大同”，收罗旧日自由党员和改进党员，推进反政府的“大同团结运动”。但这一运动丧失了自由民权运动原先的斗争精神，而且由于大隈重信和后藤本人的相继入阁而烟消云散。

1889年明治政府在镇压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上，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这是一部钦定宪法，它固然是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反动，但同时也是自由民权运动斗争的成果。明治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自由民权运动的结束。

注释

① 详见《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二分册《日本明治维新》一文。

① 详见本书《日本西南战争》一文。

① 1875年1月,在井上馨的周旋下,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两政府参议与下野的原政府参议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在大阪进行会谈,就政府改革达成三点协议:1.设立元老院和地方官会议,为开设国会作准备;2.设置大审院(最高审判机构);3.参议和卿(大臣)分离,参议辅弼天皇,卿负责行政事务。这样,木户、板垣归任参议。4月,天皇发布《逐渐建立立宪政体之诏书》。但在执行大阪协议的过程中,板垣与大久保、木户等人政见不合,而于同年10月再次辞职。

① 明治政府于1868年4月6日以宣誓的形式发表的施政纲领和新政的规范。誓约条文是: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3.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4.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① 明治维新后,政府设立北海道开拓使,为开发北海道,政府投入1,400万日元的巨额资金。10年后,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将其作价38万日元,以30年内付清、无利息的优厚条件处理给鹿儿岛(萨摩)同乡五代友厚,激起大隈和民权派的猛烈攻击,政局动荡,政府处于危机之中。

日本 日本自由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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