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

Posted 2022-05-21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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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

　　[关键词]美国史研究；去意识形态化；学术积累；现实关怀；本土化

　　[摘要]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得益于多种有利的条件，学术水平逐渐提高，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在此期间，研究者问题意识的来源有所调整，在思想理论取向上经历了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历史主义意识有所增强，愈益重视原始材料的利用和解读，在借用社会科学方法方面也有新的尝试。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表明这个领域具有相当光明的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K092—74／7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1—0030—20

　　我们常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年轻”则往往意味着不成熟。其实，中国人接触美国史知识的时间并不算晚，只是最初的一些出版物大多属于编译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外国史的重视程度较以前大为提高，关于美国史的文章、教科书和专题小册子在数量上也趋于增多；但这些读物主要不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而是对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论著中的材料和论点进行扩充加工的产物，并且带有“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①的痕迹，至多属于编写范畴。1978年以来，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仅指大陆地区）的美国史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在以往30年里，这个学科逐渐摆脱了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艰难地突破了编译和编写的樊篱，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领域。虽然它至今还远远谈不上兴旺发达，但前景确实越来越鼓舞人心。

　　一基本趋势和主要成绩

　　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转折性发展，始于1978——1979年间。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为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几位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有着突出贡献的学者后来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可以说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突飞猛进的起点”②，标志着它“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③，从此“沿着健康的道路迅速发展，欣欣向荣”④。美国史研究本来是一种学术事业，为什么会受到国内、国际政治变动的决定性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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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第98页。

　　②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原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收入杨生茂：《探径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l06页。

　　③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4——155页。

　　④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第100页。

　　在1978年以前的二十多年里，学者的思考和写作，受到政治权力和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响”①；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者“常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研究什么，如何研究，都受到政治气候和权力意志的制约，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也必须遵循某种“公式”。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料、信息和其他条件都很齐备，也难以开展独立而自由的研究；而缺乏独立和自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1978年以后，随着党和政府路线、方针的调整，政治环境渐趋宽松，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和学术领域同时兴起。史学界在“文革”的“思想暴政”中受害最深，这时也提出了“实事求是”、“打破禁区”、“勇于创新”的口号，对“文革”史学进行反思和清算，开启了史学正常发展的大门。③美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也因时顺势地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不过，此后中国的政治气候仍有阴晴寒热的变化，而美国史研究对这类变化似乎异常敏感。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仅仅是一种应景的口号，而的确是许多人打破禁区、敢讲真话的旗帜，并且在自己的观点遭到政治性质疑或批判时，还起到了某种保护和减压的作用。

　　中美关系与美国史研究同样有着密切的关联。1949年以后，中美两国长期没有外交关系，而冷战的形势又加剧了双方的敌对，这使得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渠道很不畅通，而且也不存在公正了解的可能性。因此，那时人们关于美国历史的有限知识，许多都是扭曲性的。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为真正的美国史研究创造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条件。缔交以后，两国都有相互了解的需要；就中国而言，更需要了解美国。正如罗荣渠教授当时所说，“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学科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想要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④。而且，敌对状态结束以后，过去那种以揭露、批判和攻击为取向的美国史写作，就有可能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方向转变。再者，政治关系的确立推动了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还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现实需要”。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被视为头等大事，“现代化”成了举国上下的急切追求。人们需要了解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必要的参照和借鉴；而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迅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自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种兴趣触发了美国史研究者的激情，他们也热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服务于他们所理解的“现实需要”。另外，中美交往增加，需要知己知彼，对当前美国真实状况的了解，有助于制定适当的对美政策；人们普遍相信，关于美国历史的准确知识，乃是了解当今美国的基础。出于这种需要，对美国史、特别是20世纪美国史的研究，其目的就不再是批判和揭露“敌人”，而是寻求理解，以增进交往。

　　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对美国史研究的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但意义同样深远。借助学术交流，中国学者有机会了解美国的社会状况和学术动向，并且在材料、方法、理论和写作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可资借鉴的外来资源。国际学术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1979年以来，不断有美国学者来华访问讲学，其人次难以精确统计。其中菲利普·方纳、赫伯特·古特曼、迈克尔·坎曼、奥斯卡·汉德林、埃里克·方纳和入江昭等美国史学名家的学术讲演，在中国同行中间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另有不少美国史学者作为富布赖特教授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大学长期授课，对中国国内专业人员的培养颇有助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到美国访学，有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和学术，并且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青年学生也源源不断地到美国大学攻读学位，虽然学成归国者为数不多，但他们中不少人关注国内学术，通过回国讲学、发表中文论著、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等方式，对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发挥有益的影响。另外，从1987年开始，国内先后举办了至少7次专题性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译介美国史学著作的工作也一直未曾间断，虽然所译多属一般性著作，而且偏于陈旧，但较之以往仅仅翻译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的著作，已经是一种很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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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慎之：《痛失良史悼荣渠——<美洲史论>序》，见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②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第2页。

　　③参见洪认清：《20世纪70年代末史学界的思想解放与学术创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31——36页。

　　④罗荣渠：《美洲史论》，第1页。

　　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发展来说，另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是研究生的培养。1978年以来，国内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逐步改进，不少学校设立了美国史硕士点，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还较早开始招收美国史博士生。90年代中期以后，培养美国史博士生的高校有所增加，目前已达近十所。老一代学者对于研究生培养有奠基之功。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不仅较早开始培养美国史研究生，而且对研究生培养方式有比较系统的思考。他特别强调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用“鉴别吸收”、“外为中用”的态度对待国外学术成果，采用“讨论班”作为研究生的基本授课方式。①东北师大的丁则民教授，作为国内“杰出的美国史教育家”，亲自指导了13名博士研究生和18名硕士研究生，并对“授人以渔”的教学有独到的经验。②我们的研究生训练固然不够完善，但如果离开了它，美国史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薪火相传、赓续不绝的局面。当前活跃在美国史研究第一线的人员，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获得学位的研究生。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条件开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单位为数不多，即使是条件最好的地方，也存在图书资料严重匮乏的问题。后来，情形逐步好转。特别是1995年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和研究的投入大幅增加，高等院校的图书资料状况得到改善，各类研究基金的资助力度增强，复印费用降低，扫描技术兴起，这一切使得资料的购买、复制和流通愈益便利。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学术性数据库不断增多，特别是网上美国史原始资料大增，对这个学科的进步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在最近30年里，还陆续成立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这对美国史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1978年以前，仅有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设有专门的美国史研究机构，此后有十多所高校设立了类似机构或美国研究中心。③机构一旦成立，编制和经费随之而至，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队伍得以形成，并能保持基本的规模。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华美国学会相继成立，除了举办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信息等常规工作外，前者组织编纂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美国通史，后者则运作实施了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出版补贴计划，帮助出版了数十种美国史专著。

　　目前，国内绝大数美国史研究人员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这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创建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美国史专家。他们出生于上一个世纪最初20年，大多有留美的经历，在1949年以前就已学成，到1978年已是知名学者。他们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无法专心进行研究工作；而1978年以后又进入年迈体衰的晚年，但他们老当益壮，不仅不断发表新著，而且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走上了正轨，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的研究人员。④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大多在1966年以前毕业于国内的大学，1978年时正当盛年，在研究和教学中充当骨干力量。目前正处在学术高产期的第三代人，大多出生于上一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数是经第一、第二代学者指导而毕业的研究生。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新人也在成长，并开始崭露头角。严格地说，这四代研究人员只是一种基于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划分，他们在学术历程上则多有重合。去年5月，在武汉举行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12届年会，一时少长成集，数代同堂，呈现出代代相传、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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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杨生茂：《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原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270页；杨生茂：《读书、思索、对话和创新——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体会》（原载《天津高教研究》1987年第1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289——294页。

　　②高嵩：《丁则民教授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述评》，载梁茂信主编：《探究美国——纪念丁则民先生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408页。

　　③关于美国史及美国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情况，可参见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106页。

　　④参见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序”第1页；杨生茂：《探径集》，第1页。

　　经过几代研究人员的努力，在过去的30年里产生了一批数量颇为可观的论著。就论文而言，1979——1989年约有820余篇；1989——2000年约有1500余篇；2001年以来的数目尚无可靠统计，估计不会少于1000篇。①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美国史图书籍的数量，在1978——1988年间为17种，1989——2000年间为80余种，②2001年以来约有七八十种。③仅就数量而论，1978年以来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大。

　　但数量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指标，更重要的是学术质量。长期担任《美国历史杂志》特约编辑的黄安年教授，多年来对中国美国史论著的情况进行跟踪观察和统计，他在1998年大陆发表的美国研究论文中，发现“极大部分属于普及性质的，真正有质量的文章并不算很多”，以致在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高质量文章”时“选择余地显得不大”。④把这种观察推广到整个30年的美国史研究，也大体是中肯的。以讨论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的文章为例，1978——2008年间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这类“论文”接近30篇，但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来自于相同的几种中英文书籍，内容重复，持论泛泛，30年间看不出什么进步。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连续发表几篇关于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主义改革的文章，⑤在主题、材料、内容和论点等方面重复颇多，这样的“论文”数量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并不是说，30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没有任何提高。实际上，这期间美国史研究的领域大有拓展，课题不断扩充和更新，论著的整体质量逐步上升，其中有些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在整个80年代，政治史、外交史、劳工史和西部史是美国史研究的主要领域；90年代初以来，经济史、城市史、现代化、法律史、文化史、宗教史和环境史等领域，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城市史研究，在这30年间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水平较高的领域。环境史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经济史、法律史、宗教史等领域，都有待进一步发展。⑥在政治史和外交史这些传统的领域，也出现一些新的气象，如政治文化研究、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研究、文化外交研究，都萌生了良好的苗头。劳工史则在90年代初以来急剧衰落，多年来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正是由于30年间美国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对不同时期的论著不宜采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如果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段，从中找出能代表各时段研究水平的论著，或许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30年中美国史研究取得的成绩。在通史的编纂方面，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生茂、陆镜生的《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是三个时段的代表作。在专题论文方面，第一个十年可以举出刘祚昌的《略论托马斯·杰弗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冯承柏的《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质疑》（《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二个十年有何顺果的《略论美国的立国精神》（《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满运龙《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最近十年有杨生茂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崔丕的《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在专著方面，1978——1988年间数量有限，仅可列举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刘绪贻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1989——1998年间，可选的著作明显增加，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刘祚昌的《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99年以来，高质量的专著更趋增多。王旭的《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王希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齐文颖主编的《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金虎的《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书，在出版后都得到了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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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79——1989年的论文数量据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所列篇目统计；1989——2000的论文数量据李剑鸣《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王晓德《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另据“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的检索结果，2001——2005年的美国史论文达到600篇。

　　②李剑鸣：《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第8页；王晓德：《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第95页。

　　③据黄安年《1990——1995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成果及其国际比较》（《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介绍，1979——1989年大陆地区出版的美国史著作170部，平均每年15部；1990——1995年大陆出版的美国史著作144部，平均每年24部。这两个数字与笔者的估算出入甚大，可能是选取的标准不同所致。本文所说的“美国史论著”是指中国学者写作的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历史书籍和论文，而不是与美国相关的所有图书和论文。

　　④黄安年：《改革开放与中国美国学的发展——以1998年发表的文章为个案分析对象》，《学术界》2000年第2期，第226页。

　　⑤《二十世纪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改革》，《南开史学》1988年第l期；《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论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国内政策》，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评西奥多·罗斯福》，载张友伦等主编：《日美问题论丛》，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⑥韩铁教授近年来发表的法律史和经济史论著，提升了国内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水平。

　　二问题来源与意义指向

　　在改革开放以后最初十余年里，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问题意识，主要产生于对中国现实和美国现状的关切与思考。这种透过现实来介入历史的研究路径，一度被当做美国史研究的正途。在1978年以后，研究人员最初大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以政治意义来界定学术价值。当时美国史研究中最为迫切的需要，并不是如何在理论、材料、方法和观点的层面来实现突破，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以当时的研究条件而论，似乎也不可能关注这类问题），而是要转变对美国历史的基本态度，即承认美国有“自己立国的特长”，承认美国历史并非都是黑暗面，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①这一方面反映了此前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损害是如何之深重，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此后美国史研究的困难是如何之艰巨。

　　如果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来看待美国历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20世纪初以来美国社会的变动趋势，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和结论并不吻合；过去人们深信不疑的某些观点，无法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这一反差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困惑，也激发了讨论的愿望。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旗帜下，这方面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刘绪贻教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写道：“我们的理论界与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帝国主义正迅速走向没落，即使是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也是如此。但是，历史发展的事实似乎比这个简单的结论复杂得多。”面对这一“严肃的挑战”，他认为一方面应当相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来发展这些原理，而不能受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个别论点”的束缚。也就是说，要把“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别开来，在采用经典作家的概念体系的前提下，对具体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表述，从而“寻绎出某些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帮助“解答为什么帝国主义到今天还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什么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今天还未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等等问题”。②讨论这类问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论述美国历史，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历史的真实面目”。③在当时的政治和舆论氛围中，讨论这些问题存在一定的风险，因而需要“有点勇气”，“不能计较个人得失”。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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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罗荣渠：《美洲史论》，第17、21页。

　　②④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③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其他各卷的“著者说明”中都有同样的词句。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学术上的“拨乱反正”。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形成了一整套政治批判式的表述，对具体问题则以特定的政治标准进行评判，形成了许多带有极左色彩的观点。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气候中，这些问题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有许多“翻案文章”要做。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就是其中一个很受重视的问题。当时关注的重点不是如何追踪美国史学界对罗斯福新政的前沿研究，也不是讨论新政所牵涉的具体历史问题，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新政重新定性。这很鲜明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美国史研究的特点：问题意识不是产生于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所牵涉的现实政治。以往对新政大体是否定的，或至少没有加以充分的肯定；于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史研究中，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罗斯福新政的热潮。①类似的“拨乱反正”工作，直到上个世纪末期还没有结束。一位研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过去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虽然承认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史上的贡献，但又指责他“革命不彻底”，其思想“与黑人解放暴力革命的方向相左”，这种出自“极左思维”的论点亟待纠正。②

　　如果说“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提出的要求，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历史问题，那么探索美国迅速发展的经验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则是一种更为实际的现实需要。在党和政府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中国面临一个尽快发展的问题，而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一度成为中国学者关注和思考的热点，有关论著纷纷面世。③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1993年8月在山东威海举行了第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其主题是“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据会议论文集的“编者说明”称，“有所裨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乃是编选这部论文集的“更为远大的目标”，因为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作为“‘攻’中国现代化之‘玉’的‘他山之石’”。④在此前后还产生了一批关于美国现代化的专题研究成果。⑤在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又出现了关注美国西部史和“中美西部开发比较研究”的兴趣，仅2000年一年，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就有近40篇之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也给美国史研究者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在美国农业史、西部史和工人运动史等领域尤其如此。列宁提出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命题，不仅为中国学者讨论美国西部史、农业史和土地制度史提供了解释框架，而且还是选题的直接来源。一部研究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著作提出，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的论述，是研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乃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历程，其最终的结果是“宗法式的小农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⑥一位研究西部土地制度的学者提出，列宁的理论虽然在总体上“至今仍具有科学性”，但他的某些概括“与美国历史的实际进程仍有一定距离”，研究者不能拘泥于“原有的结论”，而应“进一步阐明并丰富‘美国式道路’的深刻内涵”。他在“美国式道路”的框架内，对西部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及其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普遍意义，进行了富于理论性的探讨。⑦一部论述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著作，其主旨在于“着重阐述这样一条原理：农民愈自由，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愈少，他们的土地整个来说就愈有保障，而农民的分化就愈厉害，农场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就愈迅速，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就愈快”。⑧这显然是对“美国式道路”的另一种表述。另外，在美国工运史的写作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影响更为直接，引用经典作家言论的频率也高出其他课题的著作。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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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具体情况参见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113——114页；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62——163页。

　　②吴金平：《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③具体情况参见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7——158页。

　　④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⑤洪朝辉：《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庆余、周桂银等：《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少华：《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⑥张友伦：《美国农业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10页。

　　⑦黄仁伟：《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⑧何顺果：《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000年重印），第1页。

　　⑨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友伦：《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友伦、陆镜生：《美国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还受到了美国史学界相关研究的启发，带有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意图。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积累单薄，因而没有人涉及的领域和课题比比皆是。所谓“研究空白”，通常是参照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界定的：任何一个问题，不论美国史学界已有多少研究成果，只要中国学者没有涉猎，或者美国学者的观点和价值取向不合中国的需要，就被作为“空白”对待。刘祚昌教授谈到，他“决心写杰斐逊传的首要原因”在于，杰斐逊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在美国具有“巨大的影响”，而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杰斐逊传记”。①张友伦教授也说，他在1978年以后之所以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除了这一领域与他以往从事的国际共运史存在联系外，同时还感到，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史也是一个受到重视的领域，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完全没有人研究美国工人史，就是很不正常的。②吴金平教授选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思想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主要是考虑到国内史学界对此“尚缺乏专门研究和论述”，“这与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历史上的地位显然不相称”。③

　　近期一些相对年轻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比较注重这一问题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以及问题与史料的关联程度，而主要不是透过“中国的需要”或“美国的现状”来确定研究的必要性。王晓德教授谈到，他之所以研究美国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的发展变化，视角往往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上……可是我们较少研究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文化背景往往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④。也就是说，文化与外交的关系，本身就是历史中一个值得关注而又未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作者选取这样的课题，首先是缘于对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史的把握，而不是受到当前美国外交动向的启发。较近的一本讨论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的专著，没有用“美国式道路”这样的宏观理论来组织解释框架，而侧重土地问题本身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重要性。⑤有的学者在谈到研究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动机时，只是简略地交代说，国内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多”，而他本人一直对此有浓厚的“学术兴趣”。⑥在“现实需要”之外补充“学术兴趣”，这似乎意味着一种“纯学术”意识的觉醒。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美国史研究者忘记了现实需要，放弃了自己的现实关怀。实际上，过去30年里，无论在领域、课题和路径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实需要”和“现实关怀”始终是影响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因素。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史？“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社会的需要。”⑦我们的研究人员在界定“社会的需要”时，可能会参照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人民日报》的社论或有关部门的指示，但更多地是基于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判断。这种理解和判断往往来自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就美国史研究而言，“现实关怀”通常由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所构成：一是通过对美国历史某些问题的研究，为理解和处理当前中国面临的类似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二是通过对美国过去的了解以更准确地了解今天的美国，从而有助于开展与美国的交往，更好地处理中美关系。

　　杨生茂教授在1989年观察到：“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论文的）选题的现实感逐渐增强。”⑧这种现象不独限于某次学术会议，许多研究人员在界定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时，首先考虑的都是现实的维度。刘绪贻教授在谈到编纂六卷本《美国通史》的背景时写道：1979年参与编写计划讨论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关系和文化、教育交流日益发展，正确地、全面地、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将有重大影响和意义。这种形势，就使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以至现状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⑨。这种阐述研究工作的现实意义的思路，同样见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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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②张友伦：《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③吴金平：《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第6页。

　　④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2页。

　　⑤孔庆山：《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⑥王恩铭：《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Ⅲ页。

　　⑦华庆昭：《“洋为中用”与美国史研究》，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⑧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l08页。

　　⑨刘绪贻：《6卷本<美国通史>诞生记》，《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第135页。

　　其他许多论著的“前言”或“后记”中。杨生茂教授编纂美国外交史，丁则民教授研究美国西部史，刘祚昌教授研究殖民地史和撰写《杰斐逊传》，都带有某种强烈的“现实关怀”，都以某种“重要的现实意义”来界定自己著述的价值。①

　　年轻一代学者对于自己研究的现实意义，同样抱有很高的期许，甚至觉得针对某种现实需要来进行研究，乃是一种社会责任。王旭教授在解释自己何以撰写一部美国城市史时说，国内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但对于外国城市史却不甚了了，误解颇多；这使他感到自己作为专攻外国城市史的学者，对推进城市化研究、满足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②。任东来教授在谈到他何以从美国外交史转向美国宪政史研究的动因时表示，他感到“美国宪政史和法治史在国内是个亟待开拓的领域”，而“没有对美国宪政的一定理解，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评析是很难深入下去的”；同时，“作为身处一个法制远非健全、人治常常代替法治社会中的观察家，我将努力寻求一个法治相对健全、宪法为其立国之本社会的法治精粹和宪政经验”。③在这里，对学术现状和社会现状的双重“现实关怀”，成为促使他调整主攻方向的主要动因。

　　即便是身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在看待自己著述的意义时，也没有忽视与中国现实的关联。执教于美国的王希教授在他的中文著作中谈到，深入研究美国宪法史，对于中美两国交往中的“知己知彼”、“建立真实持久的深层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只有在对美国宪法有了“比较清楚而准确的认识”以后，才能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启示。④旅美的韩启明先生著有一本叙述美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历程的专著，他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启发、开阔我们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视野和思路”。据他自述，全书的主旨和各章内容的安排，大多源自他回国的见闻以及由与美国对比而引起的思索。⑤

　　对于许多学者来说，“现实关怀”的最终指向，乃是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或施加影响。黄安年教授在谈到研究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意义时，明确表示要为中国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⑥王岽兴博士研究内战后美国南部社会的变迁，认为真正对中国的西部开发具有借鉴意义的不是美国西部史，而是南部开发和发展的经验，因为美国的南部和中国的西部都是落后地区，两者的重新开发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借鉴。他在书的结论中，基于对美国南部开发经验的阐述，就中国的西部开发提出了若干建议。⑦陈奕平教授研究美国当代人口问题，其主要着眼点在于理解当今美国社会，为中国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⑧有的时候，社会对某些美国史论著的现实意义的诠释，可能出乎作者本人的意料之外，这种诠释反过来又影响到作者对于自己研究的意义的认知。资中筠研究员谈到，她在撰写关于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时，“并没有想到在当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但书出版后，“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广泛的社会各界也引起了注意”。这一情况促使她在再版时补写了一个长篇后记，着重阐述了研究美国基金会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他山之石”的功效。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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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杨生茂、王玮、张宏毅：《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88年第2——3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131页；杨生茂主编：《美国对外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高嵩：《丁则民教授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述评》，载梁茂信主编：《探究美国》，第393页；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38页；刘祚昌：《杰斐逊传》，第3页。

　　②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后记”，第363页。

　　③任东来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605、607页。

　　④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⑤韩启明：《建设美国：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社会变迁及其启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⑥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8——509页。他在结束语中还就如何在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建设，提出了10条建议。见该书第533——535页。

　　⑦王岽兴：《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274页。

　　⑧陈奕平：《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⑨资中筠：《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21——350页。

　　不过，强烈的“现实关怀”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其正面意义自不待言，正如王立新教授所说，“现实关怀”是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向前发展的积极力量。他以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为例说，中国的美国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外，最重要的是现实需要对史学家提出的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者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且，这种“现实关怀”“同时也是使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具有中国特点，并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前提”。①但另一方面，“现实关怀”也可能带来“借史议论”的消极后果。所谓“借史议论”，是指研究人员“在草草陈述史实之后，便十分心切地阐发自己的见解，并且相信这些见解能对中国有所裨益”；但这样做的效果“却十分可疑：不仅使历史研究偏离了学术规范，而且由于缺乏坚实的实证研究，所发议论也多流于泛泛，甚至谬以千里”。②这显然不利于研究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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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立新：《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第6页。

　　②李剑鸣：《民主的考验和考验中的民主》，《读书》1999年第2期，第26页。

　　三理论取向与方法探索

　　1949年以后，在整个史学领域，甚至在所有离不开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知识领域，都形成了某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政治性意识形态③话语；而在美国史领域，除了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外，中美之间的敌对以及冷战的格局，使得研究工作不可能成为一种纯学术的活动，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美国历史写作具有显目的政治色彩。权力关系和政治性意识形态不仅塑造了认识美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和评判具体问题的标准，而且促成了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一整套话语。这种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史写作，在1949年以后开始形成，在“文革”后期趋于登峰造极，至今似乎还没有完全绝迹。在197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美国史研究中一个至为艰巨的任务，就是摆脱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束缚，摈弃把政治话语当做学术话语的做法，在尊重美国历史语境的前提下，构建新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

　　在美国史写作中，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方式，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过过度政治化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经过苏联人复述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二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言论和政治性报刊的社论；三是美国“进步史学家”，如威廉·大众特、菲利普·方纳、赫伯特·阿普特克等人著作中的材料和论点；四是苏联的美国史和世界史论著。在当时的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前两个来源渗透到了所有的人文知识领域；而美国“进步史家”的论著，则主要是一个材料、史实和具体论点的来源。对中国的美国史基本框架影响最为深巨的因素，无疑是苏联史学。

　　中国的美国史写作的话语元素和褒贬准则，有不少直接来自苏联的美国史著述。上个世纪50年代后，多种苏联学者的美国史著作相继译成中文，而在中文美国史读物十分稀少的年代，这些书籍就成了任何想要了解美国史的人的必读书。从这些书籍中，能够大致看出苏联学者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历史科学”是一种“党性的科学”，美国史研究承担着揭露和批判“美帝国主义”的任务；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内战和重建结束以前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此后资本主义转入腐朽和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构成美国历史的主线，美国社会的“弊端”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表现，美国历史上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乃是“人民大众忘我革命斗争的结果”；美国政府乃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其内外政策都是为“资本”服务的。④苏联的这种美国史解释模式和话语系统，不仅见之于专门的美国史论著，而且通过世界史教科书和其他史学著述，渗透到中国史学当中。当时中国的政治性意识形态与苏联有着根本的一致性，这使得中国学者可以不加辨析地吸纳和采用它们。据刘祚昌教授回忆，他刚开始研究美国史时，“好像初学走路的婴儿一样，是靠苏联的研究成果（观点和体系）这个拐杖搞研究的——当时对于苏联的东西，是亦步亦趋，不敢越出它的藩篱一步”⑤。刘绪贻教授也谈到，在上世纪60年代研究美国史，能够得到的图书资料“大都是受过苏联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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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在任何政治社会和文化系统中，都有某种意识形态；而且通常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政治性的、文化性的、官方的、民间的、社会性的等等。此处用“政治性意识形态”来指由某种政治权力塑造、以有利于该政治权力运作的意识形态。

　　④祖波克：《美国史纲》，苏更生译，全榜网网书店1959年版；叶菲莫夫：《美国史纲》，庚声译，全榜网网书店1962年版；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近代史纲》，易沧、祖述译，上下册，全榜网网书店1977年版；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桂史林、祖述、易沧译，上下册，全榜网网书店1978年版。

　　⑤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38页。

　　主义的影响的”。①虽然在中苏交恶以后，对于苏联学术的怀疑乃至批判已经开始，但主要是不同政治和外交立场之间的分歧，而不是学术性讨论，并未动摇苏联史学话语在中国史学园地的根基。刘祚昌教授的《美国内战史》完稿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他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苏联史学中的严重缺点”，但书中“也可以看出苏联教条主义的某些影响”。②

　　经过这种政治性意识形态所改造的美国史知识，旨在肯定和维护某些特定的政治信条，在表述上与当时通行的政治话语具有亲缘性和同一性，同领导人讲话、官方文件及报刊政论几乎没有差别。有的学者批评中国学者关于美国革命史的叙述中存在贴标签的现象，用“一些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流行的词汇和术语来构建美国革命的历史叙述”。③这只是当年中国美国史学的一斑。其实，问题的症结还不仅在于用政治语汇来掩盖或曲解史实，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下，研究人员头脑中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在谈论美国历史上的任何问题时，都要插入一些自认是为“政治正确性”或“政治安全性”所必需的“套话”。这样的“套话”直接取自论者长期熏染于其中的政治性意识形态，它们无须论证，也不容置疑。有时，具有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的人，还可能用排他性的眼光看待一切与自己话语系统不一样的论著，以政治标准划线，对它们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批评。

　　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史话语体系，其主干为一系列公式化的表述。这些公式化表述以“独断论”的面目出现，所用概念、术语和标准都被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把复杂多样的历史事实装入少数几个整齐划一的盒子里。例如，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危机与弊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改革乃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④在美国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主张和措施必定是“以维护资本根本利益为目标的”，他们的“缺点”或“失败”无一不是其“阶级的局限性”所致。⑤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中所提到的“镇压内乱”，无疑是旨在“镇压人民革命运动”。⑥对于美国史学论著的评价和取舍，也往往依据这类公式进行：凡与公式相悖者都属于“资产阶级史学”；任何与公式不符的说法，则是“错误的结论”或“不健康的观点”。⑦

　　在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下，学术和政治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有时甚至使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为政治权力介入学术打开了门户。这样也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用高度概括的政治性语汇掩盖甚至抹杀复杂多样的历史实况。这种方式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中“言必有据”、确立事实关联等基本规则，使精微而复杂的历史判断变成了简单而绝对的政治评价，不仅妨碍对史实真实意义的理解，而且经常导致对史实的歪曲。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动，政治性意识形态的内涵随之变化，它对学术的支配性影响也逐渐减弱。同时，整个学术风气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一切都对美国史研究的思想理论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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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刘绪贻：《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书屋》，2007年第2期，第4页。

　　②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39页。

　　③盛嘉：《走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困境》，《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20页。

　　④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311页。

　　⑤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48页。

　　⑥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⑦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全榜网网书店1983年版，第8——13页。

　　变化的起点是摒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始终相信，美国史研究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同时，他们逐渐意识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具体研究时，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偏向，如果不加纠正，就不可能获得对美国历史的真实认识。这些偏向包括：把对经典作家语录的熟悉程度，简单地看成是“理论水平”高低的体现；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解，而自己就是这种正确的理解的代言人，凡与自己的理解不合就是反马克思主义；采取“寻章摘句”的方式对待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思想和方法的启示；忽视具体语境，把经典作家具有特定所指的说法，泛泛地用于一切历史场合；直接采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作为论述具体问题的证据，或者直接作为自己的结论。高频率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词句，而不考虑语录和研究内容的相关性，这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论著的共有特点。有的书平均每5页就有一条经典作家语录，还有的书中1／3的引文为经典作家的语录。要纠正这类偏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以致到1993年，罗荣渠教授还感到，“由于‘左’的影响，在前些年的中国史特别是世界史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倾向比较严重”①。

　　对于多数学者来说，摆脱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不是一个自觉和自主的过程，一切都是随着政治环境和学术风气的变化而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李慎之先生谈到，罗荣渠教授的治学道路以70年代末为分界线，有明显的“转折的痕迹”②。其实，对于许多在1978年以前开始涉足美国史领域的学者来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经历了另一次转折。对比他们发表于两个不同时期的论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转折的迹象。1982年，杨生茂教授发表了关于特纳史学的论文，该文取材广泛，构思精巧，视角别致，但表述方式和论点带有当时政治性意识形态的烙印，侧重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来解释特纳假说产生的社会背景，认为特纳假说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③1999年，他推出了构思多年的《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一文，以美国史学和思想的流变为背景，以纯粹学术的话语对班克罗夫特的思想轨迹、史学观点和学术成就进行了深入评析，并就美国史学史的宏观脉络、历史学的功用、评判杰出史学家的标准、吸收外来文化的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④刘祚昌教授在1978年论述美国内战史的著作中，反复使用了“革命战争”、“革命成果”、“革命传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动”、“伟大真理”这样的词汇，写作带有当时常见的政论风格。⑤在12年后，他的《杰斐逊传》问世，从中看到的不再是政治性意识形态的词汇、语式和评论，而是具有人文色彩和道德情感的评价标准。⑥张友伦教授分别发表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中期的两篇关于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论文，其内容和行文都判然有别：前者基本上依据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的论述，后者则未引用一条经典著作语录。⑦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表述话语，前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美国史研究“去意识形态化”的最好例证。

　　不过，这种“去意识形态化”并不是一个凯歌行进的过程，而是相当艰难而曲折的。有些研究人员养成了某种难以摆脱的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并且产生了某种寻求政治保险的本能。一旦政治气候出现反复，中美关系发生波动，就会有一些政治上敏感的人立即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满足特定的政治和外交需要。直到本世纪初，在有些美国史论著中，政治性意识形态话语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

　　然而，这种趋势一直在向前推进，而且为理论的多样化打开了大门。1978年以后，国内社会科学逐渐兴起，译介国外社会科学著作的热情始终很高，美国史研究也由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资源。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吸收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并运用于具体课题的研究当中，愈益成为年轻一代学者的自觉意识。王旭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他在采用“传统治史方法”的同时，借鉴了“经济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有关理论与方法”。⑧戴超武教授力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和人口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学科的全面研究”⑨。王立新教授借助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中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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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刘绪贻：“美国现代史丛书序”，见韩铁：《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杨玉圣：《如何改革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从（美国史纲）谈起》，《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第48页；罗荣渠：《历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第3页。

　　②李慎之：《痛失良史悼荣渠——<美洲史论>序》，见罗荣渠：《美洲史论》，第2页。

　　③杨生茂：《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南开学报》1982年第2、3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19——68页。

　　④杨生茂：《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1——18页。

　　⑤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⑥刘祚昌：《杰斐逊传》。

　　⑦张友伦：《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张友伦：《美国农业的两次大突破及其基本经验》，《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两文见张友伦：《孔见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98——331页。

　　⑧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⑨戴超武：《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1849——199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4页。

　　象”、“他者”、“国家构建”、“国家身份”等理论和概念，解析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各界精英对中国的认识，阐释了这些关于中国的想象在美国国家身份构建中的意义和作用。①不过，中国缺乏成熟的本土理论和研究范例，因而中国学者取法的对象主要是欧美学者。王立新教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从文化的视角考察美国外交史，把国家作为一种文化体，探讨一个国家的“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观”如何反映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他承认这种研究取向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的启发。②

　　从方法论的角度说，美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欠缺，就是历史主义意识淡薄。所谓“历史主义意识”，是指把具体的人和事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看待，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来理解史实的本来意义。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守则，但在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加以长期缺乏必要的史学训练，“历史主义意识”居然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稀缺之物。在1978年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许多研究人员对于史学著述与政论时评的界线没有清晰的意识，把“借史议论”当成了治史的正途，在讨论问题时忽视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上一个世纪80年代曾有一场关于林肯与废奴主义的热烈讨论，今天看来，其起因就是某些论者不顾历史语境，把作为特定历史名词的“废奴主义者”泛化为一切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的称号，从而提出了“林肯是不是废奴主义者”这样一个“非历史”的问题。③另一种现象是，论者预先设立一个标准，然后从历史中选取材料来填入这个标准中，符合者得到肯定，而不符者则遭受苛责。例如，用“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来“套”美国革命，发现美国革命时期没有废除奴隶制，没有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没有赋予妇女选举权，没有承认印第安人的公民权，也没有实行无偿分配公地的政策，于是就把它定性为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最近十余年来，美国史研究和其他史学领域一样，出现了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回归。也就是强调历史学的学科主体性，重申历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坚持用第一手材料进行实证研究，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

美国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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