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吕公著生平简介？吕公著历史评价？

Posted 2022-05-16 宰相

篇首语：临文乍了了，彻卷兀若无。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宋朝吕公著生平简介？吕公著历史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朝吕公著生平简介？吕公著历史评价？

吕公著

宋仁宗时的宰相吕夷简，共有4个儿子，他们是公绰、公弼、公著、公儒。这4个孩子都异常聪颖，颇有才气。吕夷简对夫人说： “这4个儿子将来都能贵显。只是不知有没有能当上宰相的，我们试验一下看看。”有一天，4个儿子都在外屋静静读书，夫人让小丫环用一套极贵重的茶具盛茶送去，叫她进门时故意跌倒摔碎。猛听哗啦一阵乱响，公绰、公弼、公儒三人皆失声惊叫，有的还跑来告诉夫人。唯独公著凝然不动，读书如故，仿佛压根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吕夷简对夫人说：“能做宰相的必是此儿无疑。”

吕夷简是宋太宗时的宰相吕蒙正的侄子，少年时就曾被吕蒙正称作是宰辅之器，而吕公著到宋哲宗时果然也当了宰相。吕氏一家先后出了三位宰相，其衣冠之盛在宋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吕公著，字晦叔，生于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自幼嗜书笃学，常常至于废寝忘食。还在他10岁的时候，父亲吕夷简就做了宰相，此后累计任相达20余年之久。人道是：宰相门前七品官。一般情况下，出入相府里的哪一个不是趾高气扬，威风十足，更何况是相爷的公子呢?然而吕公著却没有倚仗父亲的地位养成娇骄之气，一直俭朴谦冲，毫无骄矜之态。

大约十几岁上，吕公著就已因父亲的恩荫被封为奉礼郎，他不情愿在父亲的荫庇下舒舒服服度过一生，决心凭自己的才学谋取功名前程。有一天，他来到书铺投递报考科举的家状，人们见他衣着朴素，举止谦退而有礼，骑的是一匹瘦驴，还以为是寒微人家的穷书生。

庆历年间，吕公著进士及第，出任颖州通判。恰好“庆历新政”失败后被摒居江湖之远的欧阳修在这里任知州，两人志趣相投，一起评议时政、谈诗论文，结成了挚交。后来，欧阳修出使辽国，辽人向他询问宋朝有哪些品学兼优之士，欧阳修首先称道的就是吕公著。

颖州任满，吕公著入朝历任判吏部南曹、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等职。这期间，朝廷曾三次进升他为知制诰，都被他坚决辞掉了，最终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

宋英宗即位，吕公著加官龙图阁直学士。宋英宗是作为宋仁宗的过继儿子被立为皇太子的，论理只有宋仁宗和曹太后才是他的皇父母，而对于他的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只能按宗族辈份称为皇伯。但宋英宗却认为既然已当了皇帝，就该父因子贵，生父不应仍然处在皇伯和王的地位上。于是诏令群臣讨论应如何尊崇濮王，遂在朝廷上激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波，史称“濮议”。宰执大臣韩琦、欧阳修等认为自古没有称生父为伯之理，赵允让应称皇考，形成“皇考派”; 知谏院司马光认为赵允让只能称皇伯，形成“皇伯派”。两派互不相让，纷争愈演愈烈。

在这场斗争中，吕公著和司马光站在了一起，接连上书支持司马光。当有人企图调和两派，提出赵允让可以称“皇伯考”时，吕公著说： “这个称号是真宗皇帝用来称呼太祖皇帝的，岂可施用于濮王?”等到宋英宗下诏称赵允让为亲，并要求避讳名字，吕公著又说： “称亲则会有二个父亲之嫌，濮王的名讳只能在皇上面前回避，不能与七庙(即宋太祖的祖先赵朓、赵珽、赵敬、赵弘殷以及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一样令天下都避讳。”治平二年(1065)初，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等因激烈反对“皇考派”被罢职出朝，吕公著上书说： “陛下自即位以来，纳谏之风未彰，而罢黜谏官之令屡行，这样将何以示天下?”立即请求与吕诲等人一同被贬，宋英宗挽留说：“你是我一向敬重的人，怎可离开朝廷?”但吕公著仍请求不已，遂出知蔡州。

“濮议”之争，反映了吕公著不与时俯仰、敢于坚持己见的性格，这也可以说是他和司马光的首次合作，表现出了他和司马光在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上的一致性，此后二十多年的政坛风雨中，吕公著和司马光基本上是同进退、共荣辱。

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即位，吕公著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不久，司马光被罢去御史中丞之职，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吕公著认为这是司马光上书言事引起宋神宗不满的结果，便封还司马光改职的诰命，奏道： “司马光因为尽职尽责而遭罢，这必会造成使得有进言之责的人不得尽其言的恶劣影响。”宋神宗诏令把诰命直接降付门使实行，吕公著更加不以为然，又上书反对： “制命不通过门下省，就会使门下省的封驳之职，因臣而废。请求审理臣之罪状，以正纲纪!”居然以摔乌纱帽相要挟，迫使宋神宗收回成命。宋神宗当面安慰他说： “朕迁调司马光，只是想让他专心讲经训导而已，并非因为他言事犯忌。”但吕公著毫不让步，硬是辞去了知通讲银台司之职。

熙宁元年(1068)，吕公著调知开封府。这年从夏到秋，阴雨连绵，水涝成灾，京师又发生了地震。吕公著就此上疏说：“自古帝王没有不遇见灾异的，但有的恐惧自省修明政治从而获得了福祉，有的对灾异置若罔闻，昏聩殆惰从而招致了祸殃。君上以至诚之心对待臣下，臣下就会尽忠以事报答，没有君臣上下至诚相待而灾异不消的。只有君上摒去偏听独任之弊，不听信先入为主之言，不被邪语所惑。君臣之间才能做到至诚相待。颜渊曾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说疏远佞人。意思就是，佞人千方百计迎合君上的意旨，所以容易受到亲近，正人一心一意追求道义，所以容易被疏远，只有远佞人，亲正士才能治理好国家。”

吕公著发表的这篇邪正之论，有人曾经认为是在攻讦王安石，事实并非如此。吕公著和王安石早在十多年之前就是好朋友，那时他们都是中下级官吏，意气相投，志趣相同，和司马光、韩维一起人称“嘉祐四友”。此后，吕、王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王安石对他极其推崇，多次说： “吕十六(吕公著在本宗同辈中排行十六)不做宰相，天下不太平。”“晦叔做了宰相，我们才可以言仕哩。”除吕公著外，王安石从未给予过其他人以这样高的评价。

所以，熙宁二年(1069)初，王安石拜参知政事，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酝酿进行变法时，便推荐吕公著担任了御史中丞来协助自己。而吕公著起先对王安石也十分配合，选拔了好几位条例司的官吏到御史台中。

但是，随着变法改革的逐步开展和深入，朝廷上下围绕变法进行的斗争愈演愈烈，吕公著和王安石之间的政见分歧也迅速暴露并明朗化了。

终于，当变法派和反变法派就青苗法掀起第一次斗争高潮的时候，吕公著上书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和用人政策做了全面的批判。他说： “自古以来的有为之君，从没有丧失人心而能图治的，也没有用权威胁迫、用诡辩蛊惑而能得人心的。昔日被盛称为贤的，现在却全被举以为非，而凡稍有些不同意见的，就被一概扣上流俗浮议的帽子，世上岂有昔日皆贤而今日皆不肖的道理?”这道奏疏表明吕公著和王安石之间已从一般的政见分歧发展到了政治分裂。

随后，宋神宗欲任命变法派的主要骨干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又反对说： “惠卿固然有才，但他奸邪不可重用。”这话传到王安石耳中，王安石更加愤怒，当年底就把吕公著贬为颖州知州。有趣的是，王安石当初举荐吕公著任御史中丞时，曾称誉他有八元、八凯之贤，而现在却说他是驩兜、共工之奸，仅仅过了半年，吕公著就得到这两种天渊之别的极端化的评价，倒真应了他所说的“昔日皆贤今日皆不肖”的话。

熙宁四年(1071)，吕公著又被赋以闲差，以提举嵩山崇福宫之职迁居洛阳。被迫赋闲的吕公著日子过得并不悠游自在，变法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对变法的敌视也在像烈焰一样无时无刻不烧灼着他的心。恰好司马光、邵雍这两位反变法派的首领也都贬居洛阳，三个人遂经常聚会，议论时政。有一天，吕公著对着邵雍长叹一声，心事重重地说： “民不堪命矣!”邵雍冷冷一笑： “王介甫原先只不过是个远方小官，不就是你和君实异口同声地称其贤能，把他一手捧上来的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吕公著铁青着脸，一字一顿地说： “是啊! 实乃公著之罪也!”

吕公著是这样执着于自己的政治立场，以至于每当想起过去与王安石的交情都禁不住痛心疾首。不仅仅很自然地使他发誓要“戴罪立功”，亲手纠正自己所犯的“过失”，彻底地否定和推翻新法。而且，这种越来越情绪化的偏执居然丝毫没有使他意识到自己在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上，也在犯着与王安石同样的走极端的错误——昔日皆贤今日皆不肖。

熙宁八年(1075)，因出现了彗星，宋神宗诏求直言。吕公著上疏说： “陛下渴求天下大治，为时已久，但左右前后，没有人敢说真言真话的。假使陛下有求治之心，却无致治之实，这便是任事之臣辜负了陛下。士大夫的邪和正、贤和不肖，是向来既定的。现在人们却不这样看，前日举荐时，说他是天下之最贤; 后日逐之时，反又说成是天下最不肖。对待人才已是这样反复无常，在政事上就更是乖戾不审了。古之为政者，也有起初不能取信于民的，像子产治郑，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临御已历九年，但人们议论时政，也并未有异于当初，陛下难道没有觉察吗?”

吕公著的这道奏疏不仅完全否定了王安石及其新法，矛头所指还包括了宋神宗。但宋神宗并不为怪。原因在于自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变法在宋神宗的主持下已发生了较大转向，在变法方面抑制豪强兼并的措施逐步减少，在用人方面起用反变法派的事例则越来越多。

于是，熙宁十年(1077)，吕公著也告别了赋闲生活，被起知河阳，很快又被召到京城提举中太一宫，迁翰林学士承旨，后历任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同知枢密院事。

吕公著离开洛阳之际，知河南府贾昌衡率同司马光、邵伯淳等人在福光寺上东院摆盛宴为他饯行。席间，邵伯淳向吕公著、司马光赠诗云：

二龙间卧洛波清，几岁优游在洛城。

愿得二公商出处，一时同起为苍生。

这首诗便集中表述了反变法派对吕公著寄予的深切期望。

但此时变法毕竟仍然在继续进行，政治形势并未发生重大逆转。因此，吕公著虽然被重新起用，却除了和宋神宗坐而论道之外，基本没有多大作为。元丰五年(1082)，吕公著因病辞职，遂拜资政殿学士，出任定州安抚使，后又徙知扬州，加大学士。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宋哲宗即位，素来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时局为之一变。朝廷很快就颁布了召吕公著回朝任翰林侍读学士的诏令，高太后还派出专使到扬州迎接他，吕公著刚到，高太后又遣宦官梁惟简向他求教： “当此拯民疾苦之际，应以更张何事为先?”吕公著不顾旅途劳顿，上疏说： “先帝即位之初，至诚求治，曾令臣起草诏令，以宽省民力为意。但自王安石秉政，变更旧法。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 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 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诸如此类的陋法敝政甚多，应更张有术。如青苗、免役、保甲之事，皆须别求良策。保马之法，先朝已知其错; 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至于福建、江西等路摊派茶盐过多，俱非朝廷本意，恐当一切罢去。而南方盐法，保甲法，则尤其应是先予革除的。”还说孙觉方正有学识，范纯仁果敢有风骨，可任谏议大夫或给事中、户部右曹侍郎，使他们议革青苗等法; 李常清直有守，刘挚资性端厚，苏辙、王岩叟皆有才气，可任谏官御史等等。吕公著的这道奏疏从废新法、用人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措施和步骤，称得上是反变法派全面复辟的纲领。所以司马光夸赞说： “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真可谓有兼济之才! ”

当年五月，司马光拜门下侍郎。七月，吕公著拜尚书左丞，废除新法的活动遂在两人的主持下全面展开了。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司马光拜为左相。四月，吕公著拜为右相。

吕公著当上宰相的时候，新法中的主要内容已基本被废罢净尽，废新复旧的高潮已经过去，但吕公著还是沿着这条道路，在中枢制度和科举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

元丰五年(1082)实行官制改革之后，中枢机构三省的工作程序是按唐朝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复奏，尚书省施行来分工的。由于三省长官分班奏事，各行其职，因而实权掌握在了中书省长官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的手中。并且宰执大臣只是隔三五天才在政事堂聚议一次，平时三省长官分厅值班，堂吏天天抱着文书到各厅禀报当日政事，因而三省长官实掌握了日常政务的决策权，其他执政官员无权预闻。当时的宰相蔡确就是凭借这一制度实现专权的。等到司马光当了执政大臣，多次要求蔡确天天聚议，蔡确都不答应。吕公著拜相后，首先打破上述框框，规定，宰执大臣们每天聚议一次，共同商议处理军国事务。接着又重新厘定了三省枢密院合署决策的职权范围，凡三省共同施行者共12项，与三省以外的衙门共同施行者共12项，三省与枢密院共同施行者共14项。这些变化后来成为定制，它对防止宰相专权多少有些作用。

王安石变法期间，科举考试废除了诗赋，专用王安石编纂的《三经新义》，吕公著命令科举考官不得再从《老子》、《庄子》等书中出题，举子不得以申不害、韩非子、佛书治学，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参用古今诸儒的学说，不得只依据《三经新义》。还恢复了贤良方正科。

奇怪的是，吕公著禁止士子们以佛书治学，他自己反而素来是一个佛学迷。当了宰相后，他依然保持着简约好静的生活习惯，除了在都堂上班外，回到家中很少与士大夫们有接触，唯独擅长谈禅者他才肯交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吕公著的这种特殊爱好，竟惹得一班钻营求进之徒故意穿起幅巾道袍，天天游历于佛寺禅院，和僧人们一起吃斋念佛，讲说性理，企图能参悟得一点禅机，以便和吕公著交往时能博得他的赏识。当时人们还专门给这伙人送了个绰号叫“禅钻”。

虽说简素清静有益于修身养性，但它终竟战胜不了年事已高这一天然屏障。吕公著拜相时就已年近古稀，无论他怎样好静也躲避不了繁杂政务的纠缠。几年下来，这样那样的疾病越来越多。

元祐三年(1088)四月，吕公著就因老病不堪多次恳请辞位。高太后对中书侍郎吕大防说： “今皇帝幼冲，正需要宿旧大臣辅佐，吕相公怎好就走?”又对翰林学士苏轼说： “吕相公因病求去，虽不能准他离职，却也不好让他再为冗务所烦了，姑且以三公留他吧。”遂加封吕公著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此以前，北宋历史上拥有三公、拜军国事这一职位者只有四个人，而其中二位就是吕夷简、吕公著父子。高太后还特命吕公著二日一朝，赴都堂参议军国重事不必拘时，一般性的常行文书也不必签书押字。甚至在政事堂南面专门为吕公著修建了一处宅院，向北开门，以便执政大臣能随时到他家征询意见。这些也都是北宋少有的恩典之礼。

元祐四年(1089)二月三日，吕公著病死家中，享年72岁。高太后闻讯，悲恸不已，哭泣着说： “邦国不幸，司马相公刚过世不久，吕司空怎么也去了!”追赠他为太师、申国公，谥号正献。诏令罢朝三天，宋哲宗亲笔为他书写了墓碑，称作“神道纯诚厚德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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