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张至发简历?张至发历史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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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张至发简历?张至发历史人物评价

张至发

有明一代废中书、罢宰相,提高中书省下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理朝政,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命令。政务由皇帝亲自裁定,一人独揽大权,日理万机,事无巨细,咸决于上。然而皇帝的精力有限,难以处理纷杂万事。于是就在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殿阁大学士,帮助皇帝阅读奏章,起草文书,备为顾问。这时的殿阁大学士没有什么大权,品位也不高。到明成祖朱棣时,开始让殿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这些殿阁大学士在内廷办事,常侍天子于殿阁之下,是皇帝的代言侍臣,备顾问的辅佐,其地位逐渐提高。到了仁宗、宣宗时,以尚书之职入殿阁,并大学士,品位尊崇,接近皇帝,能够裁决机务。其权势几乎与汉、唐时的宰辅相同。但人们避宰相之名,称之为“内阁”。内阁阁臣几乎全是翰林文学之士,但也有个别的不是翰林院学士入阁的。自从明世宗皇帝时的许以后,开外僚入阁先例的是张至发。

张至发,字圣鹄,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南)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授官玉田(今河北玉田)知县,后改任遵化知县。在任期间能上通政务,下察民情,做出了不少好事,政绩较佳。由此迁升为礼部主事,后改任御史。

张至发任官从政,正值党争激烈之时。嘉靖、万历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在朝大员各据地缘关系串通为帮派体系,结成党羽。当时有宣党(安徽宣城籍)、昆党(江苏昆山籍)、齐党、楚党、浙党等。其中势力较大的是浙党,齐楚诸党都依附于浙党,他们联合起来,攻击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此时的张至发也随潮趋势旋于党争。

党争一出现就对朝事大有影响。其斗争尖锐化是从万历朝的“争国本”开始的。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生下朱常洛,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朱常洵,王恭妃没有郑贵妃那样受到神宗皇帝的宠爱。郑贵妃就想把其子朱常洵立为太子,谋取皇位继承权,神宗皇帝本人也有此意,曾经私许郑贵妃。但是,当时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屡次上书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于是关于立太子之事争持了15年之久,两种不同见解的大臣交章论辩。最终立朱常洛为太子,封建地主阶级认为太子乃“天下之本”,故把这场争吵叫做“争国本”。在这场争吵中,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力主册立朱常洛,有违神宗皇帝本意,心里不高兴。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又推举因拥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被解职的故首辅王家屏,又一次使神宗不满,被罢免回老家无锡。顾宪成就于城东东林书院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里面讲学、聚会,一些和当局合不来,对世道看不惯和退居林野的士大夫也闻风附响。教学之余讽议时政、臧否人物,和当权派对抗于田园之中,并得到朝中一些相同观点官僚士大夫的遥相呼应,反对派称之为东林党。

张至发家居淄川,成为齐党中一名活跃分子,他是东林党极为坚决的反对者,他曾上疏攻击在朝官员东林党的代表人物叶向高。

叶向高,字进卿,福建福清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历任左庶子,南京礼部右侍郎,改吏部。三十五年,廷推阁臣,召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十一月到任,独任阁事。四十年为首辅。四十二年回家休养。天启元年又召为中极殿大学士再任首辅。当时正是阉党魏忠贤擅权,在阁之中也难有作为。天启四年再请求回家。至天启七年病故。叶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善恶分明,齐、楚、浙党攻击东林党时,他曾经替东林党开脱、辩护。于是朝廷上下认为他是东林党的头目。

张至发正抓住这一点,在上疏中,大讲内阁中产生了一些不利于朝政的因素。他说: “陛下历来讨厌官员结党朋比。然而,辅佐朝政的阁臣有的先不能超然于门户之外。出现了这种情况,不能不让人担心。”张至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其用心的。一方面攻击了叶向高; 另一方面还表现他忧国忧民的忠心。他引用了一位礼科给事中的一句话: 今日之争始于门户,门户始于东林。这“超然于门户之外”显然是指叶向高意从东林的事。在各党群起攻击东林之时,许多言官也纷纷依附,投之浊流,这几乎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明里暗里议论东林。这时候,也有人敢站出来替东林党鸣不平,户部郎中李朴就是其中一个。

李朴,字继白,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入户部主事。性情憨厚,敢于直言,见朋党合流攻击东林党,尤其是朝内言官也不能公平处之,愤愤不平。

李朴上疏皇帝,阐明自己的观点: “朝廷设立言官的目的是纠劾百官,辨明冤枉,凡是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福威,扰乱朝政的,或者是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变乱祖宗法制的都可以检举弹劾。但当朝有些官臣私结朋党,挟持百官,排斥异己,明明是自己结党朋比,偏偏又指责别人。就拿那些攻击所谓‘东林党’的人来说吧,今天说人家(东林党人)的目的是扰乱朝纲,明天说人家的目的是擅权营私。在朝大臣说是无权,野居田园说是有权,不知道这所谓的‘东林党’居的什么官,掌的什么权,如何乱的纲? 这样的话不足以欺骗三尺童子,竟能欺骗陛下吗?”

李朴一书,触及许多言官及其他党人,他们都敌视李朴,特别是张至发,认为李朴说的就是自己。他立刻转调矛头,直刺李朴,但又找不出李朴本人的什么破绽,只好牵强地指责李朴是违背公道的东林死党,他的奏疏是胡言乱语欺骗皇帝的谎言。当时皇帝并不喜欢言官多事,李朴上书抵斥言官,皇帝心里很高兴,再加上皇帝深居宫中,臣不朝面,没有心思去处理这些事。张至发虽然屡屡上疏,却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不久,张至发被令巡按河南。河南洛阳是朱常洵的藩地。朱常洵于争国本后被封为福王,没有得到太子的地位,皆因东林党的极力反对,所以福王对东林党也恨之入骨。因张至发屡屡攻击东林党,所以张至发来到河南,却能得到福王朱常洵的欢迎。这年四月,洛阳东门外聚集了福王府随校800多人在闹事。经过调查,原来是封领千户的龚孟春在教唆、挑逗,故意聚众闹事。张至发则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做通了闹事者的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并对他们进行了妥善的安置。那些随校都能服从,没有敢违抗和不执行的,并用朝廷给福王的宗禄购置了大量的义田,让无地的贫民百姓来耕种。万历二十四年(1615)河南大灾,饥民遍野,为了挽救那些因饥饿濒临死亡的百姓生命,张至发就请求将所筹集的饷粮留为省用,救助饥民。又把入漕京粮打了折扣,留下一部分赈济灾民。在任期间,张至发得到广大百姓的拥护。这些事情上报给皇帝,皇帝也很高兴,认为张至发在基层办事有胆识,有才干。回京以后,张至发凭他的这些功劳而获取的信任,伺机再显身手,以得到皇上的信任。

万历四十四年(1616),首辅吴道南同礼部尚书刘楚先主持典试。副都御史沈季文的儿子沈同和目不识书,贿赂吏部官员,采用舞弊的手段,结果榜上有名。于是京城上下议论纷纷,影响很大。吴道南等极力检举此事,皇帝也很生气,下诏复试,其结果沈同和被除名。那些结党拉派的人都瞪大眼睛寻找借口,以打击一批,拉拢一帮。此时显然是个好机会。御史李嵩、周师旦连忙上章议论,把这件事渲染一番,给事中刘文炳则抓住战机,连连上疏大肆攻击吴道南,竟然使吴道南没有机会争辩。张至发更是推波助澜,跃至阵前,大有冲锋陷阵之势。无奈此时皇帝比较注重吴道南,不仅没有责怪吴道南,反而贬谪刘文炳,夺了李嵩的俸薪以示惩戒。真是机关算尽无良计,算来算去算自己。虽是兴师动众,大动干戈,怎奈对方高台稳坐,视而不见,任你秋风横扫,我自岿然不动。张至发既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最后也只好偃旗息鼓,这次没有成功,伺机再战。因为皇帝对他曾有好感,此次也就不再追究。张至发见状,连忙上疏,以有病为由,请求回家休养。

天启元年(1621)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征召人才。因为张至发在先朝确实有些大的贡献,而被重新启用,做了大理寺丞。此时的张至发已不像以前那样冲动,而是成熟了。他对这位新皇帝还不够了解,所以采取观望的态度。天启三年(1624)他请求熹宗皇帝允许他回家奉养父母。因为回家敬养老人的确是有利无弊,一方面可得到使人赞誉的孝名,另一方面也真能使老人安度晚年,共享天伦之乐。况且张至发也的确是位孝子。这时,魏忠贤却极力推荐他、挽留他。

魏忠贤,肃宁人。小时候是个无赖之徒,自施宫刑,更换名姓,混入宫中。皇太孙朱由校早年丧母,客氏是他的奶妈子,魏忠贤与客氏勾结,屡屡升迁。朱由校做了皇帝,因有客氏的内援逐渐取得皇上的宠信,此时的魏忠贤已是秉笔太监,兼掌东厂。

当时,魏忠贤阉党羽翼未丰,正千方百计地收罗党羽成员,他们发现张至发展与东林党为敌,极有利用价值,就故意推荐他,并且假传圣旨,令吏部提拔任用。但张至发此时正值在家敬养父母,所以未能上任。

崇祯五年(1632)九月,张至发再次被起用任顺天府丞,晋为光禄卿。在任期间,他励精图治,兢兢业业,查勘了由于长期积压而且没有得到处理的事件。经过精心地调查、研究,使其中较大一部分得到了公正的处理。这些事上报于皇帝以后,崇祯帝也认为他比较有才干,再加上前朝的贡献,很想重用他。

崇祯八年(1635)春,张至发升任刑部右侍郎。五月,内阁阁臣吴宗达致仕,阁内仅还有温体仁、王应熊、何吾驺、钱士升4人,内阁阁臣一般为6人,此时出现空缺。崇祯帝准备增加阁臣。这次增加阁臣,皇帝是有所考虑的。一方面他对翰林学士充当阁臣已经有些不满意。就在崇祯五年时,翰林学士郑以伟、徐光启入阁。据说郑以伟博学,但票拟并不是他的特长。一次票拟重罪疏,其中有“何况”二字,郑以伟认为是人名。崇祯发现以后把书驳回修改,郑以伟才发现自己搞错了,翰林院的文章成了笑料。而且这些文学之士大多善于撰写制敕和供奉诗人,而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想从基层迁升具有真才实学的僚臣补选入阁。另一方面他也发现有些翰林学士博古通今,也确实是人才。崇祯思虑良久,决定来个两全齐美的办法。

这次增补阁臣,对张至发来说,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奋斗了几十年,也为朝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张至发只是个外僚臣子,非翰林学士很难入阁,好在张至发的运气不错,崇祯帝为他开了绿灯。

这年六月底,崇祯帝召集百官僚臣,商议增补阁员问题。崇祯帝首先夸奖翰林学士学识渊博,然而又以翰林学士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不能恰当处理各类突发事件为由,准备用其他官员来充实。这其他官员就是非翰林学士,实际上就是为张至发等外僚入阁作了准备。要把像张至发这样的一个基层僚臣连续提升为内阁大臣,确实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皇帝采取这么个办法: 令各部大员各写一疏,谈谈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和主张。僚臣们都知道这位万岁爷刚愎自用,喜迎恶咈,说不同意,不仅无济于事,很可能会招来不明之祸。况且现实状况的确如此。于是纷纷上疏,完全赞同圣上的英明决策。第二天,吏部就把张至发等10人的履历呈上,并推荐了朝中能够担任阁员重任的人。

七月二十六日,对张至发来说难以忘怀,由刑部右侍郎升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文渊阁,从此开始了阁臣生涯。与他同时入阁的还有皇帝特别提用的文震孟。

文震孟,字文起,吴县(今江苏)人,出身僚臣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以善解《春秋》获乡试举人。天启二年,殿试第一甲第一名。这位颇具才学的状元郎,授官修撰。文震孟胸有大志,忧国忧民,屡次上疏,奏请皇帝勤政除弊,励精治国,但未被采纳。至经筵侍讲,崭露头角,逐渐受到皇帝重视。再讲《春秋》,皇帝听了非常高兴,大加赞赏文震孟的学识渊博。当内阁出现空缺时,特别提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但文震孟刚正不阿,很有古代大臣遗风。因为用人任官之事与首辅温体仁发生争执,温体仁凭首辅之职,强制执行,文震孟非常气愤,借“由官还民为天下极荣之事”嘲讽温体仁,温体仁却告到皇帝那里,结果使文震孟落职闲住。

张至发和文震孟同时入阁,实现了崇祯帝既用外吏又用翰林的计划。怎奈文震孟“不争气”,有悖皇帝重用之意。文震孟的落职闲住,使张至发捡到一个便宜,以致轻松任上首辅之职。

张至发入阁时,任首辅的是温体仁。

温体仁,字长卿,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崇祯三年六月,以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崇祯六年,周延儒被罢后继任首辅。在阁7年,是崇祯年间居位最长的阁臣。温体仁取得崇祯皇帝宠信的原因是他采取了严嵩对待朱载垕(穆宗皇帝)的手法。表面上总是顺着,用迎合皇帝的意图来表示自己的忠诚。他喜欢收寻别人的过错,虽然朝廷官员多不喜欢他,但他却因为表面上谨慎,待人接物又很有礼貌,特别善于揣摩皇帝心意而得宠久居阁中。

张至发入阁后就有些飘飘然,看不起其他阁臣,其他阁臣也因为他非翰林入阁而轻视他。为了在阁中站稳脚跟,张至发极力向首辅温体仁靠近。事事以他的决断为标准,极力维护他的一切利益,学习他的处世哲学。然而,张至发终究没有把温体仁对问题处理方法的精髓学到手。虽然继任首辅,可惜任期不长,平平庸庸。

张至发入阁还不到二年时间, 原阁臣中温体仁、王应熊、何吾驺、钱士升先后被罢免。张至发自然就被推到首辅的位置。自万历年间,申时行、王锡爵先后继任首辅,大多是按照入阁资历排列的,温体仁等被罢,张至发代替也是惯例。虽然张至发的才智和机变都赶不上温体仁,入阁以来也无多大建树,但按照位次排列,张至发应是首辅的职位,即使是本来不同意张至发任首辅的崇祯皇帝也没有办法。

官至首辅的张至发可谓是春风得意。他认为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在这阁臣更迭频繁之时,要想久居高位,必须取得皇帝的宠信。于是他仿效故辅温体仁的办法,大肆排挤异党。

这年冬天,皇帝准备选择东宫侍讲官,这东宫侍讲官就是教习太子,讲论文史,供读经史的官员。有人推荐黄道周。张至发极力反对黄道周出任东宫侍讲,而且上疏说黄道周如何如何地不能做东宫侍讲。给事中冯元飚看不惯张至发的行为,就反驳他说: “黄道周清正廉明,无党无倚,忠心耿耿地为朝廷效力。他的忠心都已感动了皇帝,唯独没有让你欢心,这是为什么?”冯元飚一席话,正中张至发的要害,不仅暗示出他结党朋比的作为,而且揭露了他排斥异己的丑行。作为首辅的张至发气得脸色变紫,当场说不出话来。回家之后,思前虑后寻了冯元飚一两点微不足道的缺点,上疏劾奏。没有什么动静,心里愈加愤恨。于是再上一疏。然而此时的冯元飚因多次上疏除弊利政的建议和具体措施。采纳后,多得群臣的赞誉,皇帝心里也非常高兴,致使张至发两次上疏,皇帝也不把此事放于心上,没有一点结果。

此时的张至发更觉得自己失了面子,位居首辅,言语却如此无力,群臣面前有何脸面。今后说话还会有谁服从呢?一不做,二不休。攻不倒冯元飚,再从黄道周身上作文章。

黄道周,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他的文章以高风亮节为群臣所传诵。他性情刚毅,正直不阿,不入俗流,同僚都因为他的严峻而不敢接近他。张至发这次再找黄道周的毛病,仅仅从黄道周曾说过:“文章意气、坎坷磊落、我不如郑鄤。”这一句话展开议论:“郑鄤曾经是一个用棍子打他母亲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人愤恨的不孝逆子,黄道周自己说还不如郑鄤。这样的人能成为皇太子的辅导老师吗?”当提到人们对黄道周的评价时,又说:“要说清正廉明,无党无倚、忠心耿耿的,只有旧辅温体仁大人。也正因为他的正直无私,才惹恼了你们。黄道周能与他相提并论吗?”

黄道周见张至发如此与他过不去,索性上疏请辞,假说有病,回家休养,皇帝没有答应,然而编修吴伟业又据理力争,摆出温体仁的所作所为,让大家评论,让皇帝决断,并劾奏张至发死守温体仁的老一套。一事未平,一波又起,此事还没了结,讲官项煜又上疏劾奏张至发,说他把持考选,不能公正取仕,并庇护自己的儿女亲家任濬,遏止成勇。张至发听到言官弹劾自己,急忙上章辩解,以种种借口解脱自己,而且说自己是为大明利益而为之。同时劾奏项煜不明事理,故意找他的麻烦,这样的人不能留在身边。崇祯生性猜疑,贬乏谏臣,无知人之明。听了张至发的奏辩,真的将项煜逐出宫去。

黄道周没有被挤出去,仅项煜逐出宫。张至发觉得还不过瘾,思来虑去,想把中书许士柔也逐出去,结果事随人愿,内阁中书黄应恩寻了许士柔一个算不上错误的错误,张至发轻轻一劾,许士柔被降二级,贬调京外。这样,张至发觉得自己已经得宠,权势与日俱增,其所作所为均无拘束了。

内阁中书黄应恩骄横跋扈,性情凶悍,早年温体仁任首辅时,对他十分信任。现在张至发上任对他不仅器重,而且借助他操纵时政。黄应恩也因此更加放纵,依靠张至发的权势为所欲为,横行朝内。后来,张至发令黄应恩兼任东宫侍书,黄应恩竟然不同意,就是讲官将讲义写好交给他,他也拒不接受。检讨杨士聪实在看不下去,就上疏论奏此事。而张至发则连夜写出奏疏为其开脱。杨士聪再奏一疏,张至发又百般包庇。这件事还没完结,碰巧皇帝要恢复原来总督杨鹤的官职,并加诰命。令黄应恩撰文。黄应恩在赠诰文中也不注明赠诰什么官职,敷衍了事。骄横到了如此地步,竟敢视圣旨为儿戏。崇祯帝非常气愤,欲治罪于他。此时张至发又想联合内阁中书孔贞运、傅冠来共同疏救黄应恩。孔、傅二人都说: “从前许士柔犯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去疏救他,为什么要独独去救黄应恩呢?”张至发见此情景,赌气地说: “你们不去救他,我自己也能把他救出来。”一怒之下,连书三疏,极力为黄应恩开脱,崇祯帝就是不答应。不久,大理寺副丞曹荃又上一疏,弹劾黄应恩。

曹荃一疏,揭发的是黄应恩贿赂朝官为他求情的事,并且提到了张至发。张至发做梦也没想到,欲救别人不成,反而自己陷入。张至发又恨又气恼又怕,急急上疏,请求皇帝调查为他昭雪。崇祯帝一面好言相慰,一面将黄应恩下狱。张至发见事发东窗,皇帝已经不再信任自己,知道自己的下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早早晚晚要被罢免回家,不如急流勇退,落得个自知之明。于是上疏皇帝。陈述了三条请求辞职的理由,却没有提到自己有病。忽有皇帝圣旨下,令他回淄川老家调理养病。当时人们将此事作为笑柄,说张至发是尊旨患病,回乡休养去了。

张至发十分孤芳自赏。本身起自外吏,就已引起了诸翰林学士的不满,上任后,又始终坚持排除异己,不能虚心团结其他僚臣,在同辈同官中很少与人交结。况且庸碌无为,崇祯帝又厌恶他泄露机密,所以令他还乡。只赐黄金60两,彩帛2匹。因任首辅,赏赐减半。张至发仅带着那半份赏赐和无限的忧郁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乡后,他捐资改建淄川城,皇帝知道后,对他大加赞赏,并且遣官来慰抚他。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的起义军攻破洛阳。崇祯皇帝的叔父,福王朱常洵被捕获处死。起义军开仓放粮,远近百姓从之如流,队伍迅速壮大。严重威胁着大明王朝,崇祯帝见大明江山半边欲坠,残破不堪。为挽救大厦将倾的祖宗帝业,在这年夏天重召旧臣,特召周延儒、贺逢圣、张至发入朝,周、贺二人应召入京,张至发则连上四疏,以种种借口辞官不出。第二年七月,张至发因病去世。明朝廷念其功绩,先屡加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死后追赠少保、祭葬,并按制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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