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李富春人物传,李富春生平事迹,李富春评价

Posted 2022-05-08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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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李富春人物传,李富春生平事迹,李富春评价

李富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革命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少有的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党和国家财政经济领导人。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任国民革命军二军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区委、江苏、广东、江西省委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财经部部长、出版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全国解放后，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他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第九届中央委员。

学生时代

李富春字友仁，湖南长沙人，1900年5月22日 (旧历庚子年四月二十四日) 诞生。参加革命后，曾用大壹、一秋、大盛、圣、贫秋等笔名。李富春祖籍长沙东郊杨梓冲 (现为长沙县水塘乡杨梓村) 。祖父李世馨住长沙三兴街40号，开山货铺兼售扇子、旱烟袋杆和蚊帐杆、棉絮等。李世馨生两子一女：长子李曙云、次子李曙德、女李友珍。

李富春的父亲李曙云，字卜年，是清末庠生，为人忠厚老诚，勤奋俭朴，一生以教书为业。他擅长书法，经常为亲友和乡邻写匾幅、对联、挽联、扇面、画梅花。母徐氏，温顺善良，勤劳俭朴。李富春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长兄李翼谋、字友贤，三弟李湛霖、字友忠，四弟李华英、字友廉;妹李舜英，先就读于长沙明星女子中学初中，后转衡阳六中高中毕业。

李富春家无田产、房屋，依靠父亲教书挣得的微薄工薪维持最低生活，食用衣着都很俭朴。李富春发蒙于天心阁附近的椿树园小学。李曙云对李富春兄弟要求很严格，教育他们生活不可奢侈，不可暴殄天物，更不可沾染恶习; 待人接物，要有礼貌、谦让、不损人害人。要他们行要正、坐要直、为人稳重而不可轻浮。学习上，他要求李富春兄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下苦工夫、一步一个脚印; 不要华而不实、爱虚荣、一知半解、自满自足。他还利用星期日或寒暑假期，给李富春兄弟讲授书法要领，教读《岳阳楼记》、《赤壁赋》、《桃花源记》、《进学解》、《阿房宫赋》等古文，以及李、杜、元、白和三曹、三苏的著名诗词。这些良好的家庭教育，对李富春学业上的发展进步和品德、作风的培养起了很好的作用。

1913年冬，李富春高小毕业。1914年春，他考入长郡中学(第十六班)。长郡中学是当时长沙一所深负盛名的学校。这所学校名气大，教学质量高，是考生竞争的主要目标。李富春在学校学习用功，多数课程成绩优秀。他尤其喜爱历史课，对历代民族英雄，富有爱国思想的历史人物如岳飞、史可法、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等十分仰慕。他关心国家大事，注意阅读进步报刊，拥护当时全国掀起的以反帝爱国为宗旨的提倡国货运动。他加入了长郡中学学生成立的爱国会，积极参加了查抄日货、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反对军阀张敬尧、赵恒惕的斗争。

挪威人夏义可在长郡中学担任体育教师，极力推行现代体育项目，足球运动开展得很广泛，出现了“八大球王” (当时足球赛是八人上场) 。李富春也喜爱踢足球，同肖劲光、任弼时一起成为长郡后期足球队的主力队员。

1918年春，李富春毕业于长郡中学。同年暑假，他由长沙到北京。9月初，乘车至保定进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这所留法预备班以培养“专门技艺，实行制造之人才”为宗旨，学业一年，毕业后由华法教育会安排赴法留学工艺。同期学习的湖南籍学生有李维汉、张昆弟、贺果、罗明俊等人。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北京学生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消息传到保定，留法预备班的学生当晚就召开了会议，推选出四名代表到北京联络。李富春是四名代表之一。他到北京参加了连日来北京天安门前的请愿斗争，了解了五四运动发动后北京广大学生的愤怒情绪和全国反帝斗争的政治形势。随后回到保定，向保定地区学生代表作了传达。在他和其他几名到北京的代表的倡议下，当即组织起保定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向广大群众广泛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

北京军阀政府听说保定学生也起来反对他们，十分惊恐，指令保定地方政府以提前放假为名，实际是强行驱散爱国学生。李富春等只得离开保定来到北京，住到北长街99号的一座平房里，经友人介绍参加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并积极筹备经费准备去法勤工俭学。

五四运动后的七八月间，李富春回到长沙，同父母亲告别，并要求帮助一部分旅法经费。李富春母亲不愿他远离身边，极力阻拦，他得到了他父亲的大力支持。父亲说，男儿有志在四方，友仁有志到国外求学，准备将来干一番事业，就让他去吧! 母亲只好同意。

10月初，李富春离开长沙抵上海。10月31日上午11时，李富春等150人乘宝列葛船启航(船抵香港时又增加广东俭学生50人，共200余人) 。李富春等坐的四等舱，船费100元。船上臭虫多得惊人，为了能睡好觉，许多人把袜子套在手上，把裤角扎紧，用毛巾把脸和脖子包住，只露出鼻子和眼睛。

11月2日，船航行中国南海水面，李富春撰写了《我的劳动观念》一文，抨击“跋扈的武人”、“捣乱的政客”、“顽固的官僚”、“弄权的卖国贼”等，说他们不算劳动者，是不劳而获的。他说人生在世上的义务，小而言之，就是“养身赡家”，大而言之，也不过是“裕民富国”①罢了。在这篇文章里，李富春在广泛的意义上，宣传了“劳工神圣”、“劳动万能”。但也可以看出，这时的李富春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了解在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得不到解放，工人失业，农民无地可种的根本原因在于反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须知三座大山的统治不推翻，哪能做到“养身赡家”? 更谈不到“裕民富国”!

12月7日，船抵马赛，李石曾同代理中国领事勒利格尔上船欢迎。在马赛休息一天。8日，李富春等俭学生乘火车到巴黎。华法教育会已派招待员多人在车站等候，将俭学生送到巴黎西郊哥伦布华侨协社住下。李富春等三四十人被安排到一座美军在大战后撤退留下的大帐篷里。李富春、李林、贺果、任理、张昆弟、李维汉、张增益等一起自愿组成伙食单位，吃的大都是些马铃薯、空心粉、黑面包等便宜食物，有时买点卷心菜、大白菜炒炒吃，很少吃肉食。

1920年2月，李富春同李林、李维汉、张昆弟、任理、张增益、贺果成立了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 。他们以劳动好、学习好、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为目的。罗学瓒在给毛泽东信中，谈到工学励进会的宗旨是，“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订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划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①

1920年4月，华法教育会介绍李富春到施乃德铁厂做工。这是一个大军火厂，下设几个分厂。李富春和李维汉、贺果、李林被分到法国西北部的勒哈佛尔分厂。他们住在离厂不远的一个小山头上的军用帐篷里。山上绿树成荫，风景优美。每天做工8小时，中午在工人饭店吃饭，晚上就宿于工人宿舍;工资12法郎，一日三餐兼零用钱，所余无几。后来，李富春当了火车司机，包修了三个火车头，挣得了一大笔钱，成了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富有者，同学们称他为“富翁”。

四五月间，李富春在工读之余，找了一位看房的脱了左手的法国退伍兵作调查，谈的很认真，并作了记录。6月11日，他完成了短篇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①。他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失去了一只手的兵士的谈话，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谴责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李富春对同厂16名华工作了广泛地详细地调查，写出了《法国哈佛柳史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一文。这篇文章分人数、籍贯，到厂废除合同日期;工作时间;工厂待遇;饮食、居住、衣服; 经济状况; 知识和教育; 嗜好;娱乐; 与法女结婚者的状况共九部分，全面地介绍和分析了华工状况，是研究华工和对华工进行工作的重要依据。

8月，在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等推动下，将工学励进会改名工学世界社，社员发展到30多人。10月，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召开社员大会，李富春、张昆弟，李维汉、贺果、李林、颜昌颐、张增益、任理等30多人参加。大会经过三天的热烈辩论，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十月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

1920年冬，李富春离开哈佛柳转到山度猛一工厂做工，后又转到蒙达尼公学学习。在那里，他学习认真、刻苦，较为系统地研读了蔡和森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并有机会多次同蔡和森讨论和交谈，受益很大。

1921年2月28日，400多名住在巴黎近郊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向法公使馆请愿。9月20日，赵世炎、蔡和森率领100余人赶至里昂，占领里大，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勾结法国警察当局，将100余名中国学生关进监狱，并于10月13日武装押送回国。

这两次斗争的失败，对李富春的教育很深。他深刻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无疑是为资本家提供价廉的劳动力，而要依“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更为不可能。这时，他抛弃了工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了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初，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刘伯坚等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酝酿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建立和发展共产主义组织问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旅欧中国学生已在一些学生集中地区建立了共产党小组。1922年6月下旬，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里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20人。周恩来代表旅德党组织，刘伯坚、聂荣臻代表旅比党组织，赵世炎、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代表旅法党组织。会议开了三天，一致同意党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

1922年8月，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赵世炎担任支部书记，周恩来、陈延年为委员。同年冬，李富春转为中共党员。

李富春从法国北部迁到蒙达尼后，同蔡和森接触较多，常到蔡家开座谈会，从而认识蔡畅，并同她相爱。蔡和森母亲葛健豪很赏识李富春，认为他持重老诚。在她的大力支持下，李富春和蔡畅订婚，1923年初结婚。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可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不久，中共旅欧支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80多名党团员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

中共旅欧支部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一起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李富春同刘伯坚、穆青等白天到工厂做工，晚间回到旅欧支部做党的工作。他们当时出版的刊物是《少年》，以后改名为《赤光》由旅欧支部几位负责人轮流编辑;邓小平、李畅英刻蜡板，李富春负责发行。这个刊物是中国旅欧共产主义者同中国青年党开展论战的重要阵地。它揭露曾琦、李璜等打着国家主义派的招牌，搞反苏、反共、反国共合作的实质。同时也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基督教派的错误。还发表了考察各国工人运动、宣扬马克思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周恩来、熊锐、李富春、邓小平等既是编辑，也是撰稿人。

1923年11月，中共旅欧支部第三任书记刘伯坚同李何林等十余人回国，旅欧支部书记由李富春继任。

1925年2月初，李富春离开法国去莫斯科。从法国到莫斯科的勤工俭学学生，一般都要经过柏林。李富春在柏林停留了两周，德国共产党柏林党组织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2月底，李富春一行到达莫斯科。3月初，入东方大学。东方大学里有中共支部，李富春担任过党小组长，以后又被选为支部委员。支部党员中多数人都盼望早日回国参加革命，学习积极性不高。李富春也是急切盼望回国的。

6月中旬，学期结束。李富春接到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他回国的通知。7月，他离开东大起程回国，乘坐火车，途经西伯利亚、海参崴。在海参崴住一周，转乘海船经日本到上海时，已经是8月了。

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25年9月，李富春抵达广州。当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和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分别接见了他，向他介绍了广东的革命形势，并代表中共广东区委通知他任区委军委委员，要他以国民党党员的身分参加国民革命军做政治工作。不久，李富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①、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领中将军衔，当时二军军部设在高第街，部队驻防韶关。李富春住在高第新街五号二楼。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原是从湘军分化出来的一支旧军队。1923年春，湘军中有一部分官兵亲谭延闿反赵恒惕，不久谭、赵发生战争，湘军分裂。是时，正逢广东东江陈炯明进犯广州，孙中山急促谭返粤参战。谭仓皇率部退至广东。谭部接受改编后，谭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下辖第四、五、六师、教导师，分别由张辉瓒、谭道远、戴岳、陈嘉佑任师长，由共产党员李六如、方维夏、肖劲光任四、五、六师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军、师各有一名苏联顾问。谭延闿当时是广东国民政府代主席，由副军长鲁涤平代行军长职务。全军重大问题，由鲁涤平、李富春和苏联顾问商量决定。

李富春到二军后，立即着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织军、师两级政治部。政治部设党务、宣传处(科)，选派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军官从事宣传或党务工作。各团、营、连设党代表，负责基层政治工作。同时明确规定，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兼任各级党部领导工作，使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统一起来，一切重大的军事、政治任务通过党部进行。这样做，既合法，又有力量。这是当时李富春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政治工作经验。

当时国民党规定不准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支部。实际上，在李富春领导下，军、师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李富春担任二军共产党党委书记。据当时在二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回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开过会，传达过党的文件和指示，发展了新党员。北伐前，李富春又从地方招收一大批有志青年充实到二军各级政治部门做政治工作。这批青年中大部分是地方党保送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后来都成为二军政治工作的骨干，活跃在二军各个部门。

李富春深入部队，广泛接触官兵，调查了解部队的政治素质，有针对性的着重进行了以下工作：灌输民主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讲解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道理;背诵解释总理遗嘱;宣传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号召全体官兵，继承总理遗嘱; 向部队官兵进行官兵平等、军民团结、遵守革命纪律的教育。

李富春还主持编写政治教材，下发到各师部党代表手里，利用政治活动日或总理纪念周向部队作宣讲，有时他自己也到部队作演讲。对政治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他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要政工人员和共产党员对同级官佐主动讲团结，给他们以革命影响，争取促进他们的进步; 经常深入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同他们交朋友，建立友谊，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模范地爱护民众，遵守纪律;勇敢作战，有自我牺牲精神。

通过这些工作，部队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大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初步懂得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贫困落后的原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内容和赶走列强打倒军阀的重大意义，开始了解革命军队和军阀军队本质上的区别，以及为什么当兵打仗的道理，从而使全军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得到改善，增强了组织纪律性。

李富春工作认真负责，谦让谨慎，又能注意工作方法，比较好地团结了二军官佐，工作得很出色。在广东，中共具体领导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是周恩来。他经常召开各部队党代表会议布置、检查工作，听取汇报。当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的阳翰笙回忆说：在周恩来召开的汇报会上，他也经常被邀请参加。他多次听到李富春报告二军情况时，全面具体，从宣传教育、民主改革、发展组织、团结内部和友军工作等方面，都有丰富内容，反映出二军政治工作成绩突出。周恩来在细心听取李的汇报后，多次予以肯定和表扬①。

1926年春，国民党中央决定举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由湘籍高级领导人所组成的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该会推举谭延闿、程潜、陈嘉佑、鲁涤平、毛泽东、林祖涵、李富春7人为理事，李富春为主任。这个班的学员一部分是湘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二军时的编余人员，一部分是湖南国民党秘密招收的150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还有从江西、湖北、广东、安徽、福建、四川、江苏、陕西、河南、河北、贵州、内蒙古等地招收的少量学员。

根据李富春的建议，政治讲习班设置的课程主要有：国民党党史、国民党政纲、三民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状况，职工运动，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帝国之由来及其性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北方政治状况，广东农民运动实际状况，革命文学，各国革命史略，俄国新经济政策，军事学，农民运动等二十三门课。

李富春主持讲习班全面工作，因班务繁忙，未承担授课任务，但他经常在晚间集合训话，针对学员的思想问题，及时予以指导和教育。他要求学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明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坚定为革命献身的决心，注意锻炼身体，培养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准备担负艰巨的革命任务; 严格遵守纪律，服从领导，做遵守各种规章制度的模范。

6月，政治讲习班结束。李富春在毕业典礼上讲话中说：你们经过短期训练，学到了很多革命理论，每个人充满了献身精神。你们毕业的时候，正逢北伐杀贼的时候，希望你们都成为参加北伐的敢死战士，革命战线上的生力军! 他还为《讲习班同学录》写了序言，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很好的革命党员，我们党才有力量，总理的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

他号召毕业的学员做到如下几点：第一，耐劳吃苦; 第二，要有献身杀贼的决心;第三，要绝对服从纪律;第四，要明了主义; 第五，完全服从党的利益。他说：北伐、讨吴、杀贼的时期到了!我们献身党国的时期到了! “我谨说：同学们努力，奋斗!北伐、讨吴、胜利!”①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遵照孙中山遗志，下令北伐。7月7日，鲁涤平、李富春率领4、6两师从韶关出发(5师留守南雄) ，沿仁化、汝城、桂东、酃县北进。7月中旬，部队集中于茶陵一线，挖战壕，修工事，一方面监视江西方面敌人，同时准备随时支援正面战场醴陵方向的部队。

8月，二军主力集中于醴陵，准备进军江西。在驻军醴陵期间，李富春回到长沙，为其父50岁生日祝寿。二军军长谭延闿书赠对联： “有子才如天上鹤;知君身是后凋松。”二军政治部官兵赠送四季喜鸟绣屏及何绍基书法绣字对联： “雅量风清兼月白; 高情绚碧与山红。”表示了二军官兵对李富春的敬重。

出师以来，根据李富春“注意民众工作”的指示，各部队特别强调尊重民众利益，不扰乱民众，搞好军民关系。有的师还制定了 “不怕死，不扰民”的臂章。对爱护民众、遵守纪律表现突出的，即时表扬; 对严重违犯纪律的坚决给以处分。部队路过汝城时，有一团长私自向地方抽税几千元，经告发，查清事实，受到了撤职处分。这件事，对部队教育很大。

各部队还遵照李富春的指示，沿途留下政工人员指导地方工作，改组地方国民党党部，帮助他们发动群众，建立民众组织，支持地方消灭土匪、镇压恶霸，从而使军队得到民众的热心拥护和支持。二军在行军路上，群众相望于道，送水送饭，带路送信，帮助挑行李，背粮食，亲如一家人。茶陵县城，二军曾经作为湘军在此地驻过防。当时军队不守纪律，偷鸡摸狗，打家劫舍，严重地侵犯了群众利益，深遭民众痛恶，闻风远避，官兵们孤立无援，连红薯都吃不上，处境十分狼狈。这次又来到茶陵，官兵还是那些人，由于纪律严明，爱护群众，却受到了群众热情接待。

群众的这种拥军行动，使得二军广大官兵很有感触。鲁涤平同李富春一起视察部队，着到军民关系如此融洽的情景，也感动地说：“群众如此热情地欢迎我们，不是因害怕我们出来应酬一下，而是了解我们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是出于真诚的自愿的……”当然，他不了解这是共产党在各地领导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革命主张的结果。

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部在长沙召开会议，决定第二期作战计划： “以主力攻夺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中路军以武汉——武胜关为作战目标; 右翼军以南昌——九江为作战目标; 左翼军以荆沙——襄阳为作战目标”①。

8月底，当北伐军连克汀泗桥、贺胜桥，集中主力围攻武汉之际，孙传芳认为“剪长绳”的时机已到，乃改变其坐山观虎斗的姿态，从苏、浙、皖调遣十万大军向江西和鄂赣边境开来，任命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卢香亭为前敌总指挥，自己坐镇南浔路中段涂家埠指挥，妄图一举战败北伐军，并赶走吴佩孚，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孙传芳态度的变化，给北伐军右侧造成了严重威胁。北伐军不得不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江西战场。北伐军司令部命令第二、第三军主力集中茶陵，进攻萍乡; 二军五师和五军第四十六团协同赖世璜部进攻赣州。

此时，李富春接到中共中央命令，指定他担任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军委书记。

9月2日，二军离开茶陵向萍乡前进。中共安源地方组织事先派代表同前哨部队取得联系，组织了运输队、破坏队、敢死队数百人，破坏敌人由萍乡至宜春的通讯设备，筹集、运送粮食。北伐军声威逼人，锐不可当，使萍乡守敌唐福山、张风歧部六七千人惊恐万状，不战而逃。

6日，二军进驻萍乡城。同日，军政治部和萍乡县各界团体在县西门外操坪召开军民联欢大会，二军党代表，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军委书记李富春发表演说。他指出，北伐军是革命的部队，我们的任务就是打倒北洋军阀，解救劳苦大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他赞扬了萍乡人民的革命精神，感谢萍乡地下党给予北伐军的重大帮助，号召农工商学各界联合起来，支援战争，早日完成国民革命。

8日，二、三军主力继续向宜春进攻。10日攻占宜春，12日占领分宜，又分三路向新喻攻击前进。

9月25日，清江县城民众举行庆祝大会，李富春到会发表讲演。他说，现在革命军到了，把你们从十余年来军阀铁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了;可是要知道，军阀背后有他的主人——帝国主义的帮助。我们要不受帝国主义者军阀的压迫，就非把帝国主义者、军阀彻底推翻不可。他号召工农商学兵积极组织起来：种田的组织农民协会，做工的组织工会，做生意的组织商会，读书的组织学生联合会，大力支持革命军，中国革命定会成功的①。

10月18日，二军攻占万舍，进入南昌县境。

南昌是江西的省城，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胜败关系重大。孙传芳如战败，不但江西这个“吴头楚尾、闽户粤庭”的战略地位不能保，江浙也要动摇。国民革命军如战败，也不只危及两湖战场，就是战略大后方广东也很危险。因此，南昌之战是整个江西战场最关键的一仗。战争两方都认识到它的严重性，从一开始都出动精锐师团，摆出决战架势。为攻克南昌，李富春召开了二军各师、团党代表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研究了战前宣传鼓动工作的内容，提出要使全军官兵了解北伐战争的形势，懂得南昌的战略地位和攻打南昌的责任，要求各级政工人员深入第一线，把政治动员做到实际中去，落实到战斗人员的行动上。会后，各级政工人员回到部队，召开了动员会，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鼓舞士气，激发部队勇敢作战的热情。

第三次进攻南昌的战斗是由二军四师十团担任主攻的。团党代表彭见清率领一连人，由一老百姓带路，从城门旁边的水沟爬进去，打开城门，攻克了南昌。

南昌攻克后，中共中央任命李富春为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兼江西区委书记;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江西地区行政专员。

1927年2月上旬，浙江战局紧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命令二军出兵浙江。李富春随军转战杭州，参加杭州会战。2月底，二军进军南京，在南京外围与敌激战。二军六师出敌不意袭击牛首山敌阵地，得手后，又绕敌侧后，与四师夹击敌军，攻占雨花台，突破敌城区防线，向纵深发展。3月24日晚占领南京，二、六军先后进入南京城。

攻下南京后，蒋介石反动嘴脸进一步暴露。他屠杀工农群众运动领袖，迫害共产党人，与帝国主义勾勾搭搭。二军中议论很多。李富春决定带着这些问题去上海，请示中共中央。2月中旬，李富春用电话通知李六如、方维夏、肖劲光到他的办公室，把他要去上海的决定告诉了他们，请这几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注意形势发展，团结军事长官掌握好部队。由于时间紧迫不能详细交谈，他就匆匆忙忙离开了。

李富春到上海找到周恩来，汇报了二军的军事力量、党的工作和对蒋介石阴谋反共的情绪。3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谈反蒋力量组合问题时说：一师薛岳倾向革命，有两团可靠，因而蒋有撤换薛的可能; 二十一师左派很多，部下也很一致; 二十六军党代表师烈负重伤，他本可控制周风歧，如师死，二十六军即完全为蒋控制。周还说，听了李富春汇报，感到二军比较稳固，因二军受蒋冷落，处于困苦地位，是不会右倾的。他还赞扬了李富春对鲁涤平的联络工作做得好。

4月初，蒋介石命令二军渡江追敌，借北伐之名调离二军出南京。接着调一军从镇江进南京，收缴了警卫南京的六军两个团的枪械，在六军中进行“清党”。南京成了蒋介石的天下。二军渡江后在乌衣镇一带集结待命。此时，正是四一二的前夕。李富春回到南京，看到形势已很紧张，便换上便衣，从南京逃脱至景德镇转道过江到蚌埠军部。二军继续北上还是回宁讨蒋?举棋不定。不久，武汉方面指示二军回南京，协同六军护卫南京赶走一军。李富春令肖劲光带领几个人返回南京，找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谢文锦，设法搞一些船只接二军渡江。但后来，武汉方面又改变主意，要二军去武汉。当时，二军北上前锋部队在津浦线上已与直鲁军开战，二军孤立无援，军情紧急，应当机立断，延宕就等于自杀。鲁涤平、李富春在前线召开了干部会，讨论军队行动方向问题。中共同志主张返宁讨蒋，鲁涤平等亦主张反蒋，但强调服从武汉政府命令，最后决定移师西行待命。

李富春奉命先期到达武汉，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委员。5月中旬，他从汉口发一密电给李六如，告诉了武汉方面情况： “武汉国民政府，虽在左派力争之下，开除了蒋介石党籍并下令通缉他。可是帝国主义指使蒋介石与川军杨森、奉军张作霖，将从东、西、南、北方面包围武汉。停泊在汉口的英美帝国主义等外国军舰，增加到三四十艘之多，鄂军夏斗寅、刘佐龙两军与蒋有勾结，跟着叛变了”。李六如接电后，忧虑万分，感到革命征途真有数不完的艰难险阻!

二军到达武汉后，李六如、方维夏急忙去找李富春，肖劲光早就到了李的住处。李富春首先向他们介绍江浙地区白色恐怖情景，武汉当前困境，以及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形势。接着，重点讲了中共党内斗争问题。他说：五大刚刚开过，会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家长制，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李富春说着从抽屉里取一份五大通过的决议案给他们看。他指着决议案说道：这个土地问题决议只没收祠堂、学校、寺庙、教堂等公有田地，小地主同革命军人的田地不没收。在讨论时，陈独秀只主张政治没收，就是只没收反革命分子同反动军官的土地。这个决定，还得提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才能公布。那还不是一纸空头支票，从老虎口里讨肉吃!

接着，李富春向他们了解部队的情况。肖劲光谈了他返回南京搞船，差一点儿被抓了去的险情。他是换上便衣从南门出城到安徽当涂，经芜湖、宣城、歙县、休宁到景德镇转九江，才到宿松归队的。李六如、方维夏相继谈了部队反蒋情绪，说各师都在驻地召开讨蒋大会，军部举行了二军北伐阵亡将士追悼会，中共中央赠送了“二军之功名已把吴孙打倒了; 吾辈之责任果能擒拿蒋、张么?”的挽联。肖、李、方还谈到，部队到武汉后，思想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二军中的军官对反蒋是拥护的，对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有反感。李富春听了这些情况后只是一般地强调了加强政治工作的意见，未对一些具体问题表明态度。此时四川军阀已进占鄂西、宜昌、沙市，从两面包抄武汉，情况紧急。上级命令二军各师一两天内开赴鄂西前线打仗，因而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他们只好结束交谈，各自走了。

6月初，鄂西战役开始，二军先后占领了汉川、沔阳、潜江，将杨森部击溃，一直追击到沙市、宜昌，解除了对武汉的威胁。一天，李富春接到中共中央秘密通知，要他马上离开部队，到武汉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当天下午，他吃不进饭，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他到部队两年来经历过的许多惊心动魄的情景，象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他在二军建立了党的政治工作，发展了党的力量，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改造了这支旧军队，协助军事长官指挥部队打了很多胜仗，赢得了赫赫战功。这支部队各师团党代表几乎全是共产党员，下级军官中有一半以上是共产党员，有的团还不只此数，十八团有两个营长、九个连长是共产党员，军队有2/3掌握在中共手里①。这是一支革命性很强的武装力量。他要离开部队，还有许多党的领导骨干亦得要离开，改造这支部队的任务留下给谁去做?等待二军的前途是什么?想到这些，他感到不应该离开，也真舍不得离开……

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根据中央指示，离开国民革命军二军到鄂北同王一夫一起，发动张兆丰师起义。1927年10月中旬，李富春到达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后负责策反委员会做争取瓦解敌军的工作。1928年2月5日，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军委书记。4月，江苏省委书记徐锡根因出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出国，由李富春临时代理书记。

1928年10月2日、8日、11日、24日、28日、29日、李富春主持召开省委会议或省委常委会议，学习中共六大会议文件，讨论贯彻六大会议精神，研究发动工人运动以及组织打狗队，开展地下武装斗争。

11月，李富春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11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江苏省行动委员会，以蔡振德、李富春、胡光明为常委，直属中央指挥②。1929年1月下旬，李富春被分配到中共法南区委任书记，何孟雄到中共沪东区委任书记。

李富春在法南区委，首先加强了对黄色工会中的群众的争取工作。黄色工会一般的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只是领导权不在革命派手中。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中共应该利用它和它的附属组织，进行各种公开活动，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人群众; 对其领袖，也应根据其不同的政治态度或团结争取或给予打击。李富春认真贯彻中央有关争取黄色工会的方针，同黄色工会领导人和工人作了多方面的接触，争取到一部分拥护中共政治主张、愿意同中共合作的工人群众。

1929年8月24日，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彭湃、颜昌颐等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李富春调省委工作。9月9日，省委常委会决定军委由李富春负责，成员有张天民、陈云、顾作霖。9月12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康生、陈云、李富春和李维汉等六人任常委。9、10月间，李富春约阳翰笙在霞飞路某咖啡馆谈话，传达中央和江苏省委关于停止文艺界同鲁迅论争的建议。

1929年11月18日至26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李富春当选为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分工李维汉为省委书记，李富春为宣传部部长、军委书记，康生为组织部部长、陈云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会后，李富春部署了通(南通) 海 (海门) 如 (如皋) 泰 (泰兴) 地区的武装暴动，开辟了通海、如泰两个游击区，并将如泰、通海两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任命何昆为军长，通海特委书记李超时兼政委，派徐德、黄火青分别为如泰、通海区的军事特派员，并从思想和组织上整顿了部队。

1930年1月，李富春调离中共江苏省委。2月到达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

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设立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受中央军委领导，代表中央军委指导闽、粤、桂、滇的军事斗争，以杨剑莫为主任，兼管广东军委工作。后改组，以李富春为军委书记，徐德为参谋长，陈德新为秘书。

6、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成立南方局，领导闽、粤、赣、桂和南洋诸地区的工作。南方局由广东省委兼，对广东称省委，对闽、粤、赣、桂和南洋诸地区称南方局。

8月初，罗登贤赴中央开会。因省委机构不健全，遂召开临时常委会议讨论省委组织问题，决定卢永炽、李富春、林道文为常委，卢为书记，李为组织部部长，林为宣传部部长; 李还兼农委，军委工作。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李富春、陈郁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参加会议。会后，李富春、陈郁回到广东，传达了三中全会精神，决定取消全省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组织，从而停止了立三“左”倾错误在广东各地的执行。

1931年1月12日，中共广东省委内部交通莫叔波被捕叛变。14日至18日，省委机关被破坏10处，共有52人被捕，损失近千元。省委主要领导人，除李富春外，全部被捕押送广州，有的如卢永炽等人在敌人严刑拷打下自首，供出党的机密;有的忍受着百般折磨，宁死不屈，被反动派杀害了。香港政府因抓不到李富春，很不甘心，愤怒地呼叫：告诉李一秋(即李富春) ，这回便宜了他，下次胆敢再来，小心他的脑袋。

当此省委工作困难危急之秋，李富春没有畏葸，勇敢地承担起重组省委机关的任务。1月16日、22日，他两次报告中共中央： “省委只有我一人，因此在紧急时期，我决定由我、杨捷芳、袁策夷三人组织临时常委进行工作”。他要求：派来的“干部要能说广州话能刻苦耐劳的”，省委改组，光生同志不能来，“我意捷芳任组部，俊杰或迳光负军委，余人由兄处定”; “钱的问题无论如何送来1月份经费，又建设费若干，还有许多人要调开”;“特科问题很严重，最好黎明克或其他负责同志来一人商量布置”①。

1月23日，省委报告中央以大盛(李富春) 代理书记，捷芳代理组织部部长，组织临时省委，决定大理、梁广、麦锦南等组织香港市委②。3月20日，中共中央任命李富春为广东省委书记。

李富春在香港，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充实和调整了机关工作人员，恢复了地下工作的正常秩序。5月初，蔡和森到香港，接替李富春任广东省委书记。5月底，经中央同意，李富春离开香港回到上海党中央。

由于四中全会后中共广东省委在向中央写的工作汇报中，对王明提出了不信任的建议。王明嫉恨在心，认为这是李富春坚持李立三右倾错误路线的残余，把这笔帐记在李富春头上。李富春回到上海后，受到王明的冷落。直到7月向忠发被捕后，中央才调他到上海中央局临时负责军委工作。8月到10月，李富春在上海闲住。

1931年11月，李富春离开上海中共中央，取道香港、汕头转闽西到达瑞金①。12月上旬，他去中共江西省委所在地兴国接替陈正人任省委书记②。在李富春离开上海不久，蔡畅也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委书记，同李富春战斗在一起。

当时省委机关设在兴国县城牛坑塘。1932年新年期间，李富春在这里召开了省委机关和兴国县机关干部座谈会，向大家祝贺一年来各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座谈如何落实、完成省委扩大会议提出的九项任务的措施。他要求机关干部少住机关，多下基层做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具体困难问题。他强调这是考察干部的重要方法，也是改造机关，防止官僚主义的重大措施。

1932年春，李富春来到兴国的高兴、江背、鼎龙、龙沙等村庄作调查。他同基层干部一样，配备有米袋。他的米袋一头是大米，另一头装辣椒，还随身携带一只草席编成的蒸饭用的“饭馊子”。每到一地，他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吃自备的大米蒸的饭和辣椒青菜，晚上同老百姓睡一个炕。

当时苏区机关人员增多，红军扩大，需要的粮食相应增加。因此，增产粮食、保证粮食供应，成了中央苏区的头等大事。李富春同老农商量增产粮食措施时，首先提出扩大肥源。他建议沤草肥、挖塘泥、烧草灰，特别要重视多搞牲口肥。他提出对农田实行精耕细作，保证每亩田有500-800斤肥料和丰富的水源，力争亩产700斤，人均不少于500斤稻谷。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果我们加紧工作，一是能达到上述指标，那时，我们江西苏区军民的日子就好过了。他还说，要养成节省用粮的习惯，做到“二饥八饱” (当时江西苏区军民日食两餐：每餐吃8分饱，2分饿) ，每家节约下来的粮食可以喂两头猪，一头耕牛。这样，既扩大了肥源、保证了畜力，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1932年江西苏区反AB团的浪潮虽已过去，但肃反扩大化的影响还未肃清。有些干部被当作嫌疑犯看管起来，有些好人被关进了牢房，无故杀人的现象还不断发生。这年8月，中共江西省委召开肃反工作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肃反工作很重要，它是打击敌人、保卫革命、巩固胜利成果、维护人民利益的强大手段。但必须实事求是，执行政策，不要错杀了好人，减弱了革命力量。他批评江西省过去在肃反工作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抓人的证据不足，材料没有核实，轻信假口供，夸大罪证，混淆了一般错误和反革命罪行的界限，错关错杀了好人，破坏了革命团结，损害了我党的威信。他提出了组织肃反干部重新学习党的肃反政策、一切判处死刑案件暂缓执行等纠正肃反扩大化的八项措施。会后，中共江西省委所属各县委，认真学习、讨论了李富春的讲话，贯彻了省委纠正肃反扩大的各项措施，乱打乱杀的“左”倾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基本得到了纠正。

在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下，江西省的中共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1932年5月统计，全省建立了16县委、124区委、998支部，党员发展到2.3万余人。他们在不同岗位上，发挥了积极的骨干作用。这期间，省委虽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和经济政策等个别具体政策上也贯彻了“左”倾错误，但“没有去领导开展党内的政治讨论，没有深入国际路线到支部中去”①，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江西的贯彻作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1932年底，李富春随省委机关迁到宁都。

1933年9月，中共江西省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都七里坪举行。到会代表212人，代表江西省管辖的23县92451名党员。9月27日上午大会开幕，罗迈 (李维汉) 作政治报告。同日下午，李富春作省委工作报告。他首先总结了中共江西苏区一大以来在领导扩红、查田运动、生产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他又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省委在粉碎敌人四次 “围剿”中，没有实现中央提出的“江西首先胜利的任务”，也“没有完全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报告着重提出了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战斗任务，特别号召全省党组织在党代表大会后扩大红军突击运动，在10月以前完成中央军委四个月扩大红军计划，争取实现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胜利②。10月4日下午，大会选举了新的省委执行机构。新当选的省委执委常务委员是：李富春 (省委书记)、刘贤球 (组织部部长)、傅瑞祥 (宣传部部长)、廖信中 (秘书长)、谢玉钦 (省妇委书记)、蔡畅 (省监委书记)、曾山 (省苏主席)、陈毅 (省军区司令员) 等11人。

这次大会是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指导下召开的。大会前两天即9月25日，博古在《斗争》上发表的《献给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文章，要求把“火力向着机会主义，粉碎他们，保障党的总路线”，为江西苏区党二大定了基调。中央派出代表指导这次代表大会，实际是这次会的主要主持人。这次大会虽然在动员江西党带动群众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作了思想上物质力量上的一些准备，尤其在扩大红军上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它不顾客观条件提出了一系列“左”的口号和无法实现的高指标，结果是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完不成任务，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李富春为出席代表并被补选为中央后补委员。

1934年上半年，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将“反对机会主义动摇”的斗争延伸到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惩处了抵制“左”倾冒险扩红计划的人，开除了批评会昌扩红计划是 “过左的估计”的古柏的党籍。中共江西省委按照临时中央的办法，改组了执行“左”倾错误路线不力的省委、省苏机关，公开点名批评会寻安、永吉泰、宜乐崇等中心县委以及会昌、于都等十几个县委，又以“江西罗明路线的执行者”、“左倾机会主义” 、“两面派”、“消极异己分子”、“阶级异己分子” 、“自由主义”、“官僚主义”等罪名处分一大批干部，有的被撤销职务，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甚至被“公审”①。

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在政治上推行了中央的“左”倾路线，伤害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李富春作为省委书记，负有主要责任。但在根据地建设上，他和省委则基本上执行了毛泽东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制订的方针政策。在农业组织上，成立了耕田队、劳动互助组、犁牛合作社，解决了农民中劳力、耕牛不足的问题;在农田建设上，积极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植树造林，据1934年《红色中华》报道，仅兴国县就修好陂圳820座，水塘184口，在瑞金植树6.37万株，兴国植树38.98万株，对防旱抗旱、防止水土流失、保证丰收起了重要作用。在生产品种上，发展了多种经营，包括谷类、杂粮、蔬菜、棉花、竹木、烟叶、牲畜等种植、养殖业，满足军民各方面的需要。在工业生产上，大力提倡发展手工业生产，据1933年8月统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如造纸、织布、炼铁、制糖、榨油、木炭、石灰、砖瓦、陶器等共有二三十种，生产了大量的丰富多彩的手工业产品，供应市场。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江西省苏区工农业生产还得到了相当地发展，基本上满足了根据地人民生活、生产和出口贸易之需要，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李富春和省委其他领导人经常深入到财经贸易和农业生产战线，督促检查各口计划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示解决，起了很好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对江西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9月28日，李富春离开宁都到瑞金，就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34年10月初的一个下午，李富春应约来到中共临时中央驻地。临时中央一位负责人接见他，并对他说：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伤未愈，暂时不能领导总政治部工作，中央决定由你任总政治部代主任，主持总政治部工作。

10月10日，中央红军由瑞金和于都同时突围长征。10月9日、10日，李富春分别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等工作的指令》、《总政治部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这两个文件要求： “各级政委及政治部必须迅速的适合战斗环境的转变，坚决改变政治工作的方式，必须正确的估计到由阵地性质的战斗突然转变到长途行军与运动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恐惧、迟缓、不习惯行军、大批落伍、失掉联络、抛弃武器公物与发生疾病的现象，必须预先采取有效的克服办法”;“应从政治上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充分解释行动的意义，加强对战士的军事教育” ;“根据过去行军经验与教训，健全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在行进与大小休息的空隙中，经过政治指导员、政治战士与党团员来不疲劳的进行政治工作”，“以保证每个战士的不疲劳与随时准备战斗的情绪和旺盛的攻击精神”。

10月10日黄昏，李富春参加红军总政治部行列，离开瑞金开始了长征。13日经过富田，当晚徒步过于都河。15日晚，乘月光过了苏区边界的新陂，进入白区。

红军在白区作战，如何筹集粮草、保证供应，成为各部队头等重要的问题。10月22日，李富春批准公布《总政治部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指出红军“筹款及征集资财的工作，主要的是从没收地主反动分子财物，向富农及城市商人捐款等方法进行”。各级政治机关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应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以及无组织的乱没收行为”。“细则”规定捐款的决定权，属于团政治处; 执行没收和捐款的工作，则由各级没收委员会派员或由政治部 (处)派员进行; 没收品如金钱、军用品、资材等，应集中团供给处，送交没收委员会接收登记。地主反动分子，应没收其家产的全部。没收地主财物、枪决反动分子及向富农捐款，均须张贴布告。在我军新占领之城市，一切没收、征发、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进城部队之最高政治机关及其没收委员会统一进行”。“细则”要求“各政治机关严格执行这一规定，发动党团员以身作则为模范”①。这一文件发出后，各部筹集粮款工作有所遵循，乱没收的无组织行为得到了制止。

11月底，红军渡过湘江后，经湖南、广西边境苗族、壮族居住的越城岭山区，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前进。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对苗瑶民族的口号。“指示”指出：“我们对瑶民(或苗民) 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实现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给瑶民的彻底的民族自决权。”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解释汉族的劳苦群众同样受着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红军各部认真执行了总政治部规定的关于瑶苗民族政策，从而得到了苗民的帮助，迅速通过了越城岭。

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决定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

12月21日，李富春签发的《湘江政治部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指出：中共中央决定，“我主力红军当前的伟大任务，是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并号召全体战士以一切力量为争取这一决定的实现而奋斗。”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政治工作人员立即行动起来，以一切方法深入到军队中去，依照本部教育材料，参照部队的情绪，对中央决定进行详细的解释，务使每个红色战士了解我们行动的总方针与当前的任务①。1935年1月3日，李富春签发《总政治部关于到黔北后的政治工作训令》，指出：为着“创造新苏区，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现在的地方工作不只是散布我们的影响，而是需要进行赤化工作。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坚决消灭当地贵州军阀与地方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发动群众，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要求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在中央号召之下紧急动员起来，为实现中央关于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决定与本部的训令而斗争②。

1935年1月3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7日攻占遵义。1月8日，李富春签发了《红军总政治部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口号”的内容有：红军和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建立遵义的工农政权;创造川贵边新苏区; 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等。“八项注意”是：整齐武装服装，不掉队落伍，到宿营地外出要请假，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等。

1月10日，李富春主持遵义城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任命罗梓铭为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开铨、丁伯玲、周鑫等七人为委员。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补委员，以及总部和各军团首长。李富春参加会议并发言，严厉批判中央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从2月1日至6月25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迈开双腿，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纵横驰骋在贵州、云南、四川之间，力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摆脱敌人。李富春根据当时的紧迫任务以及实际中出现的问题，先后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总政治部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解决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训令》、《湘江政治部关于目前瓦解白军工作的几项重要指示》、《总政治部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军委总政首长关于打土豪归地方指挥的指示》等重要文件，解决或克服了各部队收容掉队人员的教育与处理; 红军在由川南回师东向过程中，政治工作的形式、内容和任务; 在赤化贵州任务中，保证红军给养与战费的办法;瓦解白军的宣传鼓动工作的要求和组织措施; 做好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的思想动员，提高连队支部工作的战斗堡垒作用等问题。

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6月底，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夺取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后，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四方面军驻地杂谷脑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并确定李富春和陈云、刘伯承、周兴、李维汉为代表团成员。他们向四方面军表示了慰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任务完成后，李富春奉调到红三军团任政治委员。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成员和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三军团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等。会议首先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李富春在讨论中发言，拥护红军北上的方针，严厉批判张国焘抗拒中央，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会后，中共中央率一、三军继续北上，迅速突破腊子口，占领哈达铺。这时，根据俄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一军编为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编为第二纵队，彭德怀兼纵队长，李富春任政治委员。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与陕北红十五军团会合，胜利地结束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1935年底，李富春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1936年2月，李富春随红军东征任东征军地方工作委员会书记①，转战山西50余县，历时75天。他领导的地方工作委员会筹款50万元，扩大红军8000余名，使红军在物资和兵员方面都得到了补充，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5月初，东征军回师陕北。

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兵分三路西征。6月，李富春率地方工作委员会随军出发，转战合水、宁县、庆阳、镇原一线，为部队筹集粮草。途中，李富春接到中央委任他担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的命令。9月，李富春进驻庆阳主持省委工作。在省委任职期间，他深入陕甘省所属县、市，南到宁县、合水、长武，北至华池、环县、吴旗，发动群众参加主力红军，对巩固陕甘宁边根据地，支援红军击败国民党的军事“围剿” ，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迎接抗日的新高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的组织机构，将派到各苏区的领导干部调回中央。1937年7月，李富春奉调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主持组织部工作。

抗战初期，全国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造者，组织者，因而抗日人民，特别是爱国青年，向往共产党，向往延安。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背着行装，唱着抗日歌曲，风尘仆仆地奔向延安。中组部在李富春领导下，在西安到延安的路上，设立接待站，招待他们吃饭喝水，在延安组织欢迎小分队，敲锣打鼓地欢迎爱国青年们的到来。李富春还亲自审阅他们携带的档案材料，找他们谈话，然后根据他们的志愿，介绍他们进入抗大学习。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抗大第三期开始扩大招生。这一期从1937年8月开学至1938年3月毕业，全校13个队，学员1272人，其中从各地来的知识青年470人，但仍不能容纳全部来延安的知识青年。为了开展全民抗战，以最快速度培养他们成为抗日的人才，中共中央决定，在积极扩大抗大招生的同时，创办陕北公学，并指派李富春具体负责领导这项工作。

8月，开始筹建陕北公学。李富春提出并经中央批准，任命成仿吾为校长。下设教务处、生活指导委员会、校务处。在此期间，李富春召集党内有办学经验的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办陕北公学的意见。根据这几位老人的建议，并经批准，确定陕公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决定设立政治经济、师范速成、医学、国防工程、日本研究等五个系; 制订了招生简章：规定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报考资格、考试科目、报名手续。

经过一个月的筹备，9月学员入学。10月，陕公学生已编成五个队，四个男生队，一个女生队，共约600余人。11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宣告陕公的诞生。陕公最初开设三门公共课程：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社会科学概论，此外，还有不定期的时事政策报告。专职教员有周扬、李初梨。李富春和陈云、王若飞等亦根据学校要求，担任一些重要问题的讲授。

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中，大部分是在全民族抗日浪潮中，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投奔共产党的。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不满意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不甘心当亡国奴，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认识共产主义，懂得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因此，把他们的认识，从爱国主义提高到共产主义水平，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李富春根据这种情况，经常深入到学校基层支部，调查学生政治思想状况，针对不同学生特点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即时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共产党性质任务的教育。

1938年3月，李富春给陕公学生做了《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说，你们当中不管是同情共产党，还是反对共产党，只要愿意到延安来找中国共产党了解“什么是共产党” 、“什么是共产主义”，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就是进步的表现。我们有义务向你们作宣传解释工作。

他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产生的过程，分析了一些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一切反对工农利益的阶级政党和个人都必然反对中国共产党。还有些人受了反动势力的欺骗，以为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洪水猛兽” ，诬蔑共产党是“穷凶极恶的不可接近的土匪” ，把延安描绘得如何森严可畏，把朱德、毛泽东形容得如何不近人情。他们到延安后，接触了共产党人，接触了八路军战士，看到了同志们的团结友谊，了解了我们上下级、军民间的关系等。大量事实驳斥了反共顽固派的无耻谰言，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

李富春还剖析了中国社会性质、特点，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分最低限度的政纲与最高限度的政纲两部分。他说：今天要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根据中国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目前革命政纲只能做到：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现民族主义; 肃清中国内部的封建势力，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实现民权主义; 改善中国国民的生活，实现民生主义。他说，怎样实现这个最低政纲呢，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统一战线，团结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到统一战线中来，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①。

李富春这一报告，对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一副政治良剂，帮助他们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打破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使他们开始懂得中国革命的步骤和方法，初步树立了革命理想和人生观。他们听了报告后，思想愉快，行动积极，情绪活跃，争相称赞不已。一位当年听过李富春报告的同志回忆说：那次报告留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很深，听完后，使得我们的头脑顿时清醒起来，明确了许多问题，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理想教育。

4月12日，李富春给抗大第四期学员，做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说：无论哪一个阶级政党，一定要有政纲和党章。因为只有党章才能保障政纲的实行。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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