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叶剑英人物传,叶剑英生平事迹,叶剑英评价

Posted 2022-05-08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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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叶剑英人物传,叶剑英生平事迹,叶剑英评价

就学于云南讲武堂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叶剑英，于1897年4月28日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父亲叶钻祥，一生以小商为业，兼做为南洋华侨捐钱送物的“水客”，为人耿直豪爽，乐于助人。母亲陈秀云，是一个勤劳贤惠的农村妇女。尽管家境贫寒，父母还是设法送叶剑英入学读书。少年叶剑英热爱劳动，放学回家常和穷孩子们一起上山拾柴、割草。他用功读书，才学出众，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去“贴堂”。

时值辛亥革命前夜，叶剑英受进步青年教师的影响，带头剪辫子。还在校长带领下，参加制止潮州清兵 (“潮勇”) 抢夺百姓财物的事件，锻炼了敢于反抗腐恶的性格。

1912年秋，叶剑英从三堡学堂毕业，进入梅县务本中学读书。第二年，他和部分老师一起参加创建梅县私立东山中学。在这所新学校里，他发愤求学，博览群书，阅读了《战国策》、《三国志》等大量历史书籍和古典文学作品。他常和同学们一起登上魁星楼，朗诵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吟诗作赋，述怀言志。在学校后山的“油岩”上，曾题写过一首气势磅礴的诗篇： “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①他连续两届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在老师的指导下，他领导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国文研究社、数学研究社、理化研究社等组织，开展各种学习活动。1915年，东山中学第一届学生即将毕业，叶剑英为《毕业同学录》撰写序言。他写道： “声华之友，以利相交，见利则争先，利尽交疏。道义之友，团结不懈，成则为周武三千，败则为田横五百，可常可变，可生可死。他日东西异地，南北异途，显晦异时，荣枯异遇，回忆东山风雨，渺若江河……”②

1916年春，叶剑英随父远涉重洋，到达马来西亚的怡堡，投靠先期出洋的几位伯父谋生。适逢云南督军唐继尧派代表赴南洋宣慰华侨，并招收一些华侨子弟回云南讲武堂免费就学。叶剑英报名考取，并于1917年夏回国，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即云南讲武堂)炮科学习。他关心时事，注重学习孙文学说。那时主办云南讲武堂的唐继尧，常到学校演讲所谓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讲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叶剑英听了不以为然，当场问道：“请教督军，王阳明的学说，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有何异同?”唐继尧支吾其词。叶剑英在军事上，勤学苦练，进修炮兵课程，还练就一手精湛的劈刀技术。讲武堂有一名日本教官，常找人比试劈刀，目中无人。叶剑英决心挫败这个骄矜的日本人，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练习对劈。功夫不负苦心人，半年之后，在一次比武中，终于战胜了这位日本教官。事后，这位教官将自己的指挥刀送给了叶剑英。

追随孙中山，护卫孙中山

1920年夏，叶剑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回到故乡广东，一心想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这时，孙中山巳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所排挤，去了上海。叶剑英拒绝了桂系军长兼潮梅镇守史刘志陆的挽留，前往漳州，投奔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1920年8月，他参加了粤军回粤、驱逐桂军陆荣廷、莫荣新之役。

粤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叶剑英在军政府副官处工作。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非常大总统) ，叶剑英为大总统随员，一起入桂，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

1922年2月初，孙中山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陈炯明阻挠北伐。孙中山回师广东。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从桂林经梧州，东下广州。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化装脱险，前往驻长堤天字码头的江防司令部。叶剑英奉江防司令陈策之命，护卫孙中山登“宝璧”舰，又改乘“永丰”舰(后称“中山”舰) 前往黄埔。孙中山在“永丰”舰上，指挥“宝璧”、“豫章”、“楚豫”、“广玉”等舰，由黄埔港出发，向广州市区附近的白鹅潭挺进，炮击叛军据点。战斗中，叶剑英所乘“宝璧”舰中弹，情况危急。但他沉着勇敢地指挥士兵向叛军猛烈还击。各舰进驻白鹅潭后，遭到叛军鱼雷袭击。叶剑英冒着生命危险，忠贞不渝地保卫孙中山的安全。在孙中山蒙难50多天的日子里，他自始至终亲率士兵巡逻，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直至孙中山于8月9日离开广州。在此期间，叶剑英与在广州的云南讲武堂华侨同学，通电声讨陈炯明的叛变行为。港澳和华侨各埠报纸纷纷登载、转载，在舆论上引起强烈反响。

孙中山离粤后，叶剑英避居香港。1922年秋，他得知北伐军许崇智率部攻陷福州，立即前往投军。10月，孙中山电令入闽北伐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叶剑英被派往第八旅任参谋长，随同旅长张民达第二次入粤作战。攻克广州后，孙中山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建大元帅大本营 (即大元帅府) 。1923年8月，张民达、叶剑英率领第八旅，在孙中山的指挥下，攻打惠州，频繁战斗，屡立战功，在反攻泰美之役中重创敌军，受到孙中山的赞许。

1924年初，中国革命迎来了春天。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原中央直辖的粤军和东路讨贼军，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张民达、叶剑英分别升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师长和参谋长。叶剑英应廖仲恺之邀，参加筹办黄埔军校。他参与了制订计划、编写教材、布置校舍、招考学生、聘请教职员工等项工作。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课。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负责掌管军事学科的教授，并亲自讲授兵器学。由于他学识深厚，精于炮科学军事技术，勤奋工作，成为当时学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黄埔军校开学不久，叶剑英奉命返回二师，参加平定叛军林虎的战斗，取得胜利。不久，建国粤军第二师奉孙中山之命，成立一个独立营，设营于香洲 (原属中山县，现为珠海)，配合黄埔军校培训下层军士。叶剑英被廖仲恺推荐，兼任该营营长。他热情地担负起新的任务，精心筹划，招募兵员，组织训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个营从无到有，发展到八个连队，900余名士兵，政治军事素质大为长进。随后，独立营扩编为新编团，叶剑英兼任该团团长。他还时常到军校去讲课，奔走于广州、香洲之间，为培养国民革命的军事人材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参加东征、北伐

1924年冬，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救粤军总司令”，率部进犯广州。

广州留守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决定讨伐陈炯明，并于1925年2月1日，开始第一次东征。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的部队有粤、湘、滇、桂等省联军，主力是作为右翼军的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在粤军第二师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全力投入了东征作战。

粤军第二师受命为东征先头部队，于1月底从广州沿广九路向淡水进发。张民达、叶剑英率全师官兵英勇奋战，连战皆捷，于2月10日进抵淡水城郊。

叶剑英了解到，城内叛军熊略等部约4000人，企图固守待援。他实地勘察地形，发现淡水地势险要，并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取胜。他和张民达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赶到平湖右翼军司令部，商讨了粤军第二师协同黄埔学生军教导团攻打淡水的计划。2月13日，向淡水城发起攻击。张民达、叶剑英身先士卒，配合学生军勇猛攻城，于15日晨进占淡水。敌人猛烈反扑。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临阵脱逃。蒋介石惊慌失措，下令撤退。这时，张民达、叶剑英仍坚守在城内，率警卫连反击，歼敌300余人，稳住了阵脚。

叶剑英两次跑到北门，找教导一团团长何应钦通报敌情，商议共同迎击右翼来犯之敌。打退敌人反扑后，淡水战斗遂告胜利结束，使军威大振，为第一次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攻克淡水后，张民达、叶剑英按照东征作战部署，率领第二师部队迅速向潮汕进军。在当地共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下，乘敌喘息未定，连日衔尾猛追，于2月底攻克了海丰城。接着乘胜追歼残敌，直抵汕头，又进占兴宁、梅县地区。敌军逃离广东，窜入闽赣边界地区。第一次东征遂告胜利。

粤军第二师攻占梅县后，叶剑英奉命兼任梅县县长。

3月下旬，粤军和黄埔学生军陆续来到梅县，发动和组织工农革命运动。叶剑英亲自到东山中学、丙镇中学、学艺中学、宣传革命形势，宣读孙中山的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勉励同学们发奋读书，为中国革命献身。

叶剑英在梅县执政期间，常深入社会底层，体察民情，革除官府弊端。县府有个办事员，协助叶剑英料理梅县日常政务。有一次，叶剑英到下面访问，乡亲们对他说，这个办事员挪用公款，准备盖房子。他回县后立即召集县府有关人员，讲明新政府人员要革除时弊、廉洁奉公的道理，并责成那个人马上将公款“端回来”。梅县王寿山庙里有个勾结官府欺压民众的和尚，听说县里来了革命县官，便派人送上三百块光洋行贿。叶剑英说： “金钱买不动我的心! ”悉数退回银元。接着，根据群众揭发的事实，将这个恶僧镇压了。他拒绝亲属求情“当差”; 清理了旧官府的一些错案，为民伸冤。有一次，他在街头发现有的士兵压低粮价买粮，便亲自带卖主到买粮的连队，按公平粮价，算还粮钱。这些事震动了梅县的父老乡亲，夸奖他是为民做事的“清官”。

正当东征军进一步巩固胜利的关键时刻，张民达师长不幸落水遇难。叶剑英离开梅县前去治丧。1925年4月25日，一小撮隐藏在香洲新编团的反动分子趁机发动了反革命兵变，杀害了比较进步的27名军官士兵。兵变后，凶手潜逃澳门。叶剑英闻讯，立即赶到香洲，收殓烈士遗体，并将叛乱者十余人由澳门引渡香洲，就地正法。然后，火速返回第二师，率领部队参加平定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叛乱。同年8月，营建烈士墓、“赍志亭”于香洲狮山之阳，并作《赍志亭碑记》，记述了香洲兵变以及平叛始末，揭露了反动派策划的阴谋。“赍志亭”竣工后，叶剑英联合各界600多人举行追悼大会，并书写了著名的诗篇《满江红·香洲烈士》： “镇海狮山，突兀处，英雄埋骨。曾记得，谈兵虎帐，三春眉月。夜半枪声连角起，繁英飘尽风流歇。到而今堕泪忍成碑，肝肠裂。革命史，人湮没; 革命党，当流血。看欃枪满地，剪除军阀。革命功成阶级灭，牺牲堂上悲白发。更方期孤育老能养，酬忠烈。”①

第一次东征后，广东大元帅府改组，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叶剑英仍担任新编团团长，同时兼任大本营暂编舰队副指挥官和两广盐务缉私处代办，负责稽查香洲一线的过往兵舰和商船。他克尽职责，廉洁奉公，所得盐税款全部交公，用作军费，分文不私取。

1925年8月，廖仲恺不幸遇刺牺牲。叶剑英想到廖先生对自己的教诲和帮助，心情十分沉痛。他代表新编团全体官兵送了一副挽联： “念载尽忠党国宏济时艰赫奕大名满海内，崇朝遭阻云亡天柱遽折愁云暗淡笼羊城。”①不久，窜逃闽赣边界的陈炯明叛军，乘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清理廖案之机，再次窜回韩江，盘踞惠州。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于10月初命令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叶剑英率新编团 (后改为党军第一支队) 参加这次东征，攻克惠州后，奉命率部留守惠州、博罗。

1926年7月，开始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北伐初期，叶剑英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的参谋长。在攻打南昌的战役中，总预备队指挥官王柏龄和一师代师长王俊，吃了败仗。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蒋介石进到城里，大发雷霆。后来听说王柏龄、王俊因不听叶剑英的劝告，以致战斗失利，便特意召见叶剑英，并允许带佩剑进入总司令行营官邸。一见面，蒋介石便对叶剑英说： “你来了，好，现在一师无人胜任指挥，你就当一师师长吧! ”叶剑英一时不摸蒋介石的底细，又想到一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难于管束，便借口推辞②。后来，打下南昌，平定了江西省，组建新编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叶剑英被委任为该师师长。新编第二师经过改编，设有党代表、政治指导员。叶剑英率领第二师从南昌移驻吉安。他为人和蔼可亲，豁达开朗，不但不克扣军饷，还经常用自己的薪水接济有困难的部下，深受官兵爱戴。

与蒋、汪决裂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权，形成了“宁汉分裂”的局面。时局剧变，阴霾满天。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每一个革命志士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考验。叶剑英经过了一番认真的思索和抉择。那时，他作为一师之长，如果跟蒋介石走，可以做大官，发大财; 而要公开反对蒋介石，就有被砍头的危险。他想了又想，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最后想通了这样一个道理：既要革命，就得一生只为百姓谋，不爱乌纱不要钱。眼睁睁地看着四一二之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全国一片白色恐怖，怎还能跟蒋介石走呢!叶剑英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和国民党右派的丑恶面目，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放弃高官厚禄，发出“通电全国反蒋”电文，与蒋介石彻底决裂①。

叶剑英通电反蒋之后，在吉安便站不住脚了。离开之前，二师的左派军官，以给师长祝贺生日之名，秘密集会，商讨武装起义问题。不久，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6日通电讨蒋，举行了武装暴动。可惜这次武装起义，由于孤军无援，被蒋介石派兵镇压了。

叶剑英只身到武汉，投奔中国共产党。

对于共产党，他有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早在1920年，他在广州就看过列宁的一些著作和宣传唯物主义的书籍，但同时也看过一些宣传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一时弄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1924年，他到黄埔军校，受到党的影响，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提出了入党申请，未被批准。到了1925年，在东征中，他见到周恩来，并与苏联顾问加伦和罗加乔夫共过事。以后又与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并借阅马列书籍，对共产主义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他进一步擦亮了眼睛，分清了敌我，更坚定了参加共产党的信念。

叶剑英到武汉后，在一次宴会上见到了朱德。他在席间慷慨陈词，激动地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个什么?我说我反蒋不要什么东西，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当反革命，跑到我们枪口上来，是自己找打的。我们打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①!朱德对他的讲话，十分赞赏。

刚刚升任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早年也在“援闽”粤军中任职，同叶剑英是老相识。这时，他雄心勃勃，急欲网罗将才，邀叶剑英到第四军军部工作。于是，叶剑英随第四军参加了第二次北伐。获胜后，从河南回师武汉，第四军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升任总指挥，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第四军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最多，政治工作活跃。张发奎、黄琪翔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比较好。叶剑英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多次向他们表示了跟随共产党革命的愿望。叶剑英恳切地向经常同他交往的一位早年入党的老党员提出入党要求。这位老党员同意介绍叶剑英入党，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个人我了解，可以吸收进党①。1927年7月上旬，党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②。为了保密，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叶剑英从一个追随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战士。后来，在一次谈话中，他回忆自己走过的曲折艰难的道路说： “我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1924年提出入党的要求，没有批准。那时在蒋介石那里当团长，有人说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团长，这没有说错。1927年四一二以后，看到共产党的同志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心，又看到蒋介石那样反动，我就反对蒋介石。经过这个考验，决心就定了，所以1927年正式参加了党。”③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④叶剑英这两句诗总结了无数先进人物的革命斗争经验，也是他经受长期考验加入党组织的生动写照。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公开背叛革命。7月下旬，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等召开会议，作出了同意南昌暴动的决定。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第四军，也来到九江。

此时，汪精卫正在酝酿一个阴谋。他准备上庐山召集黄琪翔、孙科、朱培德等秘密开会，策划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企图一举扑灭军队中燃起的革命火焰。

军情急如火。叶剑英得到这一消息，连夜告诉了叶挺，并商定立即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他们坐在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密商对策。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贺、叶不上庐山; 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命令集中德安，而是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 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先行，贺龙的部队第三天行动①。最后，叶剑英对叶挺、贺龙、高语罕等说： “你们如有什么动作要告诉我。”②会后，贺龙、叶挺立即按计划行动，使汪精卫的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汪精卫并不就此罢休，又一再下令要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叶剑英事先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告诉高语罕，说明敌人已经觉察他和廖乾吾的身分，劝他二人迅速离开九江。

八一起义后，张发奎奉汪精卫之命，召集黄琪翔、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准备火速追赶已经撤离南昌的起义部队。叶剑英劝张开往广东，以不追叶、贺为上策。他分析面临的战局，讲道： “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目前正是时机。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出兵相助，我军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赶上他们，即使捉获，我们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 ”③

叶剑英说的这些道理，正合张发奎占据广东的心愿。他表面上虽下令要部队追赶一程，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尾追叶、贺的计划，让黄琪翔率师朝着广东南雄分道前进。这样一来，减轻了敌军对南昌起义军的压力。

参与组织和指挥广州起义

南昌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率领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于8月上旬进驻南昌。

这个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这所学校改编为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有近3000人，其中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分的共产党员。南昌起义后教导团从武汉到达九江时，张发奎突然下令要全团缴械，进行“清党”。叶剑英心里很着急。为了保护这支革命武装，他相机向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教导团长。

8月中旬，叶剑英率领教导团沿着赣江南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在这个团，既当领导人，又当保护人; 既管思想，又管操练，呕心沥血，言传身教，悉心为党培育革命武装。1927年9月底，叶剑英离开教导团，先期到达广州。

广州自从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进步组织被破坏，处于革命低潮。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为了对付南昌起义军，调兵遣将去潮汕增援。张发奎乘机命令黄琪翔率领第四军从粤北开进广州城，准备排除桂系部队，掌握广东政权。他看到叶剑英到来，很高兴。尽管有人反对，还是留叶剑英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叶剑英更加谨慎，暗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首先找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负责广东省军委领导工作的黄锦辉，汇报了教导团南下情况。黄锦辉向叶剑英介绍了广州的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准备举行广东暴动的指示，交代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张发奎的第四军站住脚跟，掌握敌军动态; 加强对教导团的领导，准备好暴动的武装; 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壮大革命力量。黄锦辉特别嘱咐：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伪装灰色，不能露出马脚①。

不久，南昌起义军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下，遭到失败。周恩来、叶挺、张太雷、恽代英等相继转往香港。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派叶剑英秘密赴香港，找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交换革命斗争的情况和意见。

遵照党组织关于准备好暴动武装力量的指示，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名义，调教导团进驻广州北校场四标营。教导团在党的领导下，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党组织吸收了100多个新党员。全团1300名学员和教官中，就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90%以上是倾向革命、同情工人阶级的②。在叶剑英的精心安排下，三个营长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其他各级领导中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工农兵革命同志会也扩大了。由于党的领导加强，“孙文主义学会”的影响削弱。教导团党组织经常派一些党员和进步学员到工厂和工人住宅区，向革命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指导工人纠察队使用武器。教导团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根据城市起义的特点，对各个连队侧重进行巷战中的攻击、射击、投弹、爆破、刺杀和夜战训练，并对全团勤务、司号、炊事、饲养、看护等300多人，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学员们学了打仗的本领，又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革命积极性越来越高。教导团的声誉和影响也不断扩大。

这时，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于11月17日乘李济深去上海之机，张、黄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政变。

张、黄倒李之战既起，叶剑英根据党的部署，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即刻命教导团投入战斗，一举攻占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黄绍竑非常痛恨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均未得逞。

在这场驱逐李、黄的战斗中，教导团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还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纠察队。

张发奎、黄琪翔在这次政变中暂时取得广州政权，得意忘形，在东校场召开所谓“护党”祝捷大会。在他俩讲演之后，叶剑英发表支持工人革命斗争的讲话，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李济深、黄绍竑不甘心失败，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共同夹击广州。战局紧迫，张发奎召集部属们商讨对策。叶剑英乘机劝张、黄出兵，保卫广州。他分析了东西两路的敌情，主张集中兵力对付西路，先拿黄绍竑开刀; 并施展“调虎离山”之计，建议“全力以赴，力求速决! ”①张发奎完全接受叶剑英的建议，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四军主力部队开赴西江肇庆、梧州一带，迎击黄绍竑; 其余作战部队也都调至广州外围，以防进犯之敌。黄琪翔出征前将广州军务委托给叶剑英，让他代行其事。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防务空虚，给广州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机不可失。为了及时地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中共中央加快了起义的步伐。10月至11月上旬，广东省委连续召开会议，研究起义的重大问题。刚从潮汕撤到香港养病的周恩来，抱病参加会议。11月17日，就在张、黄发动倒李“政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作出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在广东城市、乡村中举行暴动，夺取政权。黄锦辉特意交代叶剑英，要设法扩充第四军警卫团，以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

警卫团是第四军赶走李济深后新编的部队，共有两个营，军官成分复杂，只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叶剑英接到党交给的任务，即向张发奎提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编警卫团的建议。这时，张发奎正为工人闹事、驻守广州兵力薄弱大伤脑筋，便问他打算怎么办。叶剑英胸有成竹地说： “兵员我来想办法，除了李济深的警察武装不要，其余愿意当兵的，有多少要多少，警卫团的编制不受限制，你看怎样?”张发奎欣然同意。叶剑英推荐了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当警卫团团长，安排陶剑寒 (即陶铸) 、张诗教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的其他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多名曾参加过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 各连队的排长和班长也大都由教导团抽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

广州起义前，叶剑英与其他国民党军中倾向革命的老熟人保持联系，以备策应起义之用。

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州，当晚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广州举行暴动。12月4日，张太雷代表省委在黄花岗召集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单位的200多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动员大家作好准备。7日，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12日起义。在这次大会上，张太雷发表演说，高度评价了教导团和警卫团这两支起义武装力量。他说：俄国十月革命，首先有列宁格勒的两团士兵同情工人，后来影响了帝俄在前方作战的部队，终于取得革命成功。今天我们起义，也有两个团的士兵同情我们，如果打响之后，能够影响军阀们在梧州混战的部队，我们也有可能完成革命任务①。

不料，正当积极准备、即将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设在小北街大安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侦破。老板被捕后供出实情，教导团中也有反动分子告密。汪精卫在上海得到情报后，连夜派其妻陈璧君回粤，面告张发奎要立即镇压暴动。12月9日，汪精卫连发三电给他在广州的代理人陈公博以及张发奎、朱晖日 (公安局长) ，要他们火速解散教导团，查封工人赤卫队总部。

本来，对于广州暴动，特别是教导团参与暴动一事，社会谣言甚多，张发奎早有风闻，并准备加以镇压，只因没有抓到把柄，加上叶剑英多次辟谣，极力保护，敌人才未及下手。叶剑英不但极力保护教导团，还利用其特殊身分设法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由于暴动的迹象愈益暴露，张发奎召开紧急会议，并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前线赶回广州，策划镇压广州起义。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冒着风险面见张发奎，担保教导团不会暴动，打算以此稳住敌人，同时将所获敌人有关镇压起义的部署报告党组织，并通知教导团作好准备。

叶剑英到教导团，以“老团长”同师生们谈话的方式，委婉地告诉大家说：很遗憾，张总指挥听到坏人告密，诬指教导团要举行武装暴动，并且准备从外面调动队伍来缴你们的枪，为此，我已向总指挥当面辟谣，同学们可以放心操练，不要为谣言所蛊惑①!这次讲话很及时，又很含蓄，局外人听来，是长官在教育部属，而在教导团革命师生听来，则是传递消息。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起义决定提前至12月11日凌晨举行。党派叶挺前来广州负责军事总指挥。由于起义时间临时变更，叶挺在12月10日从香港仓促起程，当晚到达广州，即投入紧张的战斗部署。

11日凌晨3时30分，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全体革命官兵分三路出发，投入了市内的战斗。警卫团在梁秉枢等率领下，也发起进攻。潜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离弦，向着各个指定的目标发起勇猛的攻击。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很快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接着，宣布在这里设立广州工农民主政府 (苏维埃政府) 和临时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叶剑英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协助叶挺等指挥战斗，扩大战果，巩固已得的阵地。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警察，仓促应战，溃不成军。起义队伍迅速占领了邮政局、各区警察署，以及国民党的党政机关，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地区，但第四军军部等据点的敌人仍在顽抗。叶剑英忙着指挥战斗。他时而在维新路指挥教导团士兵布防，时而又亲自指挥炮兵向敌人射击。

敌人在拚死挣扎。逃到珠江南岸的张发奎、陈公博等匆匆忙忙赶到肇庆和江门等地，调集部队，进行反扑，逐渐对广州形成合围之势。

叶挺、叶剑英同诺伊曼等两个外国军事顾问开会，除研究组织兵力迎击反扑的敌军外，还提出起义队伍应开到东江找彭湃，或去粤北找朱德部队。但是掌握指挥大权的诺伊曼对这些建议拒不采纳。

11日中午，叶剑英命令教导团炮兵连长田时彦到指挥部，当面交代他迅速率部队前往观音山，解决叛变的警卫团第二连，然后在山上架炮，轰击第四军军部。田时彦率炮兵解决二连后，架好炮，对准长堤方向，朝着第四军驻地连发数弹。

这时，停泊在珠江中的帝国主义军舰，对准天字码头一带的起义军猛烈轰击，居民伤亡，房屋倒塌。叶挺、叶剑英立即下令教导团的炮兵还击，敌舰见势不妙，急速向白鹅潭方向遁去。但是，敌舰转移阵地后继续射击。国民党反动军队也向市区步步进逼。

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在长堤第一线巡视布防，指挥战斗。他还利用战斗空隙同军医官柯麟等一起去探视伤员，特意察看俘虏，当面亮相讲话。

观音山是广州的制高点、敌我争夺的军事要地。12日中午，敌军攻占了观音山的一些山头，使苏维埃政府受到威胁。这时，叶剑英即派红军指挥部副官陈赓率领武装部队前往观音山参加战斗，工人赤卫队亦奉命前去增援。经过猛烈冲杀，粉碎敌人多次猖狂反扑，起义军夺回了观音山阵地。

就在这时，在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的张太雷，在返回途中，不幸中弹牺牲。

12日午后4时，教导团第七连连长邱维达奉命来到总指挥部。叶挺、叶剑英当即命令他火速带领全连跑步前往观音山，支援战斗，坚决守住观音山。

观音山虽然一时守住了，但从其他方面进攻的敌人又猛压过来。珠江南岸敌军李福林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军舰和陆战队的支援下，强渡珠江，进犯江北市区。起义军和工人赤卫队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由于兵力不济，战斗越来越困难。黄昏后，为了取得友军支援，叶剑英几费周折，找到司机罗炳等，开汽车去接东江彭湃的部队，但因罗炳中途病倒，没有达到目的。敌军从江门、韶关、石龙等地陆续赶来，抢占了市内的主要据点。市内的反动分子乘机抢劫、放火，广州形势急剧逆转。12日晚，总指挥部被迫撤出广州。

叶剑英由前线返回总指挥部，那里已空无一人。只见桌子上堆满了一张张一百元的票子。他分文未取，弃之而去①。几天以后，他在工友李运全的帮助下，化装成工人到香港。在香港，他参加了中共广东省委会议; 有时去找恽代英、聂荣臻等同志聊天。他找到一本记述太平天国的史书，看得很有兴味。聂荣臻知道了，也借去读。两个人凑在一起，联系太平天国历史，探讨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派自己的干部下乡。当时革命已转入低潮，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不可能马上夺取城市，而是如何保存力量，把它转入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组织、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并依靠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他指出：“如果广州起义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配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①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是中国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在我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参加起义的武装部队部分转移到花县，改编为红四军。后到达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红二师会合。中共广东省委曾经决定叶剑英去当合编后的二师师长，恽代英任党代表。中共东江特委也给省委打报告，“请快些派他们来”②。叶、恽正要出发，得到汕尾码头已被敌人占领、部队业巳失败的消息，只好作罢。

1928年，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从香港转赴上海，后去苏联学习。

叶剑英化名杨雨苍，带领其他五位同志，秘密从上海辗转至满洲里，越过国境线，乘火车抵达莫斯科，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简称劳动大学) 学习。

叶剑英入学后编入特别班。特别班由党内一些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并具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的同志组成。当时在特别班学习的有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等17人。由于这个班年龄都比较大，同学们叫它“老头班”。叶剑英当时32岁，在班里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废寝忘食地学习俄语。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逐渐闯过了语言这一关，能够自己读书看报了。叶剑英对革命真理的探求如饥似渴。他谦虚、谨慎，对许多重大问题，总是和同学们一起，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探讨研究。有些不懂的问题就请教老同志。

他在劳动大学当一名普通的学生，与他在北伐时当师长、军参谋长的优裕生活条件有天壤之别，但他对生活待遇却没有奢求，从不提什么特殊要求。

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斗争

叶剑英经过两年多的留学生活，从莫斯科秘密回到上海，于1931年初转道香港，进入中央苏区。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在中革军委领导下，他曾参与同年12月爆发的宁都起义的组织准备和二十六路军起义后的整训工作。

在朱德的支持下，叶剑英积极加强统帅机关的建设，在参谋部成立了作战、侦察、交通、动员、教育、管理等部门，撤销了不必要的机构。他亲自给机关干部上课，组织研究苏联红军的条例、条令，并结合工农红军的特点，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编写出我军第一批条令、条例。他还逐步建立我军无线电台系统，研究电台业务技术，培训电台人员，加强侦察敌人情报的工作。与此同时，叶剑英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赣州、漳州、水口、宜黄、乐安等战役。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后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简称红校) 校长兼政治委员。如何办好红军的新型学校?叶剑英坚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教学，少讲多做，组织模拟实战的野外演习。在演习和训练中，他现场示范，言传身教，与学员们同操作，同娱乐，打成一片。

不久，叶剑英又担任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负责统一指挥闽西、赣南的作战行动。他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发展游击队，主动支援北部主力红军作战，并向红军主力输送400多名红校毕业生，充实基层干部队伍。为配合北部主要战场作战，叶剑英把东南武装组成五个纵队，分别打击来犯之敌，并亲自率一纵队到禾口、怀土作战。

1933年5月，叶剑英兼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 12月又担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员、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这一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前线，进行反“围剿”作战，同时照顾前方供应，保障后方安全。他发动群众筹粮存粮6700余担，保障了红军的粮食供应，支援了红军作战; 还积极领导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坚壁清野，断桥断路，骚扰敌人。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克服了缺粮、无盐、少药等困难。他很关心爱护战士，特别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行军时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病员骑。一次，叶剑英到二十四师指挥战斗，由于主客观因素，使战斗失利，他主动承担责任。“左”倾错误领导者却借机把他从福建军区调到军委任四局局长。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前，叶剑英主管军委直属队工作。他冒着被打击的危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左”倾机会主义者打击干部的错误做法，积极向组织提出建议，想方设法保护了一批骨干。长征开始，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10月21日，率总司令部一、二、三、四、五局、总政治部机关、干部团和直属部队共四个梯队，跟随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部队行进到西延 (资源) 、龙胜山区，在一次敌机空袭中，叶剑英被弹片击中，弹片打进靠近臀部的右大腿上。警卫员范希贤和卫生部门同志及时救护，使他脱离了危险。但由于环境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只作了简单的包扎。这块弹片就一直留在他的身上。他风趣地说：留下这块弹片，好作纪念。

1934年12月，红军突破黔敌防线，占领黎平地区后，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组织行军作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叶剑英带着伤，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处理军务，起草文电，做了大量工作。

在第二次攻占遵义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中央任命叶剑英为三军团参谋长。他协助司令员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等指挥行军作战，组织部队爬雪山，过草地。过雪山后，从达维镇开始，部队吃粮日益困难，靠野菜草根充饥。叶剑英率一个营到藏民居住区筹粮。他教育部队要严格遵守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他说，宁肯饿着肚子，也不许违犯民族政策①。部队的模范行动使藏民受到感动，有的自动召唤躲在山上的群众陆续回家，卖余粮给部队，为红军带路。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为了统一思想，会上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①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不赞成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北上方针和松潘战役计划。在会上他并不反对，但会一结束，他回到杂谷脑立刻致电中央，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等等②。他还采用军阀政客手段，企图拉拢收买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等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工作的领导人，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破坏团结，阻挠北上。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 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保持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张国焘进一步会商，解决组织问题，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向毛儿盖前进。

从黑水到毛儿盖，中间要翻越海拔4500米的大鼓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雪山。那时虽是7月炎夏，山下骄阳似火，但一到山上就寒气逼人。抬头望去，雪山顶峰银光耀眼，一片白茫茫。叶剑英一路走一路想着临走时毛泽东、周恩来的嘱咐：告诫同志们到四方面军那里，一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坚持北上抗日;二要虚心学习四方面军同志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

叶剑英一行经过艰苦行军，翻过雪山，来到毛儿盖。这是诺尔盖大草原较大的一个村寨，叶剑英住在一户藏族同胞家里。他一到毛儿盖，立即根据总指挥徐向前的意见，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胡宗南在松潘地区集结了四个师20多个团，企图堵住红军北上;川军刘湘已进占了懋功、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 薛岳部也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随时可以策应。蒋介石趾高气扬，扬言要把红军围歼在四川西部。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8月1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强调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加强团结的重要性。同时，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中共中央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决定出敌不意，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进。为此，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左路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过草地北进。右路军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从毛儿盖过草地，向班佑推进。

根据总部这一新的决定，叶剑英紧张地进行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他召开前敌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具体布置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会后，部队迅速组织征粮，收购青稞，炒稞磨面。在征粮的过程中，有一个团遭到敌人骑兵袭击，受到很大损失。叶剑英亲自到部队讲打骑兵的要领，要大家首先树立信心，同时牢牢记住利用有利地形和密集火力是与敌骑兵战斗的基本手段。通过讲解，使部队懂得了以我之步兵战胜敌之骑兵的战术。

为顺利通过草地，部队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叶剑英亲自向向导作调查，详细询问大部队过草地所需要的时间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叶剑英将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经过研究，再次确定了右路军过草地所走的路线，并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开路先锋。8月18日，叶剑英带领两个团出发，作为先遣部队，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绿原无垠，浊沼横潦，浓雾弥漫。草地上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又有敌人骑兵不断袭扰。但右路军的干部战士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接着，于8月29日发起包座战斗，给妄图堵截红军的胡宗南部队以沉重打击，打开了通往甘南的门户。这时，巳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如果按计划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

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从8月下旬以来，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三令五申，要他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一起打向洮河以东。张国焘却于9月2日、3日致电中央，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①; 并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迅速南下②。

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是积极支持张国焘错误主张的。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到位于潘州的前敌总指挥部开会，说服陈昌浩改变态度，坚持北上方针，放弃南下企图。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唯张国焘之命是从。

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央领导人和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还详尽分折了各种不利因素，希望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①。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单独给陈昌浩发出电报，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②。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下，部署已定。待接到毛泽东等七人联名给他的电报后，张国焘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给陈昌浩发出电令，“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③

9月9日，电令到来的那一天，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陈昌浩正在讲话时，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交给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当即转给陈昌浩。陈昌浩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觉得情况严重，需要审慎处置。尽管内心很着急，却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儿，佯作出去上厕所，飞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用的纸上。叶剑英对毛泽东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秦邦宪插话问，老叶，你呢?一起走吧。叶剑英说，我不能动，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毛泽东默默注视叶剑英良久，点了点头，同意他赶回去，但嘱咐他提高警惕，并设法脱险。叶剑英迅速返回前敌指挥部。会议还没有开完④。

在此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向毛泽东谈到要提防张国焘的事⑤，这封电报证实了张国焘确实在搞名堂。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会师以后张国焘的种种表现，特别是8月以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频繁的电报争论，一致认为，张国焘倚仗自己兵多枪多，个人野心膨胀，不仅想凌驾中央之上，并已企图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已无可能，而且会使党中央遭到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即将离开巴西的时候，张闻天悄悄告诉李维汉：张国焘发来电令给陈昌浩说，如果毛、洛、博、周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①。张闻天还交待李维汉，把他负责的机关单位在10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中央一路北上。中央机关出发后，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有关负责同志讲明当时的危险处境，并亲自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就这样，中共中央率领三军团，踏上了继续北上的征途，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只有向北上是出路” ，“左路军迅即北上”②。张国焘于10日凌晨4时又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并表示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9月10日，中共中央到达阿西后，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明令四军、三十军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指令”还明确指出，因张国焘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不能再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其政治委员①。也就在9月10日这一天，陈昌浩等人送信给彭德怀并转三军团全体人员，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 ，“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他在信中还煽动说： “胡为乎跟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要求彭“即率队转回阿西”②，公然挑拨三军团和中央的关系。

9月9日晚，毛泽东等返回三军团之后，叶剑英一时感到茫然。他想，这么多直属队带不出来，就留给张国焘了?张闻天、秦邦宪临走时，曾劝他快走，他回答说： “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直属队一起行动。”但是怎样把军委纵队的直属队带走呢?思虑再三，只有利用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于是，他向陈昌浩报告要带队伍出去“打粮” ，以备南下。得到同意后，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肖向荣等。他通知大家情况紧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回三军团。我们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对准表，严格准时，绝对保密③。散会后，他招呼杨尚昆留下来，商量还有什么事要办，约好明晨在附近的一个磨房会齐，一同赶回三军团。然后，叶剑英又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找到作战科的吕继熙 (即吕黎平) 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是立即给刘志坚发个电报。当时刘志坚担任三军团宣传部部长，奉杨尚昆之命，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在包座的三十军去演出。叶剑英想到要设法通知他们，要他们见报立即赶回。

一切部署停当之后，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的喇嘛庙(潘州一个经堂)休息。在那里同住的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早巳入睡。空旷的殿堂，灰暗的马灯，一条条“唐克”(藏族同胞敬神的布条) 被风吹得微微飘动，寂静中隐藏着神奇和不安。叶剑英躺在床上，思绪起伏，毫无睡意，不住地看表。随着时针的转动，他的心也跳得更快。好容易盼到午夜，便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小藤箱里取出了吕继熙交来的那份全军唯一的甘肃地图，然后轻轻地走出喇嘛庙。出去不远，恰好碰到军委秘书长肖向荣，便把甘肃省地图交给他，嘱咐说： “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全军就这一份，千万要保管好! ”①

夜深沉，草原上乌云密布，寒气袭人。叶剑英来到磨房附近，杨尚昆巳在那里等他。两个人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 “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 “不! 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②

在一个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他们说，参座，你还不快走①! 叶剑英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回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但夜黑路不熟，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 你们可出来了。好! 好! 我们真为你们担心。”②

在红军面临危难的时刻，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电令行事。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 ，是“逃跑路线”等等，并下令部队作战斗准备，给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即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 “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③徐这句话，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冲突，使中央免遭追击之苦。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广大四方面军同志的反对，陈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 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不回来就打死他④!当时李特等人在三军团后尾大吵大闹，阻挠北上。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等出来见他们。毛泽东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折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很诚挚地对他们说：你们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北上，不愿意留下的就回去。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是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①。说罢，告别而去。中央还留下少数人保护道路、桥梁，准备随时接应四方面军同志北上。

9月11日，叶剑英等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地大声喊道： “老叶，好险啊! 你昨天前脚走，后脚就跟来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杀气腾腾，可凶咧! ”叶剑英听后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感激地说： “谢谢你们昨天提醒我，若不然，现在不知到哪国去了! ”②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③。张国焘抗拒命令，反诬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他给一、三军团发电或写信，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声言“当振臂一呼，揭此黑幕”，“望速归来……”④。

9月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严厉谴责张国焘违背党中央指令，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号召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⑤。

俄界会议之后，中革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经过整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作战，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

中共中央根据叶剑英等获悉的有关西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情况，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开到抗日前线去。

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叶剑英出席了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了党和红军“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的新的战略任务。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争取张学良合作抗日

1935年11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叶剑英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下旬，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部队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也为抗击日本侵略军创建了立足点。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陕西省安定县 (今子长县) 召开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紧接着又召开了军委会议。叶剑英出席会议，参与讨论战略问题。会后，根据中央确定的渡河东征的任务，叶剑英组织人员，星夜赶造船只，征集船工，制定作战行动方案，进行东征的准备工作。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组成右、中、左路军。叶剑英指挥中路军围困石楼晋军，并在石楼、中阳、永和等地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迅速发展地方游击队，扩大红军，筹粮筹款，不仅支援了左、右两路军扩大战果，而且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领导的东征前委机关的安全。

渡河东征部队胜利回师陕北后，中央派叶剑英到安塞领导东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进一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7月下旬，叶剑英主持召开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及县一级机关负责人会议，健全了组织机构，明确任务和分工。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在东北军的部队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采取各种方式，加强两军的联络和友好往来。叶剑英曾亲自到东北军军营中做争取官兵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东线工委经过大量的工作，使延安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停止了敌对行动，双方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相帮助，变成了共同抗日、一致对敌的友军。

1936年9月，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示，同潘汉年、彭雪枫、边章伍、汪锋、吴自立、刘鼎等一起，化装成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士兵，从保安出发，密赴西安，会晤张学良将军。叶剑英化名杨先生，住在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家里。

叶剑英与张学良进行秘密的频繁的洽谈，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11月上旬，叶剑英回到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汇报西安情况。不久，张学良发来急电，请叶剑英即来西安，共商大计。毛泽东要叶剑英即速返回。叶剑英正在途中，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代表，赴西安谈判，争取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端。

叶剑英返回西安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举行各方面人士座谈会、讨论会，以及个别访问、接见等，耐心地进行说服争取工作，促进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同时，将各方人士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反映电告中央。

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南京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国民党在西安人员之间，全力做好善后工作。他们贯彻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有关事宜; 发表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经三方面的领导人协商，由叶剑英提出了具体的应战方案。这时，在西安，特别是东北军内部，对已逼近潼关的中央军是和是战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至斗争。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持各种主张的人士中，反复宣传争取各方力量、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尽一切可能解决矛盾，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此后，中共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在七贤庄红军联络处继续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谈判，要求释放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被俘人员; 并继续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保持良好关系，商谈解决各种遗留问题。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①50多年后叶剑英重访西安办事处，写下的这首七绝，用艺术的语言，对这段历史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

奋战在国民党统治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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