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蔡叔厚人物传,蔡叔厚生平事迹,蔡叔厚评价

Posted 2022-05-08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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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蔡叔厚人物传,蔡叔厚生平事迹,蔡叔厚评价

在我党白区斗争的历史上，涌现过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蔡叔厚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一)

蔡叔厚，原名蔡肃侯，又名蔡绍敦，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天津。母亲出身贫苦，父亲是位倾向维新的文人，曾研究经史，著有《经窥》一书。蔡叔厚出生时，父亲正以优贡身分在天津候差，家中生活相当清苦。他九岁那年，父亲做了一年华容县知县就死在任上。母亲带着他和哥哥、姐姐一起返回故里浙江省诸暨县陈蔡乡下。孤儿寡母，常受族长的欺压，家庭经济也日益拮据。

蔡叔厚读完小学后，为了节省家里的开支，考进了收费很少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到他一九一六年毕业时，家里已是山穷水尽，无力供他继续上学。蔡叔厚只好去做工谋生。最初，他临时受聘到考丰造纸厂，督造了节省燃料的回焰式制浆大锅炉。后又在莫干山设计了五层楼高的建筑“槁翠轩”工程。不久，他到上海，进了日商开办的内外棉纱厂做机械修理工，尔后又调到电机车间。从此，他开始和电机打交道。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蔡叔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的大罢工。罢工斗争使蔡叔厚深受爱国主义教育。他满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愤然退出了内外棉纱厂。罢工结束后，经总商会介绍，他到宝成纱厂当了电机工程师。一九二○年夏，他曾一度到湖南纱厂任电气科科长，旋即回上海，在申新二厂任职。一九二一年秋，蔡叔厚考取了官费的留日专科实习生，赴日本电机专门学校插班学习电机专业。继而他又考上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生，研究高压电器的设计与制造。一九二四年毕业回国。

蔡叔厚回到上海后，看到祖国的贫穷落后，十分痛心。他深受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想靠振兴工业使祖国富强。浙江省建设厅曾聘他前往，但他认为官场腐败，不愿意做寄人篱下、又压迫别人的官吏，予以谢绝。蔡叔厚决定自食其力，靠自己所学的技术办个电机公司。他从朋友们的手中筹集了一些钱，在上海东有恒路一号因陋就简地创办了“绍敦电机公司”，主要业务是修造高周波的紫光放电机，并代各电料行修理电疗机、爱克斯光机、马达、风扇等等; 后来又开始修理制造霓虹灯的主要机件“定流高压方棚”。蔡叔厚的技术很好，公司的收入比较可观。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就此过安定舒适的生活，仍思念着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工业救国的道路根本行不通。

怎样才能救国?到哪里去寻找光明的道路?蔡叔厚满怀爱国热情，继续探求着新的答案。此时，国共两党合作以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这一切，教育、震动了蔡叔厚，使他开始感到只有革命，国家才有出路。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革命转入低潮，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上海，党的一些领导人不得不经常转移办公地点和住址，以避开敌人的搜捕。蔡叔厚平时思想倾向进步，为人正直仗义，素有“小孟尝”之称。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人杨贤江夫妇转移住处时，有人就介绍他们去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不久，张秋人、陈德辉等共产党员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也先后搬到绍敦电机公司。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蔡叔厚中学时代的同学夏衍从日本留学回国到上海，又住到绍敦电机公司。

从这以后，党内的一些同志经常去绍敦电机公司碰头，研究工作; 中共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的成员有时也去那里聚会。他们的实际行动和平时给蔡叔厚讲述的许多革命道理，使蔡叔厚逐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蔡叔厚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渐渐从同情革命转变为立志要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一九二七年冬天，正是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候，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退出了共产党，有的人甚至叛变投敌。而蔡叔厚就在这时，迈出了他人生道路上关键的一步，毅然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经陈德辉、汪极介绍，他光荣地入了党。后来蔡叔厚在《自传》中谈到他入党的动机时说： “我主要是对于蒋介石背叛革命、残酷统治的仇恨，对于许多革命烈士英勇牺牲的义愤。我为周围许多共产党员在极端危险中沉着坚强斗争的优秀品质而感动，看见革命工作者一天天的牺牲，一天天的减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补上这一个斗争的岗位。”

(二)

蔡叔厚入党后，和陈德辉、冯雪峰、夏衍等编在一个党小组，属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这时，绍敦电机公司也成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负责接转顺直省委和中央机关的联系。同时，它也是遇难同志落脚、寻找党组织的地方。仅在一九二七年底到一九二八年初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公司就先后接待安排了广州起义失败和浙江“清党”后到上海去的几十位同志，其中包括叶剑英、曾宪植、邢西屏 (徐冰) 、廖承志、匡亚明、冯雪峰、李求实、张去非等著名的共产党人。蔡叔厚自己平时生活很简朴，但是当党组织和同志们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全力以赴，倾囊相助。他除了尽力安排好遇难同志的食宿外，一些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同志离开上海时，他还尽可能地给他们带上一点路费。一九二九年，蔡叔厚担任了闸北区委的财经委员会主任，负责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实际上往往是他拿出自己的钱，捐献给党使用。因此，大家打趣地把他的公司称作“济难会”。

蔡叔厚在工作中十分机警，遇到意外的、复杂的情况，他都能想办法应付。绍敦电机公司当作联络站后，经常有各地的同志来接洽关系。有一段时间，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搬到那里办公，并在那里召开过一次区的党代表大会。公司里经常人来人往，引起了敌警备司令部和外国巡捕房的注意。有一天，党组织通过内部情报得知敌人要到绍敦电机公司搜查，为了蔡叔厚的安全，通知他暂时避开。蔡叔厚考虑到：如果他避开，反而容易暴露机关，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他决心冒险留下来应付敌人。组织上同意了他的建议。夜里，果然来了大批中外警探，在公司里翻箱倒柜，大肆搜查。由于蔡叔厚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敌人毫无收获。当敌人垂头丧气地要撤走时，蔡叔厚同他们据理斗争，要敌人签写了一张字据，证明在他的公司里查无结果。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写了。后来，敌人还去搜查过几次，都被蔡叔厚巧妙地应付过去了。

这一时期，党为了影响一些进步青年，开办了一所华南大学。潘汉年当校长，蔡叔厚担任学校的财经委员会主席。他为争取学校的合法地位和开展各项活动，多次同国民党、巡捕房、法院进行斗争。蔡叔厚还参加了济难会，在党的领导下和同志们一起营救被捕的战友。有一次，他得知一位同志被巡捕房抓去，马上和另一位同志商量营救办法。他们了解到这位同志的身分还没有暴露，巡捕房也尚未立案，决定冒充日本人去把他要出来。他俩一个人装成日本人，一个人扮作翻译，对巡捕房的人讲，被捕的人是他们手下的，请交还给他们去处理。当时巡捕房管理比较混乱，制度不严，加之蔡叔厚的日语讲得十分流利，敌人便信以为真，把那位同志交给他们带走了。

(三)

一九二九年，全国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红军逐渐扩大，苏区相继建立，白区党的各级组织也开始恢复。仅仅依靠过去的水陆交通线进行联络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党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以解决同各地党组织联络困难、缓慢的问题。

早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党中央就决定在中央特科增设一个电讯科，由李强任科长，负责筹建无线电台。张沈川等被派去学习无线电报务，李强担负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在试制过程中，为了购买和制作一些无线电零件，需要有一个内行的人帮助。蔡叔厚是开电机公司的，社会上又有一定的地位，正好可以协助。一九二九年，党中央决定把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协助和掩护李强的工作。

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后，将绍敦电机公司搬到福煦路四○三号 (现延安中路三六九号) 。根据新的工作性质要求，他中断了同党内一般同志的来往。有时为了掩护身分，他还要装出一副消极颓唐的样子。他装得很成功，以至有的同志向党组织报告了蔡叔厚的“消极落伍”。蔡叔厚深知，上海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要想搞好特科的工作，首先要在上海站稳脚跟。为此，他利用自己绍敦电机公司老板的公开身分，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针对反动官吏爱钱贪吃的特点，蔡叔厚经常请他们吃饭，有时还为他们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好处。这样，他慢慢地结交了一些官吏名流。他本人在上海的社交场合有了名气，党内的同志也亲切地称他为“蔡老板”。通过这些，他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分，为开展中央特科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掩护李强的工作，蔡叔厚冒着全家生命的危险，在绍敦电机公司二楼腾出一间过街楼，供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用。李强在里面安置了车、钻、铣、刨四部机床，经常和几位同志去那里搞机械加工，制做零件。他们还将购置的无线电器材、技术资料等存放在绍敦电机公司里。在蔡叔厚的掩护下，一九二九年春末夏初，李强试制出了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接着，党中央在各地先后建立了无线电台，沟通了和各地的无线电通讯联系。为此，党中央对蔡叔厚的工作提出了表扬。

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给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安全造成十分严重的威胁。党中央决定将办公机关和有关人员马上转移。蔡叔厚利用自己的一些关系，积极协助党中央和中央特科，安排了一部分同志秘密撤离上海。为了预防万一，他自己暂时搬出了公司，在马路对面租了间房子住下。由于顾顺章叛变后没有向敌人供出蔡叔厚及其公司，不久，他又搬回公司，继续坚持工作。

(四)

一九三二年，萧项平 (炳实)邀蔡叔厚到共产国际中国组去工作。经上报党中央和中央特科批准，蔡叔厚调出了中央特科。按照规定他中断了同中国党及其下属机关的一切联系。

共产国际中国组，是坚强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苏共党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德籍，原为德共党员) 受共产国际委派，在一九二九年以研究银行业务的名义来到中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建立起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和分析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收集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布防、装备和人事方面的情报，并研究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动向。左尔格利用自己的身分，结识了蒋介石军队中的德国军事顾问，并通过他们的介绍得以会见蒋介石及国民党的高级官员。

蔡叔厚调到共产国际中国组后，领导上给他布置的任务是：一，尽量争取公开的生活方式，安排好社会地位，做好身分掩护; 二，尽量展开社会上的接触面，争取接触反动政权里的机要人物; 三，了解有关国民党进攻红军、反对苏联的阴谋，以及国民党勾结德、意、日法西斯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活动资料。蔡叔厚在工作中，机智勇敢，多次深入国民党政府内部，发展工作人员，探取秘密情报，屡建奇功。例如：当时国民党军事总顾问赛克特(德国人) 为国民党制定的对军队进行全面改革的计划，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梅花桩碉堡战术的计划，等等，蔡叔厚都根据组织上的布置，多方设法，通过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及时把情报搞到手，交给了组织。尤其是有一次，在国民党政府兵工署工作的楼震旦发现了国民党军政部编纂的送呈蒋介石的关于军队编制情况的绝密文件《兵工月报》。当楼震旦把这一情况用兵工署的长途电话告诉在上海的蔡叔厚后，蔡叔厚当机立断，立即带上自己的莱卡牌照像机，乘坐当天的夜班火车赶到南京。他不顾危险与楼震旦一起连夜将这份文件拍摄下来，第二天又赶回上海，冲出胶卷，交给组织。此后，他又通过楼震旦，并秘密发展了兵工署秘书杨余庆，把每个月的《兵工月报》都取出来，秘密拍摄，送交组织，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从未间断，也没出过任何差错。中国组的领导钦佩地赞扬说： “这样辉煌的成就应该颁发列宁勋章。”

一九三三年，日本妄图独占中国的阴谋日益具体化。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组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日本，左尔格奉命派到日本去工作，由罗伦斯 (立陶宛人，老布尔什维克、红军上校) 接替了他在中国组的领导工作。在罗伦斯的领导下，蔡叔厚在获取日、蒋关系的情报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国民党政府派黄郛做北平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主管同日本军队的妥协、缓冲等事宜。罗伦斯派蔡叔厚去北平了解内幕。蔡叔厚到北平后设法认识了黄郛的秘书孙百科，通过他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应付方案，以及双方谈判的内容。

一九三四年，蔡叔厚奉命前往日本，同在东京工作的同志接上了关系。他了解了情况回国报告后，中国组随即将萧项平、吴选青等先后派往日本，加强了左尔格在日本的工作①。

一九三五年四月，由于叛徒出卖，共产国际中国组领导人罗伦斯不幸被捕，成为上海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罗伦斯被捕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四月中旬，情报组织的工作人员陆海防派其弟陆独步当交通员，从上海去武汉，按预定的时间给国民党武汉行营的专员、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刘思慕送信。陆独步平时不修边幅，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他一登上去武汉的轮船，就引起了特务的怀疑，受到跟踪，并在汉口被捕。特务从他身上搜出罗伦斯给刘思慕的信件。刘思慕在约定的时间里没见到人，发电报去上海询问，罗伦斯知道情况有变，马上派人去武汉通知刘思慕离开。刘的夫人曾菀也随后离汉去沪。不料，她已被特务跟踪。特务在她住宿的上海南京路的一个旅馆里布置了严密的监视。陆海防去旅馆看望曾菀，特务以为是刘思慕，便将其逮捕。陆海防被捕后当即叛变，主动承认是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并和特务一起去抓了罗伦斯。罗伦斯被捕后紧闭口齿，一言不发，以沉默对付敌人的逼供，敌人无计可施，只得称他为“神秘西人”。

罗伦斯的被捕，使中国组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一些同志陆续奉命撤退; 国外工作的几位同志也秘密撤到苏联。蔡叔厚在这一严峻的考验中，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所特有的先人后己的优秀品德。本来，在一九三五年初，组织上已决定送蔡叔厚到苏联去学习。他接到通知后非常高兴，很快办好了出国护照。可是不巧，就在他准备启程的时候，罗伦斯不幸被捕了。看到这种情况，蔡叔厚决定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机会，留下来搞善后工作，帮助同志们安全转移。他在一位外国记者的协助下，设法通知了在日本工作的萧项平、吴选青等撤离回国。萧、吴二人先到了北平，然后乘火车赴沪，蔡叔厚在浦口车站同他们接上联系，告诉他们在苏州下火车，有一对德国夫妇手捧鲜花迎接他们。萧、吴二人在苏州同那对德国夫妇一起乘坐慢车到真如车站下车，有一位外国记者用汽车把他们接走，送到一个英国人家里去住了几天。而后，蔡叔厚安排他们秘密乘船去苏联了。

蔡叔厚本人也在敌人通缉范围之中。他把同志们安排妥当后，才考虑自己的转移问题。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他把公司迁移到福煦路四一七号 (现延安中路三七九号) ，并改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然后，到南京找到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汤恩伯，请汤出面作保。蔡叔厚早在一九二三年留学日本时，就同汤恩伯相识; 汤恩伯一九二六年回国后，曾在蔡叔厚的公司里住过一个时期，二人私交一直很好。这次，汤恩伯听了蔡叔厚的“陈述”，当即对国民党内负责此案的军统特务王新衡讲，蔡叔厚是他的拜把兄弟。王新衡遂撤销了对蔡叔厚的追捕。后来，王新衡还和蔡叔厚交上了“朋友”，常告诉他一些国民党的内幕情况。

蔡叔厚在自己处境危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党工作，帮助一些同志接转了同党组织的联系。一九三五年秋，刘鼎从九江敌人的俘虏营里逃出来，到上海找不到党的组织，就是通过蔡叔厚辗转和党中央建立联系的。

一九三六年初，共产国际负责与蔡叔厚联系的同志因故突然离开上海回苏联。这一意外事件，使蔡叔厚同上级组织的联系中断，工作也暂时停止了。他觉得自己象一只失群的孤雁，不知飞向哪里。他多么渴望同组织取得联系，继续工作啊。

(五)

蔡叔厚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仍未见共产国际派人来同他联系，他凭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决定不再坐在家里消极等待。他想法找到了过去一同入党，曾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的好友夏衍，积极参加了他们的各项革命活动。

上海沦陷后，于伶在上海办剧艺社，演出爱国话剧，进行抗日宣传。剧社的公开活动需要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予以帮助和掩护。蔡叔厚应邀担任了一名理事，帮助剧社做了很多工作：介绍戏院、谈判演出合同、垫付演出费用、为剧社担保等等。有时巡捕房来找麻烦，他就代剧社出面应付。方志敏在狱中写的文稿手迹托人带到上海后，蔡叔厚曾代租了个保险箱，妥善保管。

一九三八年，蔡叔厚在一个讨论抗日工作的小集会上见到了刘少文。他得知刘少文是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后，就找机会向他说明了自己以前的工作经历和现在的处境。从此，蔡叔厚就主动地在刘少文、沙文汉的领导下为党工作。在此期间，他掩护过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钱俊瑞、余立金等，并帮助他们同党取得了联系。他还从经济上接济过李一氓、袁文彬等的家属。他自己也曾找过潘汉年，想恢复同原来组织的联系，但潘汉年始终没有能够帮助他联系上。

一九四一年，蔡叔厚和他的中国电工企业公司为上海形势所迫，转移到了重庆。这时，于伶等也从上海到达重庆，用上海剧艺社的名义，开展戏剧活动，蔡叔厚积极协助了他们的工作。抗战胜利后，阳翰笙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办了昆仑影片公司，蔡叔厚根据党的指示以股东身分参加。他在资本家股东之间进行活动，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于伶后来称赞说： “我们大批电影工作者之所以能够参加在内，使昆仑影片公司能够拍出一大批至今仍为观众所喜爱的优秀影片，蔡叔厚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蔡叔厚在重庆期间，和党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他经常到曾家岩去，多次见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汇报工作，倾吐思想，并聆听他们的教诲。

一九四三年，蔡叔厚和一位同志谈起很久没有看到党内文件，并觉得党组织最近交给他的任务不重，经了解才知道自己是被当作“党外人士”了。他马上去曾家岩找周恩来、徐冰等领导同志，提出恢复自己党籍的要求。但因当时情况所限，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蔡叔厚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但他仍把自己看成一个共产党员，努力为党工作。在重庆时，他让党组织在他的企业办公大楼顶上设立了秘密电台，并掩护了电台的工作。抗战胜利后，蔡叔厚回到上海。有一次，刘少文因躲避敌人的追捕受了伤，他把刘接到了自己家里，掩护他治病养伤。

蔡叔厚根据自己过去在中央特科等组织工作时积累的经验，深知打入敌人心脏的必要性。他通过汤恩伯和雷震，搞到了一个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门专门委员 (厅长级) 和少将参议的官衔，为他结交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提供了方便。他和陈立夫、雷震、王新衡等一直保持经常的联系，并取得他们的信任。雷震和陈立夫曾提出介绍他做国民党特别党员，并许愿说三天内可以批准，还可得到总统亲见的光荣。他借“君子群而不党”，用谈笑方式推托了过去。这期间，蔡叔厚从汤恩伯等人那里获得了许多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进攻计划方面的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九四八年，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绝境。为配合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战略行动，白区地下党开展了策反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潘汉年委派蔡叔厚去做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策反工作，并专门从香港调来一个同志进行协助。

蔡叔厚为了做策反汤恩伯的工作，曾说通汤恩伯的老婆王竞白去劝说。他自己也亲自去说服。一次，他向汤恩伯分析了全国形势，然后说： “现在是紧要关头，是你该考虑的时候了。过去唐生智失了南京没有好下场，今天你丢了上海，到台湾去也不会有好处的。你认为北平的例子如何?我各方面的朋友很多，只要你有决心，我会给你办好的。”一席话说得汤恩伯有些动摇，答应考虑一下。后来，蒋介石亲自到上海督战，毛森到上海担任警察局长，增强对国民党官员的控制; 加之陈仪又被国民党逮捕，促使汤恩伯决心反动到底，蔡叔厚的策反工作未能成功。

全国解放初期，蔡叔厚还前往香港做过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策反工作。

(六)

全国解放后，蔡叔厚多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自己的党籍，但由于历史原因，都没有得到解决。他暂以民主人士的身分参加上海市政府的工作，先后担任过上海市电影管理处处长，市公用局、规建局、机械局、机电一局的副局长等职务，还被选为上海市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

蔡叔厚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在个人生活中也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他把自己经营的几家公司、企业全部上交给国家，住所也一搬再搬，不断缩小面积。他对子女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给他一级工程师的工资待遇，家里的经济情况比较优裕。但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让他们到学校去寄宿，过集体生活，每月给的生活费只略高于领人民助学金的同学。他对孩子们讲，这是爸爸对你们的爱护，希望你们从小养成不依赖父母，独立生活，和群众密切联系的好习惯。蔡叔厚对子女政治上的进步很关心。在解放前，他经常领孩子们去看苏联电影和一些进步影片，不让他们去看西方电影。解放后，他时时鼓励孩子们在政治上争取进步，早日加入少先队、共青团。蔡叔厚的一个儿子曾几次填写过入党志愿书，但都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尚未结论而没能通过，孩子回家不免有些怨气。蔡叔厚告诫他，一个人争取进步诚不诚心，主要看他能否坚持到底，是否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组织上的长期考验，对有志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人来说是有益处的。他还向孩子们讲述了自己的一生历史，用亲身的革命经历对他们进行教育。孩子们听了都深受感动和鼓舞。

一九五四年，由于受到所谓“潘汉年、杨帆特务反革命集团案”的株连，蔡叔厚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被诬陷为“特嫌”，抄家审讯，拘留关押。一九七一年五月六日，蔡叔厚在北京的一所监狱里含冤逝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蔡叔厚的许多老上级、老战友的协助下，上海市有关部门对蔡叔厚的历史做了全面的调查。他们用蔡叔厚一生对党做出的卓越贡献的大量事实推翻了“四人帮”之流强加给他的污蔑之词。一九八○年九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给蔡叔厚公开平反昭雪;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致函上海市委组织部，批准“恢复蔡叔厚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历史终于作出公正的结论。蔡叔厚多年的夙愿，也是他的亲属和许多战友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注释

①左尔格到日本后,与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反战主义者尾崎秀实等一起,组成一个代号叫拉姆扎的情报小组;小组的外围,还团结了中、日、苏、德、朝、英、美、南、丹等九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是一个十分广泛的国际情报组织。左尔格先以德国《法兰克福报》驻日本记者、纳粹党员的公开身分,后当了德国驻日使馆的新闻专员,成为德驻日大使奥根最信得过的人。尾崎秀实在1937年近卫首相上台后,被聘为首相中国问题顾问。他们利用各自的地位,获得了德、日法西斯的各种最新、最核心的机密,定期用无线电向苏联提供情报,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1年底,拉姆扎小组被日本特高科侦破,左尔格和尾崎秀实被捕,1944年11月7日被杀害。“左尔格事件” 引起了日本政府的一场危机,导致了近卫内阁的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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