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曹汝谦人物传,曹汝谦生平事迹,曹汝谦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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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曹汝谦人物传,曹汝谦生平事迹,曹汝谦评价

(一)

曹汝谦，原名儒谦，字效公，一九○五年十月四日诞生在山西省应县下马峪村。父亲曹守祯，毕业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曾在本县警察局当过几年巡官，受维新运动影响，思想较为开明。母亲郑氏，勤劳善良，粗通文墨，对曹汝谦的幼年学习成长有一定影响。曹守祯对儿子异常宠爱，三、四岁时就教他识字。汝谦幼年聪明伶俐，五岁上学时，已能识二百多字，学习成绩最好。十二岁时，他考入当时应县的最高学府——第一高小。在这里，他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启蒙者是他的二舅父郑业和三舅父郑绩。

郑业、郑绩同为北京大学学生，与静乐人高尚德 (君宇)同学。他们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假期回县常讲述北京大学的革命活动。曹汝谦对这些消息非常感兴趣。每到假期，他都赶到舅父家中住几天，听那些新鲜的革命道理。舅父从北京给他带回很多新书刊，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和一些刚刚翻译过来的列宁的著作，他都手不释卷地认真阅读。舅父还送给他一幅从杂志上剪下的列宁照片，他把这件珍贵的礼物带回家里，装入镜框，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的床头。母亲问他，这是个什么人，把你爱成这样?他说： “这是我的老师，最好的老师，一辈子的老师。”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在革命道理的熏陶下，少年的曹汝谦初步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他对妹妹曹妙仪说： “将来社会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不要想继承祖业，这些房子、土地将来都要分给穷人。”家里雇的长工康三德，成年累月给他家赶车，但还难谋一家温饱，曹汝谦经常偷偷地从家里拿些粮食接济他。时至现在，年逾八旬的康三德老人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曹汝谦还感慨地说： “那真是个好孩子啊! ”

(二)

一九二○年，曹汝谦从第一高小毕业，同年秋，即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同山西省立第三师范第九班。三师校长尹我斋 (应县人) ，思想守旧，聘请的教员除一些山西大学中西斋的毕业生外，有很多还是清末的秀才、拔贡。在他们的把持下，学校没有一点生气。

但是，具有激进革命思想的曹汝谦一入学，就打破学校的沉闷局面，带领同学们宣传反帝反封建。就在这年寒假，曹汝谦由他二舅郑业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开学后，他把舅父从北京带回的《新青年》等革命刊物秘密带到学校，在同学中传阅，并在同学中绘声绘色地讲述发生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介绍苏俄的十月革命，对军阀腐朽反动的统治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他很快联络了一部分思想激进的同学，组成了一秘密的读书会，暗中学习、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不久，他发展了几位思想进步的同学加入青年团，组成了雁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①。

团小组建立后，曹汝谦开始发动同学走出校门，在大同街头宣传发动群众。他们集会游行，发表演说，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抗议“巴黎和会”给予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古老的大同城，呈现出一派生机。

曹汝谦的革命活动，引起大同统治当局的注意。他们儿次指示三师开除曹汝谦，但由于三师校长尹我斋与汝谦父亲是世交，一时不好下手，只是找汝谦谈话，规劝他不要参与社会活动，好好读书。曹汝谦没有为尹我斋的陈词滥调所动，继续在学校领导学生运动。一次，语文教师 (清末拔贡) 在课堂上大讲封建的伦理道德，咒骂革命运动。曹汝谦愤怒至极，挥笔写了一篇《气死我也》的文章，狠狠抨击了学校的腐朽教育和社会的腐败黑暗，对这位教师的迂腐和无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文章写出后，在三师引起了很大反响，进步师生拍手称快，那个语文教师则气急败坏地找尹我斋提出辞职。尹我斋再也顾不得与曹守祯的世交关系，宣布开除曹汝谦的学籍。曹汝谦安置了一下青年团的工作，愤然离开第三师范，于一九二一年秋，考入太原平民中学。

当时的太原，革命运动正在逐步展开。这年四月，高君宇受李大钊委派，回太原在省立第一中学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晋华书社、青年学会，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学生运动。由于郑业和高君宇的推荐，曹汝谦一到太原，就与太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接上了关系，成为平民中学的青年团的负责人。平民中学是阎锡山控制最严密的学校，曹汝谦在这里开展工作异常困难。但他还是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发动同学参加山西学生联合会和青年学会，购买阅读晋华书社的进步刊物，并在同学中召开时事座谈会、革命理论讲演会，终于在这个死角里点燃了革命的火种①。

曹汝谦的革命活动使平中校长梁永泰惊恐不安，一九二二年临近暑假的时候，校长以“不守校规”的罪名将他开除。他父亲得知此事后，马上让他的堂兄叫他回家，准备给他办婚事。这时，正好高君宇回到太原。因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已由上海迁到北京，需要一部分工作人员，高君宇动员曹汝谦到《向导》周报社工作。曹汝谦放弃了回家结婚的念头，跟随高君宇到了北京。不久，高君宇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向导》编辑部，曹汝谦负责收发、送报、通讯联络等事务工作。他机智勇敢，经常装扮成小伙计，把印好的周报掩藏起来，巧妙地送往各地，工作从未发生过失误②。这期间，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一九二三年，曹汝谦回家完婚。不久，组织上让他来往于北京、大同、太原作联络工作，直到一九二四年夏。

(三)

一九二四年夏，曹汝谦根据党的指示，随高君宇南下，准备投考黄埔军校。到广州后正遇上轰轰烈烈的沙面大罢工，斗争非常激烈，却缺乏指导干部。组织上说服曹汝谦暂不进黄埔军校，令他与高君宇立即参加罢工运动的组织工作。沙面大罢工坚持了一个月，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新警律。罢工胜利后，曹汝谦被分配到中共两广区委，结识了刚由欧洲回国担任两广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十月十日发生广州商团叛乱，孙中山决定对商团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在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广州各界群众平息商团叛乱的战斗中，曹汝谦不仅表现得勇敢、坚决，而且很有组织领导才能。周恩来很器重这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年轻人，说服他放弃进黄埔军校的念头，让他到部队工作。因此，在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时，就确定曹汝谦为领导人之一，而这时的曹汝谦年仅十九岁。

铁甲车队成立于一九二四年十月。这之前，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征得孙中山同意，从黄埔军校调了特别官佐徐成章(云南讲武堂毕业，与叶剑英同时到黄埔军校工作) 以及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赵自选、周士第三人，又从外面调了廖乾五、曹汝谦二人，一共五人，负责具体的筹建工作。当时党的意图是：通过建立铁甲车队，除为自己搞一支直接掌握的武装外，还可以在这里培训党的武装干部，便于以后在其它地方开展武装斗争。因此，车队选派的领导成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领导骨干。

铁甲车队的组织情况是：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五、副队长周士第、军事教官赵自选、政治教官曹汝谦。铁甲车队的第一个党小组，也由以上五名同志组成，直属两广区委领导。铁甲车队共有一百三十六人，是“三三”制编制，队部下属三个排，排下属两个班;士兵也是精心挑选的，有广宁、四合、花县等地农民协会介绍来的农协会员，有从农讲所毕业的学员，还有从卫士队及其它部队选拔的优秀分子。

铁甲车队装备很好，在当时是第一流的。队部配有几辆设有炮塔、机关枪的铁甲列车，军官有驳壳枪，班长、队员一律是日本造长枪，每排还有一挺手提机关枪。

铁甲车队一成立，便开始了紧张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每天上、下午各进行一次军事训练，安排两小时的政治教育，晚上一次全队点名或讨论。这一阶段，曹汝谦的工作十分繁忙。据周士第回忆：“在政治训练方面，由政治教官曹汝谦同志负主要责任。每天上政治课两小时，晚上组织小组讨论。政治课讲授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工农运动情况、目前国内形势等。曹汝谦同志负责讲授三民主义课，他着重讲授民生主义部分，特别联系到讲解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曹汝谦同志还负责讲社会发展史。”①

政治教育的形式多样，队员们可以随便提问题、互相开展讨论，然后，党代表和政治教官再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讲解。除了上课学习政治理论外，队里还经常组织大家开展文体活动，如唱歌、打球、演戏等。队里还有阅览室，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少年先锋》是大家十分爱看的刊物。

铁甲车队在生活待遇上实行官兵平等，每人每月粮饷是十二块银洋，伙食官兵一样;伙食费按月公布，让大家监督。

由于有坚强的党的组织领导和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这支队伍很快发展成为一支有很强战斗力的革命武装。车队刚成立一个月，就开始执行作战任务，奉命支援广宁农民运动，打击力量较强的地主武装。原来组织决定廖乾五、徐成章、周士第三人率领两个排去广宁，曹汝谦和赵自选留下继续抓训练工作。但是，命令一下达，五人都争着要去执行作战任务。最后党组织经过讨论，同意赵自选参战，曹汝谦服从组织的决定，留下来继续抓部队训练。但是，没有多久，由于广宁的反动力量比较顽固，战斗时间持续较长，曹汝谦也奉命率第三排到广宁增援。刚刚投入战斗没几天，因陈炯明要进犯广州，上级决定组织东征讨伐陈炯明。两广区委命令曹汝谦星夜率三排返回广州，参加东征。在东征军出师前，曹汝谦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率领第三排乘铁甲车活动于广州至石龙 (敌人占据) 之间的铁路线上，执行警戒和威力侦察，沿铁路线发动群众，修补铁路、桥梁，保证火车的正常行驶，为东征开路。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东征军正式出师进攻陈炯明。曹汝谦率领铁甲车队第三排作为东征的先锋部队，沿广九铁路开进，配合黄埔军校教导团攻击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处敌人防线，所向皆克，并迅速将敌人破坏的铁路、桥梁、车站修复，完全控制了广九铁路，保证了东征军后方运输的安全，使东征军迅速向东进攻，打败了陈炯明。

五、六月间，占据在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乘革命军东征，广州城内革命力量薄弱的机会，发动叛乱。铁甲车队奉区委命令，迅速投入战斗。开始，铁甲车队在广州东堤天字码头至大沙头一带布防，掩护在市区内的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苏联顾问团等机关撤过珠江。机关撤完之后，铁甲车队移驻大元帅府，保护大元帅府的安全。东征军回师在广州市区、沙河包围了滇军主力后，铁甲车队配合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渡河攻占石牌车站，然后沿铁路线向砂河进攻。攻占砂河后，继续进攻观音山。曹汝谦率领全体官兵忍着饥饿，猛冲猛打，一鼓作气，攻下了观音山，缴获了大批敌人溃逃时丢弃的武器、物资。在这次战斗中，曹汝谦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受到两广区委的赞扬。不久，他调离了铁甲车队。同年十一月，铁甲车队并入叶挺独立团。

在铁甲车队工作期间，曹汝谦与孙中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那是一九二四年冬天，家里为了防寒，给远在南国的曹汝谦寄了一件棉坎肩。这件坎肩样式不同于其它地方，是一件雁北人特有的御寒衣服 (俗称腰子) 。曹汝谦穿在身上，引起周围同志的好奇，大家争相翻看，引起了一阵嬉笑声。正在楼上阳台休息的孙中山听见，高声问道： “你们笑什么呀?”有人说： “小曹穿了件奇怪的衣服，大家没见过。”孙中山说：“能不能让我看看呀?”于是，曹汝谦赶快上了楼，到了孙中山的面前。孙中山详细询问了他的籍贯、家世、职务以及对革命的认识，他一一作了回答。孙中山看这位年轻人不仅长相好，而且很有才华，感到非常满意，对他当面进行了表扬鼓励。

一九二五年春，何成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 任鄂军总指挥。党为了加强对鄂军的工作，同年夏指派曹汝谦担任何部的少将政治部主任。何部虽然人数不多，但经曹汝谦的积极工作，部队有很大起色，得到何成濬的信任。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 “人都说黄埔军校的学生能干，咱效公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我看比黄埔军校的学生能干得多。”此话虽然片面，但说明何对曹的印象很好。曹汝谦也说：“何成濬这老头子不讨厌年轻人。”后来，曹汝谦也给何成濬帮了不少忙。当何成濬成立鄂北绥靖处时，蒋介石批给六十万元开办费，每月经常费五万元。而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 (国民党左派) 最讨厌何的吸大烟和生活腐化，所以一文不发。为了作何部的工作，曹汝谦向邓演达多方解释，始得如数领取。所以，何对曹一直很好，以后虽明知他是共产党员，但还多次保释他。

一九二六年初，东征结束，广东统一，何成濬的鄂军总指挥部撤销。这时蒋介石正在网罗党羽，培植个人势力，阴谋背叛革命。何成濬的鄂军总指挥部撤销后，蒋介石要将何的部队统统划归程潜的第六军指挥。对蒋的种种阴谋活动，在广州的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已有察觉，曹汝谦受他们的影响即联络了何部的一些进步军官，反对蒋介石的命令。为此，曹汝谦被蒋逮捕，后经周恩来保释，始获释放。此时，蒋介石要曹汝谦到程潜的第六军任政治部主任。他根据党的指示，没有到职，留在第一军第七团任党代表。同年三月二十日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驱逐在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曹汝谦亦离开一军，随周恩来到上海作地下工作。

不久，党派曹汝谦与郑业等六人去冯玉祥的国民军工作。他们未到北京，国民军已败退，遂又返回上海。

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攻下武汉，蒋介石任命何成濬任鄂北绥靖主任。何成濬开始组织鄂北绥靖处，请调曹汝谦任少将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即派曹汝谦再次到何部工作。这时的曹汝谦，已经认识到抓军队的重要性，曾对随他来的同志们说：“我们不能老做政治工作，必须设法抓军队才有办法，你们不看三月二十日中山舰的教训吗? 有兵权的，蒋介石都不敢动，如第四军的蒋先云; 做政治工作的被换得光光的。从革命的长远利益来说，我们必须抓军队。”不久，绥靖处撤销。曹汝谦即以原筹建的部队为基础，加入新成立的湖北省政府警卫第二团，曹汝谦任该团党代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对革命人民进行反革命的大屠杀。在武汉，虽然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暴露，但潜在的危险形势已越来越严重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大部分到了河南前线，中央机关迁到武汉后，迫切需要一支武装警卫部队。曹汝谦率领的警卫二团就承担了这个任务。

警卫二团一开始成立，周恩来就指示曹汝谦，迅速把这个团建成一支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力量。曹汝谦按照这个指示，迅速调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警卫团。警卫团的团长是曹振武 (当时是共产党员) ，党代表是曹汝谦，党代表办公室秘书长是郭扶人 (共产党员) ，宣传干事张稼夫 (由曹汝谦介绍入党) ，组织干事汪之铭 (共产党员) 。其它干部也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进步青年。所以这个团，是党中央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直接听命于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着警卫党中央的重任。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驻在沙市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收买策动下，率部叛变，进袭武汉，打到离武昌四十里的纸坊。就在这紧急关头，中央将留在武汉的警卫部队、工人、农民纠察队以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中央独立师，由星夜从河南前线赶回武汉的叶挺任师长，一举打退了夏斗寅叛军的进攻。曹汝谦率领的警卫团参加了这次战斗。战斗刚结束，许克祥在长沙又发动了马日事变。白色恐怖开始笼罩湖南、湖北。七月初，湖北各地土豪疯狂镇压工农革命运动，他们捣毁农民协会，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曹汝谦奉命出发各县，坚决镇压叛乱的土豪劣绅。

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决定把警卫二团编入贺龙的二十军，作为二十军的教导团参加南昌起义，指示曹汝谦和张稼夫留在武汉转入当地下工作。他们的任务是搞兵运和疏散、安置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人员。按照中央关于在军队中工作的党员必须听候中央统一安排，不准自由行动的指示。曹汝谦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分别把原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党员，安排在京山、黄岗、麻城、六安、毫州群众基础好、便于掩护的地区①。曹汝谦靠着他的机智勇敢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圆满完成中央交办的兵运任务。为了解决从南昌起义前线回来的同志的生活困难，曹汝谦给他父亲写信，请他筹集一部分资金，赞助革命。曹守祯接信后，立即将家里的存粮卖掉，筹集了一百二十元现洋，寄到湖北曹汝谦指定的地方，解决了一部分同志的生活困难。

(四)

一九二七年秋，曹汝谦接到通知，要他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临上船时，中央又让他随何成濬的部队到北平去。曹汝谦匆匆向张稼夫交待了到上海的接头地点、人名和暗号，自己按照上级的指示，又转赴北平。

何成濬早年在日本时即与蒋介石是同学关系，蒋介石在篡夺革命领导权时，一时依何为心腹，屡次委以重任。何也竭力为蒋效力，曾多次为蒋介石游说各派军阀势力。一九二七年冬，蒋介石任命何成濬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高级顾问，派到山西拉拢阎锡山。何成濬虽然与阎锡山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但他不摸阎锡山此时的政治态度，想让山西人曹汝谦做他的助手。我党利用何成濬信任曹汝谦这种关系，让曹汝谦随何北上，相机作兵运工作，争取为党拉出一支武装来。就这样，这两个政治立场截然不同，工作目的也正好相反的人，又凑在了一起。

就在曹汝谦准备取道上海北上之际，其四哥曹祖谦 (堂兄) 由家乡来上海找到了他。原来，曹汝谦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家里中断了通信联系，家里担心他的安全，特让曹祖谦南下把汝谦找回去。曹汝谦问明了四哥的来意后，说： “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回去呢? 当前，我们党正处在危急关头，正是需要我们这些党员拼命工作的时候，离开不就成为脱逃，背叛了吗?”曹祖谦看他的态度坚决，很难劝回，便准备启程回复叔命。曹汝谦反而向他做工作，劝他在国家危亡之际，投身于革命行列中来。经汝谦的反复动员，祖谦也毅然地抛弃家小，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为党在上海、南京、北平之间作交通工作，后又转赴武汉作地下工作。一九三○年，曹祖谦到红四方面军任教导营教导员，后被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了①。

曹汝谦于一九二八年春到北平。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利用其姑父丰玉玺 (山阴人，阎锡山部军长) 的关系，活动于阎部驻北平的部队中。但是，没有多久，他的活动就被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的政治部主任梁永泰发觉。梁永泰是曹汝谦的死对头。曹汝谦在太原平民中学读书，就是被梁永泰开除的。梁永泰侦得曹汝谦的行动后，欣喜异常，以为抓住了一个大共产党，立即令警备司令部将其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和他一起工作的范子明、曹克谦等人。曹汝谦被捕后，机智地把他的情况透露出去，让组织设法营救。党组织很快通过关系，将曹汝谦被捕的消息转告给北平行辕主任何成濬。何成濬立即与丰玉玺联名保释曹汝谦。有这两个后台很硬的人作保，梁永泰干瞪眼没办法，只好将人放了。但梁永泰仍不死心，还派特务对曹汝谦秘密监视。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曹汝谦决定暂时离开北平。

不久，何成濬在郑州组织起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部，替蒋介石作招降孙传芳、张宗昌部下的工作。曹汝谦根据党的指示，又以何部的总参议兼军需处长的身分为掩护，到郑州作地下工作。这一时期，他结识了不少河南地方上有实力的人物，如樊钟秀、崔邦杰、焦文与等，并以郑州为中心，开辟豫北一带的工作。何成濬的总指挥部时间不长即被撤销，何成濬被蒋介石调往东北，曹汝谦没有同行，继续留在郑州作地下工作。他化为曹谦，住在郑州西河沿二十号，想拉一些地方零星武装，改造成为革命军队。因他是知名人物，敌人到处搜捕他，他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后来，为了摆脱敌人的搜捕，他离开河南，又到了北平。

一九二八年，各地共产党员组织的武装暴动此伏彼起，风起云涌，几乎遍及南方各省。曹汝谦想在北方也组织一支部队发动起义。一九二九年春，他听说家乡应县有一支农民武装，便返回应县，去作这支农民武装的工作。

活动在应县、山阴一带的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首领叫王模，有上百人，七、八十条枪，劫富济贫，专和反动政府作对。因他们依托应县、山阴南部大山，漂泊不定，所以，应县、山阴等县的军警也拿他没有办法。曹汝谦赶回下马峪，将他的打算同他父亲讲了。父亲也同意试试看，因为王模作巡警时，曹守祯是巡官，有一定交情。于是，曹守祯给王模写了一封信。曹汝谦正准备携信前往王模部队时，阎锡山驻雁门关的部队已以“改编”为诱饵，将这支部队包围歼灭，王模被残杀。曹汝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痛惜。

此后，曹汝谦留在家乡，作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他发动有志青年投身革命，先后动员应县的王挺、曹克谦，山阴县的丰启祥、丰启营、杨清元等人，同他一起作兵运工作。

这年的三月间，曹汝谦与父母包办的前妻王氏离婚，与应县女高毕业的吴桂贞结婚。

(五)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曹汝谦接到组织的一封密信，让他马上启程，接受新的任务。第二天，他就告别了父母和新婚的妻子，骑上父亲给他雇的一头毛驴，离开了家乡，经代县到太原，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被派往河南豫北新乡一带作兵运工作。接待他的同志说：在卫辉府，已经有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千民会”，卫辉地下党的同志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极待一位有军事经验的同志率领，组织决定让你和杨靖仁把这支部队组织起来，迅速扩大，发动武装暴动，建立红色革命政权。曹汝谦接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他知道河南不同于其它地方，这里地处平原，敌强我弱，革命基础也比不上南方，搞武装暴动困难更大。为了便于掩护，他向仍在阎锡山部当军长的姑夫丰玉玺要委任状和番号。丰玉玺听说他能从河南拉过一支队伍，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曹汝谦按照地下党的指示，与杨靖仁来到卫辉府西南的贺生屯，找到了猎户马友春。马友春是贺生屯有名的猎手，为人慷慨好施，仗义疏财，深得当地群众爱戴，“千民会”就是他把邻近十二个屯的贫苦农民秘密组织起来的一个自发抗暴组织。曹汝谦了解到这些情况，先发展了马友春等几个积极分子入党，随后在贺生屯建立了党支部，动员群众把军阀混战时遗弃在民间的枪枝弹药收集起来，武装了马友春掌握的一百余名“千民会”员，集中进行军事训练。不久，周围其它几个屯子的“千民会”会员也武装了起来，总共约三百余人枪。在讨论武装暴动亮旗号的会上，有人主张立即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建立红色政权。曹汝谦认为，河南的敌人很强大，我们力量还很弱，现在举行暴动时机还不成熟，打出红军的旗号，马上就会引来敌人的进攻，对革命是不利的; 但现在不打出旗号，不利于扩军。根据当时中原阎、冯联合，酝酿倒蒋的形势，他主张可先打“河南义勇军”旗号，对外声称受山西阎锡山领导，这样便于掩护自己，迅速壮大革命力量。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不久，河南义勇军在贺生屯正式成立，曹汝谦任司令员兼政委，孙荫武 (汲县人) 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团，团长马友春。

经过一个多月的活动，河南义勇军的队伍迅速扩大。曹汝谦通过关系，作通了汲县县长的工作，同意义勇军在汲县范围内公开活动。于是，他把司令部设在汲县城内，一团团部驻汲县南关，还准备在乡下再成立两个团。为了迅速开展工作，曹汝谦写信让在应县的王挺、丰启祥、曹克谦、杨靖元等人来汲县，帮助作扩军工作。

十月，准备起义的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一部分同志下乡，继续扩充部队、收集武器; 一部分同志在城里起草，印刷布告、钱币、传单; 还有一部分同志筹划组织机构的人选。城里城外，大家都在紧张地工作着，曹汝谦更是日夜不息。到十一月，部队已扩大到五百多人枪，城外驻的两个团也初具规模，大家只等年关一到，就发动武装起义。

(六)

当时，河南的军政头子是刘峙，驻军是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新乡的驻军是韩复榘的部下——豫北警备司令张万庆。义勇军建立不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曹汝谦就派人带着丰玉玺的介绍信与张万庆联络，和他建立了联系。开始几个月，大家相安无事。到这年的十一月份，即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的时候，张万庆侦知义勇军的首领曹谦就是国民党早在通缉的曹汝谦，于是便密报韩复榘和刘峙。韩、刘马上下令张万庆，迅速把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中，并设法抓捕曹汝谦。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凌晨，夜色沉沉，万籁俱寂。工作在深夜的曹汝谦刚躺下不久，忽然，一阵激烈的枪声在卫辉城头响起。曹汝谦判断情况有变，马上令杨靖仁带领司令部的同志乘夜冲出城去。他说：你们先走，留两个人和我一块收拾文件和资料。大家都争着要留下，力劝曹汝谦先冲出去。曹汝谦严厉下令，指定杨靖元、丰其英留下，其余同志立即突围。大家看见争也无益，便在杨靖仁的率领下突围出去。

夜袭卫辉的张万庆部一千余人，冲进城内后直扑延寿宫马友春团驻地。马友春团在延寿宫只驻有一百多人，武器很差，大部分战士没有作战经验。但马友春为了使司令部和曹汝谦等突围，率领部队顽强地阻击着十倍于己的敌军。

曹汝谦和杨靖元、丰其英把司令部的文件、钞票 (新印刷的) 烧毁之后，延寿宫的枪声已稀落下来。他以为义勇军的同志们已突围出去了，便和杨靖元、丰其英向外冲。这时，敌人已纷纷向司令部这条街包抄过来，眼看突不出去了。曹汝谦说：你们两个先走，我在后边掩护。杨、丰二人不同意，拉着他一起走。曹汝谦挣脱了他们，生气地说： “三个人一起目标大，你们没有战斗经验，先走。我万一突不出去，可以在县长家躲几天。”说毕，他举枪还击着敌人，边打边撤，掩护丰其英和杨靖元爬越城墙出城。敌人发现城墙上有人，立即用机枪封锁，曹汝谦机智地将身一纵，跳到一家院子里。这时，天已微亮，再走已很困难了。他看到这家院子里有一间闲房，于是很快爬到这间闲房子的天花板上，将枪口对着下边，但他拉开弹夹一看，子弹已经打完，便把枪插在椽缝中，等待躲过敌人的搜查。

清晨，天空飘着小雪。在延寿宫抵抗了半夜的马友春掩护大部分同志突了出去，自己却负伤被俘。张万庆见没有抓到曹汝谦，下令在全城挨门逐户搜查，折腾到上午九点，还是一无所获，遂将马友春等十七位义勇军战士押到城西门口杀害。

就在敌人准备撤军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曹汝谦藏身的地方暴露了。张万庆立即派重兵将那间小房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敌兵大喊大叫“曹谦快出来! ”曹汝谦见已暴露，便从房上跳下，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整了整衣冠，从容不迫地走了出来。

张万庆抓住了曹汝谦，高兴得发了狂，命令立即审讯，想从曹汝谦嘴里得到共产党在河南的组织情况，妄图一网打尽。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酷刑，曹汝谦一气不发。张万庆束手无策，终于使出了最后一招，下令把曹汝谦押到杀害马友春等人的地方去行刑。

在从卫辉城里到西门的路上，曹汝谦边走边对围观的群众讲演，号召同胞们起来，为推翻国民党新军阀而斗争。

走到刑场，曹汝谦看到被敌人杀害的战友，心中无限悲恸。他怒视着张万庆这个狰狞的杀人魔鬼，厉声说道： “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 死算什么，看人民起来为我们报仇吧! 我倒要你们想想你们这些残害人民的刽子手的下场! ”

张万庆看着坚强不屈的曹汝谦，声嘶力竭地叫喊： “快给我砍了! 砍了! ”敌人要曹汝谦跪下。曹汝谦说： “共产党人至死不屈! ”刽子手们用刀砍曹汝谦的腿，强迫他跪下。曹汝谦又挣扎着站起来，顽强地挺立着。惨无人道的敌人把曹汝谦的头砍下来，抛入卫河，被水冲走，并不准群众收尸安葬……。

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通过山西省副省长王世英和察哈尔省主席张苏写信给应县人民委员会，告知曹汝谦的英雄事迹，并要人民政府妥为照顾烈士的遗属。应县人民政府把曹汝谦的英名镌刻在烈士纪念塔的丰碑上，千秋万代，永远怀念。

作者附记：

在应县县志办公室的组织下，从1981年起，以三年多时间，在太原、北京、天津、上海、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广州、南京等二十多个省市，收集曹汝谦烈士的史料;写作过程中，还参阅了以下资料：

1. 周士第：《在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载《周士第回忆录》。

2. 郑业：《曹汝谦传列》 (1950年遗稿)。

3. 曹福谦：《曹汝谦革命史实纪略》 (1963年遗稿)。

4. 曹妙仪：《回忆我兄曹汝谦的几件事》。

5. 魏鉴贤：《在铁甲车队的回忆》。

6 王世英、张苏1950年致曹守祯的信。

注释

①郑业1950年口述材料。

①参见《山西文史资料》第5、11辑。

②曹福谦的回忆记录。

①《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6页。

①张稼夫: 《庚申忆逝(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第90页。

①徐向前1982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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