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顾作霖人物传,顾作霖生平事迹,顾作霖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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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作霖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党的政治活动家，曾任共青团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山东、江苏等省的团省委书记，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共青团 (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共青团 (少共) 中央书记，中共闽赣省委书记。一九三四年，任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红军第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同年五月病逝。他把一生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在新思潮的熏陶下成长

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农历戊申年十二月二十六) ，顾作霖出生在上海市嘉定县(原属江苏省)徐行镇顾家泾角(现徐行乡新民村顾家泾角) 的一个比较殷实的大户人家。时值隆冬，祖父顾承载，为其取名“冬荣”。父亲顾树铭，在县政府任职，生活颓废。母亲姚氏，勤劳朴实，生作霖、作民两人，在家务农并操持家务。顾承载对儿子很失望，只好把继承家业的希望寄托在长孙作霖身上。

顾作霖七岁进私塾读书，十一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嘉定县第一高等小学。这时正是五四学生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在各个学校方兴未艾，新旧两派的斗争仍在继续。如嘉定县的知识界就分为两派：一派以戴伯音、侯史封为首，称为“戴派”，主张维护封建文化，第一高小的校长戴西绳是这派的骨干; 另一派以黄允之为首，称“黄派”，拥护新文化运动。两派的斗争很激烈。第一高小当时是嘉定的“最高学府”，文人荟萃，以国文教师潘仰尧、王孟渊为代表的“黄派”，经常在课堂内外讲述《新青年》、《东方杂志》上的文章，讲述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有这些，使年幼的顾作霖和同学们都受到熏染，初步接受新思潮的影响。

一九二○年，有几位朝鲜青年革命者经上海来到嘉定，宣传反日独立运动。他们在第一高小前面的孔庙门口演讲，还放映幻灯片，慷慨激昂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和觊觎中国的野心，大大激起了第一高小师生们的爱国热情。不久，第一高小进步师生组织宣传队，到嘉定县城的闹市地段去宣传抵制日货。年仅十二岁的顾作霖，跟着老师和其他学生，来到西门大街，站在凳子上，对着聚集起来的百姓，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在朝鲜烧杀掳掠，如何在中国得寸进尺……要求大家都不要买东洋货，要以实际行动抵制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还分别到各商店，动员店主把东洋货收进仓库，由学生贴条封存起来。

政府当局和学校“戴派”校长戴西绳下令禁止师生出校活动，违者开除。为了反击这种压制，“黄派”的教员改变了斗争方法，自编自演“文明戏”。有一位国文教员编了一出名为《糊涂官》的戏，在孔庙的明伦堂里公演。这个戏以嘉定一个官员误断公案、鱼肉人民为题材，辛辣地刻画了“戴派”的某些当权者的丑恶嘴脸。顾作霖虽稚气未脱，却成功地扮演了“糊涂官”这个主要角色，博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后来此剧遭到学校“戴派”的禁演，编剧的教师也被解聘了。

顾作霖在第一高小读书，没有跟在县府供职还带着小老婆的父亲顾树铭住在一起，而在校寄宿。父亲听说他上台演戏很不满意，有一天，派人把他叫去，说他演《糊涂官》是无法无天，大逆不道，要他搬回来住。他不怕父亲的威胁，说自己演“糊涂官”，就是演的你们这帮人。这一下，把顾树铭气得拍桌大骂，动手要打他。他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乡下，向祖父母和母亲哭诉。第二天，祖父带着他回到城里，对顾树铭说： “以后你们如果再要欺侮冬荣，我要和你们拚命! ”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一九二二年夏天，顾作霖从第一高小毕业，考取了著名的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他进入附中后，更加勤奋学习，各门功课成绩均名列前茅，深受师生的赞誉。附中主任廖茂如 (世承)，是东南大学著名教授，也是嘉定人，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他见乡梓后生有此成绩，十分器重和赞许。国文教员穆济波，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和肖楚女、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相稔，思想比较进步。他经常把《新青年》、《先驱》、《向导》等革命刊物送给学生阅读。顾作霖和他接触也较多，因而进步很快，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九二三年底，中国共产党南京支部领导人、东南大学学生宛希俨，在东大附中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方的外围组织——合作社，以团结同学，互助合作，共同进步为宗旨，由附中学生黄澄镜(逸峰)负责，有顾作霖、赵体言、张光人等同学参加。他们出版了《合作》月刊，猛烈抨击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向军阀献媚的行为。后来，合作社被解散，负责人黄澄镜被开除，《合作》月刊被取缔。但顾作霖等社员并没有因此消沉下来，仍然经常团聚在一起，议论国事，开展进步的读书活动。

一九二四年九月，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和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了江浙战争，江浙人民陷于战燹之中，背井离乡，深受灾难。顾作霖忧心忡忡，无法安心读书。他奔回嘉定，没有见到亲人，又匆忙赶到上海，才找到父亲和祖父母。这时，父亲要为他完婚，然后替他在上海的银行里谋个职务，不要再去南京读书了。顾作霖坚决反对这一作法，找祖父申述他的不满。祖父体察孩子的心愿，叹气说：“虎有虎气，人有人志，此事只能由孙儿自己作主，别人不能勉强了! ”顾作霖才放心回到南京。

一九二五年春，顾作霖得知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后，和同班同学高文华一起去投考，因身体瘦弱，未被录取。他重返南京，寄居于老师穆济波处，帮助穆济波整理和誊写由穆主编的《孤愤》杂志的稿件。

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了震骇中外的上海南京路惨案。六月一日，南京的报纸刊出消息，顿时全城震动，群情激愤。东南大学附中的学生立即召开大会，举行罢课，支援上海学生和工人的斗争。顾作霖和南京各校一万多学生拿着小旗，上街演讲和示威。他们来到英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厂和记洋行(即和记蛋厂)，向工人们哭诉五卅惨案经过;高呼口号： “为上海被杀同胞报仇! ” “不替仇人做工! ” “立即罢工，向英帝国主义讨还血债! ”在党的领导下，和记洋行工人举行了四十三天的罢工斗争。顾作霖奔走于东南大学与和记洋行之间，为救济罢工工人募捐，散发传单和发放捐款等等。在斗争中，他认识了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王荷波，受到王的指点和帮助。

顾作霖满腔热忱投入爱国斗争和工人运动，曾引起一些关门读书、不问国事的同学的反对，也遭到了东南大学中颇有势力的国家主义者的诽谤中伤。有位朋友写信给顾作霖说： “今之青年，喜鹜新论新主义，即以共产学说，学理何等高深，而欲实现于今世自私自利之人群，其结果何若! ”国家主义者则攻击他说，顾作霖参加爱国运动，是受“共产党的煽惑”，成为“共产党的工具”。但顾作霖不顾这些，一面和他们辩论，一面仍以坚定的步伐，走自己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路。特别在和记洋行工人罢工期间，他亲眼见到成千吨蛋品在码头上、仓库里发臭，大批食品腐烂变质，栏圈里的禽畜大量死亡，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严重打击，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更加坚定了他走这条道路的信心。七月三十一日，在长江游弋的英国军舰派海军陆战队登岸，血腥镇压了和记洋行工人的罢工斗争，全市的学生运动也遭到镇压，大批学生被开除，顾作霖也被逐出了校门。

一九二五年八月，顾作霖来到上海，先考进真如附近的暨南大学，不久又转入上海大学读书。上海大学是我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府，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等著名共产党人先后在这里执教。瞿秋白是社会学系的主任。这个系主要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开设有社会学、社会进化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顾作霖是这个系的学生。他废寝忘餐地勤奋研读各门课程，因而取得良好的成绩。他写信给祖父说： “孙男自入校后，即勤勉读书，勿稍怠惰。虽清晨夜半，亦不自歇息。是故学期考试得以名列前茅，受师长之赞誉，启学友的羡慕。” “孙男因之更自惕励，冀日益进步，而抵于成，为社会谋幸福，作建国之伟业。”为了达到这个崇高的目的，他向祖父表示，虽然“身体孱弱，难堪过度之劳”，“自知精力有限，用功不宜过度”，“但少年时光，又何敢虚掷分寸耶! ”这可见他立志求学的决心。

顾作霖在上海大学，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继续投入上海的爱国反帝斗争和工人运动。他认识了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小沙渡地区)主任刘华。刘华原是上海大学附中学生，两人一见如故，顿成知己。刘华工作繁忙，又有肺病，顾作霖找他，他总是撑着病体与之交谈，有时因事外出，也要留言说明由张维桢接待。在刘华的鼓励下，顾作霖更加积极参加工人的斗争。各厂派出工人纠察队员前来轮流守护暂时停放在这里的顾正红烈士的棺木，顾作霖也主动要求参加这一保卫工作。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刘华不幸被捕，惨遭杀害，顾作霖无比愤慨。他和工人一起发誓说：一个刘华倒下去，千万个人要站起来，要继承刘华革命志，个个来做革命党。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他怀着对战友无限怀念和对敌人无比仇恨的心情，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决心要踏着刘华的血迹继续前进。一九二六年初，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设在上海的中共江浙区委和共青团江浙区委把他从上海大学调至杨树浦，担任共青团杨树浦部委书记，参加党的部委会①。

顾作霖来到杨树浦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共青团杨树浦部委组织委员徐玮一起，筹办了一个“同乐会”，发动贫苦工人，迎接一九二六年的春节。同乐会设在韬朋路榆林路附近的一个大院子里，临时搭了戏台，请了演独脚戏的、耍杂技的、唱沪剧的和变魔术的艺人来表演，工人及其家属免费入场，一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这次活动，使他结识了许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另一件事，是举办了平民学校(即工人夜校) ，培养青年工人骨干，发展党团组织，提高广大青年工人的觉悟。顾作霖常给学生讲政治课。他常穿一件阴丹士林布长衫，清秀的脸上显出有点腼腆，上课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因为他已有和工人交往的经历，懂得工人的喜怒哀乐，能用工人熟悉的语言，通俗形象地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嘴脸，宣传党的主张，给大家指点斗争的方向，所以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课。有时，有的工人因白天劳累过度，在教室里打瞌睡，他就叫大家休息一下，先唱唱歌。学生兴高采烈地唱着，把“瞌睡虫”赶跑了，再聚精会神地听课。工人们把他当成知己朋友，工厂里发生的各种事情都要讲给他听。通过夜校的活动，在新怡和纱厂、老怡和纱厂、永安纱厂、东方纱厂和申新六厂培养许多青年工人参加了共青团，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

顾作霖还经常到工厂里去作调查研究。早晨六时纱厂的汽笛一响，他就手持工牌，和工人一起，瞒过虎视眈眈的厂警，到厂里各车间了解情况，为工人解决问题。有一次，他在老怡和纱厂听到团支部书记王根英(女)谈及有个十一岁的扫地童工被机器轧死，童工的家属数次向厂方交涉，资本家竟置之不理的情况。他即同王根英等商量，发动工人们一起交涉，如资本家不发抚恤金，就举行罢工。交涉的结果，迫使厂方向死难童工家属发了抚恤金。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为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在中共江浙区委的领导下，上海工人在南京路上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杨树浦地区示威队伍指挥部设在南京路沈大成点心店楼上，由中共杨树浦部委书记张叔平①和共青团杨树浦部委书记顾作霖指挥。第一线的工人队伍由党的部委组织委员苏爱吾和团的部委组织委员王竞天负责。当张叔平、顾作霖一声号令，苏爱吾就率领工人象出山的猛虎，奔向永安公司门口的一辆电车，堵塞交通，汇聚队伍，高呼反帝口号，一时街上秩序大乱。待大队巡捕赶来时，示威队伍早已化整为零，向四周分散。英国巡捕对此一时目瞪口呆，束手无策②。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中共江浙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任命顾作霖担任中共江浙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共青团江浙区委委员、组织部长。

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一九二七年初，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和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等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准备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顾作霖被派到浦东协助马禹夫领导浦东地区的工人武装起义。

这时，浦东地区的奉系军阀李宝章的部队刚撤走，由毕庶澄率领一部分直鲁联军接防。毕庶澄的部队和其它军阀部队一样，军纪败坏，无恶不作。针对这一情况，顾作霖召集浦东各厂党团组织负责人和一些活动分子开会，传达江浙区委的指示，并介绍了北伐军进军的情况和北洋军阀驻上海兵力的情况。他说：毕庶澄在上海的军队不过三千多人，他们听到北伐军即将到来，军心动摇，现在正是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良好时机。他强调要吸收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到来。至于武器，他说：“我们没有钱买枪，只能靠大家想办法，接近敌人，向敌人手里要枪!”接着，他用很多时间做工人骨干的思想工作，增强他们的信心和斗志。起义前夕，他又同党的浦东部委书记马禹夫、团的部委书记周朴农，召开了各厂党团负责人和活动分子会议，再一次检查各项准备工作。

三月二十一日正午，起义的庄严时刻到来了。上海总工会一声号令，二十分钟内，全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开始了第三次武装起义。

起义时，顾作霖在浦东地区工人纠察队的队伍里。顾作霖后来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空场上扬起鲜红的旗帜，成千成万的工人，象江河入海似的从各工厂汇流拢来。在这里，举行极短时间而激昂的誓师式，群众摩拳擦掌的欢呼着，准备着。”“英勇的红色的队伍出发了。红旗在前面引导，炸弹、驳壳、手枪、步枪、铁棍、木棍，跟着大队徒手的战士。许多青年女工、童工，手里提着饭篮，他们是一样的雄壮、威武。” “一路唱着《国际歌》，呼口号，浩浩荡荡冲过去……接着开始与敌人肉搏起来。”①

在马禹夫的统一指挥下，顾作霖等率领浦东工人起义队伍，首先冲到四区警察署。工人纠察队手里，开始只有六支长短枪，其余的工人拿着斧头、棍棒。工人用驳壳枪朝天放了几响，要警察放下武器。躲在里面的巡官和警察，发觉已被工人团团围住，扔下二十多支长短枪和一批弹药，赶紧四散逃命。工人纠察队缴获这些武器，欢呼跳跃，兴奋非凡。他们继续袭击了五福弄警察所和陆家嘴警察所，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又缴获了长短枪二十多支，又有一批纠察队骨干被武装起来。这时，许多工人纷纷加入起义队伍，起义队伍的声势愈益浩大。他们还袭击了三区警察署和杨家渡警察所。江边的码头工人也给予有力配合，分别收拾了老白渡以南的各个警察署和警察所。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浦东地区的战斗，前后共进行了四个小时，很快取得了胜利。顾作霖根据中共江浙区委的布置，和浦东党、团部委的领导人商定，立即正式成立了浦东地区工人纠察队。

在庆祝起义胜利和纠察队成立的大会上，红旗招展，群情振奋，纠察队员们佩戴着红色的袖章，威武雄壮，“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和一阵阵的欢呼声、口号声，汇合在一起，响彻云霄。

可是，时隔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群众血腥屠杀的同时，还成立了“工人统一委员会”，胁迫工人参加，顾作霖根据党的指示转入地

下，在浦东同兴街召集浦东地区党、团组织的负责人开会，布置党、团员要坚决带领群众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不要被反动势力所吓倒。于是浦东各厂的党、团组织联合行动，发动工人群众去冲击“工统会”的办事机构，砸碎会牌，烧毁文件，并发动工人拒缴会费，不参加 “工统会” 组织的任何活动。顾作霖还与江浙地区一些县市的党、团组织联系，组织他们有计划地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一九二七年六月，中共江浙区委和共青团江浙区委撤销，改为以省为单位的建制。顾作霖被任命为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不久，改任团省委组织部长，团省委书记由华少峰(华岗) 担任。

就在这时，顾作霖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浦东分厂女工、团支部书记杨龙英结婚。杨龙英又名杨淡青，一九○九年出生于船民家庭，十岁就进烟厂当童工。五卅运动时，她在平民夜校读书，由教师杨之华(中共江浙区委妇女委员)等介绍入团。她参加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工作认真负责，热情勇敢，深得工人赞许。杨龙英在婚后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并掩护顾作霖的革命活动。

在山东、江苏、武汉工作前后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共中央派顾作霖去山东，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杨龙英随同前往。

顾作霖到达山东后，立即与坚持斗争的共青团山东省委委员刘一梦、朱霄等接上关系，恢复了团中央与团山东省委的联系。一九二八年一月，他们在济南召开了共青团山东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目前山东共青团工作方针》和团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产生了新的团省委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山东党和团的组织都遭到重大破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工作很难开展。过去团的组织主要建立在学生中，当革命处于低潮时，组织处于涣散状态。新的团省委建立后，顾作霖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分赴各地，大力进行各地团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全省迅速建立了东昌、淄博张、平原、广饶、德州、寿光六个团的县委会，在青岛、泰安、蒙阴、荷泽等地以及山东大学、鲁丰纱厂等处，建立了十四个团的特别支部。这些团的县委和特支。每星期都向团省委报告活动情况。团省委经常运用通报的形式，对各地进行指导，团的领导干部也经常到各地巡视与检查工作。于是，山东各地的青年运动又蓬勃开展起来。

当时统治山东的奉系军阀张宗昌，对山东人民的压榨极为惊人。鲁东、鲁西一带，由于连年天灾和兵祸，农民颗粒无收，无衣无食的灾民达一千多万。城市则百业凋零，大批工人失业。各地此起彼伏地出现了自发的抗粮、抗税和砸税局的斗争。为了利用这一于革命有利的形势，顾作霖经常深入到济南、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的工矿农村，与团组织取得联系，做群众的工作，指导济南鲁丰纱厂和青岛七个纱厂相继开展罢工斗争。在青州、潍县、淄博、张店等地，建立工会、农会组织，带领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债的斗争。与此同时，他还布置团组织开办民众夜校，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把广大青年团结在团组织的周围。山东团的组织能够很快改变涣散状况，并且从沉寂走向活跃，显示了顾作霖的组织才干。有的同志称赞顾作霖和关向应是外地派来山东工作的最能干的两个好干部。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山东省委改组常委会，顾作霖被选为常委。

这年，山东局势突变，日军占领胶济铁路，进占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介石在日寇疯狂侵略面前，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在五月六日联名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号召山东人民一致行动起来，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民众书还强烈抗议日寇侵占济南和山东各地的罪行，要求日寇撤出山东，并赔偿中国人民所遭受的严重损失等。五月十日，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又发出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再告山东民众书》，进一步揭露蒋介石的投降卖国的真面目，号召山东全省人民团结起来，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数千死难同胞复仇。

山东当时既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也有蒋介石、冯玉祥、张宗昌等人的军队，他们各据一方，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为了正确制定党在山东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五月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卢福坦(后叛变)和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顾作霖同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并请求指示。他们回来后，省委和团省委联合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并且专门研究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问题。顾作霖为这次会议起草了计划大纲。他们大量印刷了抗议日寇制造“济南惨案”的传单、标语，由到会成员分别送往全省各地，号召群众动员起来，同仇敌忾，斗争到底。以后，各地相继出现了反对日本占领山东的群众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

顾作霖在山东期间，十分重视做好工农青年和学生的工作，对山东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工农青年的状况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他写了题为《山东目前经济政治与青年状况》的“山东通讯”，指出工农群众的生活日益恶化，工农青年的状况也不例外。青年工人的工资比成年人更低，被资本家和工头打骂更是家常便饭，随时有失业的危险。青年农民的生活没有出路，他们不是“下关东”，就是去当兵。顾作霖说：“目前搁在山东青年团面前的中心任务，显然是加紧发动与领导广大的青年工农群众，积极参加一般的政治的经济的日常斗争，以及青年工人的单独斗争。在斗争中去发展我们的政治影响，扩大我们的领导范围。”①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七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莫斯科举行。顾作霖虽未与会，但被团的“五大”选为团中央委员。

山东参加党的“六大”代表丁君羊和王科仁(青年农民，也是团“五大”代表)于十月回到山东，顾作霖听了他们的传达后，于十月十三日亲自到淄川一带召开党团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贯彻党的“六大”和团的“五大”的决议的意见，要求大家认真执行。

这年年底，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和其兄王用章(曾任省委内部交通)叛变投敌，使山东省党和团的组织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翌年三月，顾作霖和中共山东省委农运部长刘俊才(子久)正在青岛检查工作，当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往上海，向中央汇报。中央决定将顾作霖、刘俊才、卢福坦等调离山东，将省委工运部长傅书堂、前省委宣传部长王元昌、前团省委书记王元盛等派往苏联学习，以保存革命力量; 决定由青岛市委书记武胡景(罗玉堂)和原省委常委王尽仁等负责恢复中共山东省委工作;并对处决叛徒的事也做了部署。顾作霖把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写密信告诉新的团省委书记刘一梦，要求团省委予以配合。但由于团省委机关再次遭受破坏，刘一梦被捕，这封密信也落到敌人手里。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央派人处决了叛徒王复元，为党和人民除了大害。

一九二九年四月，顾作霖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他与杨龙英居住在上海平凉路榆林里。

顾作霖在江苏工作期间，非常强调党团组织要关心群众利益的重要性。他数次在中央江苏省委召开的上海各区区委书记会议上，用调查中了解到的事实，说明怎样从一切日常经济斗争中引导工人群众提高政治觉悟的问题。例如，他肯定沪东区委领导工人进行米贴斗争的做法是正确的，认为华成厂和电车工人争米贴斗争的胜利，已经影响老怡和纱厂，还将影响新怡和纱厂和恒丰纱厂。他要求区委将华成厂和电车工人争米贴斗争的胜利，向各工厂宣传，扩大米贴斗争，维护工人的利益。但他在肯定经济斗争的需要的时候，又过分强调一定要把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上去，也反映出他有“左”的思想的倾向。

这年十一月，顾作霖出席了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不久，被调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

一九三○年，李立三在党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年五月，李立三部署“红五月行动”时，还取消了党、团、工会组织，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自己兼任了江苏省行动委员会书记。顾作霖也被调任省行动委员会组织部长，接受和执行李立三的错误主张。顾作霖在他为《列宁青年》写的《伟大的“三八”示威》一文中，就赞扬了发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三八”节的“飞行集会”; 在《反军阀战争运动中的青年》一文中，曾号召全国青年响应党的决定，在七月十六日举行全国的反军阀战争的政治罢工与示威运动，上海、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要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心骨干，以“推动革命斗争更益发展，革命高潮迅速的到来”①。

为了贯彻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一九三○年七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长江局，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的红军及士兵运动。顾作霖奉命调任长江局委员，于一九三○年八月初到达武汉。八月七日，长江局召开会议，决定把长江局和湖北省委合并，同时将党、团、工会也统一起来，成立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由江钧(项英)、西一(关向应)、诗圃(任弼时)、顾作霖、华少峰(华岗)、秦了君和大汉(李震瀛)等七人组成，由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四人为主席团; 项英任长江局书记，顾作霖负责组织兼青年秘书处工作。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成立苏区中央局，以加强党对苏区工作的领导，长江局则领导非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和尚未联成一片的苏区的工作，指定关向应暂时负责苏区中央局工作。九月四日，中央又决定长江局领导成员缩小至三人，由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组成，项英任书记，任弼时任宣传并参加武汉市委，顾作霖管湖北外县及团的工作。

长江局成立后，武汉三镇党员发展到一百五十余人。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武汉实行空前残酷的统治，武汉三镇军警机构增多，每日军队巡逻，密探遍布，还举行不定时、不定地点、不定次数的清查。夜晚九时即断绝交通，十二时后，长江上中外船只一律不准通过。反动派颁布戒严条例十六条，触犯其中任何一条即处死刑。同时执行蒋介石秘字第十一号密令，凡属中共案件，不再经法院审判，迳由武汉警备司令部办理。共产党员，革命志士，一经逮捕，即行枪决。由于白色恐怖空前严重，加上党的“左”倾冒险错误，党的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

由于武汉白区环境极为险恶，中央于十二月十七日决定将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回。这样，关向应(前调苏区中央局后仍回武汉)、任弼时、顾作霖、刘伯承、华少峰、李震瀛等相继离开武汉。顾作霖在敌人搜查机关前几分钟离开武汉，向上海行进①。

主持少共苏区中央局工作

顾作霖回到上海，仍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他和任弼时等一起，参加了中共党的六届四中全会。

六届四中全会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把王明等扶上了中央领导岗位。王明等人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更“左”的错误观点。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组成了以任弼时为首包括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的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任务是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中央对苏区的领导，处理富田事变问题。

此时，由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建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在江西宁都宣布成立。它是中共中央派驻在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全国苏维埃区域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曾山、余飞等九人组成，由项英任书记。与此同时，共青团 (少共)苏区中央局也宣告成立，由顾作霖任书记，胡均鹤(后叛变)为组织部长，凯丰为宣传部长，王盛荣为少先队总队长。

一九三一年三月，顾作霖告别了将要临产的妻子杨龙英和幼小的儿子顾家来，与任弼时、王稼祥、胡均鹤等一起，化装成商人，从上海乘船赴香港，又从香港取道汕头，经潮安、大埔到青溪，然后改扮成农民模样，从青溪到达闽西特委所在地的虎岗。从青溪到虎岗，需翻山越岭，走的是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他们经常在月暗风劲或大雨滂沱的夜间行进，历尽艰苦。

同年四月，他们到达宁都的青塘。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在青塘，中共苏区中央局随同第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一行到达苏区之前，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主持在青塘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了接受国际来信、战略问题、土地问题和共青团工作等问题。任弼时一行来到后，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于四月十七日继续举行，听取中央代表团关于立三路线、党的四中全会的传达报告，并作出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于是，王明的“左”倾错误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得以推行。

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于四月间在青塘多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关于如何更好地进行反“围剿”，会议争论得相当激烈。有的认为敌强我弱，无法全力进行战斗，因之主张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游击，以保存自己。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和各路敌军的特点，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由西向东，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在倾听了双方的分析和主张后，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促使会议确定实行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以及接踵而来的第三次“围剿”，都被红军所粉碎。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却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指示，批判了毛泽东的主张是所谓“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领导。顾作霖平素对毛泽东怀有崇敬之情，但他服从了临时中央的错误指示，与其他人一起，站到了批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边。

顾作霖在苏区主要是主持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工作，他殚精竭虑地领导革命根据地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

顾作霖和红军战士、青年农民有着广泛的接触。他深感革命根据地处于战争环境，与外部世界几乎隔绝，迫切需要有一个面向青年的报刊，来宣传党的主张，传达党和团的苏区中央局对青年工作的要求，交流各地青年运动的经验，沟通广大青年之间的联系。因此，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经过多次讨论，决定出版机关报《青年实话》，由顾作霖筹划创办事宜。当时中央根据地纸张极端缺乏，印刷只有汀州一家工厂可以承担。顾作霖与在汀州的共青团福建省委谈妥，每期报纸的稿件，由驻在于都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派专人送往汀州印刷。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青年实话》创刊问世，顾作霖在创刊号上写了《建立团报的领导作用》一文，说： “这个报纸要成为苏区团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团在青年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青年群众的组织者。”

顾作霖经常为这个报纸撰写指导性的评论文章。他为办好团报，耗费了大量的精力。《青年实话》最高发行量达到二万八千份，仅次于《红色中华》，成为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报。

苏区的一切工作，都要为着战争的胜利，支援前线，帮助红军，消灭进犯的敌人。在这个总目标下，顾作霖通过团报，提倡在青年中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在当时开展的“青年团礼拜六”活动中，顾作霖说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如“替红军家属耕田，做家事; 帮助红军运输、担架，修桥补路; 做草鞋、套鞋慰劳红军; 垦荒地种粮食供给红军和苏维埃; 卫生清洁运动……等等。”①他还专门写了文章，提倡植树运动。《青年实话》办得生动活泼，成为苏区青年爱不释手的精神食粮。

一九三一年九月，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从永丰的龙岗迁到瑞金的庙背以后，顾作霖等又筹划创办列宁团校，作为培养青年干部的场所。列宁团校设于离庙背五里路的洋溪，顾作霖兼任校长。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列宁团校第一期开学，学员一百二十四人。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顾作霖等都出席了开学典礼。任弼时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讲了话，副校长杨岳斌宣读了学习计划。第一期为期两月，课程有党史、团史、地理、政治常识和游击战术等。任弼时主讲党史，顾作霖主讲团史，地理、政治常识分别由徐特立、陆定一主讲。顾作霖先后讲授了七、八次团史课，他强调青年运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成长、壮大和发展; 并将历次团代会和领导机构的状况作了详细的介绍。他的讲课，深入浅出，有声有色，深受学员欢迎。

应顾作霖等人的邀请，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到列宁团校讲授苏维埃运动史。毛泽东用简明的语言，讲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和中国的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中国的情况有哪些和苏联不一样，为什么要建立农村根据地、扩大农村红色政权，才能最后夺取城市。他用通俗的比喻，讲得妙趣横生，使学生永远难以忘却。

顾作霖还要求团校学生学习文化，使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于是，学生们开展互教互学，利用编快板、作歌词等各种形式学习文化，并开展学习竞赛，收获很大①。

在此期间，顾作霖曾多次出席苏区的一些重要会议。如一九三二年二月出席了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并致词; 五月出席江西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并致词; 九月参加了中央苏区少先队总检阅大会等。

中央根据地从一九三○年三月开始出现乱抓乱杀所谓“AB团分子”的错误，十二月又酿成“富田事变”。顾作霖在会议的发言和文章中，一再表示必须坚决肃清“AB团分子”;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究竟哪些人是“AB团分子”，他没有轻易表态。在他负责处理的一些具体涉及孰敌孰我的人和事时，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天，顾作霖被通知到任弼时处，看到吉安特委书记报来的一份指控前万泰地区共青团负责人张爱萍为“AB团中央总团部青年总团长”的材料。任弼时和顾作霖等都知道，张爱萍自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坚持秘密工作，曾数次被捕，始终坚贞不屈，后来调到军队工作，负伤后调去做青年工作，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 顾作霖奉任弼时之命，到万泰地区做了周密细致的调查，证明吉安特委的 “指控材料”毫无事实根据，终于使张爱萍免受“左”倾错误的迫害①。

战斗在闽赣省委

一九三二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工农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先后解放了黎川、建宁、泰宁、邵武、资溪、金溪、光泽等县，扩大了苏区，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联成一片。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第四十次常委会，决定成立闽赣省，其辖区包括以建宁为中心的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以资溪为中心的光泽、邵武、资溪、金溪、贵南根据地，以崇安为中心的浦城、建瓯、建阳、上饶、广丰、铅山根据地，以及信江、抚河间一些地区。任命邵式平、顾作霖、万永诚、钟世斌、毛泽民等二十五人组成闽赣省苏维埃革命委员会，邵式平为主席。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闽赣省委会，任命顾作霖为省委书记、黄道为宣传部长，彭臯为组织部长，张荷凤为妇女部长。省委设于黎川。

五月，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临时代表会议在黎川湖坊召开，顾作霖主持会议，邵式平作《目前中心任务和工作方针》的报告，并确定了省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各部的人选。

闽赣省许多地方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解放的新区，情况较复杂。顾作霖对许多工作，如土地革命、查田、工农业生产、扩大红军、拥军优属和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等问题，都一一参与决策。他本来体质较弱，在中央苏区的艰苦斗争中，患了肺结核症，到闽赣省工作后，工作更是艰辛，面容日益消瘦憔悴，几次吐血病倒。省委几位领导干部，看到顾作霖没有听从“即予休息”的劝告，只得背着他向中央发电报，希望中央将他调回瑞金休养治疗。但他知道后，要求同志们不要再这样做，仍然坚持带病工作。步行有困难，就以马代步，经常深入前线和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顾作霖在主持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工作时，曾向中共苏区中央局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倡议建立少共国际师，迅速得到批准。闽赣省成立时，各县正掀起扩大红军的热潮，广大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纷纷报名参加少共国际师，仅黎川县参加少共国际师的人数，就编了一个团，开创了闽赣省青年有组织地加入红军的新纪录。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作出了所谓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的决定，在顾作霖主持下的少共苏区中央局，表示完全同意，并作出了相应的错误决定。中共闽赣省委成立后，在顾作霖为首的省委领导下，建宁中心县委在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举行了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中共建宁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①的所谓“机会主义的罗明路线”。县委扩大会议根据省委的错误决定，撤销了余泽鸿的中心县委书记职务，改组了中心县委。同时，撤换了泰宁、黎川两县的县委书记。这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决定，要求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贯彻到建、黎、泰苏区党的基层组织中去，以致给这些地区的工作带来了损失。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敌人为了割断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联系，首先派出三个师进攻黎川。顾作霖领导闽赣省和黎川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配合军区部队与来犯之敌进行战斗。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黎川于九月二十八日失守。闽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及时转移到德胜关，十一月间又迁至福建的建宁县。十二月十一日，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建宁县城的文庙召开，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到会作了重要指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作了《目前形势与闽赣省苏维埃任务》的报告。会议结束，顾作霖又到建宁、泰宁前线，发动军民抗击敌人的进攻。

一九三四年一月，顾作霖代表闽赣省委参加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同年一月二十二日，顾作霖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二次苏代大会后，顾作霖被留在中央。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于一九三三年三月敌机轰炸时负伤尚未康复，中央决定顾作霖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红军第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顾作霖未曾在部队工作过，对于军事是比较陌生的，但是，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

四月中旬，“广昌决战”前夕，为了加强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实力，红军总部决定将第十五军四十三师改编成两个团，分别补充到一、三两个军团去。顾作霖受总部委派，到四十三师师部召开干部会议，并找人个别谈心，说服大家愉快地接受改编，参加广昌决战。

为了进行广昌决战，由朱德、博古、顾作霖等人组成了前敌委员会。他们工作极度繁忙，经常彻夜不眠。顾作霖更加消瘦疲乏，病势加重。当时红军作战的实际指挥权落在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手里，由于他的瞎指挥，造成了革命的极大损失。四月二十七日，前敌委员会成员和李德一起来到广昌南山云庄、彭庄的山坡视察，面对广昌四周布防的一、五、七、八军团，李德站在南山上得意洋洋地说： “这一带部署，是古今世界少有的，这个大口袋能装敌人两个旅。” 顾作霖说：“地广面大，兵力分散，我们的工事怕抗不住敌人的大炮。”李德听后很不高兴。

顾作霖在检查部队准备工作时，总是按照当时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的口径，反复动员：一定要粉碎敌人向广昌的大举进攻，这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是两条道路的大决战，我们有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他在四月二十六日野战政治部部务会议上，则忧虑地说： “敌我力量这么悬殊，怎么进行‘两条道路的决战’?我们还没有这个条件进行决战。”当时，第三军团的首长彭德怀、杨尚昆等的心情也都十分焦急，但又不得不执行李德的决策。

敌人疯狂向广昌进攻，顾作霖目睹红军战士与阵地共存亡的悲壮情景以及战场的一再失利，更感到指挥有问题。四月二十八日，广昌终于失守，顾作霖的心情愈益沉重，但仍坚持在野战政治部的岗位上。

五月一日深夜，朱德总司令召唤肖忠渭 (肖锋，红军总政治部干事，兼野战直属单位政治委员、政治处主任) 前去说：“顾主任得了急病，赶快找兵站卫生处医生来抢救，实在不行，就派一个班送往瑞金。”肖忠渭等来到顾作霖住处，医生正在给顾作霖检查诊断。顾作霖说： “就是心口痛，肺不好，头晕难受。”大家看到顾作霖的病情，无不悲痛流泪。顾作霖被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去世，终年仅二十六岁——一个短暂的但却是充满着战斗的一生。

顾作霖逝世后，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少共中央都分别发出了讣告。

顾作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他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然他在工作中执行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但是他仍不愧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我们党的优秀活动家，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诚如《红色中华》所说： “顾作霖同志九年来的英勇奋斗，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名字，在共产主义青年团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名字。”①

注释

①部委,相当于现在中共上海市委所属的区委。

①张叔平,又名张侬,山西人,1927年在杭州牺牲。

②参见王安卿: 《一九二六年上海党团点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2辑。

①顾作霖: 《“三二一”——“四一二”》,《青年实话》第13期,1932年3月25日出版。

①顾作霖: 《山东目前经济政治与青年状况》,载《列宁青年》第1卷第12期,1929年4月1日出版。

①顾作霖: 《反军阀战争运动中的青年》,载《列宁青年》第2卷第16期,1930年6月30日出版。

①参见李婉霞、姚卫东: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中共武汉地区的组织概况》,《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7期。

①顾作霖: 《怎样做“青年团礼拜六”?》,《青年实话》第2期,1931年7月9日出版。

①参见肖锋: 《在列宁团校学习的日子里》,载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的脚步》一书。

①参见张爱萍:《永生的怀念》,载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怀念任弼时同志》一书。

①余泽鸿,四川长宁人,川南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学生,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建宁中心县委书记、红军大学教员。后参加长征,途中留川南工作,1935年在四川江安县牺牲。

①《红色中华》1934年6月1日。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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