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于方舟人物传,于方舟生平事迹,于方舟评价

Posted 2022-05-06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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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于方舟人物传,于方舟生平事迹,于方舟评价

于方舟，原名兰渚，又名芳洲，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农历八月二十二)生于天津市宁河县俵口村一个农民家庭。俵口离天津不足百里，直接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祸害。于方舟幼年时，母亲就常给他讲述当年八国联军侵略者的罪行; 父亲于际刚，也经常给他讲述林则徐、关天培等抗英故事和义和拳反帝斗争的英勇事迹①，使他在家教中受到了反帝爱国的启蒙。

于方舟六岁开始在本村念私塾，十三岁入俵口小学堂乙班读书。他最爱听国文老师讲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课后还经常阅读这类书籍，并给同窗学友讲述民族英雄的事迹，以英雄们的崇高思想和行为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在小学读书时，一同学因家境贫苦，不能按期缴纳学费，校方勒令其退学。于方舟知道后，跑去同学校当局交涉，学校以“不可破例”拒不答应，他便毅然用自己的钱替这个同学把学费交齐，老师称赞他是： “秋月阳辉桂一枝”②。

一九一七年秋，于方舟考入设在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中学校，编入普通科第七班③。初到天津的于方舟，目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开租界，设岗哨，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心中充满了忧愤。

十月革命胜利和苏俄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消息传入中国后，于方舟极为兴奋。他立即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举行座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的对华政策，憧憬祖国的美好未来，谋求救国之道。当时，学校成立了三育促进会，并创办《进修》周刊，于方舟因踊跃投稿被聘为该刊的编辑员。一九一八年十月，他署名于兰渚在《进修》周刊第二十一期至第二十三期上，连续发表纪实小说《庚子燹余记》，描写 “因庚子之役，京地大乱”，一个小康之家由京都逃难，流寓僻乡后的凄惨遭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①。他还以芳洲为名，撰写《蠢矢录》，揭露社会豪强依仗权势、欺压善良的罪恶现象。于方舟面对军阀混战、神州破碎、恶吏贪残、百姓饥荒的凄惨景况，忧心如焚，决心以天下为己任，遂以“方舟”为名，自期自奋，愿作“渡人之舟”，把祖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他在《方舟歌》里写道： “苍茫大海中，方舟一叶如萍梗，帆樯了不具，问君何以济群生?”立志使自己具备救国救民本领，“以济群生”。他自警道： “狂澜四面严相逼，群生彼岸须舟亟，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遭境一何逆?”激励自己“努力壮尔神，努力执尔舵，战胜眼前魔，何愁沧海阔?”表现了一个革命青年拯救祖国人民的坚强决心。他在《方舟歌》后的“自志”中写道： “佛家谓慈航普渡，而今之最习用语。亦恒以今世为过渡时代，究之茫茫宇宙，林林众生，何时不在过渡，而过渡时代亦何曾有已时乎? 以方舟名，盖以渡人之舟，窃自期也。而入世之初，已遭颠扑，瞻望前途，如何自奋乎?吭歌数句，聊用自警……”①。于方舟正是为了实现“渡人之舟”的宏伟抱负，进行了拯救祖国的不懈战斗。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海河两岸，于方舟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洪流。五月六日晚，天津各中等以上学校推举代表，在北洋大学举行紧急会议，直隶一中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回校后，立即组织了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救国团，推举于方舟为团长②。五月七日，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组成，于方舟作为直隶一中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且参加了“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示威游行的组织领导工作③。五月十四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于方舟被选为天津学联会评议会的委员④，随后又被推选为参加天津各界联合会的学生代表之一⑤。五月二十三日，于方舟带领直隶一中的学生冲破反动校长王梦臣的种种阻挠，积极参加了天津十五所中等以上学校的罢课斗争。在于方舟的带领下，直隶一中学生成为天津五四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天津一些革命社团相继诞生。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了觉悟社，于方舟等倡导的新生社也应运而生。这两个革命团体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为了“发表新生社的主张和成绩，与介绍新思想”，新生社于一九二○年四月一日创办了《新生》杂志。这是一个“带社会主义色彩”的刊物①，在五四运动中为团结天津进步青年、传播真理、开展爱国斗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为推动运动深入发展，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了讲演部，于方舟被选为学联宣传科及演讲队职员②。他积极发动直隶一中的进步学生，成立演讲队，经常到东门脸、东北角等地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罪行，号召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给听众以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学生演讲队在街头出现不久，天津警察厅就严令禁止，不服者立予逮捕，同时“劝令”学生复课。天津学生不畏强暴，坚持罢课、讲演。八月二十三日，正当于方舟在街头演讲，揭露山东镇守使马良枪杀爱国民众的罪行，号召天津各界人民援助山东人民的革命斗争时，被反动警察抓去，拘押了半个月，出狱后，他仍无所畏惧地进行爱国宣传③。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在南开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践踏我国主权的罪行，于方舟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于方舟始终与游行队伍在一起，沿途讲演，带领队伍高呼口号，在警察厅门前坚持斗争到深夜。

运动不断发展，斗争日益激化。反动派对爱国学生的迫害也日益加紧。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爱国学生数千人，在周恩来等率领下，为要求释放被先后捕去的二十多名各界代表，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反动当局竟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酿成流血惨案;于方舟与周恩来等四人作为请愿代表，也被捕入狱。

在狱中，于方舟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写下了“爱国不怕进狱门” 、“买办洋奴休横行”的壮烈诗篇①。二月六日，于方舟与被捕的其他代表一起，从营务处被移往警察厅。当天下午，他就给警察厅长杨以德写了一张质问拘捕理由书②，揭露反动当局逮捕爱国青年、镇压爱国运动的罪行。警察厅反动警官问他： “你们到省公署何事?”于方舟慨然回答：中国“外交要失败，正在 ‘一发千钧’ 的时候，所以请愿省长，让他代打电报给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代表，惩办镇压学生的杀人凶手。于方舟反问警官为什么要拘留大家。反动警官无词以对，只好回答说： “这个我也没法，都是省长的意思，我们小机关不得不服从。”于方舟进一步严词质问：“你们既无权处理，何以滥行职权拘捕我们，独不顾及中华民国国家的人格吗?”③这一席话，把反动警官问得瞠目结舌。

为了揭露敌人，唤起各界同情，抗议非法拘捕学生，于方舟和周恩来等领导狱中难友进行了绝食斗争。在社会舆论的声援下，警厅不得不于四月七日把各界被捕代表移送到地方检察厅。被捕代表还争得了读书聚会的权利。当日，他们就订阅了《时事新报》、《晨报》、《益世报》、《泰晤士报》等多种报纸，并且成立了“书报公司”，凑钱购买新书阅读。于方舟与周恩来一起办起了读书会，组织难友们学习英文、历史、数学、中文等科学文化知识，研究社会问题。他与周恩来等被推为“永久研究社会问题委办”，专负对社会问题研究之责①，规定晚上举行各种内容的演说会。周恩来用五个晚上的时间向难友们系统地宣讲马克思学说，于方舟演讲了“平民教育实施的办法”②。他们通过召开各种类型的讨论会，如职业讨论会、商业讨论会、天津平民运动方法讨论会等，共同研讨重大社会问题。他们还在狱中开展爱国文化娱乐活动，周恩来演南开新剧《一元钱》，于方舟积极为演出进行各项准备，并与别人一起多次演出滑稽剧。他还被公举为庶务员，“专管同拘的人衣物洗濯的事”。他热心办好这件事，认为“借此尝试劳动的生活”③。于方舟虽身居囚室，却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于方舟入狱的消息传到家乡，他的父亲赶来探望。当时宁河有个绅士以“关心青年前途”为名，也前来“劝说”于方舟以读书为要，说什么不在其位，不要谋其政。于方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予以谢绝④。

在天津人民积极声援和全体被捕代表的坚决斗争下，检察厅不得不于一九二○年七月六日至七月八日开庭公审。在法庭上，于方舟与周恩来等义正词严地进行答辩斗争。七月七日的公审中，于方舟就检察厅判他们四个人为“骚扰罪”而严厉质问检察官： “试问省长是中国行政长官，学生是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请愿于中国行政长官，何得谓之触犯刑律?倘省长为日本省长，学生为中国学生，加以骚扰罪名，或可有之。”寥寥数语，把反动军阀亲日卖国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七月八日，他与周恩来等又答辩道： “检察官以学生请愿为合法，而又依据刑律一百六十四条起诉，是检察官自相矛盾。”把反动法官置于被告地位。最后，检察厅只好强捏罪名，以“聚众骚扰罪”判处他与周恩来等四人有期徒刑两个月，用非法监禁的日数与刑期相抵的手法，于七月十七日宣布“期满”释放①。

铁窗生活，使于方舟经受了斗争的磨炼，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教育，更加深了与周恩来等的战斗友谊。一直在积极寻求革命真理，苦心摸索改造中国之路的于方舟，当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就为这光辉的理论所吸引，并从中吸取前进的力量，以崭新的姿态，开始了新的战斗。

于方舟获释后，被学校开除了学籍②。他怀着对反动派的强烈仇恨和拯救国家危亡、解除劳动大众疾苦的迫切心情，来往于天津、宁河之间开展革命活动。

这时候，宁河县政府通过了县议会议长、劣绅刘瑞五提出的每亩盐、碱、薄、洼地增征二钱六厘银子附加税的提案。反动县政府发布了增税的告示，进一步压榨农民。于方舟决定发动农民进行抗税斗争。他走村串户，以宁河县旅津学生同乡会的名义，召集暑假回乡的进步同学，与贫苦的农民、渔民去县政府请愿。于方舟当面质问刘瑞五：为何巧立名目，增加附加税?刘瑞五心怀鬼胎，无以回答。于方舟向刘瑞五严正指出：你身为议长，既不体贴民苦，又讲不出附加税的正当用处，盐、碱、薄、洼之地，又多数不在你们地主豪绅之手，如此的附加税，岂不是危害于民吗?他代表请愿群众指出：当局必须立即宣布撤销原案，撤回增收附加税的告示①。外面的群众也应声呐喊。宁河县当局生怕闹出乱子，只得当场宣布免征附加税，斗争取得了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和铁窗生活的锻炼，更加坚定了于方舟追求革命真理、拯救国家危亡的崇高志向。他积极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和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取得了联系，成为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通讯会员。一九二○年夏秋之间，于方舟等组织了天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发行了会刊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对天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一九二○年五月以后，随着上海等地共产党小组的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各地建立起来。十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于方舟和张太雷分别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两个团小组。一九二一年春，张太雷赴莫斯科后，于方舟又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将原来天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③。

一九二二年九月，于方舟借用本村于绍舜的名字，巧妙地避开反动当局的耳目，考入了南开大学文科。他一面认真探求科学知识，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了广泛团结社会力量，在同乡旅津学生的支持下，于方舟于一九二二年秋，重新整顿了处于瘫痪状态的宁河旅津学生同乡会，由于他“能力过人，热心于事”，在同乡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会长①。他不负众望，竭诚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创办了《同乡会季镌》，作为联络同乡，讨论问题，交流情况，互相促进，共同学习的园地。他撰写文章，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社会腐败现象，主张改造社会。他指出： “中国时局之乱极矣，中国人民之苦极矣，四万万同胞无片刻之安生，数百万方里无尺寸之乐土” 。他还指出：中国之所以如此纷乱，就是因为：政治之不良，法律之不善，教育之不普及，实业之不振兴。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谋求国家“根本之改善”。他还提出了改造社会的具体方法，呼吁大家“起而行之”②。

一九二二年，于方舟重新组织了天津学生联合会，被选为执行部部长③。一九二三年，经李大钊介绍，于方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三年冬，党中央派蔡和森到天津指导工作，指示于方舟筹建天津的共产党组织。于方舟接受这一任务后，和天津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江浩、李锡九等积极进行筹建工作。一九二四年春，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领导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法租界二十四路普爱里三十四号 (现和平区长春道普爱里二十一号)召开成立大会，于方舟当选为地委书记。

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也于同年三月九日在高等工业学校召开成立大会。于方舟在会上做了报告，传达了中央通告，说明了团组织在津活动的范围、方法和态度④。李锡九、王卓吾、邓颖超等也分别做了报告，对团组织决议宣言、国民党事项、内政外交以及纪念五一节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会议确定了团组织的工作任务和行动方法，选举于方舟、李廉祺、王乃宽、邓颖超、王卓吾等十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 于方舟任委员长。

团地委建立后，首先决定加强对团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规定《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等为必读书刊。同时，邀请“马克思派学者”进行讲演，帮助团员提高理论水平和阶级觉悟。以于方舟为首的团地委还决定，由团员组织天津学术讲演会，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①，并要求团员深入工厂和农村进行革命宣传，以增强团员与劳动人民的感情，唤起工农民众的觉悟。团地委还组织团员协助党组织开展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于方舟根据党的指示，代表直隶省参加了大会，并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会后，于方舟回到天津，积极筹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领导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他与共产党人李锡九等共同努力，于二月底在天津法租界普爱里十九号 (现胜利路义庆里四十号) 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该党部委员均为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于方舟被选为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孙中山由上海绕道日本抵达天津，去北京商讨国事。以于方舟为首的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发动五十多个爱国团体，组成了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会。筹备会动员和组织了工人、学生、市民一两万人①，在码头欢迎孙中山; 于方舟等也亲自前往迎接。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起程赴京，于方舟与天津各界、各团体代表二百余人，手持“国民会议” 、“取消不平等条约” 、“收回领事裁判权”等标语旗子，前往车站欢送②。一九二五年初，天津各界人民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于方舟当选为宣传科主任。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宣传活动从市区深入到县城。很快，各县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建立了起来。

三月一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于方舟、邓颖超等代表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出席了大会。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不幸病逝，于方舟等在天津组织各界人民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追悼大会。会后，举行了反帝、反军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游行示威。

中共天津地委建立后，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派党员到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创办平民学校，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于方舟也亲自到学校讲课，还以“反对不平等条约”、“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内容，为学员编写“识字册”、“造句册”、“短文”等课本，向工人灌输爱国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通过平民学校，他们发展了一批党员，逐步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会组织。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天津人民第一次公开召开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会上，于方舟做了讲演，详细介绍了五一节的由来，指出了劳动人民求解放的方向。

这期间，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天津、河北地区的领导，派李季达任天津地委书记，于方舟任组织委员①。于方舟与李季达等紧密合作，领导了天津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

一九二五年五月，控制天津电车公司的比利时商人，企图实行电车票加价，引起市民的反对。中共天津地委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发动一次罢工斗争，并决定派于方舟负责这一工作。于方舟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亲自编写、散发传单，揭露比商敲诈市民的罪行，号召群众起来参加斗争。他还秘密深入到电车工人宿舍，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工人生活以及对车票加价的反映，解除工人对举行罢工的顾虑。在于方舟的发动和组织下，终于形成了全市电车工人罢工的高潮，使全市电车停驶②，打击了外国资本家，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反帝风暴。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天津后，中共天津地委迅速将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成立沪案后援委员会，各界联合会也随即召开恢复大会。八月六日，天津二十几个工会联合会成立了天津总工会，于方舟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勉励工人同心协力，继续坚持斗争。

“五卅”运动后，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内的国民党右派，要求召开国民党直隶省代表大会，重新选举省执行委员，阴谋排除于方舟等共产党人在省党部的领导，篡夺领导权。为了揭露其阴谋，于方舟同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协商，同意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会前，于方舟做了各种准备工作，在天津召开了全省共产党员代表和天津全体党团员大会，国民党左派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会代表三十余人。会上，于方舟报告了《政治现状的决议案 (草案) 》，阐明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并利用大会召开之机，建立和健全了各县的国民党党部，规定了县代表的推选办法和代表人数等限制国民党右派的措施，为国民党直隶省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国民党直隶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开展工、农、妇、青、商等群众运动的决议，选举了以于方舟为主要负责人的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会。击败了国民党右派的篡权阴谋。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顺直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京东玉田举行武装暴动。十月十八日举行的第一次玉田暴动受挫后，顺直省委决定派于方舟前去领导第二次玉田暴动。

于方舟带领一批军事干部来到玉田后，立即将起义军余部集中到遵化城北的王爷陵。在那里，于方舟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成立京东革命委员会和京东人民革命军以及重新攻打玉田城的决定，听取了起义领导同志的汇报，批判了原省委农民部部长、京东特委负责人叶善枝解散起义队伍、放弃武装斗争的错误。会议期间，将参加起义的农民自卫队改编成为京东人民革命军，建立了指挥机关，制定了第二次攻打玉田城的计划。人民革命军制做了绣有镰刀斧头及“土地革命”四个大字的红旗和指战员佩戴的袖章，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经过整编，全体指战员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在于方舟的率领下，高举革命红旗，从遵化向玉田进军，沿途张贴“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取缔警察民团” 、“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土地革命”等标语。与此同时，人民革命军还打土豪，夺取反动派的枪枝，壮大革命队伍，积极准备进行新的战斗。

十月底，部队进入遵化县东南部，按计划首先埋伏在农会基础较好的刘各庄一带。一天，指战员们化装成赶集的农民，三五成群来到平安镇上，在预定地点集中，出敌不意地向敌人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打死打伤警卫民团数十人，缴获长短枪十五支，没收了税务局和地主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百姓。当天，部队在平安镇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土地革命政策和人民革命军的任务，宣布取消向反动政府交粮、纳税，号召农民起来参加斗争。于方舟等领导的平安镇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使玉田、遵化一带群众的革命情绪重新振奋起来，要求参加革命军的群众日益增加。部队到鲁家峪时，已发展到四百余人①。

鲁家峪位于玉田、遵化、丰润三县交界处，地形复杂，农会基础较好。于方舟等计划从这里进入玉田。当地有个恶霸地主刘玉梨，拥有团丁二十多人，和附近村庄的地主武装建立了“联防”，特别是与西面的恶霸地主吴殿三之子掌握的反动武装联系密切。这些恶霸地主横行乡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群众恨之入骨。人民革命军当夜向鲁家峪发起进攻，刘玉梨部依墙顽抗。人民军因地形不熟，天色又晚，加之长途行军的疲劳，激战一小时，未能攻入。当夜，人民革命军撤出战斗，计划翌日再战。不料，刘玉梨连夜串通周围数十村的反动民团两三千人，于拂晓前将鲁家峪重重包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人民革命军又缺乏战斗经验，没有及时组织突围，遭致重大伤亡，部分领导骨干英勇牺牲，三四十人被俘。敌人从三面包围进逼，人民军被迫分散突围。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刘自立等起义领导人率领一部突围，行至丰润县沙流河附近时，与当地民团遭遇，于方舟等四人不幸被捕，起义终遭失败。

于方舟被捕后，化名于绍尧，被解押到玉田县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种种酷刑下，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顽强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革命品德。

于方舟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党组织及其家属曾多方设法营救，并准备武装劫狱。但凶恶的敌人却抢先于一九二八年一月的一个寒风凛冽、乌云滚滚的夜晚，将于方舟等押往玉田县城南门外刑场。临刑前，于方舟从容自若，视死如归，高唱《国际歌》，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于方舟壮烈牺牲了，时年仅二十八岁。

注释

①②烈士四兄于汉才的回忆。

③见民国7年直隶省立第一中学校的《同学录》。

①见《进修汇刊》第21期。

①于兰渚: 《方舟诗稿》,见《同乡会季镌》第1期。

②刘家狻: 《五四运动中直隶省立第一中学的一些活动》,见《五四运动在天津》。

③少痴: 《烈士于方舟》,见《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2集。

④邓颖超1957年给冀东烈士陵园的信。

⑤王贞儒: 《于方舟烈士传》,见《天津历史资料》 1964年第1期。

①《天津的文化运动》,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

②刘家狻: 《五四运动中直隶省立第一中学的一些活动》。

③王贞儒: 《于方舟烈士传》。

①少痴: 《烈士于方舟》。

②③周恩来: 《警厅拘留记》,见《五四爱国运动》 (上)。

①②③周恩来: 《检厅日录》。

④《于殿选访问记》。

①周恩来: 《检厅日录》。

②人权: 《于兰渚等遭学校开除》,见《觉悟》 1921年4月5日。

①于文郁: 《回忆父亲于方舟的二三事》,见1961年8月18日《天津日报》。

②③《李大钊传》。

①《同乡会季镌》第1期。

②于兰渚: 《地方问题发端》,见《同乡会季镌》第1期。

③王贞儒: 《于方舟烈士传》。

④天津S.Y.地委致团中央报告。

①天津S.Y.地委致团中央报告。

①魏宏运: 《孙中山年谱》。

②天津《益世报》1925年1月1日。

①吕职人: 《于方舟烈士传》。

②少痴: 《烈士于方舟》。

①张明远: 《玉田暴动》,见《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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