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詹大悲人物传,詹大悲生平事迹,詹大悲评价

Posted 2022-05-06 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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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詹大悲人物传,詹大悲生平事迹,詹大悲评价

詹大悲

(一)

詹大悲①，名瀚，又名培瀚，谱名汝衡，字质存，1887年8月3日 (清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四日) 出生于湖北蕲州 (今蕲春) 詹家山。这里僻处鄂皖交界，山高地瘠，而民俗强劲。詹大悲家系书香门第。其曾祖邺园，嗜书成癖，常典卖田产以置书，“藏书富甲一邑”②，而家道却日趋贫困，祖父斗锋，兄弟分居时，“受田一石，受债倍田值什”③，然犹出入经史，诲人不倦④; 父竹廷以教书为业，兼攻医术以济贫困。大悲兄弟八人。兄大慈，1913年在山东省任三十二旅旅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家乡办农民协会，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共领导的蕲北“五二二”暴动，任大同区医院院长，苏区沦陷后，被国民党地方团队逮捕，折磨成疾而死; 七弟大星，中共党员，曾任蕲春县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6月被叛军夏斗寅部杀害; 八弟大权，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上海五卅运动组织者之一，1928年奉中共中央命赴沈阳搞工运，抗战期间曾任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训练班主任等职，1943年，被国民党五战区李品仙部杀害。

詹大悲7岁随父读村塾，后就学于同乡举人陈筱丹及擅长数理之学的江西人曹秉泰。他幼聆乡史，承家学，目击时艰，隐然萌读书济时之志，虽“天资英特”①，而勤奋异常，“博览群书”②，故“才气纵横，下笔千言”③，且有见地。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湖北黄州府开办中学堂。詹大悲因筹措资斧，延误时日，至则考期已过，但录取名单尚未揭晓，经请求获准补试。适原任监察御史的翰林吴兆泰，因弹劾西太后那拉氏罢免回鄂，任该校校长④，阅其卷，“激赏其文，拔置第一”⑤，“誉为黄州八属学子之冠”⑥。在学习中，他结识了宛思演⑦、熊十力⑧等志同道合的青年，因得秘读《革命军》、《猛回头》、《破梦雷》、《训兵谈》等大量进步书刊，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和亡国灭种的危险，遂与宛思演等组织证人学会，宣传反清革命。1908年秋，被学监赵隽华所察，将欲开除其学籍。詹大悲乃奋袂赴汉，拟办一份革命报纸，吸引天下豪杰，同仇敌忾; 但因人地生疏，一时难获支持，遂暂投入咨议局局长汤化龙主办的武昌地方自治研究所待机。一天，詹大悲得知革命党人胡瑛①被禁于武昌监狱，便连日前往探望，并典质衣物相助，两人遂成知交。后经胡瑛介绍，詹大悲与在汉同盟会员谭人凤②、黄侃③、居正、刘揆一、温楚珩④等共筹革命方略。一次集会时，有人谈及詹大悲曾在武昌地方自治研究所向汤化龙递过门生帖。黄侃正色面诘，大悲承认确有此事，但早经认识那种行为的幼稚，将门生帖索回，与之断绝关系。随即将原帖出示，黄始无语⑤。

清廷为镇压革命，以重金聘日、德教练创办新军，革命党人乘势打入新军密组革命团体，力图变保清武装为反清武装。1908年11月，当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失败后，新军四十一标杨王鹏、潘康时⑥等组建群治学社，秘密开展活动，但组织不健全。詹大悲偕陈冕亚、梅宝玑等加入该学社，帮助完善和发展组织，并与宛思演、查光佛等多方筹措，在1909年10月8日，顶办汉口《商务日报》为社中机关报，是为“湖北革命团体创办的第一个机关报”①，宛任经理，詹任主笔，何海鸣、查光佛、刘复基②等分任编辑、会计和发行。《商务日报》 “日出两张，言论激烈，为武汉报界之急先锋③，深受军中同志喜爱，戎装桓桓，日出入其居者恒不下数十百辈”④，在社会上影响颇大。1910年 (清宣统二年) 5月，力主粤汉铁路“国有”、捞取督办一席的保皇党人、清四品京官杨度⑤，由湘经汉返京述职，詹大悲与刘复基等谋击之于湖南会馆，未中，复在报上大加抨击，遭清政府追究，《商务日报》被迫停刊; 群治学社也因拟乘湖南饥民暴动之机起事被察觉而停止活动。武汉地区的革命斗争又一次受到挫折，但詹大悲并未停止斗争。他与刘复基等于同年7月改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⑥，并商得宛思演的同乡胡为霖出资，于1910年12月创刊《大江白话报》于汉口歆生路 (今江汉路) 。胡任经理，詹大悲与何海鸣分任主笔、副主笔，由同盟会员胡时庵创办的大成印刷公司承印，日出一小张，评论时弊，“无所畏惮”⑦。

1911年1月21日，汉口发生英国巡捕行凶击毙人力车夫吴一狗事件，群情激愤。次日，汉口人力车夫千余人聚集英租界捕房门前质问，又被英军枪杀10余人，重伤多人，引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慨。清政府屈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竟宣布“吴尸并无致命伤痕”①，通令各报刊不得对此评载。《大江白话报》偏不信邪，对英军的罪行大力揭露和谴责，并积极支持武汉人民的反帝斗争。詹大悲还以《洋大人为何敢在汉口打死吴一狗?》为题撰文直斥清政府： “外人这样虐待我们，与当局腐败无能是分不开的”②。这就触怒了英领事。他们愤愤欲加祸于报社。胡为霖之父恐受牵连，迫胡回家，《大江白话报》停刊。詹大悲乃设法筹资3000元，将原报名删去“白话”二字，改为《大江报》，自任经理兼主笔，日出两大张“攻刺时政，鼓吹革命不稍讳”③。

是时，振武学社因遭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多次破坏，社中骨干杨王鹏、潘康时、李抱良等走避日本，社务几乎陷于停顿; 黄申芗、戴鸿炳等在三十二标组织的“将校研究团”，亦因黄、戴出走未能活动④。危急中，詹大悲独当重任，四处联络，将振武学社同“将校团”合并，改名为文学社，以掩耳目。1911年1月30日 (清宣统三年正月初一日) ，文学社正式成立于武昌小东门同文学舍⑤，公推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部长兼外交员，刘复基为评议部部长，通过了詹起草的《文学社简章》，以《大江报》为文学社机关报。文学社同设在上海的中部同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联系，都是通过《大江报》进行的①。

为了充分发挥报纸的作用，詹大悲还在群众中特别是新军各营中，通过文学社的组织，广泛秘设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②。凡军政各界贪污残民，虐待士兵之类的暴举丑行，“报纸无不尽情披露”，“笔锋所至、怒骂随之”③。湖北藩司余诚格“命度支公所以高息秘借洋款五十万元为镇压革命经费”，《大江报》通过特约通讯员“觅得借款合同原稿，全文在报上披露”，舆论大哗，使余极为狼狈④。新军二十九标标统李襄邻“滥吃空额，克扣军饷，凌辱士兵”，《大江报》根据士兵提供的线索，详为采访，据实揭发。“由于证据确凿，众愤难平”，湖北陆军当局终不得不给李以撤职处分⑤。他如：邮传尚书盛宣怀、川汉铁路大臣端方，乃至如狼似虎的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亦“皆时被谩骂”⑥。

张彪，号虎臣，“行伍出身，目不识丁”，只因娶得张之洞的婢女为妻，故得仰仗虎威，横行一时，民众对张极为愤恨，《大江报》除多次据实揭露外，还登过这样的讽刺诗：

是虎非虎，是彪非彪。

不伦不类，怪物一条。

因扎而食，与獐同槽。

恃洞护身，为国之妖①!

由于詹大悲“言语妙天下，能言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言，故《大江报》风行一时”②，反动官吏 “畏报如虎，恨报刺骨”③，而广大民众和新军士兵则爱之愈殷，信之愈笃： “每日到报社的士兵同志，户限为穿”，“军队中发展同志达半数以上”④; 各界人士纷纷赠以诗歌、对联，称颂不已。

大笔淋漓，万言日试;

江华灿烂，一纸风行⑤!

这是汉口商会的赠联，从中足以看出《大江报》之威力和深得人心。

为推进反清革命，詹大悲在用报纸壮声威、张挞伐的同时，还特别注意组织革命力量，相时而动。“文学社成立，即准备响应广州起义”⑥。“四二七”黄花岗之役失败后，詹大悲和杨玉如奉命赴上海与宋教仁、谭人凤、居正、于右任等“谋大举”、“宋等赞同”，詹即偕谭、居等返汉，“与文学社、共进会负责人又在俄租界密议，作出了相机发动的决定⑦”。时黄兴在香港，闻讯极表赞成，并以诗鼓励云：

怀锥不遇粤途穷，

露布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雄戈指日，

江湖侠气剑如虹。

伫看汉上争先着，

收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年频败北，

马前趋拜仰高风①。

1911年5月，清政府强令将已由民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旋又把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湘、鄂、川、粤人民一致反对，发展成为保路运动。早就反对所谓铁路“国有”的詹大悲，不断在报上为这一运动叫好，“并征得黄花岗诸烈士的遗文遗信，印成单行本，随报分送，影响颇大”②。7月25日，黄侃自豫返里，途经武汉，下榻于詹大悲处，相与把酒论时势，奋笔撰就《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③一文，指出：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文章号召“爱国之志士”、“救国之健儿”，造成“极大之震动”，促成“极烈之改革”，以“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次日，该文以 “时评”见报，震撼江城。湖广总督瑞澂惊恐万状，乃诬以“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罪，饬令湖北巡警道于8月1日 (农历闰六月初七日)晚，查封了《大江报》①，逮捕了詹大悲及何海鸣②。审讯时，詹大悲历数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说明非“乱”不足以救亡之理由后，“又试问立宪之诏旨是和平而来还是因乱而来?”③审讯官转成了被审人，面红耳赤，目瞪口呆。当追问撰稿人时，詹大悲既不卸责，也不掠美，毅然回答： “此文系外间来稿”，“经我过目”“选定刊载”，“不能问作稿之人”④。对于同案被捕的何海鸣，詹大悲声言： “我是《大江报》经理兼主笔，一切由我负责，与何无涉。”何海鸣争辩说： “我为编辑，应由我负责! ”他俩相互主动承担责任，为对方开脱的高尚风格，一时传为美谈。

《大江报》被封，詹大悲被拘，“汉口各界，舆论哗然”，“连日该报馆门口安慰之纸条，哭吊之短文甚多”⑤，“各民众团体和报界人士数干人，齐集于湖北省咨议局前抗议示威”⑥。武汉乃至全国各报纷纷著文声援，有的愤激提出“官场如此摧残报馆，如督院不秉公办理，将来一律托挂洋旗，以期抵制”⑦。原欲以“乱党”罪置詹大悲于死地的瑞澂，慑于全国民愤，不得不将审讯草草收场，判处詹、何监禁各一年半，关进汉口礼智司狱中。军中革命同志更加义愤填膺，共进会、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迅速联合起来，“力谋大举”①。武昌政治形势发展加快，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二)

詹大悲入狱后，即密函在北京的温楚珩，“促其从速南下，共同商酌。”②温抵汉，急赴礼智司狱内与詹会商后，即“分访各领导同志”。自此，温每日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使詹大悲不仅能及时掌握外间情况，而且能与同志们共筹革命策略，并决定宜“早晚举义，不能因循误事”③。武昌首义胜利后的第二天早晨，温楚珩立即赶到礼智司迎接詹大悲出狱。“同押之欠税商民十余人亦尾随而出”，卫兵谁也不敢阻止。

武昌首义事发仓促，革命首领或远在外地，或深匿民间，群龙无首，首义军遂推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立宪派汤化龙主民政，设都督府于咨议局 (今阅马厂红楼) ，而黎、汤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全无举动。武昌城门紧闭，首义军竟未向汉口派一兵，詹大悲深知黎、汤不足与议大政，遂径往军中找到首义将领蔡济民说：“武、夏一衣带水，岂有闭城造反，而不急遣一兵占领汉口乎?”蔡深以为然④。下午，詹大悲与蔡济民、陈冕亚、龚远侯等率兵两队(相当于两个连) ，前行者执十八星旗，渡江光复汉口。各商店见革命军至，争相“燃放鞭炮，男女老幼夹道欢呼”①。当晚，设司令部于四官殿。汉口商会正、副会长蔡辅卿、李紫云同来谒见，诉以全市“大街小巷，抢劫频发，岌岌可危”②。詹大悲等乃一面以军政分府名义出一安抚文告，一面派兵会同原有商团分巡街市，当即捕获抢犯三名，解回四官殿枪决③; 并组织商民保卫团，分段维持治安。次晨，全市启门交易，秩序渐次恢复，“商民大悦”④。

12日，胡瑛、蒋翊武等至，决定成立军政分府于黄德道署(在今江汉关) 。分府下设八处，共拥詹为分府主任，兼管军事处，温楚珩、吴昆、何海鸣、蓝寿鼎、李文辅、胡瑛等，分长政务、秘书、军需、参谋、军法、外交等处。当议急办三事：其一，詹大悲与胡瑛立赴各国领事馆，说明推翻清政府、改建共和国，保护外人的主旨，要求严守中立。卒得各国“承认革命政府为交战团体”; 其二，分电各省咨议局，告知武汉光复及人民拥护情形，促请响应; 其三，分派各省旅汉同志吴旸谷等星夜驰回皖、赣、川、湘等省，发动起义。分府与各国领事馆交涉，“均系临时口头谈判，武昌方面以公文往返，则在此以后。”⑤詹大悲还亲赴汉阳与义军司令宋锡全取得联络，使“阳夏两地贯通一气”⑥，并令新选汉阳知府李亚东迅速帮助兵工厂恢复生产，清查军械，及时报备。

汉口首当冲要，凡应付外交，计划军事，侦察敌情，指挥作战，“均由分府就近处理”⑦。革命军开始占领汉口，即分派密探访查市内奸细，侦察铁路沿线敌情。清军奸细张锡祺匿居客栈，很快被拿获处决; 鉴于汉口武力单薄，分府立即招募士兵，并获携械来降的清绿营兵一两千人，合编为 “卫队三营”①; 发现孝感方向似有敌军推进，立派胡瑛过江，促请都督府速派得力队伍来汉加强防守②。

清第八镇统制张彪自武昌败走后，收残部并纠合河南防兵数千来犯，詹大悲“蹈厉奋发，身先士卒”③，各队争相迎击; 汉阳兵工厂源源接济弹药; 附近居民“呐喊助威，抛掷砖石，声如雷动”，敌骇乱不支，被击溃于三道桥以北。詹大悲率部凯旋，万众欢呼，“红绸遍缠官兵及战马，爆竹声不绝于耳”，租界印捕亦伸大指曰： “好佬”④。

为了解决浩繁的军需问题，经与汉口商会协商后，商民踊跃支援。商会副会长李紫云一次送来10万元;其余每日汇送分府的蒸馍、牛肉、酱菜等食品“不下数百担，士兵乃无枵腹之虑”⑤。故分府自成立以来，“一切用度，未动武昌官库分文”⑥。

10月18日，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督冯国璋统“北洋劲旅”扑来。詹大悲复率队与武昌都督府派来的指挥何锡蕃亲临前线督战，炮兵一举击毁敌应龙翔部火车头，列车颠覆，詹急督预备队“向前突贯”，共毙伤敌千余人，缴获军米600余石，子弹400余箱，以及背包、雨衣、皮鞋等大批军用物资，敌军溃乱，纷纷窜至滠口以北⑦。但敌众我寡，强弱悬殊。10月27日，指挥何锡蕃右背受伤，继任之张景良“态度暧昧”，并“纵火焚毁粮台”，以致全线动摇，群情激愤。武昌“军务副长”张振武派人将张景良捆送分府问罪。詹大悲遵从众请，下令立斩①。清军进攻愈来愈猛，革命军仍节节布防苦战，退入汉口市内时，坚持巷战，毙伤敌兵难以数计②。但终无可挽回败局。

詹大悲“自起义以来，二十余日，眠食俱废，声音哑暗”③。29日，敌进至汉口六渡桥，纵火焚烧，距分府不及半里，“流弹巳毁屋瓦”，职员星散，詹大悲返分府欲以身殉，温楚珩劝其速行，“大悲垂泪云： ‘汉市糜烂至此，我等何以对人民!’”坚不肯去。李文辅忽自外入，睹状遽跪于前曰：“今日始知公是真英雄!”遂强背而出④。至汉阳，詹大悲将情况报告黄兴，冀其能坚守; 自与王宪章分赴九江、湖南请援。詹大悲至九江，九江军政分府马毓宝拟出兵，但为左右所阻; 王宪章至湖南，亦无动静。詹大悲抵上海，适胡瑛出任山东都督，坚约前往相助。后因政局遽变，胡去职，詹复返上海以图后举。

(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月，南北达成和议，大总统被袁世凯篡夺。詹大悲十分愤慨，认为这“无异授贼以刃”⑤;对欲凭议会与袁抗争的主张，亦极不以为然，认为“选举纵获全胜，亦不如练精兵三万监视之为有力”⑥。但因党议已定，他未便坚执己见。后拟办《亚东日报》，借以“唤醒社会”，复因经费问题，未及出版而罢。8月，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组成国民党，詹大悲率先加入，后被任命为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负责联络川、湘、皖、豫诸省党务。1913年初，詹大悲当选为湖北省议会议员，并被推为议长候选人，因黎元洪以重金助反对党而未入选。3月20日，宋教仁遇刺于上海，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暴露。詹大悲乃联络各方同志，悉心筹划，积极支持孙中山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并决定在汉先发难。4、5月间，他与杨王鹏、潘怡如、蔡济民等设秘密机关于汉口国民党交通事务所①，运动军队起义，“詹、杨担任鄂西、鄂北军事，蔡济民密谋内应”②，汉口国民党《震旦报》、《民国日报》 “亦极力鼓吹”。不幸事为黎元洪侦破，大肆搜捕镇压，并派军警百余人到湖北省议会“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③。詹大悲与蔡济民等遂奔赴芜湖、湖口等地助义。7月28日，湖口失守，詹等又去南京与王宪章、王守愚、曹振武、何海鸣等死守孤城。冯国璋、张勋水陆围攻，詹等在紫金山等处激战至9月1日，终以粮尽援绝不支。“二次革命”失败，詹大悲遭袁世凯悬重赏通缉，走避日本④。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斗争。詹大悲首批入党，并奉命与王宪章等回上海策反军队讨袁。是时，袁世凯气焰益张，豢养大批流氓兵痞伪装进步派渗入各界为暗探。一次，詹大悲被骗上车，发现形迹可疑，乃一面同暗探谈话，一面手握车门开关，乘其不备，以肘撞开车门，扑向车旁，被暗探扯破罗衫一角，得免①; 王宪章被诱至南京，竟遇害。复有曾充省议会议长的王树臣，约詹等至张园 (一说徐园)会商“革命”，詹等临行，发现情势有异未赴约，而曹振铎先去，卒被捕②。鉴于情况日益紧迫，詹大悲遂复走日本。

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加紧进行“帝制自为”活动，全国反袁运动兴起。詹大悲愤然回沪，冲锋在前。袁世凯早视詹为大敌，派暗探跟踪行刺，误中从行的范老幺。詹大悲暂避迹于温楚珩寓，密探亦追至。且恐政治犯租界不予引渡，诬以“私造湖北官钱局伪票”，将詹大悲、温楚珩一并逮捕投狱③。

1916年6月，袁世凯死，上海各团体迎詹大悲等出狱。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宣布遵循《临时约法》，召集旧国会，各省凡因政治问题被取消议员资格的一律恢复。董必武、张国恩等怀着一线希望“开展恢复议会活动”④。詹大悲回鄂时，适前议长覃寿坤辞职，詹以得票最多当选为议长。鄂督王占元借故不准詹恢复议员资格，致未到职。詹大悲乃团结议员左派成立政治商榷会，随赴京、津、辽、沈等地联络。旋以督军团造反，逼黎元洪解散国会，詹大悲返沪，与何成浚、蔡济民等谋“护法”。次年，何成浚赴荆襄，参与策划荆州独立;詹大悲赴汉谋响应，与孔庚、潘正道、王守愚等联络北洋第八师师长王汝贤通电停战。

1917年7月，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继承袁世凯衣钵，毁弃《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孙中山率驻沪海军赴广州联合西南各省宣布“自主”的地方实力派，树起护法旗帜，詹大悲立即南下协助组织护法军政府。9月，孙中山被选为海陆军大元帅，领导滇军、粤军和桂、黔、湘、川等省的部分军队，抗击北洋军阀的进攻，詹大悲被派往四川争取川军。1918年5月，孙中山因桂系军阀改组军政府被迫辞职离粤返沪。詹大悲亦离川东下。

(四)

护法宣告失败，中国向何处去?救国救民之真理何在?詹大悲带着一连串的问题，日夜探求。恰好，向往马克思主义的李汉俊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随后，董必武亦于1919年2月因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遇害事来上海向各方申诉。董与张国恩住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 湖北善后公会(湖北旅户同乡组织) ，詹大悲与李汉俊住渔阳里路北，隔街相望，四人几乎每天在一起。李汉俊给他们介绍了十月革命经验和俄国近况，并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在日本出版的进步书刊推荐给他们看①。詹大悲等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资本论入门》、《马克思主义入门》、《政治经济学入门》和陈望道译《资本论浅论》 (考茨基著)等; 还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和在日本出版的《黎明》、《改造》等杂志。大家“都很爱看此类的新书”①。詹大悲当时穷困异常，“那年夏季，甚至蚊帐都当了”，只剩“一件小纺的裤子和一件汗衫，每晚洗澡后一洗，次日再穿”，长衫是和董必武“共一件”，“但他绝不把这类事放在心上打搅”，“仍然一心一意的看书”②。

恩格斯为慰勉困战中的斗士，曾经说过： “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 学习”③。詹大悲正是在总结“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又正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洪流中，联系自己的经历和社会实际“一心一意的看书”，因而能比较明确地“领略书中精义”，并“能表而出之”，“书上没有发挥尽致”的，“他更能补充其说”④，及时进行宣传。因此，董必武等都很佩服，笑着说，“他贩到货即出卖，卖的货反比贩来的货漂亮”⑤。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看书学习，使他进一步认识到： “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⑥，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⑦，“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⑧; “益信中国革命必能成功”，并且肯定地认为： “革命之成功，必有待于新兴势力之参与”⑨。这是詹大悲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从“知道要解放民众，要革命”，到知道必须“唤起民众参加革命”，也正是詹大悲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开始。毛泽东指出：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①此时的詹大悲等，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为了“唤起民众”，詹大悲和董必武都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办报。当时“汉口虽有大小报纸几十种，竟无一纸足以代表舆论的”②。因此，他们决定“在武汉设立一种人民说话的机关”报，定名为《江汉日报》 (一说为《汉口新报》)③。孙中山资助他们印刷了股票、章程和宣言。宣言是由詹大悲用“白话做的”，受到“好极了”④的赞誉。不料詹携章程等赴闽粤募资招股，“稍有头绪”，适夏述唐遇害于福州，政局一变，股款未聚⑤;董必武向四川方面募款，亦无成效，报事遂成泡影。但是詹大悲对其崇高信仰的宣传，并没有因此而终止。

五四运动和“六三”以来的工人阶级大罢工，在国内外震动极大。中外反动派竭力阻遏革命洪流，把布尔什维克呼作“过激派”，诬蔑为搞“过激主义”、“共产公妻”;混淆是非地宣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德谟克拉西(即民主) 打败奥脱克拉西 (即独裁政治)”，是 “公理战胜强权”，是“公理”的胜利，是协约国帝国主义的胜利。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因而对帝国主义产生幻想。与此同时，在纷至沓来的新思潮中，情况也极为复杂，有民主主义，有社会主义，也有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实用主义、柏克森主义等，即在社会主义中也是泥沙俱下，除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在此极为复杂的情况面前，詹大悲更加认真地学习了有关马克思主义书刊，反复回顾李大钊说过的这样一段话：那些怕过激主义的人，又何尝知道什么是“过激主义?”为此倒不可不译几本被认为是“过激派”的著作出来，使看得见的就不止是“那几位怕过激主义的人” ①，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在人民中广泛传播。于是，詹大悲继续运用 “贩货”、“卖货”的办法，选译了一批“很有些彻底意义”的国外进步作品，及时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仅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从1919年8月下旬至10月初的一个多月时间，就连续刊载了詹大悲关于《解放的哲学》等四篇共达5万余字的译文②(其中《劳动者运动之指导伦理》同李汉俊合译) 。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选译的文章还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毕竟是及时而有针对性地配合了李大钊等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努力指导和鼓励，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看：

“只要劳动榨取没有了，那就好了，马克思想到这个时代，人类历史的前纪就此算是末章了。”③目标如何明确!

“我们不能赞美富有财产，穷奢极欲的少数者与贫困的大众对立的现在社会组织;我们明明白白要求新文明!”①旗帜何等鲜明!

其他，如《从虚伪的德谟克拉西到真正的德谟克拉西》这篇译文中，通过揭露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实质，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能够使德国降服的第一个原因，就为德国人民不愿意战，军队也不愿意战。” “他们心理上共同起了变化，共同趋向了社会民主主义”;德国“不得已才降服的”。“德国的败，就是奥脱克拉西的败，就是德谟克拉西的胜。”但这个“德谟克拉西”、“毕竟是德国所谓” “梭西尔德谟克拉西”(即社会民主主义) ，绝不是英美等帝国主义为“要对抗独裁政治的德国”“临时搬出来的那个德谟克拉西”。这和李大钊在此前不久发表的《庶民的胜利》②等文章中指出的：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几乎是异口同声，互相呼应。

这篇译文还针对诬蔑“过激派”的言论指出： “ ‘过激派’ 是日本武断的命名，在俄国叫做多数派。这个 ‘过激派’不是无政府主义，亦不是虚无主张”。“过激派” 所主张的“决不像那样空想，那样无根据”，而“是有一贯条理的”。他们“要急急的赤裸裸的，什么都不顾的”将“社会民主主义完全实现出来”。“请看俄国的过激派政府，不是要将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实现吗! ”这又和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过激乎?过惰乎?》和《过激派的引线》及《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中的有关内容，基本一致。

正由于那时一些进步报刊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反动封建势力群起而攻之，给它们加上“非圣无法”等罪名。为此《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声明“本志同人本无罪，只因为拥护德谟克拉西” “和赛因斯”(即科学) 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而詹大悲这篇译文，恰好是为拥护真正的德谟克拉西而大声疾呼：

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就是德谟克拉西这句话所表示的全国民的德谟克拉西，就是全国民的支配权。

现在因战争走到极黑暗时代的黑关，慢慢消散下去，微光一步一步的射进来。向后日光怎么样来照?什么才是日光?看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就可以明白。但是，虚伪的德谟克拉西何以得势力?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又何以这样姗姗来迟呢?

文章阐述了必胜的理由及其实现的方法。“要知我们往真正的德谟克拉西方面去，却有种种很大的阻碍”，“简直是汉贼不两立”。但是，“现在，德谟克拉西已成世界大势，无论哪一国都到了不能违背大势的时候”了。必须注意的是，“富的生产不充足，富的分配自然不能平均! ”要从改革教育等方面入手，大力提倡“创造精神”，充分发挥 “人类的创造力”。“为人类创作的人，就是劳动者，制作者，工业者，农业者，精神的技术者，文学者，学者，及其他虽无一定名目，却具有创造新社会的能力者”，都应受到“尊重”。要做到不“忧贫”、“非大大促进创造力的发达，增加生产的力量不可，除却这一层，希望生活方面能够安固充实，随你想什么法子，一定是做不到的!” “人类本来是有非常创造力量的”，“如果将这种力量从不当的压迫底下提起来”，“大大的加些保护奖励，人类的生产力，必定要非常增高的! ”

还有值得提及的是，1919年的8、9月间，正是李大钊等主办的《每周评论》被查封，陈独秀被捕入狱的时候。詹大悲、李汉俊等偏趁这时在报刊上发表一批有针对性的著述，自然更有一番新意。故李大钊在《欢迎独秀出狱》诗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

……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①。

(五)

1919年10月，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重新奋起，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詹大悲亦满怀信心随之转党。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命令自己培植的粤军陈炯明部逐走桂军后，重返广州，詹大悲亦随之返粤协助重组军政府。1921年，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再次揭起护法旗帜，准备北伐。詹大悲任大本营宣传员，奉命二次进川，联络川军援鄂，策应北伐。

1921年前后，湖南等省发动“联省自治”运动，湖北人拟乘机联络川军、湘军驱走北洋军阀驻鄂之王占元; 孙中山特命詹大悲入川帮助联络川军刘湘部促其实现。时在川之鄂人推潘正道①为鄂西军总司令，詹大悲为随军参赞，协同援鄂川军第一、二军分两路出师东征。第二军主力随鄂西军总司令部由江北进攻宜昌; 第一军之主力张亚光部负责肃清长江南岸。江北军行至巫山时，适董必武代表湖北省自治筹备处入川请援，见川军巳发动，遂就此参与活动。自9月2日起，江北军相继攻占了宜昌附近的南津关、珠宝山、真武山、鸡冠岭等10多个要隘，激战20余日。詹大悲“亲赴前线”指挥作战②，曾三次攻入宜昌城内，“屡进屡退，旋仆旋起”③，于“彼此互围时……吴(佩孚)亦几被击毙”④。但由于消耗较大，又无援应，至9月下旬，开始败退。时江南岸的张亚光部早至宜昌对岸，本为可用; 但川军“一、二两军极不相能，无法疏通”⑤。詹大悲又连夜“渡江走四十余里”，向张亚光“晓以利害”，张等始“允分兵助战”①。后因吴佩孚击退援鄂湘军，全力向宜昌扑来。詹大悲等率部越天柱山，翻铲子崖，且战且退，“历数十日”②。“那时天下大雨”，将士“赤脚草鞋，都像雨淋了的鸡”③; “经手掌崖约行一日，始登上山顶。其崖如梯，每步约二尺许，立脚点只能着脚掌前半部，用手仰攀”而上，詹大悲“脚步最快”，董必武是由詹的“勤务兵在后面推，另外还有一人拉，才上去的”④。行至巫山后，川军第一军改守北岸; 詹大悲等率鄂西军及川军第二军过南岸取施南为守。这时，鄂西军重组司令部，詹大悲任秘书长，因驻夔府办外交，由董必武代行其职。詹大悲反复回顾是役经过，深刻认识到革命不解决发动民众的根本问题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乃于年底，返桂林复命⑤。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詹大悲“随总理回师讨伐”。“白鹅潭之役，总理危居兵舰”，詹“亦随侍”在侧⑥。后来，他联系沉痛教训启发孙中山： “革命若不置基础于大多数痛苦民众，徒为军阀造机而已。” 孙 “深然之!”⑦

8月，孙中山率詹大悲等回上海。李大钊自北京来访，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对这种真诚的帮助感到非常高兴，“畅谈不倦，几乎忘食”⑧。詹大悲“参与了活动”，并与李大钊“有密切关系”⑨。李大钊回到北京后，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指出： “作为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应该挺身出来寻找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发展普遍的国民运动”; 并说，这是“国民党现在唯一要紧的工作”①。詹大悲心领神会，密切注意协助孙中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做好宣传和唤起民众的工作。

1923年1月，詹姓续修宗谱，詹大悲请孙中山为詹氏宗谱作序。孙中山在序言中指出： “吾党主义三，民族主义冠焉。”只有民族“独立并存”，人人为民众谋幸福，“各贡其工作之值于世界”，然后“可使进化同程，以共趋于极治之域”。最后，孙中山重勉詹姓族人：“余稽詹氏先代，时有人能为天下尽瘁”，这次续修宗谱，将是聚集族人而“谋所以光大先烈”之开始; 进而消灭民族相残之陋习; 更进而树立“天下一家之基”，这是我们共同的职责，“愿共勉之! 余尤愿贵族诸君子闻余言皆有所以共勉也! ”②

基于同样的目的，詹大悲对家谱中的《家训》等条例也都注意加以修订。如“要公正” ，“要立志” ，“要男女平等”，“要尽忠国家”，“倘若一条路是富贵，一条路是正义，要捡正义的一条路走”等③。这在当时的家谱中也都是罕见的。

在此期间，詹大悲曾奉命去福建泉州等地，进行“驱陈”的联络工作。当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联军攻克广州，陈炯明败退惠州后，詹大悲随孙中山于2月间重返广州，协助重建大元帅府。是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但是，党内的元老派、实力派“都明里暗里阻挠，破坏孙中山的改组政策”。因此，所有改组工作只得依靠少数国民党左派和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10月，孙中山指派廖仲恺等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詹大悲参加起草《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①，确定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1月，《宣言》正式发表。年底，李大钊由北京抵广州，帮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和召开国民党一大的准备工作，“詹大悲参与了活动”②。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通过孙中山指定詹大悲为湖北代表③，并参加大会重要文件的起草。到会代表165人中，共产党员占14%，李大钊等还是主席团成员，特别是“大会宣言由我们 (指共产党人——笔者)起草”④。这个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所阐述的三民主义，已经不是旧三民主义，而是贯彻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了。对于这一切，詹大悲愈想愈高兴。21日下午，当大会主席孙中山宣告：请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成员登坛报告审查结果时，詹大悲看到下午时间不够，竟站起来提议： “宣言原文暨审查，均巳印刷分配，吾人对照参看即知，似可不必再读全文; 惟将第三《国民党之政纲》内，有重大之增改者，提出付议可也”⑤。

不料大会主席孙中山当即驳回： “宣言关系重大，不能稍涉草率，讨论说明不厌求详，应继续报告下去! ”⑥接着，主席还征得代表们的同意，宣布下午会议时间“延长一点钟”⑦。孙中山对“宣言”如此重视，詹大悲更加信心百倍，情绪激昂。

同年8月，英帝国主义者支持广州汇丰银行大买办陈廉伯等组织商团武装，阴谋叛乱。詹大悲等协助孙中山及时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指出： “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开创革命基础，不惜牺牲一切; “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最大障碍。”①由于国民党右派同军阀范石生等暗中勾搭，商团反革命气焰日益嚣张。詹大悲坚持中共组织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张，力劝孙中山采取果断措施，使参加北伐的部队连夜回师声讨，在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很快平定了叛乱，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

是年冬，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粤北上商议国是。詹大悲继续留大本营任宣传员。从此，他更加注意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作好革命宣传工作。

由于詹大悲等革命先行者的影响和支持，早在1923年求学于宁、汉等地的蕲春籍学生及在乡进步青年胡缄三、张光人(胡风) 、骆宗之(介子) 、方瀚 (何定华) 和陈立人 (陈方) 、胡祖虞 (刘治天) 等十多人发启成立了新蕲春学会，编印了不定期刊物《新蕲春》。这个刊物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以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罪恶，歌颂广东革命政府和苏俄为主要内容，颇受穷苦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欢迎; 而反动豪绅则斥之为“赤化杂志”，必欲扼杀之而后快。詹大悲对他们倍加关注，当《新蕲春》在南京、武汉先后出刊了一、二期，

①《孙中山遗言》，上海书店1925年版，参见《孙中山选集》 (下卷)第87页。

1925年春拟在上海刊印第三期时，经费发生了困难。詹大悲得知后，立即设法资助他们出刊，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①。这不仅使刊物及时发挥了作用，而且使这批青年深受教育和鼓舞，后来都成为献身革命的骨干力量。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詹大悲于“悲痛万分之余，益感责任重大”②，在“平定东江，讨伐刘、杨”的斗争中，凡力所能及，“奔走不辍”③。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詹大悲被委任为刑事审判委员会审判员。他“以不谙法律辞，改任国民政府参事”④。不久，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詹大悲奉命去江西同方本仁接洽。

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处于帝国主义及其相互勾结的反动军阀包围之中：大军阀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都企图进攻这块根据地; 负隅东江的陈炯明，割据云南之唐继尧，统治湖南之赵恒惕，也都虎视眈眈，伺机思逞。而执柄江西的方本仁，对广东政府的政策抱怀疑态度。詹大悲抵赣后，开诚相见，将广东政府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以及国民政府如何统一军民财政，如何推行三大政策，如何处理党政之间的关系，民众又是如何拥护等情形，一一向方本仁“详加解释”，使方的疑虑涣然冰释⑤，暂时稳住了方本仁，从而使广东政府在东北方面有了一座屏障。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妄图篡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詹大悲与董必武、吴玉章、毛泽东、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及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于1926年1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场设在广东省议会的大厅中，会场门口设置了一个很大的地球模型，表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团结。到会代表256人，“其中约有五分之三是共产党员”①。詹大悲以鄂军特别党部代表的身分出席了大会。大会开幕前，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联合办事处，詹大悲被推为办事处主任，负责各代表团的有关提案和其它事务的联系协商工作②。大会坚持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打击了国民党右派，通过了詹大悲起草的政治报告决议案③。会议期间，詹大悲和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51人联名发通电，揭露北洋军阀段祺瑞祸国殃民的罪行; 号召全体国民党员和全国人民“驱逐此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工具，建立统一之国民政府”④。大会“最紧张的一幕就是詹大悲的紧急动议”，他“主张开除居正的党籍，并以反革命罪犯交国民政府通缉究办”⑤。

居正、谢持、张继等，继在北京召开以反苏、反共为主要内容的“西山会议”后，又在上海由居正主持召开非法的“代表会”，并无理提出“解散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汉口市党部的议案”。而大会在处理国民党右派问题时，提案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书中，除拟给谢持、邹鲁以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外，对居正、石瑛等七人，只拟暂开除党籍一年，就连这样的提案书，汪精卫还嫌太过，要把居正等统统改为书面警告：多数人还同意了汪的修改意见。故当大会决议此案时，詹大悲来了个震动全场的“紧急动议”。由于意见正确，“紧急动议”终于“得到全体代表的拥护，一致通过。”①

还有，蒋介石作完军事报告时，大会主席根据个别人提议，“遽令全体起立，向蒋致敬”。詹大悲立即写信质问主席团，终使“会议记录将这段滑稽史删掉了”②。

在这次大会上，詹大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1926年2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詹大悲为驻沪代表，负责“与各方接洽”③。他到职不久，同济大学便掀起了一场反“誓约书”的大风潮④。

为了压制群众运动，使红色的5月，“特别是中国参加世界革命第一声的 ‘五卅’ 周年纪念，平安过去”，不再发生1925年“那种轰轰烈烈的事变”，英帝国主义勾结上海反动军阀、学阀等，采取一种填写“誓约书”的恶毒手段，钳制群众。他们先从商民下手。商民“稍反抗，终屈服”。“其次及于同济”，妄图“若同济屈服”，“则全上海学校” 便可迎刃而解。3月12日，同济大学学生会邀请詹大悲在他们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演讲。詹大悲通过缅怀孙中山艰苦卓绝斗争40年的伟大业绩，代表国民政府，号召广大革命师生恪遵总理遗教，厉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大着胆子同一切恶势力斗争到底”。这时，詹大悲之八弟、中共党员詹大权及其侄詹亚新都在同济大学就学。詹大权还是五卅运动组织者之一，又是学生会骨干力量，詹大悲讲演刚结束，一场“反对束缚自由，侮辱人格的‘誓约书’ 的大风潮”，便在“同大”迅速兴起。学校反动当局勾结军警“两次围困学校，强迫学生签字，但全体不为所屈”，并于“4月26日，一致退学”①。

同年5月，詹大悲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提出旨在篡党夺权的所谓“整理党务案”; 一些右倾分子企图乘机推翻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央委员中有的“愤不列席”，有的“不便发言”，詹大悲 “独侃侃直陈，无所回避”②，决议遂多由大悲修正，“甚至有反于提案人之所预期”③。

在这次会上，詹大悲还提请议决，并由国民政府转令广州大学，收容了同济大学因反“誓约书”风潮被迫离校的学生，“使数百人不致辍学”④。

(六)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詹大悲奉命由九江至上海与方本仁会谈江西问题。当他赶回广州时，北伐军总司令部已进抵长沙，他日夜兼程赶到长沙后，身患暑疾，仍“抱病冒暑前进”⑤。他“不穿军服，不带符号，军队的弟兄都认识他”⑥; 直到“围攻武昌时，他还不时巡视火线”⑦。汉口恢复，他又奉命过汉口，代表总司令部慰问群众及反正的刘佐龙部，并帮助财政委员会主任陈公博做了大量工作。陈公博初到汉，“许多事摸不着头脑”。詹大悲“因辛亥革命时颇得汉口商民的欢心”①，这时，他一方面将湖北情形告诉陈公博，一方面将政府宗旨告诉商民。故在那种非常时期，财政上未发生大的问题。这件事，“大部分可说是得力于他”②。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詹大悲的担子更重了。他本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的成员。先后还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建设科科长，湖北省财政委员会委员、代理财政厅厅长，兼湖北官钱局产业委员会主任，象鼻山铁矿局局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成立后，他还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市政府委员等职。

一身多任，众务纷纭，事无巨细，他无不以革命和民众利益为准绳，“熟思审处，策划周详”③。如清理官钱局财产，通过理契约，清积欠，设委员会保管约据，廓清了不少难以解决的积弊; 对铁矿局则实行“裁冗员，革糜费，禁抛砂”等项改革。在任三月，使一个“入不敷出，积欠累累” 的铁矿，“除还清东亚公司洋七万余元外”，“收支两抵，下存洋三千八百五十万元零四角六分”，并存积“矿砂约两万余吨”，“成绩为湖北各部分行政之冠”④。在兼理建设科时，“拆毁武昌城以为新武昌张本”; 设立航政局以维持水陆交通; 特别是设立水利局，及时规划全省堤工，尤为民众所称颂。

1926年湖北大水，“江堤十有九溃，受灾面积达三十余县”，修复江堤遂成为重要议程。詹大悲提出要及时修，而财政当局却认为军需在急，修堤宜缓。他遂列举了刻不容缓的四大理由： 30余县灾民，面临饥寒交迫，政府不予救济，难免不发生问题，如能以工代赈，既救了灾，又修了堤，可以两全其美; 堤修好了，便可及时恢复生产，以免继续发生饥荒，来年又需救济; 湖北山区县约占半数，只有沿江地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这些地方丰收有望，所有各方面的需求也就有了保证; 及时修复，基址尚存，可以省工节费，如任其继续冲刷，以后再修，势必造成工艰费巨，事倍功半。因此，不仅要及时修，而且要抢在春汛以前修好。省政务委员会以为詹大悲的陈述“极中事理”，决议即“拨款三百万元，迅速开工，不足之数，继续筹拨”①。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对此也“非常重视”，作出：由省县农民协会及省县党部、政府组织省县堤工委员会，加强领导，保管堤款，清查堤工之用途，以及民堤须强迫地主出款修复，贫民免收堤费等五项决议案②。詹大悲还一面召集堤务有关各县代表讨论实施程序，一面拟具筹款方法上交堤款委员会。先后实用200多万元，他都 “亲往提拨”③。动工时，有关各县党政群团负责人及省特派员等都争相上堤督战，因得“如期竣工”④，使受灾各县很快恢复生产，夺得丰收。

在领导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作中，詹大悲既注意党员“数量上的发展”，更注意“在质量上谋求进步”，党员由4000余名发展到4万余名①。“在组织部特设训练干事，将各区分部地点人数制成表册，定期开会，自身前往参加，或派训练干事参加”; 分批办训练班，以“中国国民党组织及训练、总理三大政策、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为主要训练内容; 同时作好党员个别调查，举行全体党员政治测验。当时有政学系②分子混入党内，并分布在各区分部，阴谋操纵，“经训练干事察出，政学系的阴谋始不获逞”③。

詹大悲主管财政时，河南等地正被奉军占领，京汉路不通; 帝国主义加紧经济封锁，中外资本纷纷抽逃，工厂关闭，通货贬值，政府全年收入仅1347万余元，支出需2032万余元④，困难重重。詹大悲依靠多方问计，筹设经济改革委员会，聘请工会、农会主要干部和财政经济专家葛罗荪等30余人参加工作; 提倡建立真正的廉洁政府，同时深入调查研究，清查财经部门物资，狠抓增加生产，开源节流，工会参与工厂管理，制止金融资本家反政府的行动等，均收到良好效果。一时财政困难得到克服，武汉政府辖境劳动人民生活也得到保障，小学教员工资晋级，“人心振奋，观感为之一新”⑤。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武汉是詹大悲多年战斗过的“老根据地”，又离家乡较近，亲朋故旧特别多，而他却照常“坚持以革命和民众利益为准绳”，秉公办事，一丝不苟。一次有个邻居探知詹大悲的生日，趁他不在家的时候，从后门送来一筐肉、面等礼物。家里人以为反正是邻居，又没提出什么要求，就收下了。晚上，詹大悲知道情况后，立责其女志芳将礼品全部送还邻居，并再三叮嘱家人：“礼物多半是 ‘敲门砖’ ，这个‘门’ 千万不能开! ”①在1927年5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的第一版上，载有引人注目的《詹大悲启事》，主文是：“对不住各处介绍来帮忙的和自愿来帮忙的诸位，因为本厅用人有限，又不敢为人设事……这是要请诸位原谅的……! ”这个启事连续登了十多天。本来，任人唯贤、不徇私情，这是詹大悲一向坚定不移的作风，大家都很清楚; 可是，当他任省民政厅厅长时，不少亲朋戚友，又都“围”了上来，使他不得不在报纸上登出了这样的“启事”。

(七)

革命形势日益发展，蒋介石一伙背叛革命的阴谋日益暴露。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国民党左派同蒋介石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詹大悲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在迁都问题上，为了不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1927年1月，蒋来武汉时，詹大悲以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负责人的身分，强烈“欢迎”蒋介石执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926年11月26日通过的“迁都武汉”的决议。蒋在武汉到处碰壁后，回到南昌，继续进行分裂活动。詹大悲大声疾呼： “把党的职权行使起来”，不能“只看见个人活动，看不见党的活动! ”①当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讨论这一问题时，蒋介石复派陈公博来汉“刺探”情况。詹大悲和李汉俊入夜见陈，与之争论至半夜②，对蒋介石破坏革命的行径，痛加鞭笞。

1927年3月7日，詹大悲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10日，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统一革命势力案》、《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等议案，以及其它一系列宣言和训令。同时，还“决定中共派人参加国民政府，发起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的运动”③。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广大人民反蒋斗争的士气。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参加这次会议的詹大悲、恽代英、吴玉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紧密配合是密切相关的。例如讨论军事政治学校的提案时，恽代英针对蒋介石利用校长职权，在军校中拉帮结派，造成学生只知有校长，不知有党等情况，提议“改校长制为委员制”。詹大悲立即表示赞成，说：“如果对党忠实的党员，决不令学生对其个人有印象，使学生忘却党的印象; 必不使学生在个人指导下，而使学生在党的指导下。”詹的发言意犹未尽，毛泽东随即提议： “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志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反映，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条文。”吴玉章连忙表示：“毛同志提议不得设同学会，本席赞同! ”詹大悲来得更干脆： “不必另添条文，可下令禁止! ”会议执行主席征求众代表意见： “凡党立各军校不得有同志、同学、同乡会之设立，付表决”，“全体通过”①。

武汉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这一提案，作出决定，取消军校的校长，指定邓演达、恽代英等为委员，组成委员会主持军校工作。这也就免除了蒋介石兼任军校校长的职务。

会议在讨论农民问题和《对农民宣言》后，大会主席团以“此案情重大”，指定詹大悲、恽代英、吴玉章、毛泽东等九人“修正宣言并审查”②。经过审查修正的“宣言” 明确表示： “本党始终站在农民利益方面，代表农民利益而奋斗，本党始终拥护农民一切合理的斗争”，务使“每个受压迫的农民，都得到切实的解放! ”③农民问题案还规定国民政府设立农政部，加强对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领导。当时农民运动正蓬勃兴起，农民问题案的通过和《对农民宣言》的发布，对农民运动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促进。

由于“二七”阳新惨案的发生，湖北省党部根据运动的需要和农民的要求，制定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提交这次会议审批。当省党部负责人董必武将两个条例制定情况向会议作了说明后，孙科认为：“此种条例是很需要”，但应提交中央政治委员会全面考虑后，再由国民政府颁布施行。早就主张组织专门机构处理土豪劣绅问题的詹大悲①，这时立抒己见： “孙同志提议甚好。不过湖北对此目前革命迫切的需要，一面批准湖北单行，一面由国民政府颁布。”会议执行主席询问： “一省单行，是否批准?”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肯定：“当然批准! ”②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他说得那么肯定，会议自然也是一致通过了。这两个条例被批准实施，湖北省及所属各县，迅即成立土豪劣绅审判委员会，掀起轰轰烈烈审判土豪劣绅活动，大长了农民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反革命派的威风，保障了农运的发展。

这次会议开到3月17日结束。18日，在武汉各界纪念“三一八”惨案一周年群众大会上，詹大悲作了长篇讲话。他结合贯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巴黎公社“三一八”起义56周年的革命史，讲到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一周年的重要意义。他说： “若没有巴黎公社”开创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尝试，“就不能引起世界革命”。去年今日，“北京人民正是继承巴黎公社起义烈士的革命精神，在李大钊等同志的领导下，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游行请愿。”当时虽遭段祺瑞反动政府的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但“革命从此益形发展，才成现在局面” 。因此，“我们不徒凭吊”，还要继承巴黎公社、以及所有革命烈士包括“三一八”惨案革命烈士精神，把反帝反封建的两个大斗争进行到底! 若到明年“三一八”时，“被压迫群众都得解放，这纪念才有价值”③。

为贯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精神，3月20日，詹大悲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会上，他愤激呼吁： “要恢复党权，打倒操纵党务、实行个人独裁的反动分子! ”

这时，长江下游形势又有新的变化。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在周恩来、罗亦龙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们同装备精良的直鲁联军展开肉搏，一举占领了上海; 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攻占了南京。但是，革命势力愈向前推进，蒋介石一伙的分裂阴谋也愈演愈烈。3月7日至23日，相继出现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枪杀，南昌市党部和工会被捣毁，安庆、芜湖也有暴徒在行凶。3月24日，即革命军克复南京那天，英、美等帝国主义公然出动军舰，炮轰南京的革命军及和平居民。面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里应外合，向革命进攻，詹大悲利用讲课或开会的机会，四处奔走呼号。他先后在湖北省工人运动讲习所、省党务干部学校、文官养成所，以及董必武主持的党义研究所和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结合讲授国民党党史、党义等课程，愤激地指出： “现在党内封建势力日渐扩大，九江、芜湖、安庆等处，在在可以证明。如果不铲除此种势力，革命终无成功之日! ”①3月30日，他在纪念黄花岗烈士大会上痛切地说： “十六年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反抗异族的压迫而牺牲流血。因为他们的这番流血，才有辛亥革命的结果。现在又因为有了无数的同志，尤其是工农群众，继承黄花岗烈士精神与军阀作战，才有上海、南京相继光复的胜利。要保障扩大这一胜利，就必须全民众下决心打倒现在仇视工农运动，摧残工农组织，与军阀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互谋妥协的反动分子! ”詹大悲慷慨激昂，台下听众不禁高呼： “打倒蒋介石!”①4月2日，詹大悲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谴责蒋介石破坏各地工农运动，违反中央决议的罪行，决定开除上海交涉员郭泰祺党籍。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二天，詹大悲立即召开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第二十五次执委会议，通过了“通告下级党员一致反帝国主义，反蒋”和“根据蒋介石最近反动事件，再请中央免职查办，并开除其党籍”等项决议②。同时，以市党部主办的《汉声周报》反复揭露和申讨蒋介石叛党叛国，摧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的滔天罪行。

这时，伪装进步的汪精卫从国外返上海与蒋介石密谈后，回到武汉。詹大悲与董必武代表国民党省、市党部举行欢迎宴会。在宴会上，詹大悲首先起立致词。指出： “凡是一个革命党，一定要经过无数的困苦艰难，当困苦艰难发生的时候，必定有真正的革命分子与反革命派争斗，才能打破这困苦艰难，才能使党一直走革命的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现在，我们党已经到了很严重的时候了”，“欢迎汪精卫来，就是要他团结革命势力，与反革命派奋斗，完成国民革命! ”③接着，詹大悲又与在汉其他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共40人联名通电讨蒋，愤怒斥责蒋介石是“总理的叛徒，本党的败类，民族的蟊贼”④4月23日，武汉30万人民在武昌举行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整个两湖地区掀起了广泛的反蒋高潮。詹大悲还在继续深入地做好反蒋发动工作。4月29日，他在全省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期满式上，号召大家“做革命工具，做党的工具，认识了理论，就要在行动上体现出来! ”①

随着斗争的深入，斗争的复杂性日益严重。5月18日，驻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叛变，进攻武汉外围。詹大悲与董必武主持召开国民党省、市党部执监委员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声讨夏斗寅通电和告十四师士兵及各界宣言等六项决议②。19日，武汉三镇同时召开讨夏大会，到会群众共达60余万。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叶挺的二十四师，配以由中央军校师生和农民运动讲习所部分学员组成的中央独立师，迎头痛击，“把叛军打得一败涂地。如果叶军一直……追到岳州，完全可把它一鼓歼灭”③。可是，“汪精卫主张调解”，陈独秀也跟着“无原则地大讲 ‘团结’ ”，“说农民运动搞得 ‘过火’ ”④。更严重的是，他们竟以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名义，发布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诬蔑工农团体“幼稚”，要总工会“制裁”违反“纪律”之工人; 诬蔑农民运动“破坏公共秩序”⑤等等。

情况如此严重复杂，詹大悲始终和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坚定而清醒地呼吁：国共两党“实有亲密合作的必要! ” “日来谣诼频兴，显系反动派捣乱之阴谋”⑥。我们要进一步宣传总理三大政策的真实意义，“并须严密侦察反动分子!”① “因为要摧毁封建的基础，决不是省政府几个人员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②; 必须保护工农运动。

为了保护工农运动，保护革命力量，詹大悲力主及时对叛军土匪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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