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李振亚人物传,李振亚生平事迹,李振亚评价

Posted 2022-05-06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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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李振亚人物传,李振亚生平事迹,李振亚评价

李振亚

李振亚，曾参加广西右江百色起义;在中央苏区时，曾任红军学校教官; 长征时任红色干部团营长、红三十三军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奉命担任琼崖纵队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1948年9月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共中央发出的唁电说： “琼纵副司令员李振亚同志于陵、万战役攻势行动中英勇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大损失，特致悼念。并望告琼纵全体同志，继续努力，为坚持解放琼崖而奋斗，以纪念李振亚同志永垂不朽! ”

(一)

李振亚，乳名阿四，曾用名李荣、李伯崇、李崇等①。1909年(清宣统元年)②出生于广西藤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跟随父母亲参加劳动，读过两年私塾; 八九岁时，父母亲先后去世，他与祖父一起种田劳动，维持生活。

李振亚的少年时代，正是新旧桂系军阀——初是陆荣廷，后是黄(绍竑) 、李(宗仁) 、白 (崇禧)等——先后统治广西的时候。在军阀、地主的压迫剥削下，李振亚跟祖父长年辛勤劳动，但收获所得，常常不够支付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生活十分贫困。他年纪稍大后，跑到外面寻求生计，曾经到一家饭店当伙夫，干杂工，又曾到一家裁缝店当工人，整天劳动所得仅够餬口，还经常受到老板的欺压。但他并不向困难低头屈服。为了生活和未来，他在劳动之余抓紧时间努力学习文化，日渐懂得了不少知识和道理。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广东成为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紧挨广东西部边境、与广州之间交通频繁的广西梧州，深受广东革命形势的影响与推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梧州一带的工农运动日渐开展起来。距梧州数十里之遥的李振亚的家乡藤县亦受到革命风云的影响。出身贫苦、深受阶级压迫的李振亚，渐渐被卷进了革命的漩涡之中，参加了各种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群众运动。他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精神营养，眼界不断开阔，政治认识亦不断提高。

继蒋介石集团于1927年4月间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叛变后’统治着两广的桂系军阀，也在广东、广西相继实行了反革命叛变，使两广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广西的中共组织转入了地下，继续带领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

1929年3月，蒋桂之间的军阀混战爆发，结果桂系军阀战败。有进步倾向的俞作柏、李明瑞等乘机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他们受共产党的影响，同情革命，再加上与蒋、桂军阀之间有矛盾，于是要求共产党派出干部协助他们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前往广西，以便从中掌握武装，建立革命队伍; 中共各地党组织也输送了一批党团员以及工农积极分子到部队来，充当骨干。李振亚便是在此情况下，从梧州前往南宁参加了广西军队。他与莫文骅等同在一起工作，“都在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任副官”①。

1929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的日子，在邓小平、张云逸领导下，部队于百色正式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部队改编为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同时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李振亚参加了百色武装起义的伟大壮举，被委任为红七军军部副官②。

百色起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广西反动统治者。他们收集反动力量，千方百计想扑灭红七军，调遣了一股反动地主土匪武装共约2000余人，从百色西部地区向百色袭击。当时邓小平去了龙州，张云逸去了平马镇未归，起义部队主力则开到了果德、平马一带活动。留在百色的仅有军直属队，连同军部工作人员等总共不足500人。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军部工作人员叶季壮、云广英、李振亚以及军部教导队队长许卓等人，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拿起武器，带领战士们迅速投入战斗。

进犯敌人多为本地人，他们恃熟悉地形和道路，从西南面向百色扑来，不到半个小时，便占据了城内商业区大街以及大部分街巷，大肆抢掠，十分猖獗。指战员们斗志昂扬，在城内筑起了街垒，阻击敌人，奋勇杀敌。“叶季壮、陈叔度、陈可福、李治、李荣(即李振亚)、云广英以及教拳术的师傅老张，在司号员小李吹的冲锋号下，拎着驳壳枪，一鼓作气从军部附近的街口直向大街冲击，将土匪击退”①。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灭了一批反动武装，最后敌人狼狈逃窜。百色城仍然牢牢控制在红七军手中。

由于李振亚参加革命后，工作积极，革命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坚定执行党的指示，因此百色起义胜利后不久，光荣地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3月，红七军军部率领一、二纵队转移到桂黔边一带活动。李振亚亦随军部行动，负责部队的后勤工作。4月底，部队进抵榕江县城 (属贵州省辖) 。敌人凭借工事，负隅顽抗。我军英勇奋战，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榕江城。李振亚与一些干部在榕江城参加了将没收得来的反动官僚地主的财物和粮食分配给当地贫苦群众等工作。李振亚还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当地群众拉着李振亚等红军工作人员的手，连声称赞红军真正是“人(穷人) 的队伍”。几天以后，部队又回师右江根据地。

是年夏天，军部决定部队在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平马镇集中整训三个月。李振亚参加了整训。

1930年9月，中央代表邓岗 (邓拔奇) 抵达平马，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要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最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红七军前委领导人邓小平等对此持不同意见，但因为中央已作了决定，只好贯彻执行。为此，军部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取消了纵队，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除韦拔群率领二十一师留下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师奉命北上。李振亚仍在军部当副官，随军出发。

部队在三个月的远征中，疲于奔命，结果不仅没有攻占一座大城市，相反使自己伤亡和减员严重。待部队12月底占领全州时，部队已减员一半以上。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广大指战员对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日益产生怀疑与不满。在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下，红七军前委在全州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决定取消攻打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的冒险计划，改为向广东小北江一带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取得暂时的立足点，然后再挺进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红军会合。

1931年1月上旬，部队在前委率领下继续前进。此时正是严冬季节，天寒地冻，指战员们缺衣少食，情况十分艰苦。担任后勤工作的李振亚等人，千方百计地为部队筹集衣物粮食，解决部队困难。部队进抵桂湘两省交界的江华镇时，没收了一些反动官僚的家产，征用了一些大商户的布匹、棉花，并接收了反动官僚地主的粮库。李振亚等将没收的东西，大部分分给当地贫苦群众，其余补充部队。他们还发动当地群众帮助部队缝制了一批衣服，同时购买了一部分鞋袜等，解决了一部分指战员的御寒困难。

1月中旬，红七军进抵贺县桂岭。红七军前委决定将两个师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干部降级使用，精简机构，充实连队。李振亚调到五十八团担任团部副官，继续主管后勤工作。4月间，红七军第二次党代会召开，批判了立三错误给部队带来的影响，整顿了部队。7月间，红七军进抵兴国，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红七军划归红三军团指挥。这期间，李振亚仍在五十八团任副官工作。他一如既往地积极搞好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每次行军和对敌作战之前，他都认真细致地检查各连队的枪支、弹药以及粮食等物资的准备情况，如发现不足或不适用等情况时，就及时处理，或补充或调换。部队平日驻防时，他反复教育战士们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模范遵守群众纪律，搞好清洁卫生等等。当部队要出发时，他到各驻地进行检查，嘱咐战士们要把借用老百姓的各种东西及时清点退还; 有违反群众纪律的，就进行严肃处理。当年曾与李振亚一道工作、担任第五十八团政委的云广英，回忆李振亚时说： “他给我的印象很好，很深刻。他在艰苦和任何艰险的战斗情况下，革命意志很坚强，工作责任心很强。在行军作战时，他都主动、积极、勇敢地完成他的工作任务，又能善于团结干部和群众，特别对一般工作人员的教育，都做的很好。因之，在该团工作中他给我们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帮助很大，的确起到了得力的助手作用，这是他在内战时期的表现”①。

(二)

1931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3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红七军抵达兴国后，立即投入了反“围剿”的斗争。8月中旬，红七军与兄弟部队互相配合，经过三天急行军，奔袭黄陂敌毛炳文师，全歼敌军四个团; 9月中旬，在牵制和消灭敌韩德勤部的方面岭战斗中，再一次立下了战功。李振亚参加了这次反“围剿”斗争。

有一次，红七军五十八团奉命急行军，奔袭广东南雄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在部队要经过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下，后勤工作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李振亚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筹措粮食等物资，保证部队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奔袭战斗任务。

1932年初，李振亚奉命到红军学校学习。5月结业后，李振亚被留在红军学校工作。

1933年，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革军委决定将工农红军学校扩编成四所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彭杨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两位革命先烈而定名) 、公略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定名)、特种学校，此外还有一个上级干部队。李振亚奉命调到公略学校工作，担任学校第一营营长职务①。

公略学校的任务是培养红军的连排级军政干部，学员都是从部队连长、指导员、青年干事等方面挑选而来的。李振亚结合自己的革命斗争实践进行教学，带领学生认真操练和演习。平日，他经常深入学员中间，了解情况，关心学员们的思想与生活情况，及时解决存在问题，言传身教，深受学员们的拥戴。

从1933年秋天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又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我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受到了严重挫折。1934年10月，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为了适应长征时作战需要，10月中旬，四所红军学校及上级干部队奉中革军委命令，在九堡集中整编，合并成红色干部团，作为一个统一的作战组织，随中央红军一道参加长征。红色干部团除担负着在实战中培养干部和进行战斗的双重任务外，还同时肩负着警卫和保卫中央纵队行军宿营安全的重任。红色干部团经整编后，原公略、彭杨学校编为军事第一营、第二营和第三营，特种学校为第四营，红军大学编入上级干部队。红色干部团团长为陈赓，政委宋任穷，李振亚被任命为第一营营长，丁秋生为第一营政委(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到职)。一营辖三个连，战士都由原连排干部组成。

1934年10月18日，红色干部团在陈赓、宋任穷率领下，奉命出发，开始长征。12月间，进入了广西境内。一次，干部团进入苗山，正在尖顶苗区宿营，国民党反动派派遣了一些特务偷偷潜进苗家山寨，在半夜时分乘人不备，纵火焚烧苗家房屋，同时造谣、诬蔑说是共产党杀人放火。李振亚与其他战士奋不顾身地参加灭火。他们还抓住了几名纵火者，供认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通过放火挑拨少数民族仇恨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干部团指战员们及时向群众进行宣传，使群众知道了放火的真象。随后，干部团发动战士们帮助苗家群众修筑房屋，还发放了一些钱给群众度过困难，进一步密切了苗家群众和红军的关系。事后，朱德来红色干部团奖励了一营李振亚等同志的突出表现①。

12月15日，干部团与其它兄弟部队占领了黎平，并在黎平进行休整。1935年1月4日，红军攻占了遵义。红色干部团紧随中央纵队进入遵义，担负中央警卫任务。

遵义会议胜利结束后，红色干部团于1月中旬离开遵义，经娄山关、桐梓向西挺进至土城一带，准备随红军大队在土城、赤水渡过赤水河，夺取兰田坝、大渡、江安，然后横渡长江。

我军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恐慌。蒋介石命令川军倾全力于川黔边境布防，并派郭勋祺师严密封锁长江，防我军北渡。中革军委乃命令红色干部团配合三军团攻打郭勋祺师。

干部团一营战士在李振亚指挥下，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依托坚固工事，居高临下，顽强抵抗。李振亚身先士卒，站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当时地形对我不利，一营攻击时，既受到正面敌人的阻击，又遇到左右两条山梁的敌军火力侧射。一营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李振亚的背包都打进了几发子弹，帽沿也穿了洞。后来，敌我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大批川军源源不断地增援。因此土城战斗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我军乃决定1月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一渡赤水，向川南与滇东机动。

4月下旬，党中央为了甩掉追击的敌军，实行北上抗日，因而作出了分兵左、中、右三路，速渡金沙江的决策。4月29日，当红色干部团前进至离金沙江 (四川、云南交界处) 200多里的彝民地区时，接到了中革军委关于夺取金沙江绞平渡口的命令。为了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决定以干部团三营为先遣营，九连为前卫连，由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挥，日夜不停地跑步向绞平渡前进。干部团一营、二营、四营、上干队等则由陈赓等率领，随后跟进。当天晚上，先遣营占领了渡口，夺取了仅存的一只船，把一个排送到北岸。“李振亚率领第一营担任渡江掩护任务”①。敌军还摸不着头脑，就被我军缴了枪。我军控制了渡口两岸。

第二天清晨，刘伯承到达金沙江畔时，得知左右两个渡口因船只已被敌人烧掉，又无法架桥，全军都将由绞平渡渡江，于是命令陈赓率领一、二、四营等部迅速夺取绞平渡以北40里的通安州，占据高地，直接控制绞平渡口，掩护全军安全渡江。陈赓接受命令后，立即命令李振亚、丁秋生率领一营战士跑步前进，抢占通安镇右山阵地。一营和其他各营按照上级下达的命令，向敌军发动进攻。敌军在我军的强攻下，抵挡不住，纷纷溃退，至当天黄昏前，敌军全线溃退，我军占领了通安州。这样，红军数万人靠六只木船，得以从绞平渡安全过江。从此，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中革军委通令嘉奖了红色干部团。

5月25日，在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下，红一师一团夺取了安顺场，又组织了十七勇士强渡了大渡河。红色干部团随一师之后，也在这里渡河。由于安顺场不能架浮桥，修好了的几只船也无法解决全部红军的渡河问题，而向我追击的敌军很快就要赶来了，形势危急。刘聂等首长认为必须夺取泸定桥，乃命令二师沿江左边北进，已经过了江的一师则沿江右边配合二师夹江北进; 干部团接替一师防务，掩护兄弟部队执行任务。

不久，敌军一个先头旅赶到。情况紧急，上级命令干部团至少要坚守一天。处在敌众我寡的严重情况下，一营战士在李振亚、丁秋生指挥下，凭借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被打退。在战斗中，李振亚腿部受伤，但仍坚持不下火线，带伤继续指挥战斗，终于和其他兄弟部队一道，完成了坚守一天的战斗任务。

红一方面军过了雪山、草地后，6月间在达维、懋功地方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组成了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李振亚奉命调总指挥部任作战科科长①。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也利于互相学习，经中央批准，决定一、四方面军之间互相调配部分干部和部队。四方面军调派了三个团共3 800人到一方面军; 一方面军也调派了李卓然、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朱良材等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李振亚奉命从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调到四方面军红三十三军，担任军参谋长的职务①。

8月，中革军委于毛儿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继续北上，以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中央直属纵队，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合组成右路军; 以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合组成左路军。李振亚随三十三军调入左路军工作。

左、右路军相继出发北上。但当左路军进抵阿坝地区后，张国焘阴谋搞分裂，对抗党中央的北上方针，竟然命令左路军以及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转头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根据地，甚至公然宣布另立中央。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的团结，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李振亚坚定地站在朱德、刘伯承一边，积极参加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为此，李振亚遭到了张国焘的打击与排挤，被调到“军政治部当娱乐股股长”②。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甘孜地方会师，共同北上; 10月间于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汇合。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第三十军、第九军、第四军、第五军①、第三十一军西渡黄河。10月底，除第四军、三十一军因敌军控制黄河渡口而被阻于河东外，其余三十军、第五军、第九军均相继渡过了黄河，组成了西路军，向甘肃河西走廊前进。当时李振亚在第五军工作，因此亦随军西进。

西路军先后在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子等地方，同马步芳、马步青等部之优势敌军进行了长达四个多月的恶战，虽然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我军亦遭到了严重损失与挫折。李振亚在西路军亦经历了多次艰苦战斗，后来历尽艰辛，辗转到达延安。

(三)

李振亚到延安后，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随左路军西征的艰苦经历，受到了有关领导的亲切慰问。不久，他被分配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第五中队任中队长兼教官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呼吁国民党以及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在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不久，李振亚奉调到十八集团军总部担任参谋工作。

为了加强华南地区抗日斗争的骨干力量，党中央决定派出一批干部南下工作。12月初，由涂振农负责带队的一批干部，其中包括李振亚在内，奉命离开延安南下，于12月底抵达湖南衡阳。李振亚奉命暂留在衡阳，协助叶剑英参与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产物。1938年11月，国民党蒋介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派出干部到南岳训练班参与举办工作，讲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游击政治工作等问题。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认为参与举办这个训练班，对于促进国共团结抗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而决定叶剑英负责，带领一批工作人员共30余人，组成代表团，前往参加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

12月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由国民党方面的汤恩伯任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共产党方面的叶剑英任副主任，共产党八路军方面派出的干部李涛、吴奚如、薛子正、边章伍、李振亚等担任各级教官。其中李振亚被委任为上校教官。

1939年2月25日，训练班第一期正式开课。训练时间为三个月。在整个教学课程内，军事方面教育约占五成半，政治教育为四成半。由共产党八路军方面派出的教官，主要负责讲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游击政治工作等课程。在叶剑英主持下，对参加教学工作的我方工作人员，作了适当的分工。叶剑英除负责全盘工作外，还亲自担任一部分教学工作。李振亚、李涛、吴奚如负责讲授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问题，边章伍、薛子正则负责讲授游击战术等问题。

李振亚负责讲授的政治工作问题，其内容主要是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以及如何开展群众工作等等。他努力工作，认真备课，讲课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列举大量生动的事例，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1939年5月25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结业，李振亚奉命到广东工作。6月初，他抵达广东韶关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了一段中共广东省委在曲江纂溪村办的一个党员训练班，讲授关于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以及军事知识等问题。七八月间’训练班尚未结束，广东省委命李振亚立即动身前往广东东江抗日游击队所在地广东惠阳坪山，主持广东省委举办的游击训练班工作，后来又被任命为东江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第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设在惠阳坪山沙博村。训练班于9月开课，李振亚任训练班主任，负责全面工作。邬强任副主任兼教官。第一期训练班时间三个月，于12月结束。接着，1940年1月，李振亚又主持举办了第二期训练班。

1940年2月，李振亚与从马来亚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华侨女青年，当时正在曾生部队电台工作的王春红结为伴侣。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国民党广东当局蓄意制造事端。面对这一严重情况，1940年3月初，中共东南特委与东江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在惠阳坪山召开了东江军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东江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曾生、王作尧两支部队离开惠 (阳) 、东 (莞) 、宝 (安) 抗日前线，向海陆丰地区转移。3月8日晚，正当我东江抗日军民在惠阳坪山举行“三八” 国际妇女节纪念活动时，国民党顽军竟向我发动袭击。曾生部队在曾生、梁鸿钧、李振亚等率领下，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向海陆丰转移。王作尧部队也同时离开东、宝地区，向海陆丰转移。两支部队在东移过程中，受到了国民党顽军的前阻后追，双方进行了多次激战，部队损失很大。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于4月间抵达海丰，在海陆丰分散活动。李振亚夫妇则奉命前往广东省委领导机关所在地香港，向省委汇报部队情况。5月间，党中央对曾生、王作尧部队发出电报，指示他们应立即返回东、宝、惠前线，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党中央同时还决定李振亚夫妇前往海南岛工作。

李振亚接受党的指示后，与爱人王春红 (从这时起改名为王超) 离开香港，于1940年8月抵达海南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驻地美合。

(四)

李振亚抵达海南后，受到了琼崖特委领导人冯白驹等的热烈欢迎。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他被任命为琼崖特委直接领导的抗日部队——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 (简称琼崖独立总队) 参谋长①。

琼崖独立总队是由琼崖工农红军改编的。部队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缺乏必要的训练和休整。李振亚到海南后，针对上述情况，在琼崖特委领导下，积极协助冯白驹抓部队建设工作。他初到海南时，总队部正在美合根据地举办培养各级干部的“琼崖抗日公学”。他主动要求参加公学的工作，从教学计划以至教学内容，都提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他还亲自编写军事教材，主讲军事课。他联系实际，讲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讲授游击战术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十六字诀。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他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规模较大的作战地图模型，使学员们更能学懂记牢。

1941年五六月间，李振亚又向琼崖特委和总队部建议，举办一所“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由李振亚兼任军政干校的校长和政委。军政干校设军事队和政治队。校址设在六连岭地区。李振亚把延安“抗大”的一套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具体运用到军政干校。学校明确提出，以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教学宗旨。他带领全体教职工和学员奔赴六连岭，自己动手，进行建校活动。校舍建成后，转入紧张的学习生活。李振亚主持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还亲自主讲军事课和主持军事训练。当时战事频繁，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经常到六连岭根据地骚扰，李振亚便带领军事队的学员们到附近部队参加实践锻炼，回来后又及时进行总结，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使学员们的战术指挥水平和军事知识提高得很快。李振亚还带领政治队的学员到六连岭附近向民众做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动员民众交粮、运粮，参加担架队，使学员们从实践中学会做政治工作的本领。军政干校开办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配合日伪向我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李振亚率领军政干校的学员配合部队反击敌人的进攻，在山岭上坚持斗争三天三夜，最后为了保存实力主动撤离。敌人攻上山后，燃起大火，把学员们艰苦创业建设起来的教室、校舍全部烧毁。以后，军政干校在六连岭山区的各个村庄里流动办学。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这所“抗大”式的军政干校，为琼崖抗日部队和地方党政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干部，其中有不少日后成为海南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

经过李振亚等的不懈努力和积极工作，琼崖部队日渐走上正规化的道路，政治素质、军事素质以及战略战术水平等都得到很大提高，李振亚对于海南部队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正如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的刊物《群众》载文指出的： “自李振亚和庄田同志来琼后，琼纵的参谋工作，是经过李振亚的手建立起来的，从而逐步提高部队的作战与管教。由小小的游击队伍，逐渐提高到正规兵团，由游击战到学会运动战，就是这样的锻炼出今天琼崖人民解放的武装力量——琼纵。在这个建军工作上，他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①。

1942年初，李振亚奉命兼任琼纵第三支队支队长。夏天，琼纵特委决定开展陵(水)保(亭) 等地区的工作。李振亚奉命带领一支20多人的精干的短枪班，前往指导工作。在此期间，他在边区工委配合下，指挥短枪班袭击日军什岭据点，打死日军十余人; 袭击坚持反共立场、投靠日军的顽军梅有仁地方大队，缴获枪枝弹药一批;袭击船竿村反动头子胡朝卿，缴获枪枝弹药一批; 严厉惩处陵水大汉奸梁大同，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群众。李振亚还认真作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一名黎族领袖人物、当时担任国民党地方大队长的王昭信与我军合作抗日，同情和支持我军的抗日活动，打击破坏抗日的伪军和顽军。

1942年10月，琼崖特委召开特委第九次扩大会议，李振亚被增选为琼崖特委执委会委员。

1944年春，奉中央军委命令，琼崖独立总队改编为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庄田任副司令员，李振亚任参谋长，王伯伦任政治部主任。

五指山区位于海南岛的中心，聚居着黎、苗等族人民。那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在军事上易守难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抗战初期，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琼崖特委指示：必须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逐步把五指山根据地建设好①。1945年初，党中央又指示琼崖特委应该扩大巩固中心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②。李振亚衷心拥护党中央这一正确决策。他与琼纵副司令员庄田认真研究后，向琼崖特委和琼纵提出成立一支部队，以集中力量开辟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建议。琼崖特委迅即采纳这一意见，决定从琼纵第一、二、四支队中各抽出一个主力大队，组成一个挺进支队，作为开辟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主力部队，任命李振亚兼任挺进支队支队长，苻荣鼎为政委，张世英为副支队长。

当时，国民党顽军琼崖守备第二团驻守在五指山区白沙县罗任村一带，控制五指山腹地。为阻止我军进山，顽军派出了一个前哨连，驻扎在去罗任的必经之地合口村(距罗任30余里) 。为了摸清敌人情况，以利进攻，李振亚首先派出一个侦察小组，秘密地潜到敌据点附近进行侦察，将敌人的兵力布署、地形、工事构筑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然后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按照作战方案，第一大队在副支队长张世英率领下，乘夜向合口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不到半小时，除少数敌兵逃脱外，大部均被歼灭。晚上，仍由副支队长张世英率领第一大队偷袭敌军械厂，其余部队一部分佯攻罗任，一部分向白水港进攻。经过激烈战斗，白水港敌人终于为我歼灭。罗任守敌见白水港失守，赶紧夺路逃走。罗任落入我军手中。这就为挺进五指山区扫除了一大障碍。

罗任战斗结束后，李振亚命令部队集中在罗任休整，总结战斗经验，同时派出干部组成群众工作组，深入到黎族、苗族同胞村寨做群众工作。

8月，国民党顽军保安第六团奉命进驻鹦哥岭下的毛栈，毛贵一带，妄图阻挡挺进支队前进。李振亚派人摸清敌人情况后，决心将其歼灭。8月23日，在李振亚指挥下，我军向敌团部和一营发起猛烈进攻，战斗仅进行30分钟，部队就逼近了敌团指挥部。敌团长杨开东见状，急忙带领残兵逃命。我军第二大队紧追不舍。因山洪爆发，我军追路受阻，杨开东一伙乘机逃脱。

战斗结束后，我军搜查敌人遗下的文件时，发现了一份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关于日军无条件投降的通令，才知道日寇已于8月15日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琼崖特委下令各个支队迅速从五指山区分头出击，进攻日伪占领区，恢复失地，扩大解放区。李振亚奉命率领挺进支队西出南丰圩，包围驻守那大镇的敌人，解放了和庆、和舍一带地方，缴获了大批武器。李振亚大智大勇，有胆有识，为海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位海南老干部对此激情地说： “我们海南部队的同志，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只要是李振亚同志领导和指挥的战斗，都有战胜敌人的百倍信心”①。

(五)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

1946年2月，国民党四十六军向海南五指山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琼崖特委、琼崖纵队领导机关决定撤出五指山白沙根据地，向澄迈地方转移。与此同时，庄田、李振亚等奉命带领部队反击敌人，为自卫反击战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不久，李振亚率领挺进支队二大队和三大队攻占了处于敌后方，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新盈港; 随后，又一连攻克了加乐、石浮、仁兴、大同等圩镇和据点，歼灭了一批敌保安队和土顽武装，在这一带进一步扩大了琼纵的军事、政治影响。

1946年10月间，敌四十六军调离海南，改派国民党保二、保三、保四、保五、保六、保七等六个保安总队，在琼崖监督专员兼保安司令蔡劲军统率下，继续向我琼崖纵队和根据地进攻。1947年3月，蔡劲军命令敌保六总队队长杨开东，带领两个正规营和数百名地方土顽，进犯琼纵挺进支队驻地风脚村一带。

李振亚接到上述情报后，立即召集支队其他领导人商量对策。当时挺进支队在这一带活动的只有五个中队，在兵力对比上，敌强我弱。有个别干部主张避开敌人锋芒，分散活动。李振亚主张以一个中队的兵力吸引、消耗敌人，其他四个中队隐蔽待敌，看准一路敌人，伺机出击，局部歼敌。李振亚的作战方案，获得大家一致赞同。4月28日，杨开东率部向风脚村进犯。杨开东自恃兵强马壮，武器精良，向我部多次发动进攻，但均被我军击退。杨开东见强攻未能奏效，便命令其加强营赶来参加助战。

在此情况下，李振亚命令全线出击，原坚守在风脚村的我军也向敌人发动反攻。在我内外夹击下，杨开东的兵马被打得死伤严重。残余的敌军在杨开东带领下仓皇逃命。风脚村战斗，共歼灭敌人一个连，缴获机枪三挺，其它弹药枪枝一批。

接着，挺进支队和第四支队配合作战，在澄迈西昌至坡尾(今属屯昌县)公路上的鸡寮沟地方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敌保六总队两个连，缴获机枪六挺和一大批武器装备。龟缩于南坤、林加一带据点的敌军，惶惶不可终日，怕我军随时发起袭击，因而放弃了这些据点，收缩到屯昌去。这一带地方遂告解放。

为了加强琼崖纵队的军事领导力量，1947年2月，中共琼崖特委报请中央任命李振亚、吴克之分别任琼崖纵队第一、第二副司令员。1947年4月初，琼纵决定成立前进支队，担负清除白沙一带敌军，开辟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任务。前进支队在琼纵总部直接指挥下，连战皆捷，相继攻下白沙的加叉、营根、番阳、水满等敌据点。至此，五指山中心根据地又重新建立和恢复起来。4月14日，琼崖特委和琼纵总部向党中央报告这一喜讯。中央军委接电后，立即回电祝贺： “琼委十四、二十二日电悉，海南根据地在五指山初步建立是一大胜利”①。

5月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五指山区白沙县红毛乡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海南区党委，冯白驹当选为区党委书记，李振亚等13人当选为区党委委员。7月，海南区党委决定成立东、西、南、北各地委和专署，以加强各地斗争的领导。李振亚兼任西区地委书记(初为杨少民) 。10月，琼崖纵队第一次代表大会于白沙县便文村召开。由冯白驹、李振亚等五人组成主席团。在开幕式上，李振亚代表主席团郑重宣布：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总结琼纵建军二十年的历史经验，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更大胜利”①。会议期间，李振亚还向大会作了题为《十年来我军战术发展与经验总结》的报告，详细总结和阐述了军事问题、部队建设与部队政治工作等问题。

大会期间，中央军委发来电报，决定“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 (仍简称琼崖纵队) ，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任命冯白驹为司令员兼政委，李振亚、吴克之为副司令员，黄康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马白山为参谋长。大会结束后，部队进行扩编，下辖三个总队，一个直属支队。第一总队总队长、政委由李振亚兼任。在冯白驹、李振亚等领导下，琼崖纵队进一步发展壮大，信心百倍地带领全琼人民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争取全海南的早日解放而斗争。

由于海南反动头目蔡劲军对我军发动的进攻不断遭到失败，1947年冬，蔡被撤职，改由韩汉英来海南担任海南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但他手头兵力有限，已无法对琼崖纵队发动大规模的围攻，只能驻守一些沿海港口和重要城镇;一些地方反动武装亦只能据守一些次要的圩镇，或控制我游击区边缘地带。

1948年9月，海南区党委和琼纵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对当前海南形势和敌我情况作了认真研究分析后，决定集中力量对驻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一次秋季攻势。鉴于陵水县一带敌人据点暴露在我五指山解放区附近，乃决定以陵水为突破口，然后再挥师万宁、乐会等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扫除周围据点，使东南侧的解放区与五指山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了保证秋季攻势的顺利进行，区党委决定成立一个前线指挥部，由琼纵副司令员李振亚担任前线总指挥兼政委，并决定抽调五个支队的兵力投入秋季攻势战斗。

作战会议结束后，奉令参加秋季攻势战斗的各支队分别从各地日夜兼程，赶到保宁县祖关地方集结。9月17日，在李振亚主持下，参战部队举行誓师大会。接着，各支队相继出发，向陵水县城挺进。

当时陵水县城陵城仅驻有敌保七总队两个连，共约三四百人。我军原计划发起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陵水县城。但进军陵水途中，又接到了守城敌人已增至1 000人的新情报。前线总指挥李振亚根据敌情变化，当机立断将原来进攻陵城的作战计划，改为围点打援，以部分兵力包围兴岭敌据点，另派一支部队隐蔽于光岭一带，以狙击从陵水出来的敌军，配合迂回部队歼灭敌人。

兴岭当时是国民党保亭县政府所在地，驻有100名反动武装。光岭则位于陵城与兴岭之间，为陵水到兴陵的必经之地。9月18日晚，我军赶到兴岭，把兴岭包围起来; 另一部分则抵达光岭一带设伏。

翌日早晨，包围兴岭的部队开始向敌据点佯攻。驻陵城敌保七总队两个连闻讯即从陵城出发向兴岭驰援。当他们走到光岭附近时，遭到埋伏在那里的我军袭击，死伤不少，余部逃回陵城。

战斗结束后，李振亚与其他领导人认真分析情况，认为敌人虽遭我截击，但决不会因此罢休，于是决定原作战部署不变。第二天，敌人果然又从陵城出动，兵力增至五六百人，来势汹汹。当敌人进入我埋伏阵地时，李振亚一声令下，战士们向敌军展开猛烈攻击，再次打得敌军死伤惨重。余部拼命突围，逃回陵城再也不敢出来。

光岭战斗后，李振亚率部继续北上万宁，扫除万宁一带的敌据点。我军先后包围了东兴、牛漏、兴陵、李宝塘、礼纪、贡举等六个据点。经过数天的英勇作战，至9月26日，除牛漏外，其余五个敌据点均已拔除。

9月27日，李振亚到牛漏阵地前沿观察形势。一些同志考虑到他的安全，劝他及时回去。他爽朗地说： “没有关系”，继续行进到距敌据点只有100多米的地方，并手提机枪，向敌人据点打了一个点射，进行火力侦察。正在此时，敌人从碉堡里突然打来冷枪，射中李振亚的胸膛。李振亚当即跌倒在地。

翌日，李振亚的伤势不断恶化。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反复嘱咐守护在身边的战友们说： “要把攻势继续下去……要搞好情报……要搞好战斗的部署……”①。

李振亚牺牲后，海南军民十分悲痛。中共中央接到李振亚不幸牺牲的噩耗后，立刻发来唁电，对李振亚的英勇牺牲“特致悼念”。海南区党委也专门作出了关于追悼李振亚同志的决议，号召琼崖全体党政军民要普遍深入学习李振亚同志的革命品德和优良作风，继承他的遗志，为争取海南的彻底解放而继续奋斗。

作者附记：

本文撰写过程中，除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及报刊外，还得到了李振亚烈士的夫人王超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得到了宋任穷、伍修权、莫文骅、吕黎平、王平水、丁秋生、蒋耀德、云广英、磨力、李殷丹、薛子正、覃应机、曾生、邬强、周伯明、卢伟良、庄田、黄康、马白山、江田、赵光炬、陈青山、罗文洪、祝菊芬、苻荣鼎、李定南、苻和吉、李泽光、许振佳、李蕃春、许也淮、陈武英、冯继志、冯安全、卢航、潘照、崔懋峰、赵登学、陈乾初、徐清洲、陈蕃姚、王昭英、陈启江、文宝庆、李大义、洪冠英、刘英豪、王明、郭汉忠、梁仲明、王亚操、邓群、黎道英、钟英兰、覃仙、李英兰、陈素珍、陈家忠等老同志提供的有关李振亚烈士生前活动情况的资料。在这里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①李振亚在参加红七军以至长征和抗大工作期间,都用名李荣; 抗战初期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及在东江纵队工作时,用名李伯崇或李崇; 到海南工作后改名李振亚。

②据《中共藤县县委文件》第33号(1981年);另一说李的出生年月为1908年。

①莫文骅回忆资料,1985年9月。

②莫文骅: 《百色风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莫文骅:《百色风暴》。

①云广英回忆资料(1966年7月10日),原件存王超处。

①根据王平水回忆资料(1985年8月15日),原件存王超处。

①丁秋生回忆资料(1984年6月),原件存王超处。

①蒋耀德回忆资料(1986年10月11日)。

①黎昌平回忆资料(1986年10月15日)。

①《中革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1935年7月21日。

②黎明: 《李振亚同志永垂不朽》,载《群众》卷2第49期,1948年12月16日。

①1936年1月,为了充实连队,适应新的任务要求,各军奉命整编。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三军与原属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合并,编为第五军。原第三十三军各部编为第五军十五师四三、四四团。李振亚调第五军。

②据庄田的回忆资料。

据庄田: 《琼岛烽烟》,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黎明: 《李振亚同志永垂不朽》,载《群众》第2卷49期,1948年12月16日。

①据庄田: 《琼岛烽烟》,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据张世英: 《琼纵挺进支队》,载《广东党史资料》第7辑,1986年2月出版。

①据祝菊芬的回忆资料(1985年5月27日)。1941年李振亚在六连岭创办“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兼任校长和政委时,祝菊芬任学校教育长兼政治部主任。

①中央军委给琼纵的复电,1947年4月29日 (复印件存海南区档案局)。

①转引自马白山: 《浴血天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转引自马白山:《浴血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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