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罗瑞卿人物传,罗瑞卿生平事迹,罗瑞卿评价

Posted 2022-05-05 部队

篇首语：韬略终须建新国，奋发还得读良书。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罗瑞卿人物传,罗瑞卿生平事迹,罗瑞卿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罗瑞卿人物传,罗瑞卿生平事迹,罗瑞卿评价

罗瑞卿

青少年时期

1906年5月31日 (农历闰四月初九) ，罗瑞卿诞生于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今南充市舞凤乡双女石村)。

罗瑞卿的父亲叫罗春庭，是一个破落地主。

罗瑞卿的母亲姓鲜。她父亲鲜锦堂是南充北乡有名的大户。1905年她同罗家结亲，第二年，罗瑞卿出世，是难产，请了接生婆。因此他的小名叫接娃子，后来为了讨个吉利，又改名为吉娃子。然而由于罗春庭养成了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这个家非但说不上什么吉祥，而且迅速败落。

支撑这个家的唯一支柱是罗瑞卿的母亲。她既当妈，又当爹，除了孝敬婆婆、服侍不争气的丈夫和抚育子女外，还要经营家庭的经济。劳累使她心力交瘁，过早地衰老。罗瑞卿热爱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十分厌恶。

罗瑞卿在外祖父的帮助下，小学毕业后入县立中学普通科读书，后来转入蚕桑科。

鲜锦堂平时十分吝啬，然而却舍得在大外孙身上花本钱。原来他虽有三个儿子，却没有一个成器的，于是，便把光耀门楣的希望寄托到罗瑞卿身上。他想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塑造外孙，给外孙立了“约法三章”：一不准看鼓吹“异端邪说”的书刊; 二不准参加任何党派; 三要规规矩矩读书。如果违约，便要停止经济供应。此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北伐战争之前，鲜锦堂所谓的“异端邪说”，既包括鼓吹科学与民主的民主主义思潮，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鲜锦堂所谓的党派，指的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

对于外祖父的要求，一心想继续求学的罗瑞卿都应承了。但是，罗瑞卿在学校并不是用功的学生。他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踢球，看戏，看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他玩起来不要命，晚上睡觉时精疲力竭，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以致尿了床也不自知。在打球时，他的好胜心非常强。输了不服气，嚷着再来，不赢不肯罢休。

他尽管不用功，但成绩却不坏，这要归功于他的聪明、有捷才。他在读高小时，一次和同学们去一个罗汉堂游览。当看到一尊睡罗汉的塑像时，他信口吟道： “一睡睡得好，万事皆了了。我要同你睡，大事没人搞。”由于他的成绩无可指责，对于他上课看小说之类的毛病，老师也就不怎么管了。

罗瑞卿身材高大，有一股豪侠之气;与朋友交，讲究信义。课外活动，举凡踢球、演剧，他都是积极分子。同学们外出吃东西，他都争着会钞。他深得同学们的拥护，大家都尊称他为“罗大哥”。

罗瑞卿本想履行同他外祖父的协定，但一入学便碰上了反“佃当捐”的斗争。

20年代，在大小军阀统治下，四川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24年，驻南充的军阀何光烈又挖空心思，征收 “佃当捐”，亦即由地主和佃户、当铺老板和当户双方各出地租和典当钱数的1/10，作为捐税。何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南充各界的公愤。在南充中学校长张澜的支持下，南充中学的进步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佃当捐”的斗争。开始是上街宣传，接着分几路下乡抗捐。罗瑞卿参加了东路宣传队，走了几十里山路，到达会龙场。同学们得知绰号叫“秦大狗”的征收委员在一个茶馆打纸牌，便想马上去找秦算帐。罗瑞卿说：“大家一齐去，会打草惊蛇。”他提议由他和另外两位同学闯茶馆，其余同学埋伏在茶馆周围，以防意外。于是，罗等三人提了木棒，一直闯到牌桌旁，把“秦大狗”按在牌桌上痛揍了一顿，直到秦答应不再收捐才罢手。

同学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南充工商各界的拥护。众怒难犯，何光烈取消了“佃当捐”。

罗瑞卿参加反“佃当捐”的斗争，违反了他外祖父的约法三章。但一来这是“初犯”，二来把“佃当捐”反掉，鲜锦堂也得到了好处，因此鲜锦堂对于他的大外孙，还只限于警告，让其“下不为例”。但是，罗瑞卿要冲破他的束缚的行动却巳是一发而不可收了。

接下来的冲突是为了演剧。罗瑞卿是一个川剧迷，由酷爱川剧而及其他剧种。先是爱看，进而自己演。开始是演古戏，进而演现代剧。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参加了《孙中山之死》的演出。好好的书不念，却去当戏子，鲜锦堂巳经大惑不解。而演出《孙中山之死》，在当时军阀统治下的四川，已经牵涉到“异端邪说”，鲜锦堂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去训外孙，外孙不听。两人就吵，乃至砸东西，于是，裂痕便一步一步扩大。

这时，在南充中学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活动，公开的名义是国民党左派，秘密地建立了共青团 (C.Y) 的组织。罗瑞卿作为班上推选出来参加学生会的代表，同师范班的代表任煜(任白戈) 、王义林等结识。他们读了《新青年》和肖楚女主办的《新蜀报》等报刊，思想都倾向进步。当罗瑞卿得知任白戈即将加入共青团时，对任说： “虽然我和外公有约在先，现在还不能参加C.Y，但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干，我和革命生死同心。”①

1925年秋，共产党员吴玉章以国民党党员身分入川建立国民党左派。吴到南充后，任白戈带罗瑞卿去拜访。吴玉章对他们说： “人生在世，要做出一番对人民有益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如同小说、舞台上的英雄豪杰一样。他们一出来，人人高兴。”②这番话很对罗瑞卿的心思，他听得字字入耳。

当时，在南充中学，代表豪绅利益的国家主义派也大肆活动，并同国民党左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有一次，国家主义派诬蔑任白戈贪污了学生会会费，对任进行围攻。罗瑞卿打抱不平，把桌子一拍，接着又跳到桌子上，拍着胸脯说： “哪个要算帐，找老子来算。有理讲理，不许欺负人! ”③

理直气壮而又声若洪钟，加上身旁还有一群爱好体育的朋友，罗瑞卿的气势很快便把对方吓跑了。

罗瑞卿这一行动虽然解了任白戈的围，但也把他的政治倾向公开化了。一不作，二不休，以后他便索性置外祖父的禁令

于不顾，同任白戈等一道投入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1926年，南充成立工会，他担任了工会举办的夜校教员。这一切都进一步加剧了他同外祖父的冲突。1926年4月，罗瑞卿的母亲因患肺结核，吐血而亡。这个家对于他已毫无值得留恋之处了。他决心出走。于是，说动了他的祖母，得到很少一点路费，便摆脱了他的外祖父和父亲的监视，去成都投考高等蚕桑学校。

1926年7月，罗瑞卿和同学郑培济结伴走旱路到达成都，不久便考上了高等蚕桑学校。但是，因为没钱交学费，无法入学。写信向鲜锦堂要，鲜不仅分文不给，还大骂了一通“忤逆不孝”。罗瑞卿在成都逗留了两三个月。这时，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他听说黄埔军校要到重庆招生，便想： “国家这么乱糟糟的，学蚕桑也未必能够救国。”①于是，打算投笔从戎，投考黄埔。可是他不仅没有盘缠钱，连在成都拖欠的饭费也付不出。这时，一位同学从南充来信，劝罗回去。他说，鲜锦堂那里，他可以从中斡旋，让鲜汇路费来。不久，鲜锦堂果然汇来了20元，可是罗瑞卿并未回南充，而是乘船南行，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见到了巳先期到达这里，在共青团省委工作的任白戈，并通过他结识了任伯芳、任启愤等共产党员，听了四川著名共产党员杨闇公、刘伯承的演讲。他对任白戈等再次提出自己想搞军事、去国民革命军的愿望。

这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来重庆招生的人员巳与主持四川省国民党左派工作的杨闇公接上头，组织了招生委员会，吸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入校。任白戈便介绍罗瑞卿去报考，被武汉分校录取。年底，他随招生人员乘船东下，同行的有徐彦刚、潘先知、陈伯钧和女生赵一曼、游曦等人。

入校后，罗瑞卿被编入入伍生总队(属黄埔军校第六期)政治第一大队第二队。严格的军队纪律、紧张的军事训练很快使他由青年学生转变为革命军人。

5月中旬，武汉分校编为中央警卫师。6月间，在叶挺指挥下讨伐夏斗寅。战斗前夕，罗瑞卿听到他在军校也是以前在南充中学的老师李鸣珂说：“打仗不要怕死，枪子打死不仅光荣，且比什么死都痛快，扎个眼就过去了。”①他便抱着这种单纯而又豪迈的生死观投入了击溃夏斗寅部的土地堂战斗。他在战斗中的勇敢表现为团长蓝腾蛟所看中，蓝把他调到团部当传令兵。这期间，罗瑞卿耳濡目染，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但未得要领。不过，这一段战斗生活对他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使他坚定了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信念，也使他日后一参加红军便由于他具备的政治军事素质而成为其中的骨干。

部队回师武汉不久，汪精卫集团日益暴露出其反动面目。7月15日，武汉分校在打野外时，被唐生智部所包围。仍然打着“左派”旗号的张发奎将军校从唐生智手中“解放”出来，随即将其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罗瑞卿任副班长。8月2日，部队奉张发奎之命，东征讨蒋。4日，到达九江，被已开始反共的张发奎缴械。同学们纷纷离队。罗瑞卿此时正发烧腹泻，但也带病离开队伍，同一位四川同乡冯开琮一同回到武汉，住进了四川会馆附近的一个小旅馆。

不久，罗瑞卿的病越来越重，冯开琮陪他去一家教会医院。医院说罗患的是伤寒，应住院，需预交两个月的住院费和伙食费。罄二人之所有，仍然不够。冯允诺家里汇来钱即补上，医院才勉强将罗瑞卿收下。一开始冯还常去探视，每次去，医院都向他讨债，于是冯也不再露面了。医院便雇了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罗瑞卿拉回原住的小旅馆。旅馆老板见到人都快死了，不收。车夫又将罗拉回医院。医院知道罗是四川人，让车夫把罗拉到四川会馆。这一次车夫有了经验，他怕会馆不收，便悄悄把罗瑞卿背进一间久不住人、又霉又暗的小屋内，让他躺在一块板子上。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苏醒过来。他举目四顾，无亲无友，大病缠身，自己只剩下皮包骨，感到绝无活的可能，想以自杀结束痛苦，但却连动一动的力气也没有了。

然而，罗瑞卿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救命恩人是一位看房子的姓熊的师傅。他偶然发现了罗瑞卿，出于同情心，端来了一碗粥。罗瑞卿顽强的生命力借助于这碗粥终于又缓过劲来。罗瑞卿一生有三次大难不死，是为第一次。

罗瑞卿稍稍康复，又给外祖父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希望他寄点路费来好回家。回信是绝情的，除了大骂一通以外，还用幸灾乐祸的口吻写道： “你堂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要这个家接济?”罗瑞卿十分气愤，回了一封信： “我虽在外冻死饿死，也绝不再求助于若是之家庭也! ”①

病好了，罗瑞卿便同失掉党的关系的共产党员任启愤等一起找党。这时，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他们从武汉找到常德，任启愤在一支地方部队落了脚。罗瑞卿又到澧州找到同学任伯芳，而他也失去了党的关系。两人商量决定到上海找党。这已是1928年8月了。

到上海后不久，罗瑞卿又同任白戈、王义林等相遇，五六个人挤住在田汉举办的南国艺术剧院出租的一个亭子间里，过着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的“共产主义”生活。

这时，罗瑞卿在军校的同学潘先知等人看到他大病初愈，衣食无着，便劝他投靠由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他说： “我宁可冻死饿死，也不参加这个组织，绝不背离共产党。”①不久，罗瑞卿得知任白芳已经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便再次向他提出入党要求。任白芳提出，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已经转入地下的条件下，要想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在军校入党，失掉了关系。任让罗写个报告，由他作证明人。罗瑞卿虽然感到这样做不妥，但由于入党心切，就照办了。随即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欧阳钦同他接上了关系。

显然，罗瑞卿的入党手续并不完备。而这是由于他迫切要求入党，不愿长期等待下去。在那白色恐怖笼罩四野、风雨如磐的年代，入党意味着受苦受难，意味着坐班房、掉脑袋。对共产党，许多人像对待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而罗瑞卿偏偏急切地要加入这个队伍，这只能说明，他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愿意为此而献出一切。

在红军中战斗成长

罗瑞卿入党前后，经常和同志们谈论井冈山的朱毛红军。他们把红军善于利用湘赣两省统治者之间的空隙和矛盾，在边界地区活动，称之为“梭边边”，对其寄予无限向往。

考虑到他个人的愿望，中共中央军委于1929年1月派他去湘鄂西贺龙部队。他走到宜昌，交通断了，又返回上海。3月间，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打下了福建汀州。中共中央军委又派他到红四军去工作。

3月间，罗瑞卿和曾省吾乘船到达厦门。此时，红四军巳返回江西。中共福建省委军委便把他们派到在闽西上杭一带活动的游击队当教官。罗到达上杭县蛟洋后，与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傅伯翠会合，随即将参加过永定、蛟洋暴动的游击队员分批集中，进行训练，教游击队员们出操、瞄准、打野外，讲政治课。罗瑞卿服装整饬，口齿清晰，说话鼓动性强，深得队员们爱戴，大家都称他为“罗老师”或“罗教官”。由罗瑞卿等作为骨干，这一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开始有了战斗力。5月间，红四军第二次入闽，罗瑞卿闻讯后率领游击队到上杭北面的新泉、庙前去迎接，然后随红四军主力于5月23日攻克龙岩。5月26日，上杭一带游击队编为红五十九团。傅伯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

6月，红四军三打龙岩之后，闽西的地方武装又合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傅伯翠为司令，张鼎丞为党代表，龚楷为参谋长，李力一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参谋主任。随后，罗瑞卿参加了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毛泽东离开部队，陈毅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并就红四军的现状及党内存在的分歧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朱德率第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罗瑞卿随第四纵队和第一纵队一道，坚持闽西斗争。8月，朱德率部回师闽西与一、四纵队会合，攻克上杭。曾省吾在爬上杭城墙时，英勇牺牲。罗瑞卿被调到第二纵队任支队党代表。在上杭，罗瑞卿出席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反映了红军官兵要求毛泽东回来的强烈情绪，给罗瑞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红四军奉命出击粤北东江地区，失利，于11月中旬返回闽西。这时，陈毅已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返回部队。23日，红四军攻克汀州。26日，朱德、陈毅等将毛泽东请回部队。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上注意到了个子很高的罗瑞卿，问他是从何处来，现在干什么。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交谈。

随后，罗瑞卿在一个月内几乎每天同毛泽东都有接触。他回忆道： “在汀州以及后来部队向上杭、龙岩地区前进时，主席召开了支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我每次都参加。会议每天都开，行军时，则一到宿营地就开。主席亲自口问手写，并与到会人展开讨论，会议空气十分活泼、自然、愉快! 这就是有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准备。”①

1929年年底，罗瑞卿出席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会后，罗荣桓任第二纵队政委，罗瑞卿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二纵队原来的战斗力较弱。罗荣桓、罗瑞卿等即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指针，在行军、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整顿。在这一过程中，罗荣桓经常向罗瑞卿等讲井冈山的传统。他们很快互相熟悉起来。虽然罗瑞卿活泼，罗荣桓稳重，性格上一动一静，迥然不同，但配合十分默契，开始建立深厚的友谊。因为他们都姓罗，大家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经过二罗和赖传珠、张际春等干部的努力工作，二纵队面貌焕然一新，得到了前委的重视和肯定。1930年5月，赴上海开会的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经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①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要求全国红军扩编50万，分别进攻南昌、九江、长沙，然后“会师武汉”，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红四军奉命扩大为一军团，随即北上，在南昌郊区打了几枪便转入湖南，与三军团会合。这时，罗瑞卿接替已调任红四军政委的罗荣桓，任十一师(即原二纵队) 政委。部队攻长沙不克，在毛泽东的主张下，转到赣江东岸活动。

1930年底，罗瑞卿和师长曾士峨一道率部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又派何应钦率20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4月20日，红军主动后撤到根据地腹部东固、龙岗一带隐蔽待机。

敌军进入根据地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行动十分谨慎。5月14日，红军总部获悉敌王金钰师和公秉藩师准备离开富田坚固的工事向东固推进后，立即命令一、三军团分三路攻击运动中之敌。从富田到东固，中间横一大山，只有两条大路可通，观音崖、九寸岭是必经之地。红四军担任右路，抢占观音崖、九寸岭两处隘口，正面阻击敌人。5月16日，曾士峨、罗瑞卿率十一师迅速抢占了观音崖，十一师师部设在观音崖山顶稍下的独立房屋内。房门很矮，身材高大的罗瑞卿进出都要低头。师特务连连长杨得志又领人在旁边搭了一个棚子，作为师指挥所。

部队刚刚进入阵地，敌人便打来猛烈炮火，那个棚子很快被炸塌。曾士峨、罗瑞卿此时正在棚外用望远镜观察敌情。不一会，罗瑞卿看到敌人的一路正向左面三十三团阵地迂回，立即告诉曾士峨。曾随即吩咐杨得志派人通知三十三团团长聂鹤亭，让聂坚决顶住。这时，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过来，高高的罗瑞卿头部中弹，倒在独立房屋前。由于打断动脉，顷刻间满脸是血。看到政委倒了下去，曾士峨一面命令医生抢救，一面把全部仇恨都集中于对付当面之敌。他命令杨得志立即率特务连去抢占三十三团前面的那个山头，自己也挥舞着驳壳枪冲下山去……

听说罗瑞卿负了伤，朱德立即派总部的医生叶青山前去医治。叶青山飞身赶到，采取措施止住了血，然后带着民工将他抬了下去，交给一位看护。这位看护是新手，从未受过医护训练。他看到罗瑞卿脸上结了紫黑色的血痂，血痂上还有一些泥土、草棍，便动手去清除污物而把血痂揭开了。这一来，动脉中的血又冒了出来。他吓得手足无措，又到前线去找叶青山。朱德知道后，吩咐叶青山留在后方护理罗瑞卿。叶赶了十几里路到后方，好不容易才又止住了血，而这时罗瑞卿已经十分虚弱了。叶青山怕他再出血，便陪伴着他。叶青山和罗的勤务兵王保林还有两个民工轮流抬着担架，一个星期后把罗送到位于上田的后方医院。由于失血过多，加上一路上烈日曝晒、风吹雨淋，罗瑞卿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昏迷不醒。

一天，他稍稍清醒，看到了叶青山，便立即让叶回前方去，不要再管他。叶答应后，他又昏迷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忽然听到外面有锯木头的声音，还有人说话。一人说：“这个人恐怕不行了，赶快做棺材吧! ”另一人说： “棺材得做长一点，没见那个人，个子长得好高咧! ”

罗瑞卿模模糊糊知道，这说的大概就是自己。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他在昏迷数日后，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这是他的第二次大难不死。

1931年10月，罗瑞卿伤愈即赴瑞金出席了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后回红四军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随营学校政委。

1932年3月，组建一军团新的领导机构，由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王良任红四军军长，罗瑞卿任红四军政委。

随后，由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直下漳州。王良、罗瑞卿率红四军担任主攻，4月19日突破敌人十二岭、风霜岭主阵地，20日占领漳州。23日，东路军分兵发动群众，红四军前进到海边的石码镇。当地的保安队队长不了解红军的性质，竟在街上摆下茶点，恭候红军光临。当地中共地下组织一开始有些疑惑，直到红军部队住了下来，这个误会才解除。

第二天，召开欢迎红军的群众大会，罗瑞卿即席讲话。他不带稿子，台前一站，双手叉腰，开口就说：红军初到此地，因为有些情况不了解，致使反动分子来欢迎我们，而我们的基本群众倒不敢和我们接近了。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接着他对红军战士说，这次红军来到漳州、石码，和过去山区环境不同，同志们不但要注意军容风纪，还要遵守城市政策。不要看见洋房子就认为是土豪的而乱打。打土豪之前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不要搞错……他又对与会的乡亲们说，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扫帚也要过三刀”。我想，你们已经相信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会用更多的事实来向你们证明我们是一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仁义之师①。

罗瑞卿常对人说，他在武汉军校时最佩服邓演达口若悬河的口才，而对蒋介石说起话来“这个这个”不敢恭维。他自从当了红军党代表之后便以讲话有鼓动性、能抓住听众而著称。他负伤后说话嘴不能完全张开，有时显得咬牙切齿，但大家都爱听，到抗战时，在太行山的老乡中便流传了这样一句谚语：“没有五盏汽灯的戏不看 (指抗大文工团) ，没有咬牙的首长讲话不听。”②

王良、罗瑞卿率红四军在石码、漳州、长寿等地驻扎40余天。这一期间，他们经过调查，没收了官僚、军阀的财产，对工商业者进行筹款，并在周围农村打土豪，所得财物，部分分给群众，部分运回苏区。与此同时，他们广泛发动了群众，成立了当地苏维埃政权，吸收了数百人参加红军。

6月13日，红军主动撤回中央苏区，途经武定县大禾镇时，王良被地主武装的冷枪击中，不幸牺牲。罗瑞卿十分悲痛，将王良留下的一块怀表一直珍藏着。每逢战斗胜利，他就要打开包着这块表的红绸，给表上满弦，同时低声说道： “我们又胜利了!”在他心目中，王良仍然活着。

兼管文化娱乐的保卫局局长

王良牺牲后，周昆继任红四军军长。红四军随即参加南雄、水口战役，然后在江西省最南部的全南、龙南、定南地区分兵发动群众。8月间，罗瑞卿由于面部伤口老不封口，又住院治疗。

1933年1月，一军团在黎川县三都整编，决定撤销军的番号，军团直辖七、九、十、十一共四个师。罗瑞卿归队后被任命为军团保卫局局长。不久，第四次反“围剿”开始。1934年2月27日，罗瑞卿和一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奉命率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 (左翼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十师和十一师) ，参加了歼灭敌五十二师的登仙桥伏击战，随后又随林彪、聂荣臻参与了歼敌十一师的草台冈战斗。从第四次反“围剿”到长征结束，加上到陕北后又任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他任保卫局局长约三年半时间。

当时，各级保卫局有垂直的领导系统，其设置以及其工作职责范围和工作方法都仿照苏军模式，并不切合中国红军的实际，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孤立主义、神秘主义的色彩。而限于历史条件，当时人们还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尽管如此，由于罗瑞卿注意调查研究，因此，在一军团的保卫工作中得以避免发生大的差错。这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罗瑞卿非常注重培养保卫干部实事求是的作风。他在向保卫干部讲课时，将新闻报道中的六个要素 (亦称六个W) 运用于侦察工作，提出侦破每一案子都要弄清 “六何”，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

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卫生部曾误将吗啡当作奎宁下发，使病人发生过度兴奋的反应。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军团卫生部部长姜齐贤被怀疑是故意破坏，姜本人也忐忑不安。在聂荣臻参与下，罗瑞卿调查了此事，发现确实是发错了药，从而避免了一起错案。聂荣臻回忆道： “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 ‘敌人’ 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①

保卫局除了侦破案件，防止敌人混入红军内部破坏外，另一任务则是训练警卫人员保卫首长安全。在这一方面，罗瑞卿一贯以身作则。行军、作战时，他总是跟着军团首长，不离左右。由于他工作成绩优良，1933年荣获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罗瑞卿自幼爱好文艺，尤其是戏剧。当了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开始显露组织戏剧演出的热忱和才华。他一就任保卫局局长，知人善任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立即委托他在保卫局里面开办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于是，便把歌声笑语带进了这个颇令人生畏的机关。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排戏，罗瑞卿当导演，有时还兼编剧。他编写的第一个剧本叫《谁给我的痛苦》，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演员除了训练班的学员外，罗瑞卿还动员了不少机关干部上台。在分配角色时，反派角色不大有人爱演。罗瑞卿便自告奋勇地演地主。他

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对大家说： “你们瞧，这颗该死的子弹，哪里不打，偏偏打在老子的嘴巴上。这就破了相了。但演个地主倒还凑合。我就演地主吧! ”由于这出戏对于发动群众打土豪有很大推动作用，它便成为保留节目。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好。群众反映： “红军真神了，才来了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进戏文了。”

第四次反“围剿”的两大战斗之间，一军团曾出现过一个演剧高潮。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和宣传部部长张际春编了一部大型剧本，叫《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杀上了庐山。蒋介石反动派就像春天的残雪，很快瓦解消融。剧本中有许多角色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为了体现官兵同乐，罗瑞卿将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都动员上台，各人按当时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又自告奋勇地扮演蒋介石，李卓然则扮演德国顾问赛克特。这么多的军团干部上了台，在部队内引起了轰动，部队的文娱活动也更为活跃了。

文化娱乐训练班除排戏外，还学了歌咏、墙报、游戏等知识。三个月后，训练班结业。罗瑞卿以此为基础，又吸收了部分机关文艺爱好者，组织了一个业余剧社。由于一军团的小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即起名为战士剧社，长征以后改为专业宣传队。

当时，军团各单位经常举行各种文体比赛，如篮球、歌咏、墙报、列宁室布置等等。一开始，保卫局因为是新成立的单位，在比赛中往往拿不到第一。争强好胜的罗瑞卿不甘落后，便积极要求将文体活动积极分子、政治部的秘书童小鹏调人保卫局。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看到保卫局也确实需要这样的干部，便同意了。童到保卫局后不久，保卫局便在一次比赛中得了一个第一。

1934年10月16日，罗瑞卿率一军团保卫局随一军团从江西宜都出发，开始长征。在长征中，他除了行军外，还要用很大精力主持保卫局的日常工作，以保证部队和首长的安全。在过草地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李德等随一军团行动，罗瑞卿要求做好对他们的外围警戒工作，保证绝对安全。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1935年1月，在路过贵州桐梓时，他了解有一股地主武装盘踞在一个险要山洞内，便亲自仔细向群众调查，掌握了全部情况，然后指挥保卫队一举拿下山洞，不仅保障了部队行动的安全，还缴获了大批金银等贵重物资。

行军时，罗瑞卿常随军团首长行动，到宿营地后便回保卫局检查人员是否到齐。1935年2月，保卫局遭敌机轰炸。他回到宿营地时巳经很晚了，但仍详细了解了部队伤亡情况，直到伤亡人员得到妥善处理，才去休息。郑效峰等干部负了重伤。在他关怀下，未就地安置，而是用担架一直抬到陕北。

1935年5月，中革军委决定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为红军北上开路，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罗瑞卿为参谋长。罗瑞卿协助刘、聂，参与了强渡大渡河的指挥。一、四方面军会师分左右路军北上后，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要部队南下。罗瑞卿在班佑召集保卫局干部开会，要求大家一切行动听中央和军委指挥，坚决跟着党中央北上。

长征途中，尤其是翻越雪山之后，生活异常困难，全军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而罗瑞卿由于头部负伤，嘴只能半张，吃饭十分缓慢，比大家吃得更少，经常饿肚。但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终于从雪山、草地走了出来。

一、三军团在中共中央率领下越过草地北上，9月下旬到达哈达铺后，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一军团编为一纵队，三军团编为二纵队，中革军委直属队编为三纵队。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直到10月下旬长征结束。

在行军中，二纵队有几个干部失踪，由于罗瑞卿担任过保卫局局长，便谣传这几个干部被罗杀了。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对此作了认真调查，结果是查无此事。但有些干部的怀疑情绪并未完全消除。直到全国解放后，原三军团王平等回乡探家，看到了长征后期那几个失踪的干部才知道，原来当时他们离开了队伍。王平等回京后，谈及此事，才洗清了罗瑞卿这一不白之冤。

从抗大到敌后

1936年2月，罗瑞卿作为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参加了东征。5月东征回师陕北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罗瑞卿被任命为教育长，一面工作，一面参加培训师以上干部(少数为团级) 的红大一科的学习。1936年6月，红大在瓦窑堡开学，不久迁往保安。在红大，罗瑞卿听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结合自己的实践，总结了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政治素养和军事素养又提高了一步。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罗瑞卿等随同周恩来赴西安搞统战工作。罗瑞卿先任周恩来的联络副官，随后奉命以东北军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名义，向东北军的政工人员介绍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群众工作的经验。这是罗瑞卿第一次接触统战工作。

1937年2月，罗瑞卿返回陕北。此时，红大已随中共中央迁至延安，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刘伯承。罗瑞卿继续任教育长。

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兼任主席。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的基本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①。学校开设了哲学、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和游击战术等课程。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董必武都曾到校授课。

“七七”事变以后，林彪和刘伯承分别任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九师师长，奔赴前方，抗大的全面工作即由罗瑞卿主持。1938年1月，罗瑞卿任抗大副校长。

抗战爆发以后，大批知识青年从全国四面八方乃至海外涌向延安，抗大敞开大门吸收。教学重点逐渐由训练红军干部转向训练知识青年。转变学生的思想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目的，政治教育成为中心一环。

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共吸收知识青年477人，到1938年4月第四期开学时，知识青年猛增到4000人。罗瑞卿高兴地说：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②

为了接纳日益增多的知识青年，中共中央决定，除抗大外，另办一所陕北公学，要求抗大让出部分校舍。抗大学员猛增，校舍本来就拥挤不堪，再让出一部分，便无论如何也住不下了。罗瑞卿经过调查研究，决定用自己挖窑洞的办法解决校舍问题。10月间，他亲自扛着老镢头，率领1000多名教职学员，开到凤凰山工地。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共挖成窑洞175孔，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宛如高楼一般，使人几乎疑惑到了大城市。斯诺、史沫特莱等交口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窑洞大学”。

大批知识青年涌入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补充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使之更加朝气蓬勃。这些知识青年同老红军关系融洽，迅速融为一体。但是，在这一期间也出现了黄克功事件这样的坏事。

黄克功，红军时代曾当过团政委，1938年在抗大六大队任大队长。黄与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确定恋爱关系后不久，刘突然变卦。心胸狭隘的黄克功丧失理智而开枪打死了刘。

此案发生后，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般的桃色事件，因黄克功参加过长征，为人民立过功而主张宽宥他，让他到战场上去带罪立功。然而许多老干部却认为黄既然杀了人，就要偿命。罗瑞卿认真听取了各种意见，在一次研究此案的会议上说： “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犯了法就应当受法律的制裁，而不应当有什么例外和特殊。黄克功自恃有功，目无法纪，必须依法惩办。”①罗瑞卿将抗大党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很快批准对黄依法执行枪决。临刑前，罗瑞卿以惋惜的心情到狱中看了黄克功，问黄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并答应将来如有可能帮他照顾其亲属。

处理黄克功事件引起了极好的反映。广大知识青年称赞共产党、八路军法纪严明，不徇私枉法，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1938年，罗瑞卿还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议并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写成《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书的内容主要是向国民党抗日部队介绍红军政治工作经验。这本书共有20万字，对红军政治工作经验作了全面和详细的总结。这本书除由延安的解放社出版发行外，邹韬奋等主持的生活书店在国统区也出版了。写这本书反映了共产党希望国民党军队走向进步的满腔热情。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存在着戒惧之心，这本书在国民党军队中未能广泛流传。尽管如此，此书由于系统总结了红军政治工作经验，已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遇到极大困难。中共中央号召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1939年春，罗瑞卿率领抗大数千师生上山开荒，完成每人开荒2至3亩的任务。秋收时，抗大总校已离开延安。这一大片土地共收获粮食100多万斤，基本上解决了留在延安的抗大三分校的口粮。

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的决定》，指出： “最近敌人企图进攻边区，加之地区贫寒、粮食困难等，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本校、陕公本校等移驻晋东南，由北方局及前总负责监督与领导。唯学校的方针及组织改变仍由中央决定。”翌日，罗瑞卿在抗大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指出，抗大向敌后挺进，说明了在华北不仅可以发展游击战，而且还可以办学校，这会给全国人民一个信心。反共分子、摩擦专家污蔑八路军专事在后方宣传，抗大上前线是对他们有力的回答。抗大总校上前线同时也是向日寇证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神是永远毁灭不了的①。

中共中央的决定得到抗大和陕公等校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随即，进行出发之前的整编。抗大总校除留下少数人员组成抗大第三分校留在陕北以外，其余人员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不久改称青年纵队) ，由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抗大四个大队改称一至四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陕北工人学校等单位合编为华北联合大学，改称为独立旅，全纵队共有5000余人。

7月7日清晨，在延安万余军民的欢送下，在蒙蒙细雨之中，罗瑞卿带领抗大东进队伍踏上了征程。几天以后，罗瑞卿率先头部队渡过黄河到达永和关后，得悉汾河涨水，不能徒涉，同时日伪正在对晋东南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情况有变，按原定行军路线行动已不可能，罗瑞卿乃率部西渡黄河，返回延长县。

8月初，经请示中共中央，纵队分为三个梯队由佳县达盘堂渡过黄河，到达兴县。随后，即由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和独立第一团护送东进，越吕梁山，涉汾河，再翻过云中山，到达同蒲路封锁线。

同蒲路两侧为敌占区，据点林立，铁路已被严密封锁。在过铁路以前，各团都进行了庄严的宣誓：坚决完成中共中央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如遇危险，宁可义死，决不变节。

这支5000多人的队伍，除由少数战斗骨干组成的、配备有步枪的小分队有较强战斗力之外，广大学员虽然学过一些军事知识，但缺乏行军、作战的实际经验。他们有的手无寸铁，有的只带了一颗手榴弹作为防身武器。要把这样一支队伍带到目的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尽管有一二○师的两个团掩护，罗瑞卿仍然丝毫也不敢大意。

过路的这一天，部队急行军75公里，接近铁路时敌人已有埋伏，于是第一梯队改从原定地点以南10余公里处过路。第一梯队刚过完，被敌人发现了，于是又北移至原定地点过路……学员过路时，罗瑞卿站在铁路中央，嘱咐大家跟上队，同时又动手一个一个把那些经过长途行军已经步履蹒跚的同志拽过铁路。

这支部队除第三梯队的后续部队因有人点火看地图被敌人发现而稍有损失外，绝大部分连夜顺利通过同蒲路。

9、10月间，青年纵队到达河北省灵寿县陈庄，胜利完成了东进第一阶段的任务。

在晋察冀经过三个月的训练，抗大第五期毕业，13个连队的学员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一二○师工作，六个连转到抗大二分校继续学习，并将总校第三团调到冀中。余下的人员于2月10日从陈庄出发，越过正太路封锁线，于26日到达武乡县的洪水、蟠龙一带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扎地区，同由何长工、赖光勋率领的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胜利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

这一次东进，历时半年，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约30个县，行程约1500公里，通过同蒲、正太两条铁路封锁线，被人们称为“小长征”。

1940年4月，抗大第六期在太行山上开学。这一期学员主要是晋、冀、豫地区土生土长的，有一定斗争经验的基层干部，工农出身者占86%。他们忠诚、朴素，能吃苦耐劳，但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较差。针对这些情况，罗瑞卿等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教育，把朴素的阶级感情引导到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境界，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同时要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尤其是进行坚持敌后游击战的训练，以适应敌后抗日斗争的需要。

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

1940年6月16日，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其时朱德巳回延安，驻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由彭德怀主持。罗瑞卿到任不久，就赶上了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原计划参战单位为20个团，以彻底破袭正太路为中心，同时破袭平汉路、同蒲路。从8月20日开始，激战三日，彻底破坏了正太路，八路军攻入井陉、娘子关等地，参战部队发展到100多个团，彭德怀乃将这一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罗瑞卿很兴奋，因为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听说自己的部队有100多个团一起作战。他热情地布置了百团大战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并在整个作战行动中四处联络、督促、检查。在战役快结束时，他还随彭德怀参与了指挥一二九师围攻关家垴高地之敌的战斗。

当时不仅是罗瑞卿，从中共中央领导人到全国人民都为百团大战的辉煌战果而感到振奋和鼓舞。9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各根据地，指出： “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9月20日，延安各界群众1万余人隆重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毛泽东、朱德、洛甫、王稼祥、陈云等均出席了会议。

经过三个多月的英勇战斗，八路军共作战1824次，歼灭日军和伪军各2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5800余枝，使正太路中断一个多月。这次战斗打击了敌人，坚定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逆流，起了积极作用。

在百团大战开始时，晋冀鲁豫地区的八路军进行了整编，新组建了一些旅。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决定成立巡视团，帮助新部队进行整顿，罗瑞卿负责组织。他任命组织部部长周桓为巡视团团长，总部作战处处长阎揆要为副团长。巡视团下设军事、政治两个研究室和一个负责训练营连干部的军事教导营。此外，还配备了一个警卫连、一部电台，共300余人。

在巡视团出发之前，罗瑞卿召集大家开会。他提出，巡视团的主要任务是整顿连队和培训连队干部;要求巡视团注意加强调查研究，不要当 “钦差大臣” ; 要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发现问题要用商量的办法解决①。巡视团下去之后，深入到冀西、冀南、冀鲁豫等军区的连队，一面参加破路斗争，一面帮助连队工作。教导营共培训五期，参加培训的约1500名连队干部。这期间，罗瑞卿还带了一部分干部，到驻太行、太谷的部队进行调查研究。

由于日伪封锁，交通困难，除派人下去外，野政对于华北各根据地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通过电报和编发《八路军军政杂志》，交流各部队经验，进行业务指导。罗瑞卿发表了《应当大大提高我军政治工作的顽强性》、《关于后勤诸部门的政治工作》、《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谈谈军队党支部与非党群众的联接问题》、《在建立对敌斗争对策上的几个原则问题》、《对连队政治工作的全面检讨》、《在宣传会议上的总结》、《把日军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敌伪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等文章，内容涉及组织、宣传、干部工作、群众工作、敌伪工作、连队政治工作以及政治工作作风等各方面，对八路军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在遭受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之后，调集重兵对敌后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各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抗日战争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就在这艰苦的环境中，罗瑞卿同野战政治部秘书郝治平结婚。

1942年1月，郝治平分娩第一个孩子刚11天，便赶上了反“扫荡”。婴儿被放进一个垫了小棉垫子的木筐，由通信员背着走。这一天风雪弥漫、滴水成冰。郝治平十分想看看孩子，但部队在转移，沿途又无处可以避风。罗瑞卿解开马褡子上的一块油布，盖在木筐上面。经过一天一夜的不断转移，到第二天傍晚，才在一个小村庄住下。进入屋内，郝治平赶忙掀开木筐，只见婴儿浸在屎尿之中，冻得皮肤青紫，连哭声都没有了。郝治平的心都凉了。房东老大娘把孩子抱起，看了一看说： “别急，我来试一试。”然后把孩子放在炕上，用手一遍一遍地周身按摩。许久，孩子才哭出声来。

1942年5月，日军25000余人，兵分七路，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铁壁合围”。25日，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在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一部的奋力掩护下，向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彭德怀突出了重围，但左权和总部几位干部却在突围时壮烈牺牲。罗瑞卿和供给部部长杨立三等总部机关大部分人仍在敌人包围之中，几天后仍未突出重围。罗瑞卿命令大家分为战斗小组，化整为零，分散突围。而猖狂的日军在飞机指引下，拿了八路军几位负责人的照片到处抓人，一时间情况十分危急。有一些机关干部缺乏战斗经验，在日军追赶下，又逐渐集聚成大堆，形成了敌人的目标。罗瑞卿非常体谅大家，便带领越聚越多的人，翻山越岭，寻找突围的道路。敌人越逼越近。在一座山顶上，鲁艺校长陈铁耕激动地对罗瑞卿说： “罗主任，鬼子已经压到我们鼻子底下了，我们同生共死，和他们拚了! ”有几个宣传队员也高声呼喊： “和他们拚了! ”

罗瑞卿看看大家，大部分人都赤手空拳，只有极少数人身带两颗手榴弹，个别干部有驳壳枪，通信班有几枝步枪。他一挥手深情地说道： “同志们啊，我们同生共死，不等于同归于尽。分散突围是我们唯一的出路。”①他把政治部直属队特派员张之轩叫来说： “你负责带他们突围，一个也不准丢! ”在这一队里有宣传队的吕班、左漠野，宣传部的黄远，新华日报(华北版) 的杜玉润，鲁艺的杨角、肖飞、艾岩、陈克等等。罗瑞卿分派了各游击小组后又指定秘书长陈志彬带领组织部负责收容掉队人员。队伍随即分散活动。

化整为零之后，被动局面被扭转过来了。在内线，各游击小组和留下的朝鲜义勇队等小部队到处骚扰、牵制敌人。在外线，一二九师等部队到处打击敌人。经过一个月苦战，日军终于灰溜溜地撤回据点。

各部陆续返回八路军总部原驻地麻田一带后，在清漳河畔，召开了追悼左权等牺牲烈士的大会。罗瑞卿在会上沉痛宣告：“左参谋长和好些干部、战士、民兵和群众牺牲了，同志们，我们要做三件事：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①

在野政及其文工团，有不少知识分子干部，罗瑞卿非常重视他们。不仅在反“扫荡”中予以重点保护，平时也十分关怀。有一些干部出生于地富家庭，个人历史也比较复杂，罗瑞卿按照他们的现实表现，积极主张吸收他们入党，并亲自作入党介绍人。1942年野政宣传部部长王东明因患肺结核去世，罗瑞卿十分痛惜。在追悼会上他既批评总务部门也是自责地说： “在敌后，我们的条件很困难，不可能给他以好的照顾，但是，给他买些鸡蛋总是可以做到的吧?但是我们没有给予特别的照顾。”②

1943年6月，罗瑞卿带领巡视团正在太岳军区检查工作，接到中共中央要他回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电报，随即返回总部，将工作移交后，经太岳军区北部，过同蒲路，再由汾河平原入晋西北，渡过黄河，于当年冬季抵达延安。

1944年初，罗瑞卿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他学习了毛泽东主持选编的《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还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认真总结了自己在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经验，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罗瑞卿所在的小组还为两位在“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的女同志平了反。

1945年4月，罗瑞卿出席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在“谈”和“打”两条战线上

抗战胜利后，罗瑞卿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副政委。1945年9月9日，有一架美国飞机从延安飞往晋察冀，罗瑞卿和聂荣臻、肖克、蔡树藩以及日共的野板参三等，便搭乘这架飞机于当日在灵丘县降落，随即换乘汽车到达张家口。

张家口是抗战胜利后八路军解放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这里是华北平原通往山西、内蒙古的交通要冲。清水河西岸，戏院、酒楼林立，市面十分繁华。八路军进入张家口后，军纪严明，但也有少数官兵居功自恃，有的军容风纪不整，有的去看戏不买票，说什么“老子流血牺牲打败了日本鬼子，看戏还买票! ”罗瑞卿得知后便要求军区政治部的部长们带领干事们到各公共场所去维持秩序。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电报，指出： “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了控制热河，11月9日，中共中央任命罗瑞卿为冀热辽军区第二政委。罗瑞卿和司令员肖克一道，经密云、古北口，于1946年初到达承德，与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会合。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又达成《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是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受由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设立三委员，即中共方面的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郑介民和美方的饶伯森。三委员为军调部最高领导。三方各设参谋长一人和六个业务处。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共方面的参谋长。他在抵达承德后十天便来到北平履行新的任务。

国民党方面所以同意签署上述协议，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进一步调动军队，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罗瑞卿等的任务便是用谈判桌上的斗争，作为战场上斗争的配合。由于国共双方立场尖锐对立，执行军调部的任务便离不开吵架，而美方则袒护国民党，拉偏架。罗瑞卿回忆道： “在执行部的工作就是三方天天开会，亦就是天天吵架。”①

“吵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往哪些地区派执行小组，中共方面希望将小组派往国民党集结重兵的地区和准备进攻的地区，以便制止其进攻，而国民党方面则表示反对。二是交通问题，国民党方面为了加紧运兵打内战，主张立即恢复交通，而中共方面提出，恢复交通必须以全面停止内战为前提。三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协定，然后组织调查组就地进行调查。对这些争吵，罗瑞卿回忆道： “他们诬蔑我们违反停战协定，我们据理驳斥反击。我们如实抗议他们违反停战协定，他们蛮横狡辩、抵赖。他一篇，我一篇，美国人一篇，都是针锋相对，越吵双方距离越远。美国人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是偏袒国民党的，只在某些次要的小问题上装作公正的样子，企图欺骗我们上当。开会，吵，再开会，一遍又是一遍，一场接着一场，如此翻来覆去，周而复始，没有终了。”①

这种“争吵”留下了许多舌剑唇枪的记录，这里仅举一例。一次开会，罗瑞卿说：狡辩改变不了事实。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蔡文治说，罗这话侮辱了他，要罗道歉。美方参谋长海斯凯莫名其妙。蔡便向海斯凯解释：狡字是反犬旁，狗的意思，罗这样说是对他的侮辱。于是，海斯凯也要求罗略表歉意。罗听了蔡自动对号入座的解释，心中暗笑，但仍拒不道歉。海斯凯又转而对蔡说，罗用的是第三人称，不是指你，可以不道歉，还是接着开会。蔡又不干。于是休会，以后因美方坚决要求，又无条件复会，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除了吵架外，还有出席鸡尾酒会之类的应酬。罗瑞卿不胜其烦，视为苦事。他渴望到战场上去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以30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罗瑞卿奉中共中央之命撤出军调部返回晋察冀。随后，毛泽东让他搭乘美军飞机到延安，向他提出：晋察冀军区应出击平汉路，消灭一些弱敌，清除敌一些据点，以和冀中解放区联成一片①。罗瑞卿在返回晋察冀路过晋绥军区时从贺龙处得悉，中央军委已同意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提出的，由他们联合攻下大同，然后再出击平汉路的建议。8月2日，罗瑞卿参加了两军区联席会议，研究攻打大同问题。会议确定成立双方负责人共同组成的前线指挥部，由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任总指挥，罗瑞卿任政治委员。

由于对大同国民党守军楚溪春部坚固设防的力量估计不足，己方力量又未集中，打了一个多月，只扫清了大同的外围。蒋介石看到大同即将不保，以将大同划归傅作义为条件，要傅去解大同之围。傅派3万人马从归绥 (今呼和浩特市) 东进，围攻集宁。前指匆忙决定从大同前线调兵到集宁城下与傅部会战。傅部援军一○一师又到，前指又决定去打援，结果两头落空，于9月13日放弃集宁，16日撤围大同。这一来，从张家口撤退就成为时间早晚的问题了。10月11日，华北野战军撤出了张家口。

对于大同、集宁战役，后来罗瑞卿写道： “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 (如究竟重点打城，还是打援) ，是完全没有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个相当典型的战例! ” “反之，如果执行主席原来的指示，把四个纵队集中起来，出平汉线，其结果将是另一样。不仅可先消灭一些弱敌，使部队在俘获中得到一些补充，部队士气必随之增高，而且搞得好，还可能求得在运动战中歼敌一部分主力部队的歼灭战，取得更大的胜利。……即使张家口最后还会被敌人占去，但我对敌作战定会有了主动而不至于长期处于被动地位。”①

由于大同、集宁战役失利，使华北局面陷入被动达半年之久。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华北战局，摆脱被动，争取主动，1947年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分别召开会议，明确了今后的作战指导思想，这就是要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大踏步进退，先打弱敌，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罗瑞卿主持了军区的政治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加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按照中共“七大”的决定，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尤其是军队工作的指针。在报告中，他详细阐述了古田会议决议和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的政治报告的精神，认为这“应是我军政治工作建设的指导思想”。报告还针对当时军民关系、军地关系不太协调的情况，按照毛泽东所说，军队与地方关系搞不好，主要由军队方面负责的精神，着重批评了军队内骄傲自满情绪和不守纪律的现象，要求尊重地方，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生产，增强军民、军地团结。这一做法争取了主动，促进了团结，受到中共中央的好评。

1947年春，晋察冀部队转入反攻。为了便于机动作战，在晋察冀军区领导之下，同年6月组成晋察冀野战军，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罗瑞卿的任命得到已到达晋察冀的刘少奇、朱德的推荐。朱德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赞他是“此间优秀干部”，“平时训练、战时指挥均能胜任”。

在组建野战军的干部大会上，杨得志说： “在红军时期，罗瑞卿同志当师长、政委时，我还是一个班长子呢。现在要我来当司令员，我们要在老政委领导下，好好工作。”罗瑞卿立即插话，要求大家听从杨司令员的指挥。以后，他们互相尊重，关系亲密无间。

4至6月，晋察冀部队连续发动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同全国各战场所打的大歼灭战比较还有差距，十分要强的罗瑞卿感到颇有压力。他领导部队开展的以 “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配合地方上进行的土改，极大地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为即将到来的华北打翻身仗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7年6月，全国性的战略反攻开始。9月间，蒋介石为了应付东北野战军的秋季攻势，挖肉补疮，从华北抽调三个师出关增援。晋察冀野战军乘敌人兵力减少之机，于10月11日派第二纵队围攻徐水，以相机打援。国民党军从涿县、霸县方向来援。晋察冀野战军以第三、第四纵队北上阻击，双方胶着于徐水、固城、容城之间。15日，驻石家庄之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一个师又一个团北上，企图南北夹击晋察冀野战军。敌孤军北上，有利战机出现了。晋察冀野战军一面以一部伪装主力继续围攻徐水，抗击援军，一面调集主力六个旅秘密兼程南下，于19日将敌1万余人包围于清风店地区，于22日将其全歼，军长罗历戎被俘。这一仗扭转了晋察冀战局，中共中央来电祝贺，称赞此役“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①。

清风店一战，国民党第三军半数被歼，石家庄守敌只剩下一个师。而守军因主将罗历戎被俘，人心浮动。10月22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工委提出了“乘胜夺取石家庄”的建议。对此，罗瑞卿完全赞成。他对杨得志说： “清风店一战，部队打得很苦，可是我看不会有多长的休整时间。‘夫战，勇气也。’聂司令巳建议一鼓作气打下石家庄。”②

10月23日，朱德、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工委致电聂荣臻，同意夺取石家庄，并提出：朱德将于日内到达野战司令部。10月31日，野战司令部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朱德针对有些部队当时不重视战术技术的倾向，在讲话中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口号;罗瑞卿就战役的政治工作作了报告。会议确定了进攻石家庄的具体部署。

11月6日拂晓，各部队在炮火掩护下扫清石家庄外围。7日，急袭发电厂，使敌内外沟壕的电网全部失效;占领机场，断敌空中通道;四纵队还攻克了云盘山制高点。这期间，奉中央命离开前线，巳到冀中军区的朱德和正在主持土地会议的聂荣臻都打电话到野司，希望各部队再接再厉，尽快拿下石家庄。罗瑞卿让参谋迅速把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的期望通知各部队，要他们传达到每一个战士，告诉大家，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正在等待我们的胜利消息。到11日晚，华北野战军巳占领大部分街道，野司决定12日晨向守军核心工事发起总攻。杨得志赶到四纵，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飙在野司掌握全面情况。12日中午，敌师长刘英被俘，守敌24000人被歼，石家庄全部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联成了一片。石家庄是解放军攻克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朱德曾称赞这一仗“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战役结束后，六天六夜没有好好休息的罗瑞卿又习惯地掏出那一块怀表。……尽管傅作义的主力尚未消灭，但一年来憋在心里的一股闷气总算是吐出来了，后来，他回忆道： “这两个战役(清风店和石家庄战役) ，才算是晋察冀军民打了一个翻身仗。”①

驰骋晋察冀热绥

石家庄战役后，杨得志、罗瑞卿等率晋察冀野战军进行短期休整后，即分为左翼右翼两个兵团，北上出击察(哈尔) 南绥(远) 东

中共人物传 罗瑞卿人物传,罗瑞卿生平事迹,罗瑞卿评价

中共人物传 罗瑞卿人物传,罗瑞卿生平事迹,罗瑞卿评价

中共人物传罗瑞卿人物传,罗瑞卿生平事迹,罗瑞卿评价

中共人物传罗瑞卿人物传,罗瑞卿生平事迹,罗瑞卿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