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欧阳洛人物传,欧阳洛生平事迹,欧阳洛评价

Posted 2022-05-05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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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欧阳洛人物传,欧阳洛生平事迹,欧阳洛评价

欧阳洛，字仲廉，是江西省永新县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担任过永新县委第一任书记、上海沪东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湖北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三○年春，在武汉被捕牺牲。

(一)

欧阳洛，一九○○年四月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芦溪阳家村。父亲欧阳珩，是一个穷秀才，在北乡莲坊、古竹一带教书，家有薄田七亩，由母亲和兄长耕种。

一九一○年，欧阳洛十岁时，跟着父亲在学校读书。十五岁时，由于家境贫穷，辍学在家协助母亲料理家务，参加劳动。但他仍然坚持自学，并几次向母亲提出，要去南昌继续求学。

一九二二年八月，欧阳洛征得父母的同意与支持，离开永新到南昌，考入第一师范。在学习期间，他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红灯周刊》等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积极参加由赵醒侬、方志敏、黄道、袁玉冰等领导的反对江西军阀的斗争，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一九二三年，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期间，每当寒暑假回家，欧阳洛都向亲友进行革命宣传。在他的启发影响下，全村三十多户人家，后来有十多名青壮年参加了革命斗争，他的大哥欧阳帮和弟弟欧阳济都加入了共产党，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先后为革命流血牺牲。

(二)

一九二五年一月，刚从第一师范毕业不久的欧阳洛，被派到吉安进行革命活动，先后发展了在吉安第七师范和阳明中学读书的永新籍学生王怀、刘真、刘作述、刘家贤等十余人为党员。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和刘真等在吉安党组织的领导下，以第七师范为核心，团结各校学生推动了全吉安人民积极响应上海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八月，欧阳洛和刘真、王怀等从吉安被派回永新，从事农民运动。欧阳洛到永新北乡田南、樟桥、古竹村创办农民夜校，吸收青壮年农民参加学习，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接着，他又和王怀一起，在永新县城秀水小学创办平民夜校，吸收县城苦力工人、学徒、进步知识分子一百余人，以识字教育为名，灌输革命思想。在北乡和县城的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欧阳洛又和刘真到西乡和南乡发动农民。在办夜校的过程中，欧阳洛十分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永新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象马明、胡通、贺曙光等，都是欧阳洛亲自介绍加入共产党的。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向湖南进军前夕，欧阳洛根据省委关于进一步组织和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策应北伐战争的指示精神，又先后发展了贺子珍、贺怡、贺敏学、贺灿珠、张荣锦、尹铎等二十余人为党员。七月中旬，组成了永新县党小组，欧阳洛为小组长。

七月下旬，欧阳洛在县城左家祠秘密主持召开了永新县第一次党员大会，建立了中共永新支部，欧阳洛为支部书记。大会根据欧阳洛的提议，决定把党员分成四个组，深入东南西北四乡，发动、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乡农民自卫队，以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并指定颜炯任永新县农民自卫队总指挥，贺敏学为副总指挥。

会后，欧阳洛等即前往湖南茶陵同北伐军接上了头。他们向北伐军介绍了赣西情况，表达了永新人民欢迎北伐军的心愿，并共同商讨了进军永新的问题。九月初，北伐军从茶陵经莲花进入永新境内。盘踞永新县城的军阀部队陈首菊连，在永新农民自卫队袭击下，狼狈向吉安逃窜。九月下旬，北伐军进入永新城的第二天，在县城校场坪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军民联欢大会，欧阳洛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代表全县人民热烈欢迎北伐军，号召全县人民继续支援北伐战争，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努力。

十月，永新成立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权机构——县行政委员会和国民党永新县党部。欧阳洛担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

北伐军进入永新后，永新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进入了空前高潮时期，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欧阳洛被推举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当时，全县十三个区，一百三十七个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欧阳洛首先领导广大农民开展打倒豪绅地主的斗争，对侵吞公产、公款的土豪劣绅进行清算; 对一般的土豪劣绅勒令罚款; 对个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首要分子给予严厉打击。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乡农民协会把控告大土豪曾辉光的状子交给了欧阳洛，他当即指示法庭加紧调查，迅速处理。三月，在永新县城召开了四乡农民一万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欧阳洛在会上列举了曾辉光十大罪状，处决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大土豪。与此同时，他还领导各地农民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获得翻身，经济生活也有了一定改善。欧阳洛很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移风易俗、改革社会陋习的教育，领导农民协会开展取缔赌博、禁止虐待童养媳、实行放脚等方面的斗争，特别是雷厉风行地开展了禁烟运动 (包括禁种、禁运、禁吸等) ，将收缴的烟枪、烟土悉数销毁。

随着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永新党的组织发展也很快，在城区、北乡、西乡、南乡四个片建立了四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五百多名。为了加强对全县工作的领导，根据省委指示，一九二七年四月，成立了中共永新临时县委，欧阳洛担任临时县委书记①，组织部部长为贺灿珠，宣传部部长为刘真，妇女部部长为贺子珍，青年部部长为贺敏学。

在欧阳洛领导下，县共青团、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县学生联合会、县妇女会、县商民协会、县反帝大同盟等群众团体相继建立，组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阵营，使永新县的革命斗争不断深入。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永新县以龙镜泉为首的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在篡夺县党政领导权的阴谋遭到挫折后，也积极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五月底，龙镜泉与巳被他们收买的李乙然、尹寿嵩等土匪武装首领在禾山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武装偷袭县城。六月九日，匪首李乙然依据叛徒肖金然 (原永新县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 提供的情报，率领匪徒八十余人，自北乡怀忠秘密向县城进发。十日黎明前，敌里应外合，首先攻入县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驻地，缴去全部枪支八十余枝，劫狱放出周继颐等右派人物，旋即进攻县党部，捣毁各革命团体，捕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贺敏学、颜勇、龙忠贵、贺灿珠、张荣锦等七十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永新“六一○”反革命事变。

当时，欧阳洛正在县城福音堂开党的会议。突然传来的激烈枪声，使他警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即宣布会议暂停，沉着地组织同志们紧急转移。当他最后一个撤离会场时，敌人巳经包围了福音堂。在这危急关头，欧阳洛当机立断，躲在教堂内的下水道里。由于敌人搜查很严，他在下水道里一连藏了几天①，都无法露面，遂机警地顺着下水道走到禾水河边，来到一家铁匠铺里。在铁匠师傅的帮助下，他又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盘查，安全撤离县城，经怀忠走安福，奔波四天，终于转移到了吉安，和早巳撤退到吉安的刘作述、刘家贤等同志会合。

欧阳洛到吉安后，一面派尹铎去宁冈，王怀去安福，刘洋去莲花联络，要求袁文才、王佐率领宁冈农民自卫队，王新亚率领安福县农民自卫队，杨良善率领莲花农民自卫队，三路进攻永新县城，营救革命同志出狱; 一面在吉安组成了永新县党部及各民众团体驻吉安办事处，推派刘真、彭大燮赴南昌请愿，要求省方派员彻底查究右派反革命事件，惩办勾结豪绅、土匪屠杀革命群众的右派。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宁冈、莲花、安福三县农民自卫队按照预定计划攻占永新城，赶走了反动派，从敌人手中救出了贺敏学、龙忠贵等所有被捕的同志，同时逮捕并惩处了柳安、李良弼、谭芝南等右派分子。

(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欧阳洛根据省委指示来到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①。八月三日，起义部队南下，党组织指示欧阳洛火速离开南昌，转移去上海。欧阳洛化了装，昼伏夜行，兼程赶路，当他来到九江码头时，已经身无半文了，后又几经周折，才到了上海。事后，欧阳洛曾深有感触地对亲人说： “我到九江，找不到党的关系，路费已经用完，就到处讨饭，才来到上海，不料地远人生，找不到组织，几天没有饭吃，饿倒黄浦江边，几乎死掉，幸而碰到某同志，把我扶起来，才找到组织”②。

欧阳洛与设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时已脸色黑黄，骨瘦如柴，简直不象个人样。但他仍然要求省委立即分配工作。省委答应了他的请求，分配他到沪东部委 (后改为区委) 工作。

当时江苏省委为了恢复上海各工厂的工作，决定派一批得力干部到工厂去，以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上海总工会特派员张维桢，大革命时期就在沪东区从事工人运动，对沪东各工厂的情况很熟悉，省委遂指示他把欧阳洛等十名党的干部介绍到沪东各工厂去。

根据这一指示，张维桢于一九二七年九月的一天，在共产党员江浩然的家里与欧阳洛接上了关系。张维桢告诉欧阳洛，组织决定派他到英国人开办的老怡和纱厂作工，并以此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张维桢还说： “我是湖南人，你就作我的老乡，说是从湖南乡下来上海找工作的。”为了秘密工作的方便，张维桢建议欧阳洛，从此改名毛春芳①。

张维桢以前在怡和纱厂担任党支部书记时，公开身分是厂里的职员，因而与那里的工头相识。这次，他与工头商议之后，叫欧阳洛在粗纱车间写字间当抄号头的先生②。在党内、欧阳洛是这个厂的党支部书记。不久，根据省委的指示，欧阳洛担任了沪东区委书记，省委常委等职务。

上海的工人运动，经过“四一二”事变，“工人斗争渐次退溃”③。欧阳洛担负着重新恢复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工人运动的艰巨任务，工作十分繁重。码头工人的工作难以开展，他就去那里召开支部会，并兼任码头支部书记。经过他几个月的努力，沪东区几个主要的工厂，如祥昌肥皂厂、英商自来水厂、英资新老怡和纱厂、日本纱厂、码头、电车公司、南洋公司、华成公司、华商公司等单位，都有了党的组织，党的工作有了相当的恢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强调要继续进攻，继续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在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中央要求江苏省委，组织上海工人举行罢工，举行“第四次暴动”。欧阳洛任区委书记的沪东区，在当时上海的八个区中，是产业工人比较多、党的工作最有基础的一个区，所以江苏省委指示沪东工人首先大罢工，继而带动全上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欧阳洛领导沪东新老怡和纱厂、日本纱厂和电车公司等处工人进行了罢工，但很快被敌人镇压下去，大批工人被厂方开除，国民党市政府还颁布法令——不准工人罢工。此时，上海的工人运动，“更退到消沉的境地”①，使刚刚聚集起来的一点力量，又受到严重损失。但是，欧阳洛并没有退缩。他一面如实地向省委汇报了上述情况，一面和区委的其他同志一起，顽强地坚持着更加艰巨的重新教育和组织工人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沪东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沪东工人俱乐部”，以拉拢工人，分裂工人队伍。欧阳洛经常向工人揭露反动派组织俱乐部的目的，教育工人不要去参加，致使“沪东工人俱乐部”招牌挂出好几个月，想尽了一切办法，也只笼络了四十多人去参加活动②。

这年十一月七日 (十月革命纪念日) ，以欧阳洛为首的沪东区委又组织领导了一次捣毁“沪东工人俱乐部” 的行动。据当年十一月十日《十月革命纪念周沪东区工作报告》说，这次事件发生后，“一般的工人与市民，没有一个不晓得是打反动俱乐部，……反动派……吓得不得了，几天不敢开门，今天已把招牌取下连同打坏的东西，用汽车搬走了。”

当时，由于党的整个工人运动政策过“左” ，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欧阳洛重点抓的老怡和纱厂，个别同志亦存在胆怯心理，工人们斗争情绪普遍不高，工作一时难以开展。他首先坚定了党员的信心，然后领导大家先从童工、青工着手，进行细致的宣传动员，在有了一定基础后，大胆地组织了一次童工罢工，得到了胜利。童工罢工的胜利，鼓舞了成年工人的斗志，工人情绪开始活跃起来。欧阳洛因势利导，于一九二九年初，又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新老怡和纱厂工人为反对工头打骂工人的罢工斗争。欧阳洛在工人中的威望很高。发动罢工开始后，新老怡和纱厂的工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阿毛” (当时欧阳洛的公开身分仍是老怡和纱厂粗纱车间写字间抄号头的先生，化名毛春芳) 。他们说： “这个先生与别的先生不一样，对工人和气。”表示愿意听他的话。资本家无奈，只得再三委托欧阳洛出面调停。结果，在他的“调停”下，通过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罢工取得完全胜利，厂方答应开除殴打工人的工头，罢工半天不扣工资; 释放在罢工中被捕的工人，并放十元钱的爆竹;用汽车将被捕工人接回，恢复被捕工人工作，还发给十元钱的津贴费。“此后工人气焰甚极” ，党支部也“已恢复，同时扩大到七八十人。”①整个沪东区，到一九二九年上半年，工作有了相当的恢复，一个工厂有党员一百六十余人，十个党支部能经常开会; 还恢复了八个青年团支部，有团员八十余人①。

一九二九年“五卅”运动纪念周活动时，沪西区委书记张浩被捕，沪西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省委为了加强沪西工作，决定派欧阳洛任沪西区委书记。欧阳洛毅然服从组织调动，于当年六月离开了经过他辛勤努力，工作已有了一定基础的沪东区，前往沪西。

欧阳洛到沪西后，首先抓了区委领导班子的整顿。区委有位负责同志怕艰苦，工作积极性不高，经省委指出后，仍无多大改变。欧阳洛多次找他交谈，坚定了他斗争的信心。为了团结区委同志一道工作，欧阳洛遇事都要与管组织的游无魂和管宣传的马天恨等共同商量。这样，不但弥补了他自己刚从沪东调来，对沪西情况不熟悉的弱点，而且也调动了区委“一班人”的积极性，为搞好沪西区的工作建立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接着，欧阳洛又领导区委，对基层党组织与各种群众团体进行了整顿与恢复，使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消沉的一些同志重新振奋了革命精神，并逐步学会了在白色恐怖下同敌人斗争的工作方法。

这时，欧阳洛虽然对党的“左”倾政策还没有全盘的认识与抵制，但是，他从实践中已感到对革命既不能有取消观念，也不能盲目的行动;既要坚持工作，又要注意工作方法。早在沪东区委工作时，他就一再指出蛮干的工作方法的错误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来到沪西后;他进一步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更加注意工作方法，反对盲目乱干。据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二日《上海各区书记联席会议记录》载，欧阳洛曾多次在发言中提出要注意工作方法及防止错误观点的问题。他说： “工作方法是非常要注意的”，那种“迫步生命恐怖之事”和“百无效果的集会不如不做”。他也不同意那种“取消观念”，说： “我主张必须防止不正确观点。”①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欧阳洛在沪西的工作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都被他克服了。

经过他和区委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支部破坏的巳被恢复”②，整个沪西区的工作，又有了新的起色。

欧阳洛在上海工作期间，与年轻的女共产主义战士沈风音结婚③。

(四)

大革命失败后，湖北省委的工作，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省委被破坏五次，先后有五名省委书记被敌人杀害，他们是：刘伯庄、蓝之光、于华、刘少猷和柳直荀。

党中央为了恢复湖北地区的工作，决定派叶守信、何玉林、欧阳洛(毛春芳) 等赴武汉，重组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致武汉特支的信指出： “中央决议恢复湖北省委，指定于斯珍 (即叶守信) 、赫世伦 (即何玉林) 、孟之富(即毛春芳) 、龙信嘉(即刘先觉)……，为省委委员，于赫孟三人为常委，于为书记，赫为组织，孟为宣传。”

当江苏省委某负责同志找欧阳洛谈话，把党中央的这一决定通知他时，他感到有些突然。因为来沪西才三个多月，现在又要到湖北去，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同时，他也感到担子沉重怕挑不起来。但是他还是立即做动身的准备，仅仅用了几天时间，就交待了工作，准备启程。这时沈风音正怀孕在身，他安慰了妻子，并嘱咐生下孩子取名“欧阳申华”。之后，便离开家门。

九月下旬，欧阳洛乘船来到武汉，和省委其他领导人叶守信、何玉林等一起，先将原武汉特支的工作接了过来，对原特支所属的各级组织及党员进行逐一审查，并重新组编了支部和小组。在武汉党组织整顿的同时，他们又先后组织了鄂豫边特委、鄂东特委、鄂西特委，为恢复和发展武汉地区及全省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组织整顿结束后，欧阳洛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展工作，并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日向中央写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现在已加紧此地的工作，我们天天同他们去跑些工人支部，粤汉路亦找到线索，兵工厂亦有办法，十月革命纪念，此地亦准备大批宣传品，武汉三镇同时散发传单，工作上亦有相当的布置”①。在这个报告中他既谈到了湖北地区军阀混战的形势，也分析了武汉地区革命形势的严重性，为更好地开展湖北的工作，他希望中央多派些人来。

在实际斗争中，欧阳洛很注意白区工作的策略与方法。他深入工人之中，通过和工人谈话，给工人讲故事，把工人吸引到党的周围，引导工人为党的纲领而奋斗。在白色恐怖下，他主张党的工作应该从解决群众自身的利益入手，而不要勉强去鼓动群众搞那些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否则我们的工作不但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还容易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因此，他提出，要力求工作方法的群众化。他认为，当时在工厂中组织赤色工会的条件还不成熟，就向省委提出组织工厂委员会的建议，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议，对团结工人，进行战斗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湖北省委里，欧阳洛是分管宣传的。他很重视对基层群众的宣传教育，办了很多工厂小报，不定期出版。为了办好这些小报，他在各工厂，特别是几个重要的工厂内建立了通讯员网。通过散布在各厂的通讯员，他把各个工厂发生的工人们最关心的材料收集起来，以及省委掌握的各地区工人斗争的情况，用生动活泼笔调叙述出来，一方面对工人进行教育，一方面对工人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工作上的指导。小报由于紧密结合工人实际，很受各工厂工人的欢迎。

由于欧阳洛的出色工作，一九三○年二月初，中央在改组湖北省委时，升任他为临时省委书记。二月十八日，又正式任命他为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正当欧阳洛全力以赴为开展全省的工作而斗争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一九三○年四月五日，欧阳洛在洪山主持召开党的会议。因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了开会的地方，欧阳洛、邓斌、何长濬、史汉斌四人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欧阳洛面对酷刑，“未供出一字”①，只说自己是江西人，名字叫苏得三，到武汉来当工人的。不久，他的一个永新同乡、时任国民党军队团长的人物，以“看望”为名来狱劝降。欧阳洛厉声地说： “大丈夫死在战场，决不投降。”最后，那个同乡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欧阳洛说： “我死后，请告诉我的父母亲，让他们不要难过，革命总有一天要胜利。”①

一九三○年四月的一天，欧阳洛在武昌阅马场惨遭杀害，时年二十八岁。

注释

①访问贺敏学的记录(1983年5月)。

①《贺水生有关欧阳洛烈士情况的回忆》 (1982年9月27日)。

①②廖华: 《欧阳洛同志传略》,存中央组织部档案室。

①《宋俊生、左招祥访问记录》,(1983年4月29日)。

②写字间即办公室。抄号头的先生,负责按工号登记工人上班、缺勤、迟到、早退和厂里发生的重大事件。

③中共江苏省委: 《职工运动决议案》,原载《政治通讯》 1929年第4期。

①毛春芳谈老怡和》 (1929年3月2日),存上海市档案馆。

②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资料。

①《毛春芳谈老怡和》,(1932年3月2日)。

①《毛春芳谈沪东大概情况》(1929年),存上海市档案馆。

①②《江苏省委常委会议记录》 (1929年),存上海市档案馆。

③沈风音,又名沈谷南,湖南省湘乡人,1909年9月生,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来上海,在中央机关任交通和机要秘书。1968年3月29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①《孟之符(欧阳洛)向中央的报告》,(1929年10月30日),原件存湖北档案馆。

①《省委工作记录》 (1930年),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①《关于欧阳洛同志的情况座谈》 (1982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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