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欧阳钦人物传,欧阳钦生平事迹,欧阳钦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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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欧阳钦人物传,欧阳钦生平事迹,欧阳钦评价

欧阳钦

(一)

欧阳钦，字惟亮，曾用名杨清，杨文渊。1900年8月3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邓家冲。

欧阳钦的父亲欧阳玉池，是个读书人。母亲李氏系普通的家庭妇女，靠自学粗通些文字，在欧阳钦刚满周岁时不幸病逝。

襁褓中丧母的欧阳钦，幸得外祖母的疼爱，将其抱至家中抚养教育。外祖父李裕生是乡间的士绅，家庭生活较富裕，因热心倡导资助建桥修路等公益事业，很受乡邻拥戴。外祖父为了寄托对亡女的思念之情，几乎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欧阳钦的身上。还在欧阳钦呀呀学语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念《三字经》、《百家姓》，学认字，吟古诗。欧阳钦7岁时，外祖父就又送他入当地私塾馆读书。幼小的欧阳钦在外祖父家不仅得到较系统的文化教育，而且也受到外祖父正直为人、热心公益和公平处事的良好品质的熏陶。

欧阳钦8岁时，父亲把他接回宁乡县。为了不使欧阳钦荒废学业，又亲自在家教他二三年，直至欧阳钦11岁时，才将他送入高小学习。父亲“望子成龙”宁肯节衣缩食，也要支持欧阳钦继续读书，以实现他自己没有实现的志向。所以，少年时代的欧阳钦在外祖父和父亲的教育下，勤奋好学，具有顽强的毅力，因而赢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

1915年，欧阳钦考入长沙市的湖南省立长郡中学，被编入23班学习。他勤于动脑，善于思考，逐渐对枯燥的孔孟经书和八股文章不感兴趣，每每在背诵完先生指定的课文之后，便偷偷地广泛阅读古今小说，并被书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所激励，尤其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辛亥革命的一些文献、宣传品，更使他在思想上萌发了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

在全国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欧阳钦的视野更加开阔。对比当时社会现状，他不仅为宁乡县父老同胞的命运担心，更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人民怎样才能得救?国家的出路又在哪里?欧阳钦苦苦地思索着。然而，那时的欧阳钦，虽然倾心救国，渴望改变这种黑暗的现状，却还没有找到救国的真正出路。

(二)

1918年，是欧阳钦在长郡中学学习的最后一个学年，虽然他在全班又取得了优等生的成绩，可是毕业就是失业的命运也同样摆在他的面前。此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不但自己要糊口，还要养家度日。面临升学无力，作事无望的境地①。

就在这时，传来一个消息，华法教育会在北京创办了高等法文专修馆工科班。专门招收中等学校毕业青年，学习一年法文和工业技术知识，可以赴法国勤工俭学。不但有工作，还可有书读。这使欧阳钦欣喜无比，于是他毅然肄业离校，准备赴京。

7月，欧阳钦告别亲人，来到北京，经同乡戚成湘的推荐介绍，进入高等法文专修馆工科班(亦称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法语和工业技术知识。当时的北京是新思潮、新文化孕育、成长和传播地。特别是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学习社会科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热潮。欧阳钦和专修馆的其他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在学习法语和工业技术知识的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等宣传新思潮的杂志和小册子。在这里他有机会结识了毛泽东、肖三等优秀人物，受到深刻影响。他后来回忆说： “我看了北大出版的新思潮杂志等，思想起了大变化①。

1919年3月中旬，欧阳钦提前结束了在专修馆工科班的学习，按华法教育会的安排，由北京先抵上海。

3月17日上午11时，他和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乘日本远洋轮船“因幡丸”号离沪，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直布罗陀海峡、英吉利海峡，于5月4日到英国伦敦。10日上午抵达法国巴黎，受到华法教育会的热情欢迎。

当时的法国，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赴法勤工俭学生要找条件较好的工厂去做工，很不容易。因而，欧阳钦等湖南籍、四川籍同学，被一起分配入蒙塔尔纪中学读书。他们在学校学习了3个月法语之后，欧阳钦和赵昂、孙杰等人一起，被介绍到李石曾主办的都尔中华印字局，做排字工兼做其他活计。

由于受进步思潮的影响，欧阳钦到法国后思想比较活跃，经常参加勤工俭学学生的各种进步活动。1920年，他被吸收加入了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肖三等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组织的进步团体——工学世界社。

在这里，欧阳钦阅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书籍。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对他影响很大。他在《旅欧周刊》第23、24号上连续发表的《社会改造观》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好的社会”，有“很多错误，很多的罪恶”，必须“彻底的改革”。但怎样才能实现改革，他在文章中认为“只要先使人类都受平等的教育，把知识与能力的阶级打破了，那其他的各种的阶级都会迎刃而解的”。他还设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类都受平等的教育”，“人人都来劳动”①。这些观点充分说明了欧阳钦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已有了一定认识和批判，但也明显看出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对他的影响。

1921年2月28日，欧阳钦参加了中国旅法勤工俭学历史上著名的“二八运动”。在工学世界社的组织领导下，他同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高呼要“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 的口号，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用遣送勤工俭学生回国的经费来暂时维持大家生活;同时无条件开放里昂、中比两所大学; 由北京政府津贴每人每月400法郎，以4年为限。结果，请愿群众被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召来的法国警察强行驱散。在斗争中，欧阳钦看到陈箓等中国官员那种蛮横狡猾的态度和在法国警察的镇压下同学们的伤痕和鲜血，逐步认清了自己原来的那一套改造社会的主张是行不通的。

同年9月，欧阳钦又参加了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9月6日，蒙塔尔纪勤工俭学生，为了解决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全体学生的求学问题，在巴黎召开会议，成立了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争取里昂、中比两大学无条件地向勤工俭学生开放。遭到学校当局的拒绝，迫使勤工俭学学生联合委员会不得不采取进占里昂大学的行动。于是，勤工俭学生先后两批到达里昂共125人，于9月21日进占了里昂大学校园。学生代表曾与吴稚晖磋商，吴拒不答应解决勤工俭学学生入学的问题，并勾结法国警察，把一百多勤工俭学生拘留在里昂兵营。10月14日，除欧阳钦等少数人趁看守疏忽而逃出外，其余被拘禁的勤工俭学学生被法国当局于10月间全部押送离法。

由于欧阳钦思想激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翻印了陈延年等人的革命文章;又由于参加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护照被没收，1922年1月都尔中华印字局也以减员为由，将欧阳钦辞退。于是，他不得不去乡间做杂工。数月后，他又设法回到里昂，在里昂中法大学勉强谋得一个旁听位置。学习了近一年。后因经费不支，又停止了学习。

1923年，欧阳钦到巴黎，进入雪铁龙汽车工厂做磨工。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斗争，又经过就业——失业——再就业。这种艰难生活的磨练，特别是他投身于大工厂同产业工人一道参加生产劳动，不仅增进了同工人的了解和友谊，而且还亲身体验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使他进一步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和伪善，他在工学世界社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著述及宣传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书籍，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时，他彻底批判和清除了自己在旅法初期思想上所受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①。

1924年2月，由林蔚、张增益介绍，欧阳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比映谷团支部的训练干事，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②，从此，欧阳钦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生涯。

1925年6月14日，欧阳钦与旅法爱国华人一起，积极参加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活动，遭到法国警察的镇压。7月初，法国当局宣布欧阳钦等许多同志限期出境，他被迫离开法国前往德国。

1925年8月，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旅欧组织决定派欧阳钦去苏联学习。到莫斯科以后，他被送往郊外莫洛霍夫卡营地(即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 ，在那里，欧阳钦与朱德、王佩璜、唐兆铭等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一起接受军事训练。主要学习军事侦察、巷战、爆破和军事理论等，为迎接即将来临的大革命的实际战斗进行必要的准备。

(三)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前夕，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欧阳钦离开苏联，途经香港回到上海，被派往北伐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

欧阳钦一入伍就投入攻平江、打岳阳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同年9月，他被调到聂荣臻主持的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任秘书。

10月下旬，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名义，奉命从广州去四川，推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他在赴川途中到达上海，要求中共中央派人加强四川方面的力量，支援即将发动的武装暴动。此时，中共中央在军事问题上“是很持重的。……国民政府得武汉后，只求守住武胜关以南，从容统一西南诸省，以准备攻奉之军力”①。根据“从容统一西南诸省”的考虑，中共中央对四川军事更加重视，决定派欧阳钦去四川协助工作。

1926年11月上旬，欧阳钦与刘伯承到达万县。在原宝隆洋行朱德办公处开秘密会议，分析万县形势和全川军事。朱德介绍了在杨部的工作情况，他说杨森秉性奸诈，直到北伐军占领武汉，迈出武胜关，才表面上归服革命。欧阳钦听后气愤地说：“杨森不听话，就让他把印交出来”。朱德看透了杨森的本质，严肃地说： “杨哪能交印”②。

第二天，欧阳钦随朱德参加了杨森召开的会议。会上，杨森表示，只有有利可图，方可倾向北伐军，没有一点合作的诚意。事实证明，试图用较为和平的方式建立革命武装的设想，是实现不了的。于是，朱德、刘伯承、欧阳钦一起讨论了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战略构想③。之后，欧阳钦迅速返回武汉汇报，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杨部的动向。

次年初，欧阳钦担任了汉口《民国日报》编辑，并兼任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张国焘的秘书。出于工作需要，他经组织批准加入国民党。4月，组织调欧阳钦到中共中央军事部任组织科长，下旬，他作为工作人员列席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严重关头，欧阳钦根据党的决定，立即转入地下，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地寻找失掉组织联系的同志，帮助他们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并帮助暴露身分的同志脱离险境，把一些同志秘密掩护到南昌，以准备参加南昌暴动。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武汉迁往上海。欧阳钦留在武汉，在罗亦农主持下的中共长江局任秘书，继续完成秘密转移同志的任务，并妥善地处理了一部分被捕和牺牲了的同志的善后事宜。由于他辛勤积极的工作，使党减少了许多损失。11月，欧阳钦到上海，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科长。

1928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央决定欧阳钦担负秘密护送六大代表从上海到哈尔滨一段的任务。由于他布置周密，使全体代表都安全到达莫斯科。

六大后，欧阳钦在中央军事部先任组织科科长，后任秘书处秘书①。当时，中共中央为实现在白色恐怖下工作方式的转变，进行了很大努力，很多领导同志到工厂、农村和社会上寻找职业，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开展革命工作。欧阳钦的家也以开咖啡馆为掩护，成为中央军事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各方面的同志看文件，找领导同志谈工作，都要到他家里联络接头。他还担负中央的秘密交通。冒着危险传递信息和文件。欧阳钦以惊人的记忆力，清楚地记住许多同志经常变化的姓名和地址，保证联络及时无误。他靠敏锐的眼光，无数次躲过特务的监视。凭着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机警果断地处理了许多棘手的事情。

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1月，欧阳钦被派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秘书长。初到中央苏区，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近一年时间。领略了毛泽东的伟大思想。每当回忆这段往事，他都十分感慨地说： “在与毛泽东接触中，“所得教益颇深”①。1931年5月，欧阳钦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亲身体会到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的英明正确，为使中央了解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的情况，中共苏区中央局派欧阳钦去上海作汇报，他通过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热情地赞扬了中央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功绩，称颂了红军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汇报了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正确意见。中共中央对他的汇报和苏区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中说： “根据××同志来此的报告，中央很欣喜的知道最近8个月来中央苏区党所领导的红军与群众的艰苦奋斗情形”。又说： “在几年来土地革命的深入，在最近一年多红军的英勇战斗中，在苏区内外阶级敌人的残酷进攻中，中央苏区是获得了他的伟大成功”②。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后，不断非难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同时，也排挤了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同志。1932年春，因有人认为“欧阳钦受毛影响很深”①，他被调出苏区中央局，到瑞金红军学校，初任中共总支书记，后任政治部主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服从组织调动，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献给了红军建设。他经常在学校办的刊物《红色战士》上发表文章，给红军学校的学员和部队的战士作报告，分析形势、传授知识，取得了学员和战士们的信任和爱戴。

1933年冬，欧阳钦调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任组织部部长，后改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4年夏，任红三军团第六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长征途中，当部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行至广西白水镇时，欧阳钦不幸被敌机将左肋及左膊上部炸伤。剧烈的疼痛，使他几度晕厥，醒来后，只在伤口处敷了点药，又顽强地跋涉在长征路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六师被缩编到其他部队，欧阳钦伤已痊愈，又重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聆听了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更加坚定了胜利信心。

同年9月，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继续北上，欧阳钦任由红三军团改编的第二纵队供给部政委。当时军需物资供应极端匮乏，部队生活极端艰苦。军队后勤供应工作困难极大。尽管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为保证和改善部队供应做出了贡献。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1月，毛泽东直接指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对领导机构作了相应的变动。苏区中央局改称西北中央局(后改中共中央局) ，负责领导全国苏区党的工作。欧阳钦调中央局初任秘书长，后任组织部科长。他为了适应党中央把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新局面下工作的需要，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干部调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四)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不久，欧阳钦调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翌年5月陕甘省委撤销，他改任陕甘工委主席①，并兼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当时，中共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积极响应，也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中共中央为了利用矛盾，实现“逼蒋抗日”，加强了对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所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团结和争取工作，不仅建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中央工委，而且在有关地区还分别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各地工委遵照中央指示，将工作重点纷纷转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军。同时，为保证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各地工委还加强了边区的群众工作、武装工作，以及征粮、筹款等项工作。陕甘工委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做驻防在陕甘一带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作为工委主席，欧阳钦采取各种方式，利用各种场合，去做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他派与东北军上层军官以至下层班排长有亲属关系或者有同学、朋友关系的十几位同志，以会亲访友为名，向其晓以民族大义及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中共的主张。如派刘培植打入到驻防洛川的一○五师，通过各种关系，最后与该师师长和参谋长结识，并就如何抗日救国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谈话，终于使对方赞同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表示决不与红军为敌，共同携手，一致抗日。对于那些经过工作还坚持与苏区和红军为敌，不断骚扰、挑衅的部队，欧阳钦则利用工委所辖的两个独立营、五支游击队，采取武装争取的方式，向对方游击，以牙还牙，对捉到的俘虏，经过教育再放回去，屡捉屡放，以达到对其内部进行分化瓦解的目的。对连排长以下的广大士兵，则采取了宣传教育的方法。欧阳钦领导的工委有关部门，还办了个小型印刷厂，印刷标语、传单，他经常亲自撰稿，拟定标语口号。他主持办的《打回老家去》的小册子，在东北军下层士兵中，反响颇深。经过工作，东北军的一些官兵对我军的态度日益转变，在红军驻肤施、顾丕、甘洛石门子、傅村等办事处，经常有东北军往来，与红军关系友好。许多东北军士兵，对于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宽大胸怀深为折服。此后有的部队经常将蒋介石对红军作战命令通告红军，作战时向空中放枪。

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共中央利用矛盾，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欧阳钦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到陕甘工委所属地区检查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及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建设情况。他多次召开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制定党的组织发展与党的工作计划，并亲自与东北军中的党员谈话，告诉他们：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营堡必然发生破裂，我们的同志要遵照列宁的教导，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和矛盾，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在解决认识的同时，他布置了在东北军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在有条件的部队中建立中共组织的任务。在欧阳钦的耐心帮助下，广大党员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和任务，坚定了信心，掌握了工作和斗争方法，更加愉快地工作。经过努力，在东北军的一些部队中很快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若干个党的支部。由于欧阳钦能把争取上层与争取下层结合，把党的统战工作与党的组织发展工作结合，使党的统战工作在东北军中收到了积极效果。

欧阳钦除抓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外，还调动工委的各职能部门，如财政部、粮食部等，在工委管辖的三个苏区县、两个白区县的范围内，积极完成征款征粮等项任务，以保证全工委的后勤供给及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此期间，欧阳钦对于工委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党的策略方针，工委工作的情况、问题及经验教训等，都经常向中共东线工委①和中共陕北省委报告。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情况，他还多次，有时甚至两三天一次，以工委或个人名义给周恩来、叶剑英写信请示汇报，及时地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上级机关的指示和鼓励。周恩来曾写信给欧阳钦并转陕甘工委，表示：中央嘉奖陕甘工委的工作及所取得的成绩②。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上级党组织决定调欧阳钦去做杨虎城所部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他从陕甘工委驻地行至中央所在地保安不久，西安事变爆发，上级又改派他随同周恩来一起赴西安，致力于中共陕西省委的恢复工作。12月25日，在中央代表团的帮助下，陕西省委在西安重建，贾拓夫任省委书记，欧阳钦任省委常委、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重点负责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和西北军中党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的疯狂镇压和叛徒出卖，陕西省的中共组织曾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与组织失掉了联系。因此，中共陕西省委重新组建后，把恢复全省各地各级党的组织作为最紧迫的任务来抓。欧阳钦全力以赴建立省委与西北军党的工作联系，通过在西北军中工作的杨信，很快了解了其所在地区驻防的西北军中党的组织状况及党的工作情况，并通过杨将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意图及时传达到西北军党员中去。他还派专人去寻找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党员和在作战中负伤失散的同志。董学源就曾受欧阳钦的委派，前往甘肃接收秘密发展的党员。欧阳钦指示：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些人尽快找到”①。在各方协助下，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终于使那些一时脱离了组织关系的同志很快回到组织怀抱。陕西省中共组织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壮大，西北军中秘密党员很快达千人以上。这与欧阳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时，西北军中一些党员，对中共中央在处理西安事变中采取的方针政策很不理解。欧阳钦便积极耐心地做这部分同志的思想工作，并派人深入到部队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中，进行宣传教育，使同志们提高了认识。

(五)

1938年初，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抗日力量的团结，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出版《西北》周刊，宣传组织广大军民，为完成陕西面临的重要政治任务而斗争。

此时，欧阳钦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具体负责主管《西北》周刊编辑出版工作。在经费少，编辑人员缺，印刷发行条件不很具备的情况下，他发动同志们出主意想办法，经过半个月奔走和努力，克服了困难，《西北》周刊于1938年1月21日正式出版。在创刊号上，欧阳钦发表了《加强抗日力量的团结，保卫陕西》一文，提出了陕西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力量，统一救亡运动所应做的三点努力：一，制定一个适合陕西环境的共同救亡行动纲领;二，统一救亡运动组织;三，把救亡运动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去，文章还明确的指出了影响两党团结抗日的具体障碍，以及克服障碍的措施。从此，《西北》以它鲜明的旗帜，犀利的笔锋，成为西北地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欧阳钦名义上不是周刊的主编①，但实际上代行了主编的职权，做了大量的编辑、审稿工作，并亲自动手为周刊撰写社论和文章，据出版的40多期《西北》周刊的不完全统计，仅以杨清笔名发表的理论文章就达28篇之多。这对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欧阳钦以《西北》为园地，以笔做刀枪，在抗日救亡的战场上冲锋陷阵。他的文章论战性强，言简意赅，旗帜鲜明，常常使一些丑类无地自容。在《西北》周刊第12期上，他发表了《取消一切派别小组织与执行抗战救国纲领》一文，对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指出：“自抗战救国纲领颁布之后，切实执行者，固然不乏其人，而对纲领怠工或阳奉阴违，甚至做出与纲领精神相违反的事，随处还可以见到，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统一意志，统一组织的一个大损失”。1938年5月18日，国民党公开登报下令解散陕西13个救亡团体，并于5月30日逮捕了这些组织中的三名领导人; 7月，又分别逮捕了这些组织中的另外两名领导人。事件发生后，欧阳钦根据省委确定的方针，在《西北》周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意见》一文。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被捕者，恢复被解散的抗日团体，并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在《西北》第41期上，他发表了《从实施宪政谈到抗战中的民主》一文，论述了实行抗日民主与抗战胜利的关系，痛斥了那种认为“战争时代是军事时代，军事与民主有不相容性”为国民党摧残抗日力量辩护的反动观点。他指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是保护人民打击外来侵略，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全民族的利益，依人民公意而进行的，是会受到人民拥护的，人民群众会自愿参加，用不着统治、压迫，而应充分发扬民主，发挥人们的作战能力。只有那种非正义的主持战争的军阀资产阶级才对人民实行严格的统治，压迫人民去作战，实行独裁，这种战争是非民主，是反民主的，是和民主不相容的。文章说，人民群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着民族的利益踊跃参战，难道这样的战争也需要统治，需要限制民主吗?文章认为：这种战争是民主的而非反民主的，和民主是相容的。不仅不应该限制民主，而应当扩大民主。这种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大长了爱国群众的志气。在中共的领导下，为营救被捕的爱国群众，人民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召开座谈会、讲演会，到监狱慰劳，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公开斗争。后由周恩来出面交涉，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五人，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8年6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中原，威胁武汉，也威胁陕西和西北地区。面临这种形势，欧阳钦以杨清的笔名于7月19日在《西北》发表了《保卫陕西，保卫西北》①一文。8月1日，他又与陕西省委其他领导人关锋，张德生、汪锋等共同署名，以《我们对第三期抗战中保卫西北的意见》②为题，发表文章。这些文章科学地分析了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陕西与西北的严重形势，批判了侥幸苟安思想，从陕西与西北的实际出发，分析取得战争胜利的主、客观条件，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全面动员，武装民众，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原则，宣传解释了中共的有关政治主张和改善人民生活等经济工作方针。文章呼吁;一切党派，在当前的形势下，都应该把相互之间的成见，自私自利的观点，互相产生的磨擦等，都需在当前保卫陕西的神圣战争中完全消除，真正实现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西北》周刊在陕西民众面前高举起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高举起坚持抗战胜利的旗帜。使国民党顽固派大为恼火。他们采取了不予登记，勒令停刊，逮捕承印者、销售者和读者等卑劣手段，竭力阻挠刊物的出版发行。但是，广大群众深深喜爱这个刊物，它的订户不仅遍及省内外，甚至发行到国外，“在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发展统一战线，领导抗战，以及进行党内教育等方面相当的尽到了党报的责任。”①在它创刊两周年的时候，毛泽东为它题词：“要把西北上的事办好，人民必须有言论自由”②。

(六)

193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欧阳钦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这时，陕西国民党顽固派不断从外部与内部对中共进行破坏，公开取缔群众团体的抗日活动，统一战线与抗日群众运动处于“消沉”状态。中共陕西省委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把两年来所开辟的阵地巩固住，特别是如何使迅速恢复、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得以巩固。欧阳钦以极大的努力抓住巩固党组织与转变斗争方式这一中心环节。他首先主持召开省委全体会议，讨论确定了“以巩固为主”的建党方针。同时，他又主持起草发布了《省委关于宣传工作的通知》③，要求所属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政治理论教育和党的知识教育，以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和组织纪律性。不久，省委又下发了《党员须知》和《秘密工作规则》①，从思想和制度两方面促进陕西省中共组织的巩固和工作方式的转变。8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共陕西省委遂决定一般地停止发展党员。10月，欧阳钦又主持起草了《省委关于开展党内教育运动的决定》，经省委讨论后发布。这个决定强调：巩固党是目前党的中心任务，而巩固党最中心的一环，是开展党内教育。为把党内教育运动搞得深入透彻，他撰写了《论巩固陕西的党》②，指出“陕西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中，重新建立与发展起来的。这是陕西党的干部和党员过去工作的巨大成绩。但是，陕西党还是一个新的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能说已是相当巩固”;“陕西党正处在反共逆流中，顽固分子正在利用一切方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以至特务工作方面来打它与破坏它”。文章在叙述党内存在的政治、思想、组织不纯的种种表现后，明确地提出了巩固党的措施。即：加强党内教育;改变党的成分; 审查选拔培养干部;增强党的纪律性; 注意秘密工作;防止奸细;密切同群众联系等。为促使工作方式的转变，欧阳钦主持省委做出了《省委关于外地来省委处应注意事项的通知》。11月，他根据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主持省委具体讨论部署了巩固党的工作;召开了有省委全体委员、机关工作人员和各县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传达讨论了巩固党的问题并在会议上讨论决定，改变一些组织形式。是年底，省委机关从云阳移至淳化安社寨。欧阳钦主持召开的这些会议和发出的文件及所采取的措施，使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落到了实处，从而实现了党的工作方式的转变，使陕西的中共党组织更加巩固。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伙同地方顽固势力，于1939年12月先后侵占陕甘宁边区的旬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座县城，并阴谋进攻延安。在这种情况下，为正确认识全陕形势，明确党的任务，1940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欧阳钦在会上作了《从陕西与西北事件说到目前时局与任务》的政治报告。他指出：今天中国时局的特点是：还在继续抗战——但在抗战中，发生了严重的投降危机;还在继续团结——但在团结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现象;还在继续进步——但在进步中发生了严重倒退运动。报告列举了陕西以至全国不断发生的武装反共摩擦事件，暗害进步团体，逮捕、杀害共产党员，以及进行反共教育与反共宣传等破坏国共合作、不利团结抗日的现象，要求全陕党员要认清形势，揭露黑暗面，千万不能悲观失望，一定要争取时局好转，达到抗战胜利。欧阳钦代表省委，提出了陕西党的具体任务：一，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一切抗战与民主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组织群众，领导他们进行各种有利于群众、也有利于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改善的斗争;二，坚持武装斗争，做好参战的准备，不仅为了防止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而且也要防止顽固分子投降反共的突然事变; 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这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他提出巩固党要搞好以下八项工作，即：党内教育，清理认识; 审查干部; 加强群众工作; 了解具体环境; 改善领导方式; 提高党的警惕性;严密注意秘密工作;加强党的团结等①。这次会议贯彻后，陕西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9月，为了检查对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隐蔽精干”方针的落实情况，欧阳钦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议的结论报告中，告诫大家不能歌颂成绩，满足现状，而要强调缺点，要追究产生缺点的原因及纠正的办法。他认为陕西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以至造成党“极不巩固”的原因主要是：对时局的估计，有些不周到不充分不精密，缺乏远见; 环境好时未充分准备到环境坏时的工作，工作方式虽有改变，但不彻底。所以对贯彻“隐蔽精干”的政策抓的不紧。在一些地方，由于对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群众的核心等建党理论原则，缺乏深刻具体的了解，甚至出现了某些地方党组织大于有组织的群众; 党的秘密工作与领导方式很差，甚至在某些地方党竟变成了半公开的。就此，欧阳钦在会上做了检查，并深刻阐述了将党变成“隐蔽精干”的地下党的战略意义。他将这一方针做了通俗的解释。他说：什么是“隐蔽”呢? “隐蔽”即是组织上的隐蔽，不是政治主张的隐蔽;要做到在广大群众中隐蔽，在社会中隐蔽，也即群众化、社会化。就是表面上与广大群众是一样的，实际上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党的周围有广大群众作掩护。什么是“精干”呢?精干就是少而有力，精干就易于隐蔽，使组织严密、质量提高，使党成为有群众、有统战工作、有朋友、有适合环境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地下党。使敌人破坏不到，打击不易、真正成为巩固的堡垒。总之就是要“内无奸细”，“外不孤立”。他严肃地批评了那种工作上爱铺张，有名无实，好大喜功等易使自己暴露的工作作风，强调发扬“有实无名”，埋头苦干，地下生根，做“后台老板”的风格①。

会议以后，欧阳钦领导省委各部门抓了22个中心县委、工委的整顿，把各级党组织领导权都掌握在政治上坚定，有工作能力，会适应环境，懂得新的领导方式，能以社会职业、地位做掩护的同志手中;省委直接审查的干部就有80人。省委还抓紧了干部培训，加强对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党的策略教育，并教育干部学会联系本地区实际情况开展工作。经他提议，省委还储蓄了一批后备干部，以备发生意外时接替工作。除此，还把“红了”的干部调送延安学习，不能离开的，也设法使之改业;对接受国民党训练的干部，不无故怀疑，而是区别对待，查无问题的恢复了工作，情况不明的继续考察;把已被“溶化”的90多人清除出党。将一般的县委领导区委、区委领导支部的党的领导方式，改变为一般每个负责人联系不能超过二个单位，取消了总支部，划成小支部。在党内开展了防奸细工作，规定了明确的政策界线，清除了暗藏在党内的坏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就“隐蔽精干”问题，对陕西发出指示，完整地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②的十六字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2月，欧阳钦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并在会上做了《目前时局下的陕西工作》③结论的报告。报告论证了中央对陕西工作指示的意义，就如何贯彻中央指示提出了10项措施。他还提出要“打入要害” (即主要对象) ，“打入心脏”(即深入内部) ，对国民党的工作要从外部摩擦转到内部摩擦。会后，他派人到各地采取谈话，写信等多种方式传达贯彻这一精神。各级党组织都按省委要求，在国民党内部，在国民党中央军、西北军、地方武装、在乡军人、财政经济部门以及青红帮中，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以合法形式深入地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了一批同情者和积极分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41年5月，中共中央为了使陕西省委有所依托，并同中央联系方便，将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划归陕西省委领导，并组成新的省委，欧阳钦仍任省委书记。5月12日，他主持召开了新省委第一次会议，作了《新形势下陕西党的任务》①的结论报告，还代表省委对今后工作做了部署，提出了全省党组织的八大任务，并对国统区提出仍要执行组织上“隐蔽精干”，多交朋友，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对关中分区的工作，对军队、以及对文化、教育、出版、干部培养等方面工作，欧阳钦也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最后，他强调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改善领导工作的方式。这使全省各地和新省委各工作部门都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有力的促进了党的工作。

1941年7月，欧阳钦在将要调往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之前，对自己在陕西省委的工作做了全面总结。在西北局召开的常委会议上，他以《关于四年来国民党统治区我党工作报告》②为题，做了很长的书面发言。他详细地介绍了陕西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全面分析了陕西社会各派政治力量对抗战及对中共的态度，系统地汇报了陕西省委四年来的工作。他把陕西省委的工作分成两大战略阶段： “即1936年西安事变起至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止是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陕西从没有党或基础薄弱的党，建立起普遍的党组织，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工、农、青、妇、文化界及各方面的群众运动; 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存在的问题是：党的组织还很不巩固; 群众运动开展的根基不深;宣传多于组织，表面工作多于实际工作，统战工作范围狭小单一。从1939年初到1941年7月是巩固时期。这一时期党的基础较前巩固，国民党全力来破坏我党，我党避免了大的破坏; 国民党打击我党的外围组织，破坏我党统战工作，我党不仅保存了已有的统战工作基础，而且开辟了新的阵地;国民党解散了我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但我党与群众的联系仍然保持着。存在的问题是：党的巩固工作还做得不够，做得迟缓，办法还少，因此使一些地方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他在发言中还对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组织、宣传、统战等方面的工作逐一作了汇报，并总结了经验与教训。这是欧阳钦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期间所作的最后一次总结，也是他对自己在陕西省委工作的一个全面回顾。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又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第四分局既是中央调研局的一个分局，又是西北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欧阳钦奉调离开陕西省委，到西北局筹组调查分局。他一到任就开始着手筹备工作，经努力，至12月，办公地址、工作人员等问题都逐一解决落实，西北局发出任职通知，他被任命为调查研究第四分局副局长。是月16日，在西北局会议室召开了成立大会，全体工作人员，西北局各位领导同志，以及来宾参加了大会。胡志主持会议，欧阳钦作了报告。他首先宣布调查研究第四分局正式成立，然后介绍了成立经过，编制组织状况，以及工作制度、会议制度、计划检查制度，对外联系、经费以及调查方法、学习问题等。他明确宣布调查分局要在中央西北局常委的领导下工作，要成为西北局的一个助手，要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作好调研工作。

第四分局下设四个研究室，即：边区研究室、友区研究室、少数民族研究室、军事研究室。欧阳钦兼任友区研究室主任。他主持友区研究室与调查站组长赵伯平一起对陕西国统区的经济如银行、资源统计资料，政治如省党部和省府各厅的秘密与公开的出版物，以及地方报纸、思想文化，地图游记等进行了广泛的收集。他深入地调查了群众的生活状况，逐项对农产品、工艺品、医药品的价格，以及编织、铁路、金矿等各行各业工人的工资与劳动时间做详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与战前作对比分析，为中央西北局作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1943年1月，欧阳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后又任秘书长，在西北局书记处领导下，主持办公厅工作。他继续负责主管调查研究工作，并具体准备常委会及西北局委员会的活动日程，组织西北局常委会决议的贯彻执行。他除处理西北局常委、书记处的大量日常政务、文电、会议、上下联系外，还在大生产运动中集中抓了生产，保障蔬菜、烧炭、饲料的供给，对磨房磨豆腐、商店经营项目等具体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并用取得的盈利改善机关伙食，弥补办公费的不足。由于欧阳钦工作作风深入，西北局机关干部都很尊敬他，爱戴他。当时，“杨秘书长”①在延安广为人知，而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

1945年4月，欧阳钦出席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大会上的讲话。大会制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路线，使欧阳钦深受鼓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决心为实现党的七大确定的路线和任务而努力奋斗。

(七)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欧阳钦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秘书长。当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正玩弄假和谈真内战的伎俩，美帝国主义又出面进行所谓和平“调处”，许多人对美蒋的反动本质和进行内战的阴谋一时还认识不清，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还抱有某些幻想，欧阳钦和分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抗日战争后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教育党员和干部认清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认清内战的危险，进一步明确了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②。

1946年10月，国民党先后占领了承德和张家口，在军区和分局的领导下，欧阳钦率领武装队伍转战于赤峰、凌源、叶桕寿等地，领导群众进行清匪反霸的斗争，恢复社会治安，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配合游击队清剿土匪和反击国民党的武装进攻。经过努力，冀察热辽边区各县成立了民主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在进行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又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边区的工商业得到了恢复，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党在冀察热辽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

翌年春，欧阳钦任冀热辽中央分局土改工作团南团团长，到热东地区领导土地改革。他每到一地都深入调查研究，然后再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对于上级的指示，他总是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具体贯彻执行。当时，热东地区的土改工作，也出现了对地主“扫地出门”，对基层干部“搬石头”等一些“左”的做法。他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土改工作离开党的基层组织领导，踢开区村干部，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是错误的。他多次写文章，发表讲话，统一干部的思想，抵制了那些“左”的做法。保护了一大批农村干部，使党和政权的基层组织得到了加强，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1948年，为辽沈决战做准备，党又派欧阳钦到羊山地区做了一段对驻守锦州的国民党滇军的统战工作。

1948年7月，欧阳钦任中共旅大地委书记，翌年2月改任旅大区党委书记。

旅大当时由苏军军事管制，中共的活动还没有公开。在这种情况下，对旅大是做长久打算，还是仅仅作为暂时支援前线的临时阵地，看法不尽一致。欧阳钦首先分析了旅大的特殊情况，指出：旅大是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是工业城市，是战略要地。既然是工业城市，就要抓发展生产，既然是战略要地，就要和苏军合作保卫城市①。他针对旅大“应以苏军为主”的说法，提出“以苏为主即是以我为主”。在他的建议下，党委制定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②的方针，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又妥善处理和苏军的关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使旅大地区成为最早掌握在中共手中的工业城市，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工作欣欣向荣，在生产和支前方面都做出了显著成绩。

全国解放后，欧阳钦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195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去莫斯科访问时，由于要签订关于旅大市的协议，欧阳钦也奉命随同前往。在毛泽东举行的答谢告别宴会上，斯大林特地同欧阳钦喝了一杯酒，对他在旅大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对中苏友谊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许。

欧阳钦在主持旅大工作中，除重视生产建设，关心群众生活外，还注意从理论上教育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政治理论水平。他曾对干部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只是马列主义沧海中的一粟。至于对马列主义 ‘登堂入室’的了解，那就只有指望着今后的努力。”③他常说：学习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问题联系起来才有意义”④。有的同志曾这样评价过他： “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咬得很死，用得很实。”⑤

1952年，为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全国开展了 “三反” 、“五反”运动。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高岗诬蔑旅大市的干部队伍是“山高林密，虎多而肥”。欧阳钦等同志坚决抵制了这种错误论调。他们严格掌握政策。保护和挽救了犯有轻微错误并已接受了教育的同志。

欧阳钦进到大城市以后，仍和战争年代一样，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子女亲属，他都从严要求。有一次，他急着出去，已经上了车，忽然想起那天是党小组活动时间。于是马上叫司机停下车，先向党小组长请了假，然后才乘车外出。1951年，欧阳钦在湖南农村的一个亲属远道而来，想在旅大市安排一个工作。欧阳钦拒绝了这个亲属的要求，耐心说服了他，给他拿了路费和一些零用钱，又把他送回了湖南。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曾赞扬欧阳钦“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①。

(八)

1954年8月，欧阳钦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委是由原黑龙江、松江两省委和哈尔滨市委合并而成，干部来自两省一市，还有一部分人来自辽西、旅大等老解放区。如何把这些来自各方面的干部团结好，统一他们的思想，是搞好全省工作的关键。欧阳钦一开始就抓住这个环节，亲自主持起草合省后第一篇《黑龙江日报》社论《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号召全省干部“主动地团结合作，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集中智慧和经验，作好当前及今后紧张而繁重的工作。”②

欧阳钦特别重视抓省委“一班人”的团结。他要求大家互相学习，和衷共济。他以身作则，尊重班子成员意见，重大问题总是拿到会议上研究讨论。他主持常委会，同志们可以互相展开坦率的争论和批评。一旦作出决议，就放手让每个成员大胆主持各自分管的工作，使合省后的黑龙江省委工作很快呈现崭新的局面。

当时，中央把黑龙江作为贯彻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地区，国家很多大型项目如发电设备、飞机、机器制造工业等都正在黑龙江“上马”，这使欧阳钦十分受鼓舞。他立下“建设繁荣、幸福、美丽的黑龙江”①的宏大志愿，并为实现这一志愿，不懈奋斗了12个春秋。

欧阳钦专门召开省委全会，认真分析研究全省形势和任务，把全省同志的注意力由一向主要抓农业，引向在抓好农业、林业的同时，大力支援大规模工业建设上来。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指出： “今后一切工作的中心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谁抓住这一条，谁就会得到一切;谁对这一点动摇，谁就会失掉一切。”②

欧阳钦坚决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根据全省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在合省之初，就代表省委向全省人民发出尽快实现“三个一千万”的号召，即年产一千万吨粮食，一千万吨煤炭，一千万立方米木材为主要指标的全省工、农、林业发展设想。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省人民紧张努力，仅用了4年时间，就实现了这个设想，为进一步搞好黑龙江省建设和支援全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因为黑龙江基础薄弱，所以随着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工业与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与副业这几个方面的不平衡。欧阳钦及时发现了这一矛盾，明确指出农业、轻工业和副业是黑龙江的三条短腿①。为了保证经济平衡发展，他提出了 “保证重点、补长短腿”的方针②。这个方针的实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发展繁荣全省经济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在农业方面，黑龙江解放较早，土地改革的任务在全国解放后不久即基本完成。广大贫农、下中农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荒，纷纷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欧阳钦到黑龙江后，又进一步狠抓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省委的领导下，到1955年，全省基本实现了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为黑龙江农牧业的开发建设奠定了基础。

1957年8月下旬，黑龙江全省各地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降雨，各江河水位普遍上涨，形成了该省有水文记载以来的空前未有的特大洪水。在汛情严重的日子里，欧阳钦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挂电话了解汛情，询问肇源怎么样?后汲家店、张家亮子是否被淹?群众撤出来没有?嫩江水位又涨了多少?松花江洪峰什么时候到达哈尔滨? ……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不断与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运筹缓解汛情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措施。他领导召开省委扩大的紧急会议，指出：要抓紧时间，集中人力、物力，坚决战胜洪水，确保哈尔滨和沿江人民的安全，确保农田丰收和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他强调“一切工作都要毫无例外的服从这个中心任务”①。

8月27日，全省11条主要河流水位继续上涨，省会哈尔滨水位上涨到警戒线，预计受来自南方的低气压旋的影响，在全省各地还将有暴风雨，除哈尔滨外，三肇、呼兰、双城一带水情都很紧张。这一天，欧阳钦主持省委召开两次常委会，制定了“城乡兼顾、首先确保哈尔滨，争取保松蒲”的方针，决定：在情况恶化时，牺牲局部，保护整体，牺牲庄稼，保护人畜和财产的安全等紧急措施②。就在这天，他与省委书记冯纪新及省委、省政府的其他领导同志，冒着滂沱大雨，视察江北险堤，察看刚抢修完的险段。在视察太阳岛大坝时，及时发现几处被浪头淘出空洞，当即布置人员赶去修补。视察结束后欧阳钦还留在现场与有关人员共同研究了运输、物资供应和通讯联络等问题。

在防汛进入决战的时刻，欧阳钦与冯纪新等省委领导同志再次组成慰问小组，慰问为防汛做出贡献的全体防汛人员。9月2日上午，当慰问小组来到故乡大堤参加防汛抗洪斗争的军队指挥部时，只见战士们满身泥浆，一脸倦容。欧阳钦心疼地请他们坐下来，与他们亲切交谈，他还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对全体官兵同洪水英勇斗争表示慰问和感谢。他走进工地广播站，拿起话筒对全体防汛人员讲了话。

同一天，欧阳钦率慰问小组又先后到太阳岛、太平区等堤段巡查慰问。当他们来到哈尔滨水泥厂时，听了该厂负责人关于防汛和生产情况的汇报，了解到在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这个厂还照常生产，超额完成8月份生产任务后，欧阳钦紧紧握住厂负责人的手，连声说： “谢谢工人同志们，谢谢工人同志们。”省委领导同志的关怀给全体防汛人员增添了战胜洪水的信心和力量。

9月4日，松花江最大洪峰即将到达哈尔滨，哈尔滨进入了和洪峰决战的紧要关头，这天一早，欧阳钦就把常委们召集在一起，仔细分析这次洪峰的特点和应付洪峰的能力和条件，他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防风浪、防险情、防破坏和防疏忽大意的“四防”工作，并责成哈尔滨市委，务必在当日白天做好一切准备，以便能够随时行动，应付紧张局势。他嘱咐让各堤段把救护船组织好，安排好，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天夜里，哈尔滨沿江百里长堤灯火通明，如同白昼。18万守堤英雄，迎风披雨，时刻警惕着洪峰的到来。时针指向21时，雨点由小变大，人们眼前仿佛张开一片水的帘幕，堤坝上的灯光变得昏暗了，可是守堤英雄们个个精神抖擞，注视着风浪的变化。防洪大军整整与洪水拼搏了一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欧阳钦也紧张地战斗了一宿。他守候在电话机旁，时时刻刻关心着江水的上涨，堤坝的抗冲击力和沿江城市乡村的安全。当他得知若干堤段发生过险情，在守坝英雄们的抢修下，均已化险为夷时，疲倦的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

9月6日，松花江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24厘米! 然而，哈尔滨和沿江城市乡村安然无恙。9月17日，哈尔滨水位终于降到警戒水位以下，洪水被制服了，全省防汛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欧阳钦也激动异常! 在研究如何总结防汛斗争的省委常委会议上，他激动地说：这次防汛斗争，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组织性、觉悟性和无穷力量; 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力量，组织力量，动员力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人民群众这种艰苦英勇斗争的精神，必将在我省防汛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①。

为了纪念抗洪斗争的胜利，哈尔滨人民在松花江畔修建了防洪纪念塔，塔面浮雕上刻下了哈尔滨人民与洪水搏斗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同时，它也记载了欧阳钦在防汛斗争中的功绩。

(九)

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大规模开发北大荒，把黑龙江省建成一个商品粮基地。1958年，王震率10万官兵开进了一望无际的荒原。欧阳钦对农垦工作给予了积极支持，并高兴地说： “ ‘北大荒’ 要变成 ‘北大仓’ 了，让千年沉睡土地翻身的人应该立碑。”②他要求各地从各方面对农垦工作大力支援。全省各地向垦区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木材、农药、农机具、日用品等必需物资; 输送了许多大专毕业生和农业干部;有关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的专家，也纷纷参加了考察。

1961年，垦区遭受了严重灾害。在最困难的时候，欧阳钦来到垦区看望干部、战士，送去了党的关怀和温暖。根据欧阳钦的建议，这一年省里不但没有向垦区征粮，反而拨去了大批粮食，帮助农场渡过难关。他还提议让地方干部参与垦区的领导工作，这对协调双方关系，加快开发北大荒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6年9月，欧阳钦出席了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就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做了专题发言，并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8年，由于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产生了骄傲急躁情绪，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开始，欧阳钦并未意识到这是错误的，也是执行了的。但是，当张春桥发表一篇文章反对“条件论”，为这股风推波助澜的时候，欧阳钦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开批判这篇文章违反辩证唯物主义，鼓吹唯心主义。他说：“一切应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没有条件怎么能行?”①当年秋天，全国普遍搞“小土群”大炼钢铁，到处放“卫星”，对黑龙江压力很大。全省已经抽出20万人炼钢，钢产量还是上不去。当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有的同志提出再上一、二十万人，欧阳钦坚决反对，他说：“矿石一时挖不出来不会烂掉，但粮食收不回来就会烂在地里，大炼钢铁的人一个也不能再加了。”②正是由于欧阳钦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才使黑龙江大大减少了损失。

欧阳钦虽然抵制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他也曾经执行过错误的方针和政策，如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1959年的反右倾等，但他能较早地察觉错误，扬汤止沸，避免错误发展得更严重。

50年代末，中央决定在黑龙江开发油田。欧阳钦和省委其他同志一致决定“全力以赴、全力支持”①。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各种物资极为缺乏的情况下，省委领导全省人民节衣缩食，把油田急需的粮食、蔬菜、副食、帐篷、汽车等源源不断地运往会战前线，动员了大批医务人员、筑路工人、机修工人和电力工人到油区支援会战。在建国1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第一口油井出油了，欧阳钦亲临祝贺。那时油田还没有正式命名，欧阳钦风趣地说： “老百姓家添了个孩子都高兴得不得了，叫大庆，我们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时候，开辟了这么个大油田，更是大喜事。就叫它 ‘大庆’ 吧! ”②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从此，“大庆”这个名字随着滚滚的油浪，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

欧阳钦一贯重视抓经济建设和生产工作，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1956年4月，他主持省委适时召开了文教工作会议，强调“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与之相适应地进行文化建设，使两者互为保证，互相促进。”并指出：必须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切实地从上到下地给知识分子以信任和支持，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1959年在省市干部会议上，他又一次号召全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大力发展与提高科学技术、文化建设事业，建立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队伍，掌握尖端技术，攀登科学高峰。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大力支援全国的任务，同时把黑龙江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幸福、美丽的地方。”①他还与其他省委领导同志一起，经常会见全省工业、农业、科技、文教各界的专家、教授，具体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欧阳钦作为省委第一书记，非常重视思想理论工作，他认为： “思想战线从来就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线，没有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思想工作要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但最根本的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②。为此，他不但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同时也关心工农群众的学理论、学哲学活动。他经常对大家讲“不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多么神秘和高不可攀的事情”，“广大群众不但能够学，能够用，而且可以学得好，用得好。”③

60年代以后，在理论学习上，林彪的所谓学习方针盛极一时。欧阳钦对此很反感，他说：“立竿见影，怎么见影法?学习是个慢工夫，今天学了，不知道啥时候用得上，怎么能立竿见影?”④他认为学习方法应“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⑤他看到有的工厂交接班时背诵毛主席语录，批评道： “这有多少用处?还不是形式主义! ”①他还说： “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什么都联系，随便联系，表面看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形式主义，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了”②。他反对那个“顶峰论”，他说：“顶峰了，再往上怎么上?”③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呀!

欧阳钦号召别人学习，自己更带头学习。他经常发表学习理论的体会文章，在他身体和精力许可时，《黑龙江日报》的社论他都要亲自审阅，有的重要社论，他还亲自主持研究起草和修改，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全省的工作。在他的带动下，黑龙江省的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学理论活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十)

1964年“四清”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当时在黑龙江也有人把干部队伍看得漆黑一团，说什么“现在的干部摸一个烂一个”。欧阳钦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平时说干部啥问题没有，现在又说都不好，这是形而上学，如果真把干部通通搞掉，反动派会高兴，那就只好请蒋委员长回来了! ”④

欧阳钦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在关键时刻能头脑清醒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稳定地掌握工作发展进程。他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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