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任弼时人物传,任弼时生平事迹,任弼时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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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任弼时人物传,任弼时生平事迹,任弼时评价

(一)

任弼时，原名二南，学名培国，湖南湘阴县(今汨罗县)人。一九○四年四月三十日，出生在唐家桥新屋里的一个贫苦教师家庭。父亲任振声，字思度，考秀才不中，守着祖遗的十来亩薄田，以教书为生，后受民主思潮影响，思想比较进步。母亲朱氏，慈厚善良，乡里称贤。兄妹五人，弼时排行第二。哥哥因病早逝。大妹培月，二妹培星，都参加了革命，先后牺牲了。还有一个小妹，名叫培辰。任弼时五岁随父课读，七岁入明德小学。九岁以插班生考入序贤学校，十二岁去长沙考取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是同班学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为人诚实，读书写字，有一股倔劲，每次不把功课做完，决不放手。在一篇作文里，他曾这样写道： “……读书不是嬉戏，不能只靠小聪明，虽天资过人，安有成就之日哉?求学之道，不外乎勤奋而已。”①他爱绘画，还会雕刻，在新屋里故居展览馆里，至今仍保存着他小时刻的图章; 有一件是他自制的竹笔筒，上面工工整整刻着“实事求是”四字。他肯动脑筋，有胆识。为了给小伙伴找到“打仗”的“兵器”，他带头把闾塘庙的銮架、栅栏拆掉，分给每人一根可削刀枪用的木棒。这一“冒犯神灵”的举动，曾引起乡里的非议; 他被父亲锁在屋子里，关了一天禁闭。为了减轻母亲的劳累，诸如挑水、劈柴、种菜、煮饭的事，他都抢着干。他会打草鞋，常给自己和妹妹打小草鞋穿。有一次，他看见一位骨瘦如柴来家要饭的老婆婆，觉得十分可怜，便问母亲： “她为什么没有人管?”母亲答复这荒年荒月谁来管穷人! 他说： “我要管!”他想用“自己每餐宁可少吃一口”的办法，接济穷人。这虽然是个天真的想法，但他毕竟触及到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使得这位善于思考的少年，自觉地走上探索之路。

任弼时在长沙读书初期，孤独，沉默，有时冥思苦想得象在发呆。只是在夜深人静提笔写日记和文章时，他才将胸中的郁闷，尽情倾吐出来。言为心声，我们从以下几节记述里，可以看到这位少年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

……夫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每受强国鼓颐鲸吞，张吻蚕食，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而遂成破碎之山河。……呜呼! 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不能收回割让之地乎①!

今湘省人之金融界，一贫如洗，纸银日下，现金暴涨。故百物昂贵，粮食将绝，民不聊生……循此以往，不谋救济之法，则人民将无谋生之术。既不能谋生，则乱者必起①。

……呜呼! 一缕之帛，出女工之勤; 一粒之粟，出农夫之劳，致之不易，尽人知之。吾观乎今之从政者则不然，私心滔滔，且妻且妾，花天酒地，淫佚骄奢，……嗟乎!此非我国之金钱耶?亦非我国民之脂膏耶?痛矣哉②!

怎样才能拯救国家的危亡，解除人民的痛苦呢?

任弼时曾想走“工业救国”的道路。他在一篇《言志》的文章里，阐述过这一志愿。他说： “谚云，世界无难事，只畏有心人。有心之人，即立志之坚者也，立志坚则不畏事之不成。……吾今思之，毕业之后，欲志于工业。因今之世界，乃战争之世界，若此战争非学 ‘为士者’ 所能强国也。强国之道，莫贵工业。今中国之所以弱者，无工业，不发达之一端也。何也，试观德国之强者明甚。昔德国亦弱国也，常与法战，屡为法所挫。后克鲁伯取枪而叹曰：此利枪炮，战不能胜，奈何?乃发明新式枪械，再与法战，败法军。……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以强我中国而已。吾之志，向其如是，坚持不变……。”③

可是，当他多次听取同学们的争论以后，又接受了“要强国必须先从改变社会制度着手”的新观点，不再坚持“工业救国论”了。他的胸怀也因此更加开阔起来了。

任弼时在附小毕业后，曾到明德学校读了半年书。一九一八年，他又考入长郡中学。这是长沙郡所辖十二县联合办的一所中学，素以埋头读书闻名，但他并不埋头读书，而是积极参加社会的爱国活动。这年十月，当学校里的进步师生，举行“国庆纪念”的爱国活动时，任弼时写了一篇《国庆纪念日感言》，直接抨击了段祺瑞反动军阀政府。他写道：

……夫我国自改立民国以来，于兹七载。试观七载之中，变态几何，有无外之窥伺?! 如此南北之战已年余矣。此次若是事本段非，南方反抗，而段即以数十万之精兵，为此无意实之事，诚可叹也。呜呼! 此等之人，是何人焉! 名为理国事，实为一二人之相争，竟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中国其能免于亡乎①!

任弼时很关心时局，经常阅读新出版的报纸刊物。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消息，使他十分高兴; 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和中国外交的失败的报道，又使他十分气愤。不久，以巴黎和会事为导火线，在全国爆发了“五四”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爱国运动。任弼时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斗争。他走出学校，走向社会，从事演剧、散发传单、组织各校学生下乡宣传等爱国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激起他爱国救民的热忱。他渴望继续上学，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然而家境日艰，已无力为他提供学费。为了找一条既不要家里资助又能继续求学的路子，一九二○年暑假，他没有回家，想活动去法国勤工俭学，但没有成功。不久，经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介绍，他加入了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当时，俄罗斯研究会正按照在上海刚建立的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号召，组织革命青年到俄国勤工俭学，任弼时非常高兴。这年八月，他同肖劲光、周昭秋、胡士廉、任岳、陈启沃等人，由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来到上海，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在霞飞路六号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学校的负责人是杨明斋，先后从各地来到这里学习的还有刘少奇、罗觉(亦农)、傅大庆、李启汉(森)、曹靖华、韦素园、蒋光赤、马念一(哲民)、许之桢等，共二十余人。他们在这里除学习俄语外，还参加了陈独秀等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和上海马克思研究会的活动，并且帮助《劳动界》和“华俄通讯社”做些抄写、校对的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任弼时等被批准入团，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任弼时在上海学习了半年。启程离开上海的当天，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去俄求学的决心，信中写道： “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唤奈何! ……儿常怨身体小弱，心思愚昧，口无化世之能，身无治世之才，前途亦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他谈的“大福家世界”，显然是指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接着，他谈到自己去俄国的决心： “此行之举，前虽有变，后已解道他进，前后已出发两次，来电云，一路颇称平静，某人(指列宁的党)十分表欢迎。儿已约定同志十余人(作民同志等)，今日下午起程，去后当即有信付回。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大人尽可勿念过远。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断无变更。至若谋学上海，儿前亦筹此为退步之计，不过均非久安之所。此事既可成功，彼即当作罢论。”①

在去俄国的路上，与任弼时同行的有刘少奇、蒋光赤、曹靖华、肖劲光和吴葆萼。据吴葆萼回忆，他们六人带着陈望道、李汉俊和威金斯基写的介绍信和一张做生意的护照，从吴淞港码头乘去日本长崎的轮船离开上海。在长崎住了一星期左右，继续乘船往海参崴。从上海出发时，祖国江南已是春暖花开，谁也不愿带棉衣; 一到威海崴，到处仍是冰天雪地，六个人住在中国街的一家旅馆里，冻得走不出来。第三国际驻海参崴的机关接待了他们，还帮助买了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当时，苏俄境内还在进行战争。有一次碰到军队交锋，他们被迫到火车底下躲藏。车从乌苏里到伯力途中，他们碰上了赤卫军。赤卫军因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把他们当成日本人，说要全部枪毙。曹靖华胆大，用俄语前去交涉。赤卫军军官把他们的衣服脱下在灯下照看，当发现了他们的组织介绍信后，一面喊他们“同志”，一面安排他们到头等车厢住下。到了伯力，铁路被炸坏，改搭黑龙江轮船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又乘火车去赤塔，最后到达了莫斯科①。据肖劲光回忆，他们途经“赤白交界”地带时，还曾遇到白匪党徒检查，肖劲光侥幸通过了，任弼时却被以“鼠疫患者”的借口扣押了。他当时正患感冒，有点发烧，“医生”检查时，他机警地把体温计的水银一头移到体外，结果正常，被放了出来②。

到莫斯科后，任弼时进入“东方劳动者大学” (简称东方大学)学习。与任弼时一起学习的有刘少奇、罗亦农、胡士廉、廖化平、卜士奇、任岳、任作民、彭述之、谢文锦、华林等，他们是该校中国班的第一批学生。不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他们应邀参加。这年冬天，刘少奇、罗觉、彭述之、卜士奇等转为党员，组成了旅俄支部。任弼时是团员，参加了支部的组织生活。一九二二年初，任弼时也转为党员。同年一月，他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任弼时在莫斯科期间，学习和工作都很出色。他攻克了许多“关”：首先是语言关。这次去俄国学习的学生中，除曹靖华外，一般俄语都不好。据吴葆萼老人回忆，大家为语言不通吃尽了苦头。上课听不懂，请《晨报》记者瞿秋白来教俄文并在课堂上当翻译。任弼时勤奋地学习俄文，他的办法是： “看不懂再看，说错了再说，看看说说，就会成功。”平日，他手里总是拿着油印的教材和报纸，有空就阅读，并随时向同班同学和俄国同学请教，因而进步较快。其次是生活关。当时俄国由于战争的破坏，生活异常艰苦。中国班学生四十多人，共住一大间加一小间平房，睡的是铁床。每人一天只有四两黑面包，一盘子白菜汤，挨饿是常事。任弼时很快适应了这种艰苦生活，有病时也不叫苦。再次是学习关。他把来俄看成是一次学习马列主义的好机会，深感在国内读不到这样的书，因此，整天攻读和钻研。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认真研究了列宁领导俄国进行十月革命的经验。他尤其注重领会列宁的策略思想，认为列宁制定的策略是适应革命过程的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为了实现革命的目的，要相机采取各种策略，有进攻，有退却，不能采取不合实际的策略。

任弼时在国外，时刻惦记着灾难深重的祖国。他曾为在上海、广州、湖南、海陆丰等地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群众运动而欢呼; 曾为“二七”大罢工遭到残酷镇压而愤怒，并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声援罢工斗争。他常对同学们说，这里虽好，不是我们久留之地。

一九二四年秋，任弼时结束了在俄国的学习生活，回到离别三年之久的祖国。

(二)

任弼时由莫斯科回国到上海，党组织先安排他在上海大学教俄文，后又决定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一九二五年一月，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团的“三大”之后，团中央书记张太雷被派往广州担任鲍罗廷顾问的翻译，任弼时又代理团中央书记。他很重视对青年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常同《中国青年》的负责人恽代英研究青年思想情况，讨论青年教育等问题，并为《中国青年》撰写文章。在他写的第一篇题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的文章里，明确指出： “青年团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所以绝对不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妥协……”，强调了青年团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在此以后，他用弼时、辟世、P·S·等笔名，陆续发表了《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与青年》、《列宁主义的要义》、《马克思主义概略》、《苏俄政治经济状况》、《联合战线问题》、《怎样青年群众化》、《不许帝国主义动手》、《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结果》等文章。他的这些文章，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例如他在《列宁主义的要义》一文中指出：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极盛时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策略”。接着，他用许多事实和论据，说明列宁主义的要义之一是： “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实现的唯一武器”; 要义之二是： “承认贫苦农民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友军”，要“与贫苦农民结成亲密的关系，援助农民反抗地主，以引导之参加阶级斗争，巩固阶级斗争之势力，进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 要义之三是： “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是抑制帝国主义，增长无产阶级战斗力，达到世界革命的策略”，“无产阶级、尤其是得有政权的无产阶级，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应有实际的积极的帮助”; 要义之四是：“需善于相机利用各种达到革命目的的策略。遇必要时，无产阶级的策略有退让或进攻的必要，绝对不可采用不合实际革命环境的形式策略，徒使革命受莫大之打击”。他还强调列宁主义的这些要义，“是与一切反革命派、改良派和一般冒称马克思主义者，经过长期驳辩、实际奋斗而得到的效果”①。这些精辟的见解，对于当时帮助党内认清不重视农民和排斥农民的错误倾向，有着指导意义。

二是阐述怎样建设好青年团。他在《苏俄与青年》、《怎样青年群众化》等文章中，明确提出要根据列宁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精神来建设团的组织，要使团在斗争中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要做到这一点，他认为：第一、“要使团群众化”，绝不能把团的组织“变成学院式的组织，或是不落实际而与群众隔离的团体”，应该使团的组织“务求与群众接近”，使团真正成为领导广大青年进行各项斗争的群众性青年组织; 指出团必须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够团结广大革命青年一道前进。第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他说： “每个团员都要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工作和行动，带领群众不断前进。”他还强调团员要代表群众，要成为群众的领导者，这就要求团员必须对马列主义有正确的认识，这样才能免除“左”或右的错误，才能使团布尔什维克化; 第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他反对与实际相脱离的“模仿主义者”的倾向，指出：许多同志只顾主义的原则，而不注意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形的那种生搬硬套的弊病，是对团的工作的极大危害。他要团的工作者，“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对于学习别人的经验，“亦务求合乎环境而能实行，宁抱 ‘宁缺无滥’ 的切实主义”②。

三是对有关时事政治的评述。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结果》、《从“五·卅”惨案到北京惨案》、《不许帝国主义动手》和《上海“五卅”惨案及中国青年的责任》等文章中，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的丑恶嘴脸，戳穿它们互相勾结镇压中国革命的罪恶阴谋，鼓励广大群众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任弼时特别强调青年要深入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去。他提出青年学生“应不惜本身的牺牲去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务须将民族革命的负担担在自己的肩上，要用这样的勇敢和毅力去执行革命工作”。他还进一步指出，青年学生只有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明白他们的心理和需要”，才能“取得民众的大多数”，才能有革命事业的成功。他强调团的工作者也要“深入群众”，“我们若不能为青年工人的权利或保护他们的劳动而奋斗，我们将永远不能接近青年工人，并取得其信任……”; “深入群众，是我们团体目前唯一的口号，各位同志要在实际斗争中处处不忘这口号的实际意义! ”①他这样严格要求别人，也同样严格要求自己。他以办“平民学校”为掩护，亲自到党在曹家渡纯善里五十二号举办的基层干部训练班去上课，讲授共产主义ABC。他强调训练班要注意吸收女学员。为了讲课能联系实际，使工人听懂和记住，他经常到狭窄阴暗的工人棚户区去作调查，把所得的实际材料，用作说明革命道理的具体事例，使工人较易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 懂得什么是反对这种压迫剥削的革命斗争。他组织青年进行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斗争; 号召青年参加北伐战争，引导许多青年走上北伐战争的前线。

任弼时在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强调青年团要服从党的领导，也坚决抵制党内某些领导人脱离马列主义原则的错误领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他领导团中央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多次斗争。

一九二六年春，当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人时，任弼时在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支持坚决揭露和打击蒋介石反动行为的主张。他强调指出：对蒋介石的反动行为，我们就是要斗争，不应退让; 必须及时在广大人民面前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坚决打击其反动气焰; 我们还要以此作为教训，积极准备自己的力量，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不然，革命的前途很危险①。一九二七年四月底，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又一次同大家一起，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结束后，他在武汉主持召开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团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工农青年发展农村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自卫武装，反对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建立民主专政的政权，为工农的利益而斗争。会上，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书记。为了进一步抵制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顽固立场和恶劣手法，他曾领导团中央通过了两项政治意见书，主张对蒋介石及汪精卫给予坚决的反击，并将意见书提交党中央讨论。这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他同陈独秀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他强烈要求陈独秀执行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反对国民党反动倾向，并宣读团中央提交党中央的意见书。对于陈独秀将团中央意见书当场撕碎的蛮横态度和陈独秀那种家长式的无理训斥，他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他说： “真理最终会胜利的。”①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叛变革命后，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新方针。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任弼时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克服团组织内部的错误思想。大革命失败后，团组织内部曾出现过“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两种错误思想。任弼时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召开的团中央扩大会议上，对这两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指出，“取消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有些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看到团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遇到困难，因而在思想上发生了动摇。他说，这些同志打着“帮助党发展”的幌子，提出什么“团在中国没有特殊工作”，一切由党来做就行了，或者说，只要注意做些儿童运动和文化工作就可以了的主张，实际上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是要“使我们的党孤立起来”，“取消党在青年群众运动中的影响”，或者改变团的性质，使团变成一个文化组织。因此，团的组织必须坚决申斥这种取消主义的错误倾向。至于先锋主义的产生，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同志看到团组织在反对陈独秀的斗争中有了功绩，就错误地认为青年团也应成为与共产党一样的政党，并把这标榜为“先锋主义”或组织所谓“第二党”。他要求这些同志不要忘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应该只有一个，这就是共产党，而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受党的领导，做党的助手。要认识到“先锋主义的结果，有造成第二党的危险倾向，这对于党的发展是非常妨碍的”，它比取消主义更为危险①。这些批判不仅提高了团的政治思想，使错误倾向很快得到克服;而且团结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坚持了青年团的正确方向。

党的“八·七”会议后，任弼时按照中央决定，指导了鄂南地区的农民暴动。湖南秋收暴动后，他代表中央于九月二十二日来到长沙，详细调查了解和研究暴动后的敌我情况，毅然纠正了湖南省委在执行中央关于进攻方针时所制定的第二次长沙暴动的冒险计划。在他看来，当时问题是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其所以如此，固然与敌人“马日事变”的屠杀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同志忘记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没有在这些地方做一点诸如没收土地、捕杀劣绅的事，以至得不到农民的拥护。而有的同志，一提搞暴动，就只知道去炸铁路、打团防，却丢掉了打击地主、发动农民这一条。因此，他认为必须做出事实，把武装斗争与深入发动农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②。他在取消第二次暴动计划后，提出湖南省委当时的任务是：扩大农民斗争，瓦解敌人军队，组织自己的武装，宣传苏维埃政权，整顿和加强工会工作，与各重要区域建立交通联络站，在必要的时候实行赤色恐怖，捕杀反动头目，以造成政治危机，鼓起各地的农民运动等等①。他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这个报告后来登在《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上。在此期间，他回家探望了母亲，这是他投身革命以后仅有的一次母子见面。

关于任弼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指导工作，及时纠正某些冒险作法，刘晓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一九二九年弼时同志担任党的江苏省委工作时，……有一次，我们在浦东农民武装斗争失败以后，为着反对敌人镇压，准备再进行一次武装斗争而来到上海，向省委请示。……但有一天，他忽然来到我住的旅馆。我向他提意见，说他到这里来是很危险的。他却很冷静地回答我说：虽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我们对工作是要负责的，不然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我听了他的谈话，几乎感动得流泪。当时我认为他来了，一定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决定，但出乎我的意外，他却提了一连串的问题要我答复。我说浦东的农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情绪极高，要求武装反抗。弼时同志就问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具体事实?要我以一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典型说明。他又问了不少当时的具体情况，反复地提出了许多假定的问题来和我研究; 最后他说：决定行动，还要与当地群众商量。因此，他又要我邀约了与我同来的当地农民同志亲自与他谈话，了解当地、当时的事物、人情、敌我力量、干部与组织情况等等，谈完了，他一声不响地走了，只是说要我们很快地回去。就在当天深夜，他又到我的旅馆来了。这时，他和白天谈话的态度完全不同，他用肯定而带说服性的语调对我说：再来一次武装斗争的条件是不够成熟的，所以我们要取消武装斗争的计划。接着就非常具体分析当时的情况，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决定的理由。”①在革命工作中，特别在艰险的斗争实践中，他就是这样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对工作实事求是的作风，教育干部，鼓励群众，端正革命方向和坚持斗争的。

在这一期间，任弼时曾两次被捕，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钢铁意志，同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第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此前，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弼时没有出席大会，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于会后被调到中央机关工作。不久，中央派他去安徽芜湖、安庆等地巡视工作，不幸在一次公园的约会时被捕。在被押送途中，他机警地把准备好的口供托同乡转告住在上海的他的爱人陈琮英，以便组织配合营救。在审讯期间，敌人虽然对他用尽了各种酷刑，如头顶窑砖，膝跪铁链;扛子压腿，脚跟塞砖等，使得他一次又一次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时所说： “我从敌人的审问中已经知道，敌人并不认识我，我要说出真名来，那就没个完了。所以，我一口咬定，坚决不承认，顶多不过是死嘛! ”②敌人没有办法，就按照他的口供查对，因党组织早有安排，使敌人无懈可击，终于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将他释放出狱。出狱后，他负责江苏省委工作。同年十一月，他不幸又在上海被捕，关押在由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的西牢里。由于他在被捕时机警地吞掉了带在身上的文件，敌人只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张月票。月票上填写的使用人住处的房子已在火灾中烧掉，敌人怀疑其中有假，动用了各种刑具，逼他招认真实姓名和身份。残无人道的敌人，用电刑在他背上烙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也始终没有从他的口里得到半点真实情况。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多方营救下，一个多月后，任弼时再次被释放出狱①。

一九二九年底，任弼时第二次出狱后，被党派往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武汉市委书记和湖北省委书记。他在武汉将近一年。以开设画像馆为掩护，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为党作了许多工作。

一九三○年底，他被党中央调回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三)

一九三一年四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他们动身时，正值蒋介石开始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由上海到江西的道路被阻，只好先乘船到香港转广州，再从福建去江西。途经闽西边区的虎岗时，那里的反“围剿”斗争正在紧张进行。他们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参加战斗，直到敌人全部败退，才继续踏上征途。抵达长汀时，受到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的热情欢迎。这时，苏区中央局正在长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红四军前委在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政权和创造红军等方面，都是执行了“六大”的正确方针，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作法。会议也讨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打法，但在作战方针问题上有争论。毛泽东主张把部队从江西、福建边境向西拉回到富田、东固一带，从富田、东固向东横扫，这样打，回旋余地大。而有的同志则主张由东向西打。争论结果，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会议还认为项英领导不力，改选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不久，他来到江西瑞金的叶坪。

任弼时到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后，曾一度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政策。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指示信，指责毛泽东的政策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苏区中央局于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项英、任弼时主持下，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 ，按照中央九月指示信的调子，批判了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并撤销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由项英、任弼时负责。但在十一月七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仍选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十二月，周恩来来到了苏区，才由周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这是一次军事会议，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主持。周恩来当时正在南城、广昌一带指挥打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批判了毛泽东，说毛泽东对临时中央主张打下中心城市赣州抱消极态度，认为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向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发展的正确主张，是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和“游击习气”，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选举周恩来接任。周恩来从前线回来曾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总政委仍应由毛泽东担任。后来毛泽东去于都养病，周恩来才担任了代总政委。当时红军的布告，都是署的总政委毛泽东和代总政委周恩来。

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在这一期间执行了“左”的政策，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但是，他从革命实践的检验中，很快认识了这种错误，并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他常对同志们说，在白区，我们是没有这个学习条件的，这里既可以学习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又可以自由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规律，检查党的方针是否正确。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快要到来时，他明确提出“应注意过去的经验”，这是指的毛泽东领导粉碎敌人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经验。他说，这经验就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把军队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在作战方针上，就是要打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打弱敌和孤立之敌，各个歼灭敌人①。正是由于他同周恩来、朱德等坚持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并在周恩来等的指挥下，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任弼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缺乏集体领导和书记说了算，没有发挥各部门的作用、部长实际上变成了巡视员，没有实行党内民主、群众积极性得不到发挥等缺点，曾经严肃地指出：这些缺点能否克服，是关系到党的组织和领导是否健全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四条建议：第一、要建立集体领导; 第二、要建立巡视制度; 第三、要建立各部工作; 第四、要加强党的民主①。在湘赣两省组织会议上，讨论了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任弼时不仅抓党的领导机关的建设，而且非常重视基层支部的建设。他常说：“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的执行，因此，必须健全党的支部。”他批评了那些不重视支部作用的党组织负责人，强调提出：我们一定要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严厉纠正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的机会主义的工作作风，必须创造新的布尔什维克工作方法与作风，切实做到面向支部，面向群众。他要求“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都必须亲身到群众中了解和指导工作。只有一刻不放松的去检阅和督促每个组织，每一工作具体执行情形，才能提高党员的积极性，推动整个工作的进步，才能从新的实际经验中创造出新的工作方式和作风。”②

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还反映在肃反工作上，因而保护了许多同志。一九三三年一月，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行其“左”倾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 (小平) 、毛 (泽覃) 、谢 (唯俊) 、古(柏) 。任弼时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推波助澜。例如，当时在敌后万 (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 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有位领导同志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送给了任弼时。任弼时不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等，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①。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 “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一次严肃的抵制，因而保护了一些同志没有受到伤害。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五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任弼时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地禾川镇以后，最为当地干部所称赞的，就是他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作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 (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重要领导干部。任弼时来到时，袁德生巳被杀害; 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进行大会斗争，已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两个月徒刑，准备杀害。被他们乱抓乱杀的，还有其他许多同志。任弼时反对这种乱抓乱杀的作法。在他主持的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后，张启龙从保卫局释放出来了，被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保护下来了，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人，也不再受迫害，并安排了工作。而真正的反革命内奸却受到了镇压。上述许多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 “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①

还有一件被干部称赞的事，是边区工作在省委和任弼时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扭转了长期被动的局面。当时的湘赣地区，是一个独立的工作环境，四面受敌人包围，根据地日渐缩小。任弼时利用战争的间隙，加紧做好巩固边区的工作。他整顿边区各级政权，开展查田运动，发展农业生产，整顿工商业，整编边区主力红军，为反击即将到来的第五次“围剿”，做了准备。任弼时还根据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抓紧做好红军的建设工作。他先将由地方游击队改建的独立一师和三师合组的第八军，改编为第十七师，健全它的指挥系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重申红军要坚持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 坚持执行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政策。他还抓紧组织边区地方武装，在各县区、乡成立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和红军预备队，把整个边区都组织起来。不久，原在湘鄂赣的十八师也调到了湘赣，进一步充实了边区的战斗力量。

根据边区敌我的实际情况，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及时改变指导作战的某些错误作法，这是任弼时在边区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的一次重要实践。一九三三年，蒋介石调动了一百万军队，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为了割断中央根据地与湘赣根据地的联系，蒋介石首先用重兵向湘赣边区发动进攻。这时，湘赣边区主力第十七师，按照中央军委一九三四年一月的错误命令，挥师北上，去打九江和南浔线，因而使得留在湘赣边区另一主力第十八师，承受了四万多敌兵压境的巨大压力。面对这一严重处境，任弼时与王震等商量后，决定撤出边区中心的永新县城，改变原来只打单纯的防御战和阵地战的作法，将红军迂回于永新、安福、莲花等县的边界地区，同敌人打运动战。这样，敌人虽于三月占领了永新县城，而红十八师却在五马山地区歼灭了王东原部的一部分敌人，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红十七师从南浔线回师边区与第十八师会合后，任弼时更要求集中兵力打好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运动战。在他和王震、肖克等指挥下，两师主力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连续打了两个大胜仗。一次是四月上旬在永新附近的沙市打的伏击战，消灭了敌十五师王东原部的一个旅，活捉了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桢及旅参谋长赵楚卿，取得了赣江以西战场上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另一次是四月中旬，在安福、莲花之澧田，打垮了敌六十二师王唷瑛的一个旅，取得了边区反“围剿”的主动权①。然而，湘赣边区的局部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中央苏区的困难处境。由于“左”倾错误的种种干扰和敌人的层层包围、封锁、分割，中央苏区的范围越来越小，到最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

(四)

一九三四年七月，任弼时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代表党中央，将湘赣边区的红十七师和红十八师，改编为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的先遣队，由遂川的横石出发，突围西征。红六军团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来到湖南桂东的寨前圩。在这里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的领导机构，以任弼时和肖克、王震三人组成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红六军团西征，原计划在湘南停留，并开辟根据地。寨前圩誓师后，六军团遇到了敌何键部两个师的追击和四个保安团的拦堵，广西敌两个师亦正在北调。面对新的情况，任弼时及时改变了原定计划，率领部队机智地通过了郴县、桂阳，攻占了新田，进到了距零陵县城不远的略江口、蔡家埠，准备在这里强渡湘江，向贺龙、关向应指挥的红三军活动地区前进。此时，蒋介石已调集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数万军队沿江布防，企图合组包围，阻止红军西进。任弼时在确知这一情报后，又当机立断，改变了在略江口、蔡家埠渡江的计划，率领红六军团以急行军的方式，跨越阳明山区，东出祁阳的白果市，由敌人侧面急转南下，跳出了包围，顺利地通过了宁远、新田、嘉禾、道县等地，在广西永安与全县之间的界首渡过了湘江。

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在突破强大敌人的包围时，不是消极的避战，而是利用时机，尽可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西征开辟胜利的道路。例如，当部队渡过潇水，来到广西永安关时，后面有三个师的敌人紧追上来。他同军团的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后，决定给尾追的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红六军团的指战员按照他的部署，埋伏在永安山的两侧，等到趾高气扬的敌军进入伏击圈时，如雨的枪弹铺天盖地地向敌人扫去，顿时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补充了部队。红六军团进入湖南、贵州边境时，他和军团的其他领导同志又组织了一次新厂战役，打垮了敌人一个纵队，为红军赢得了前进和休整的时间①。

在红六军团西征中，任弼时非常注意做群众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凡部队所到之处，都要随时随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将缴获物资分给群众，沿途撒播红色火种。在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他更严令部队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因而使部队得到苗、侗两族人民的帮助，顺利地通过了这些地区。

在艰苦的行军作战中，任弼时处处以身作则，以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部队。一次，他忘了交党费，当知道党小组长已经替他交了时，再三说他不能做“特殊党员”，一定要党小组长将代交的党费取回来，再由他亲自将党费交到党小组长手上。还有一次，开党小组会议时，党小组长看他工作忙，没有通知他。他知道后，主动前去参加，并说： “我要是不能来，就要请假，但你们一定要通知我，因为我是普通党员嘛。”他象小组里的其他党员一样，盘着腿，坐在炊事员、警卫员中间，向党小组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同大家一起讨论当时红军面临的各种问题。部队进入黔境以后，他得了疟疾，脸色发黄，常冒虚汗，时冷时烧，身体更加消瘦，但仍坚持扶着拐杖，同战士们一样步行，只是在实在不能支持的时候，才同意战士们的劝说，躺在担架上，随军行进。

红六军团来到贵州石阡县时，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整个部队被截为三段，许多战士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跳崖壮烈牺牲。这时，任弼时正发着高烧。他不顾战士们的劝阻，亲自来到指挥部，向一位老农详细询问当地情况。这位老农说： “你们不要急，山山有亲，亲亲通南京。”他听了非常高兴，要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将这两句话记下来，当作突围的战斗口号，并立即传达到全军团的每一个战士①。“山山有亲”，标志着革命的道路无论怎样艰险，但在革命战士的脚下，它决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是可以最后通向“南京”的。在他强有力的鼓舞下，几千名战士终于象一股洪流，冲破了敌人的包围。突围时，他扶着拐杖站在路旁，指挥拥挤在狭隘的小路上而又有些混乱的队伍前进。直到部队差不多过完了，他断定确实脱离了险境时，才跟着队伍走上了山路，把隐约可见的敌人甩在后面。

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经过艰苦征战的红六军团与长期在湘鄂川黔边区进行艰苦游击战的红三军，终于在黔东木黄地区胜利会师了。任弼时和红六军团的到来，给了红三军以极大的鼓舞。正如贺龙所说的： “一、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 二、传授中央红军斗争的经验; 三、使许多重大政策问题获得了解决。”事实也是如此。这两支红军的汇合，宣告长征先遣队的胜利，宣告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开始。会师后，队伍当晚转移到松桃县的石梁场。两天后，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的猫洞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

怎样确定两支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这是关系到整个红军实现战略转移的重大问题。当时，中央红军刚刚退出根据地，正在湘粤桂边境与敌人苦战，准备向西转移。蒋介石对中央红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四十万兵力，前堵后追，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之侧。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红三军和红六军团采取怎样的进攻方式，才能既保存自己，又积极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呢?中央军委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发来电报，要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分开活动：红六军团向凤凰、乾城 (今吉首) 一带前进，红三军仍留黔东地区，两军只保持战略关系。这是一个不顾客观实际的错误指示。因为当时的红六军团与红三军都不过三、四千人，总共只有三千多支枪，每支枪都不到十发子弹。如果两军分开活动，力量都很薄弱，不仅不能取得对战局具有重大影响的胜利，而且还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凤凰、乾城一带，是军阀陈渠珍盘踞数十年的中心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反动统治根深蒂固，民团枪枝很多，群众基础又较差。红六军团如果单独向这样的地区进军，不但要付出很大牺牲，甚至不能立足。黔东一带也是个山区，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无法补充，红三军继续留在这里，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根据这些情况，任弼时同贺龙、关向应等慎重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两军集中一起行动，返回湘西，向敌人侧后的永顺、桑植、龙山等地发动进攻的建议。这样做的好处：一、湖南军阀这时正倾其全力在湘南一带阻击中央红军，桑植一带敌军兵力空虚，有利于我军的行动; 二、桑植地区是原湘鄂西老根据地的一部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有很深的影响; 三、贺龙在这里有崇高的威望，对于地理、社会情况又极熟悉。如果运用上述有利条件，在这一带重新创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它不仅可以使红军立稳脚跟，还可以威胁沅陵、常德等重要城市，影响长江水上交通，创造有利于开辟根据地的大好形势，牵制湘鄂两省敌人，更有利于策应中央红军作战。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并命令红三军恢复原红二军团的番号，任弼时兼二军团政治委员。根据中央的命令，还从六军团抽调大批政治干部，如袁任远、余秋里等，加强红二军团的政治领导; 两军在武器上也作了调整。中央还批准：两军在政治上，确定以中央代表任弼时为首的党的领导; 在军事上，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统一指挥，从而形成了两个军团的领导核心。这些有力措施，使得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进军湘西，展开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①。

任弼时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起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突围长征时止，先后刚好一年。这一年中，他无论在军事指挥，干部培养，群众工作，根据地建设等方面，都建立了重大的功绩。

红二、六军团向湘西进攻过程中，打了许多漂亮的大胜仗。尤其是十万坪一役，首战告捷，威震湘西。当时，湖南敌人的主力何键部正被中央红军吸引于湘南，湖北敌人主力徐源泉部远赴鄂西，湘西只有军阀陈渠珍的部队和龚仁杰、周燮卿、杨其昌的三个旅，共万余人。军阀陈渠珍害怕红军返回湘西，慌忙纠集周燮卿、龚仁杰两个旅和贵州军阀皮培德、杨其昌两个师约十个团的兵力，由永绥、保靖向北移动，妄图阻止红军向湘西的进攻。当他们得知红军巳于十一月七日攻占永顺后，又急急忙忙向永顺逼来。十一月十四日，红军主动撤离永顺县城，摆出“败退”的态势，诱敌深入。敌人以为红军无力抵抗，由害怕变为骄纵，大摇大摆地向前推进，终于陷入了红军设在十万坪地区的伏击圈。据参加这次战斗的袁福生回忆说： “十一月十六日，由 (六军团) 肖克军团长和王震政委亲率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三个主力团为第一梯队，在十万坪的碑里坪、杉木村之间的山坡埋伏，并亲临第一线指挥。王震政委下令，他不开枪，任何人都不准先开枪，违者枪毙。我军埋伏后，尾追我军之敌皮德培、杨其昌两个师、龚仁杰一个旅和周矮子亲率的一个团先钻进我口袋。待敌离我埋伏阵地二十米，王震政委才开第一枪。顿时，我机枪、步枪、迫击炮和手榴弹一齐压向敌人。紧接着，王震政委把手一挥，六军团象潮水一般，冲向敌阵，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这时，作为二梯队的红二军团，一见红六军团打得这样好，无不叫好，他们也象猛虎一样冲下山来，紧跟着敌人穷追痛击，一直追到永顺县城，将其克复。这一仗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打的第一仗，是打开湘鄂川黔局面建立革命根据地带关键性的一仗。这一仗除周矮子、龚仁杰、皮德培、杨其昌几个家伙带一些残兵败将逃走外，我军活捉了龚仁杰的参谋长，歼敌三千余人，缴获枪枝二千余支和大批弹药，补充和改善了我军装备……。”①

十万坪大捷后，红二、六军团又攻克了桑植、大庸等县城镇，直逼沅陵。十二月十六日，红军经过慈利时，在浯溪河消灭了刚从湖北调来进行防守的敌独立第三十四旅罗启疆部大半，紧接着占领了桃源。第二天，又乘胜猛追，一度攻入常德城内，因援军未及赶到而被迫退出。红军在常德、桃源活动了七天，扩红数千，并筹集了大批物资，顺利地打开了重建根据地的局面。

此后，湘鄂川黔边区的军民，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指挥下，同数十倍前来“围剿”的敌人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战斗，前后牵住了近三十万敌军。例如，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为了粉碎敌人从四面八方对以大庸、桑植为中心的边区的包围，红军在永顺之高梁坪，用五个小时的速决战，歼灭了孤军深入的章亮基师的戴鼎甲团和两个保安团; 三月间，又在鸡公垭同敌军李觉、郭汝栋两个师大战了一整天，红军虽伤亡五、六百人，有的团长、政委光荣牺牲，但取得了毙伤敌军三千余人的重大战果，初步打破敌人合围的战略部署。四月，红军又包围敌军张万信旅于桑植陈家河，激战一昼夜，将其全部歼灭，张万信亦被击毙。接着，红十七师的五十团，以急行军插向桃子溪，奇袭从桑植向驻在塔卧的李觉、陶广敌军靠拢的陈耀汉部五十八师，战斗结果，除陈耀汉和他的特务连逃走外，五十八师师部和一七四旅全部被歼，俘敌师参谋长周先桂以下官兵约二千人，缴获钢炮两门，枪枝二千余件，还有电台一部。五月六日，红军收复塔卧，歼敌钟仁光部一八四旅三六八团及补充第五团。五月七日，在茶林坡歼灭了敌六十二师一个整营。五月中旬，在湖北来凤县之中堡，包围张振汉师部和三个团，并将其全部歼灭，活捉了师长张振汉。六月十八日，红二军团的一个师，围困龙山敌人师兴吾、刘文华两个团; 二十三日又围攻了龙山县城; 七月三日，红军在永顺小井击败增援龙山之敌陶广纵队的一个师，并歼灭其大半; 七月十日，红二军团在象鼻岭击溃增援龙山的潘善斋部独立三十四旅，歼敌五百余人;七月十五日，在胡家沟打垮增援龙山之另一股敌人黄新纵队，并将龙山围困三十五天，完成了围城打援的任务。撤围龙山后，红六军团又在招头寨与前来增援的陈渠珍部进行了一天的战斗; 八月三日，在板栗园全部围歼敌八十五师并击毙师长谢彬; 八月八日，在芭蕉托打垮了敌陶广纵队十个团; 八月二十七日，在津市、澧县击溃了孙仲连部、庄文枢旅、王育英团，并先后攻占了石门、澧县、临澧及津市等城镇; 九月上旬，在大烟塘王家厂附近与敌二十六军及樊松甫纵队作战。这一连串军事上的胜利，记载着红二、六军团的光辉战绩，记载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不朽功勋。

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攻克了永顺县城，并取得十万坪战役胜利后，即着手以原湘鄂西苏区之永顺、桑植、大庸、龙山、来凤、鹤峰、古丈、慈利等地为基础，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大庸县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员会，任弼时任书记; 又成立了湘鄂川黔省苏维埃政府，贺龙任主席; 还成立了湘鄂川黔军区，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肖克、王震、张子意等均为省委委员。接着，以四十九团、五十三团、十六团为主，分兵于永顺、大庸、桑植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党团员及建立群众组织，成立地方革命武装，肃清地主武装和土匪。十二月一日，省委颁发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令。不久，永顺、桑植、大庸、龙山、古丈、慈利等县，相继建立了县、区、乡革命政权。十二月十日，湘鄂川黔省委等机关迁至永顺的塔卧，领导湘鄂川黔边区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在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过程中，任弼时十分重视广泛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并领导干部、战士，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从解放后还保留在各地农村的一些标语、宣传画和布告来看，当时的宣传教育工作确实是非常广泛和深入的。在这些宣传标语和宣传画中，有号召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如“推翻国民党统治”，“建设苏维埃政权”，“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 有号召拥护、支援和参加红军的，如“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白军是豪绅地主的军队”，“要得安居乐业，必须拥护红军”，“工农穷苦群众大家起来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走狗”等; 有宣传党的政策的，如“佃户不交地主租! ” “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富农所余出租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及失业的农民”等; 有宣传红军战果的，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在陈家河、桃子溪胜利打倒五十八师全部，在宗保打倒四十一师、四十八师、保安一二三团、新三旅消灭几部分”，“活捉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等; 有告诫人们不要去为白军做事的，如“不要替白军带路，当伕子，起炮台，修马路。谁安心情愿去帮助白军的，他便是我们工农的敌人”等; 有号召农民组织农会、同反动派作斗争的，如“农民们团结起来，组织赤色农会”，“工农劳苦群众起来，杀尽压迫你们的军阀官僚土豪劣绅! ”等。这些标语，分别署有“中国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政治部”、“红军十六师四十六团宣传队”、“中国红军第六军十七师政治部”、“中国共产党大庸县委员会”、“红二政”等单位。此外，还有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主席贺龙、委员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张子意联合署名的《宣言》，有整篇抄写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①。这些标语、传单，对当时扩大红军影响，巩固革命根据地，无疑发挥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为了搞好苏区大规模的土改运动，任弼时用了大量时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他根据调查来的材料，领导省委作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并以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公布有关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这个地区的土地状况也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豪绅地主手里，广大劳动农民只有很少土地或没有土地。如龙家寨乡，约百分之五十七点八的土地都为豪绅地主所有，而占全乡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贫雇农，却只有百分之六点三的土地，加上封建军阀陈渠珍的横征暴敛，敲骨吸髓，更使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分配土地条例的颁布，符合广大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因而大大激发了群众保卫苏区，保卫胜利，参加红军，巩固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任弼时还让省委直接指导塔卧、龙家寨、颗沙、大庸等乡村的土地改革斗争。在斗争中，各地的党组织建立起来了，工会、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也都建立起来了。在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主力红军的各个机关、连队，还组成了无数扩红小组，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地方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也发出了“保卫分粮分田胜利果实”、“工农武装上前线”的号召。各地很快出现了一个“参加红军，保卫苏区”的高潮，不少乡村，父子兄弟一起报名，要求参加红军。这次扩红高潮，不仅使红二、六军团原有建制的兵员得到大大的充实，而且新组建了三个团。一些与巩固红军有关的机构如红军学校、医院、被服厂、小型兵工厂等，也相继兴建起来。土改运动和扩红运动的顺利进展，为发展和巩固湘鄂川黔边苏区，提供了人力物力最可靠的保证。

这期间，任弼时还用了很大精力，来纠正“左”的错误在湘鄂西所造成的危害，保护了许多好干部，也教育了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攻下永顺之后，任弼时就召开干部会议，批判了夏曦的错误。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又在大庸县的丁家溶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把批判夏曦错误的问题在党内公开，使全党从夏曦执行“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经历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对于这一教育，任弼时强调要抓好以下两点：第一、要彻底肃清这些错误的影响; 第二、要从这些错误中引出经验教训，找出根源，以利于在今后工作中不致再犯。中央同意了这些措施。夏曦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党组织仍要他担任边区省委委员。对那些被拘押在“特别连”的干部，任弼时一一探望，同他们谈话，鼓励他们要继续发扬忍辱负重的精神，把革命热忱发挥在为创建苏区、创建红军的革命事业上，并很快把这些干部解放出来，安排了工作。如当伙夫的余家海重新当了军团的训练科科长; 险些被杀的贺炳炎重新被任命为团长。

任弼时很注意新干部的培养教育。有这样一件事：新担任永 (顺) 保 (靖) 县苏维埃主席的铁匠田永祥，把打土豪分来的皮大衣、绒帽、金戒指、皮靴都穿戴在身上，来参加各县苏维埃负责人的联席会议。经王震介绍给任弼时认识后，任弼时笑着说： “还真象当过县长的样子呢! ”会后，任弼时留田永祥谈话，向他进行了不要忘本的教育，并送了几本书给他看。田永祥深受教育。再次来开会时，他恢复了劳动人民的穿戴，任弼时看见他又笑着说： “这才像个人民县长的样子了! ”

任弼时对于革命干部极其热爱，对变节投敌的叛徒则是无比憎恨。曾经当过湘赣省委副书记的刘士杰，借口“去长江一带侦察”，阴谋投敌，被侦察连长押了回来。任弼时根据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毫不犹豫地下令将这个叛徒枪毙了。

湘鄂川黔边区的建立和胜利发展，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调集二十多万兵力对边区的大庸、永顺、桑植等地区进行长达六个多月的“围剿”。任弼时等根据中央的指示，在领导边区红军不失时机消灭敌人的同时，还特别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把主要力量放在湘西、鄂西，加强根据地和红军的巩固和建设，扩大川黔部分地区的工作。另一方面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发挥红军积极防御和运动战的优势，加强外围作战的部署。因此，当敌人重兵再次压境，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红二、六军团才能够突围长征，胜利地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

(五)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三十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压来。当时，把持红军总部的张国焘，曾两次来电指示，要红二、六军团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向据有堡垒阵地的强大敌人实行所谓 “进攻路线”。任弼时等没有按照这个错误的指示去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毫不迟疑地改变战略方针，坚决实行战略转移。为了带领二、六军团实现战略转移，任弼时同贺龙等战友一起，详尽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选择东南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湘中地区突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任弼时在桑植刘家坪召开会议，进一步就组织突围的各项准备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向全体指战员进行反“围剿”特点的教育; 把散处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独立团 (营)集中桑植休整，编成第五和第十六两个师，列入军团建制; 抽调机关人员充实部队; 安置好伤病员及妇女小孩; 开始练习夜战等科目的军事训练; 制造固守假象，迷惑敌人; 清除革命队伍内部的奸细等。同时，要求每个战士准备几天的粮食和三、五双草鞋，将不需要的笨重物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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