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宋庆龄人物传,宋庆龄生平事迹,宋庆龄评价

Posted 2022-05-05 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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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宋庆龄人物传,宋庆龄生平事迹,宋庆龄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青年时代就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坚定地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她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工作，团结海内外一切进步人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为世界的和平与民主，进行了英勇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诞生后，她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名誉主席等重要职务，在参与重大国策的制定和进行繁忙的国务活动的同时，仍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和妇女、儿童福利事业，为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保卫世界和平、谋求人类幸福，为推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 “国之瑰宝” ，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是国际上公认的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①。

(一)

宋庆龄，祖籍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清光绪十八年农历腊月初十)诞生于上海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号耀如，本姓韩，名致准，阴差阳错，被舅父收为养子，改姓宋。宋嘉树出生于海南岛，少年时代随舅父到美国波士顿，在舅父开办的茶丝行里当学徒，后来又到轮船上做工，以查理·琼斯的教名入基督教。不久，他得到友人的资助，进入威明顿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田纳什维尔市万德毕尔特神学院读书，毕业后回到上海，任基督教传教士。二十一岁那年，他与主张妇女平等的中学教师、十九岁的基督教皈依者倪桂珍结婚。夫妻之间，情投意合，生有六个孩子即霭龄、庆龄、子文、美龄、子良和子安。

宋嘉树秉性刚直，因不满美国传教士的蛮横无理，辞去牧师职业，转而经营工商业，由此致富。宋嘉树渴望中国独立富强，他在辛亥革命前就与孙中山交往，拥护孙中山的主张，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自己开设的印书馆内大量印刷进步书刊。武昌起义前后，他放弃一切活动，全力以赴赶印革命所需要的宣传品。孙中山经常访问宋嘉树，一起讨论革命事宜。这使宋庆龄从小就多次见过孙中山。孙中山不平凡的为人，在宋庆龄童年纯洁的心灵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九○○年，宋庆龄七岁时，就读于教会办的位于上海八仙桥之侧的三一堂女塾①。她温雅端庄，性格娴静，天资聪颖，读书用功，喜欢学习英语，用的英文名字是Rosamond。她也喜欢音乐，喜欢绘画，酷爱文学，对文艺活动很有兴趣，曾参加女塾的话剧排演，深得老师赞赏。

一九○八年，十五岁的宋庆龄同妹妹宋美龄一同到美国留学，先入新泽西州的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 后到佐治亚州的梅肯市，就读于威斯理安女子大学。这以前，她姐姐宋霭龄已经在这所大学里读书。宋庆龄攻读文学，也喜欢看历史书，尤其喜欢看中国历史的典籍。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威斯里安女大一九一三年的《年鉴》上，就有她担任该校校刊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秘书的记载。

宋庆龄身居异国，却经常浏览报刊，关注着国内的局势。有人问她： “你干嘛老是考虑那么多国家的事啊?”她回答说： “我对祖国将来的事充满着理想和希望。我不能不想中国，更不能忘掉中国。”辛亥革命后，她收到父亲寄来的一面新国旗，当即从墙上取下清朝的旧旗，扔在地上，并高呼拥护共和制的口号。一九一三年，她写了一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盛赞辛亥革命“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是一件“造福人间的喜事”。她欢呼中国开展的剪辫运动，认为这是“成千上万的人舍弃了身上的附属物——中国民族耻辱的象征”。她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光辉灿烂，中国“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 。

一九一三年，宋庆龄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大学，获文学士的学位。同年八月，他离开梅肯城，启程回国。此前，国内辛亥革命果实已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讨伐袁世凯遭到失败后，被迫出走日本，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也改名换姓带着夫人家小东渡日本。因此，宋庆龄决定在归国途中绕道日本，看望父母。当她在东京与亲人团聚时，真有说不尽的欢喜。

在东京，宋庆龄又见到了她深为崇敬的孙中山。当她从孙中山和她的父亲那里了解到国内政局变化的详细情况后，毅然决定暂留日本，投身革命，开始政治生涯。

不久，宋庆龄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孙中山处理机密书简和日常事务，诸如整理讲稿、起草电文、致函中国各地和南洋的革命党人等等。她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工作热情，不怕繁忙，深得孙中山信赖。孙中山的革命激情拨动着宋庆龄的心弦，而宋庆龄那种新的力量则投入了孙中山的心灵。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和孙中山的友谊越来越深，决意和孙中山结为终身伴侣。她的想法曾遭到全家和亲友的责难。但她不顾家庭阻拦和亲友的非议，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在东京市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于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东京与孙中山结婚，成为孙中山革命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二)

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做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之中宣布取消帝制。孙中山根据国内局势的发展，决定回国亲自领导革命。宋庆龄于四月二十七日与孙中山由日本启程，五月初回到上海。五月九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南方义军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之效”。此后，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一八年，孙中山由于受到反动势力的排挤，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思想上极度苦闷，好象已陷入绝望的境地。宋庆龄鼓励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以启发民主，唤醒民众，继续奋进，并协助孙中山查阅资料，著书立说，研讨三民主义诸问题。同时，帮助孙中山处理大量机密文件和其他日常工作。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宋庆龄按照孙中山的授意，起草致电苏维埃政府和列宁，热情祝贺十月革命的成功，认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民便生出了一个希望①;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她代孙中山起草“学生无罪”的援救电报，满腔热忱地支持中国人民这次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 在孙中山决定统一两广、出兵平定广西期间，她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到梧州前线慰问出征的将士;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列宁派马林来到中国，她在桂林陪同孙中山，会见了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总之，孙中山提出的一切符合中国人民意愿的任务，不分巨细，不论难易，她都竭尽全力地去完成。

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军事叛乱，并于六月十六日围攻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宅粤秀楼。当天凌晨二时，孙中山得知陈炯明的围攻企图，要宋庆龄赶快整装离开险地。宋庆龄深明大义，认为孙中山重任在身，应当先行撤离。她以坚强的献身精神对孙中山说： “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孙中山不得已，令五十名卫士全数留守住宅保护宋庆龄，自己化装成出诊的医生，奔往宝璧舰，后又转登永丰舰，指挥部队，讨伐叛逆。

孙中山走后半小时，叛军的机枪、步枪一齐朝粤秀楼射击，保护宋庆龄的卫队，奋勇抵抗，击退叛军三十余次的进攻。黎明时分，叛军使用野炮，轰塌了洗澡房。宋庆龄镇定如常，一直留在楼上未动。上午八时许，叛军仍在继续攻击，五十名英勇抵抗的卫士大都壮烈牺牲，宋庆龄才在副官和卫士护卫下，走出粤秀楼，冒着纷飞弹雨，冲过约一里长的桥梁式的过道，奔向总统府。射向总统府的炮火更加凶猛，他们到达半小时后，四周交通已经断绝。宋庆龄刚从一间房子里走出来，屋顶就被炮弹炸塌。不一会，总统府的两层铁门被打开，府里的士兵向外冲，府外的叛军向里拥，形势极为紧张，一个叛军的手枪已经指向宋庆龄。幸亏她头戴副官的草帽，身披孙中山的雨衣，未被叛军认出。她又急中生智，将手中包袱里的钱物撒开，趁当面叛军拚命抢拾钱物之际，与卫兵从进出两股队伍的人丛之中脱险而逃。宋庆龄身怀有孕，又累又困，行走十分艰难。这时，从附近一个巷子里又窜出一股叛军，朝他们的方向跑来。躲藏已来不及，她便和卫兵一起，机灵地倒在横陈于马路上的死尸堆旁。叛军离去后，她爬起来走进一家民宅稍事休息，又化装为一村妪，经沙面到岭南大学的一位朋友家里，然后登上了永丰舰。她后来回忆说： “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①。

在这次事变中，宋庆龄虽然历尽艰险，胎儿流产，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但是她经过这场枪林弹雨的洗礼，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宋庆龄在永丰舰上住的时间不长，孙中山为了使她早日恢复健康，派人送她经香港乘船返回上海。随后，孙中山也于八月十八日回到上海。

这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宋庆龄襄助孙中山，为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她参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和共产国际代表越飞、鲍罗廷等的多次会晤和商谈; 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积极贯彻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陪同孙中山视察广州港口要塞和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建议建立起来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并随孙中山迁居到韶关大本营，为北伐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

一九二四年十月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次北上是绕道走的。宋庆龄随同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二日由广州乘兵舰到香港，十三日由香港乘春阳丸于十七日到上海，二十一日再乘船于二十四日抵达日本神户，下榻东方旅馆。二十八日，宋庆龄应许多团体的邀请，到神户高等女子中学发表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讲。这天，神户女校教室里座无虚席，听众几千，几无立锥之地。当宋庆龄接过日本女学生献给她的一束菊花，抿嘴微笑着走上讲坛的时候，欢声雷动。宋庆龄说：现在，妇女的使命是重大的，我希望中日两国妇女更加觉醒，为人类的进步事业，阔步前进!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乘坐的轮船抵达天津时，受到成千上万群众的热情欢迎。邓颖超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站在孙中山身旁的宋庆龄，“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 ，是“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①。

由于过度劳累，孙中山在天津肝病发作，仍接见各方代表，谴责段祺瑞的卖国行径;一九二四年岁尾，又抱病入京，住北京饭店休养，以期早日恢复健康。但病势有增无减，又进协和医院，后转铁狮子胡同行辕医治，均收效甚微。宋庆龄为孙中山的病心急如焚，守在病榻前日夜侍候，体贴入微。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曾对宋庆龄说，他有一个愿望，即亲自访问苏联，与革命友人会谈。宋庆龄答应一定代替他访问莫斯科。孙中山在口授了那份已为后世传颂的《总理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之后，还口授了一份家事遗嘱，其中说：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宋庆龄悲痛欲绝，难以自已。孙中山又以微弱的声音，呼喊身旁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完全理解孙中山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心境，轻声对孙中山说：“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实行三大政策，抵抗帝国主义，爱护孙夫人，海枯石烂，不会忘记。”孙中山潸然握着何香凝的手说： “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接着，孙中山又支撑着精神，望着宋庆龄，喊出“和平……奋斗……救中国”。宋庆龄悲泪涔涔，泣不成声。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一瞑不视，与世长辞。出殡那天，宋庆龄身穿黑色衣服，面罩黑纱，走在三十万送殡人群的前头。她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没有哭泣，没有流泪，紧闭着嘴唇，显示出内在的毅力和沿着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道路前进的坚强决心。

(三)

一九二五年四月，宋庆龄由北京回到上海。她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的遗嘱，解释新三民主义的内容，深切注视政治形势的发展，积极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对上海《国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 “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她呼吁全中国的“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为民族独立，共同奋斗，“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并国亦不爱也。……吾人当知此次惨剧，为中国三十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在谈话中，还提出要“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以 “援助失业之工人”①。

为声援广东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宋庆龄于七月二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一文，认为孙中山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表明了 “中国人民之不可侮，帝国主义之武力不足畏”; 而这次广东和全国人民“毅然挺身以战强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是“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当含笑矣”。

同年八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宋庆龄在上海惊闻哀耗，“南望涕零”，深感痛切与愤慨。她本来打算赴广东“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于是，便在《为廖仲恺遇刺逝世给廖夫人的唁电》中，号召革命党人学习廖仲恺的革命精神，“勉承先志，竭力进行”②。

年底，宋庆龄带病到广州，住在长堤大马路中央银行大楼的三楼上，继续不遗余力地为贯彻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而辛勤奔波。据当时曾经拜访过她的陈丕一(外交家陈友仁之子)回忆说： “无论处在什么不利、充满风险的情境中，她的天性的庄重、美貌和风度，依然不变。她对革命、她对丈夫和中国人民大众的忠诚、坚贞和信念，也从不动摇。”①

一九二六年一月，宋庆龄在广州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她和与会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和《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等议案，重申国民党一大制定的纲领。她在会上发表演说，谴责违背孙中山遗训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宣扬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国民党二大闭幕的第二天，即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宋庆龄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广东省妇女部、广州市妇女部和各女校、女团体联合召开的欢迎会，並发表演说。她回想数年前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的情景，看着眼前与众多姐妹聚首一堂的欢乐场面，“觉得无限地快感”。她“希望诸姊妹们，齐领导妇女们向国民革命战线上走”。她说：如能这样，“国民革命成功便不远了”②。

此后，宋庆龄满腔热情地投入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国民政府决定由广州迁往武汉时，她于十一月与先遣人员一起先期到达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十二月十三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委员会，宋庆龄为委员。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这期间，蒋介石背叛新三民主义的迹象日益明显。他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公开对抗迁都武汉的决定。宋庆龄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于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同何香凝、邓演达以及共产党人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一致努力，使全会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一系列重要决议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 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措施，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职务，限制了他所掌握的军事权力。

宋庆龄非常重视妇女工作。为培养妇女干部，她在武汉开办了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聘请恽代英、张太雷等革命志士担任教员。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宋庆龄亲往参加并发表讲话，论述训练班的开办理由。她说：“中国国民革命是要全体国民来参加共同奋斗，方才可以成功的。中国妇女虽然受了二千多年的专制压迫，对于眼前的革命工作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妇女是国民一分子，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这个党务训练班，就是妇女国民革命军的预备”①。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宋庆龄义愤填膺，当即与国民党许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此后，她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蒋介石为了借助宋庆龄的威望来壮大他的反革命声势，于七月十二日亲笔写信给宋庆龄，说： “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即日来沪，这样，“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宋庆龄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于七月十四日写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发表在汉口《人民论坛报》上，作为对蒋介石来信的答复。她在声明中说：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她郑重宣布： “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她还说：“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①这是一篇充满生机的与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断绝关系的战斗檄文。

为了挽救革命，对蒋介石的大屠杀实行武装反抗，中国共产党于八月一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宋庆龄坚决支持这次起义，同毛泽东、吴玉章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执委一起，发表《中央委员宣言》，严正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国民革命的罪行，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唤起民众，共同为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新军阀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当时虽不在南昌，仍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

(四)

宋庆龄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表明她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立场，决定出访苏联。

出国前，宋庆龄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上海《申报》发表声明，说明此行的目的。她指出： “中国如果想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各国的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她逐一阐述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再一次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 痛斥依赖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说“他们必然失败，走上以前企图以同样方式来统治人民的那些人的道路”。宋庆龄的声明最后说：国民党“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因此，我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①。

八月下旬一天凌晨，宋庆龄和《人民论坛》主编美国人普洛美女士悄悄离开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乘车直驶浦江码头，搭舢舨登上开往海参崴的一艘苏联轮船。同船前往的还有鲍罗廷夫妇以及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儿女”②。

八月底，宋庆龄一行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各界人士、华侨代表和中山大学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她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下榻以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参观访问活动，並应邀到莫斯科大学演讲，勉励中国留学生牢记孙中山的遗训，坚持三大政策，实现新三民主义。九月，与鲍罗廷、邓演达去农村参观，并登上终年积雪的高加索山脉最高峰。十一月七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被接到红场参加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典。这天下着鹅毛大雪，她脚上穿的是薄底皮鞋，冻得双脚发麻，仍兴致勃勃地观看完莫斯科军民的庆祝游行。此后，她常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家里作客，和加里宁夫人结成亲密朋友。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蒋介石悍然决定要同当时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将这一决定电告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宋庆龄。宋庆龄于十二月十七日电复蒋介石，说：“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断交并要求撤销苏联领事馆”。她表示反对采取这一步骤，要蒋介石“悬崖勒马”，并说： “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再电宋庆龄，进行污蔑恫吓。电文说： “您今日发来的电报我已收到。除了这份电报外，对于以前许多去电和去信，不论是我，还是您家里其他人，均未得到回复，显然您的信件被扣押了”;“您的电报和您在俄国继续逗留不可能是自愿的” 。他威逼宋庆龄“速归”，以“亲自而非被迫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宋庆龄收到这份电报，异常气愤。十二月二十三日，她再次发出复电，痛斥蒋介石的谰言。她说： “我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的逗留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的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我对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思考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至于要我亲自表明自己的看法，即它只能使我回想起在汉口的经历。那时我的声明不仅被销毁，而且在上面签字的国民党员也受到残酷迫害。这就是我没有回答你以前给我的几份电报的原因。”宋庆龄接着说： “这次互通电报证明，我们之间交换看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之间的分歧犹如一道鸿沟”; “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 “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继续前进，……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关于这一点，我在离开汉口前的声明中已经说清楚了。也正是在这点上，我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血腥的反动派”①。

宋庆龄在苏联大约住有两年时间，以后又转赴德国，住柏林近郊。这期间，她还同高尔基、罗曼·罗兰以及巴比塞等，发起成立国际反帝大同盟。这个组织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总部所在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成立大会，宋庆龄出席大会并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一九二九年，南京中山陵建成，国民党政府请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宋庆龄决定回国。为了不使人把她的回国之举误解为将要同蒋介石合作，她于动身前特地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声明，表示她同蒋介石集团一刀两断的坚强决心。声明说： “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②。她在寄给杨杏佛的英文“声明”稿中说： “我正回国准备参加孙逸仙博士下葬紫金山的葬礼。紫金山是他希望埋骨之处。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必须声明，我仍断然坚持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声明，即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因此，我的参加葬礼显然并不表明也不意味着我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改变或推翻”①。

宋庆龄回国后先到北平，于五月二十六日与儿媳陈淑英等一起在香山碧云寺参加孙中山移灵仪式后，即相偕南下，在浦口把灵柩迎接到南京。六月一日，她在南京紫金山参加了孙中山奉安典礼。

孙中山国葬仪式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二九年六月二日，宋庆龄就由南京回到上海。尽管她五月间已经明确地表示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但是，蒋介石还是派了他的心腹戴季陶由南京到上海游说。

八月十日，宋庆龄在莫利爱路寓所接见说客戴季陶夫妇。戴季陶想探听宋庆龄今后的去向，假意说他自己身体极坏，几次想离国远去。宋庆龄明白戴季陶的企图，马上打断了他的话，回了一句：你没有出国，是很可惜的，把戴季陶顶了回去。戴季陶的妻子又接上来问宋庆龄为什么不到南京去。宋庆龄说：葬礼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还要到南京去呢? ! 戴季陶之妻继续说：陵园真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那儿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作些贡献。宋庆龄坦率地答道：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这时，戴季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着的纸，宋庆龄一眼看出，那是她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电报底稿，她气愤地质问戴季陶为什么扣压她的电报。戴季陶说：这真是从你那里发出去的吗?我不大相信，象你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宋庆龄说： “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为共产党的捏造不免太愤愤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的。”

戴季陶马上露出了凶相，冲着宋庆龄嚷嚷道： “你没有权公然地说话。”

宋庆龄说：“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没有权利说话。你们可以把我当作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蓄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那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是你也知道的。……你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留下了多少的玷辱，民众将有一日和你们算帐啊! ”她指着戴季陶又说： “你已经不再是热心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青年戴季陶了……你的心理已经堕落了。”

戴季陶并不以为耻，继续游说： “你意欲和平，但是你又在制造歧意，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间的意见，我可以听从你的。”

宋庆龄不屑一顾地反驳道： “对于这种埋葬在坟墓里的和平，和对你浪费我时间的游说，我都不存在一些幻想。”

“孙夫人，我希望你不再发表宣言。”戴季陶道出了他此行的本意。宋庆龄拍案顿足，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和我一样的光明，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派侦察来包围我。”

戴季陶见游说无效，只好告退，临行时又说： “我从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庆龄干脆拒绝： “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彼此的鸿沟差得太远了啊! ”①

这次谈话充分显示了宋庆龄高尚纯洁的道德情操、矢志不移的政治立场和光明磊落的革命胸怀。

不久，宋庆龄再度赴欧洲。她对国民党反对派不抱任何幻想，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十分关切。一九三○年她在德国，经常与当时也居住在柏林的何香凝交谈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一九三一年七月，她在柏林得悉母亲黄培珍去世的消息，万分悲痛，彻夜未眠，泣不成声，当即由胡兰畦陪同，经苏联回国奔丧。火车到达满洲里时，她激动地说：回到祖国了! 又感到中国文化之优秀了! 她们由大连转青岛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到宋子文的官邸守灵去了”②。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宋庆龄正在设法营救，蒋介石急令把邓演达押解到南京。邓演达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城东麒麟门外沙子岗惨遭杀害。宋庆龄闻讯，极度悲愤，旋于十二月十九日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以斩钉截铁的语言指出： “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

(五)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京、沪、平、济、皖、苏等省市一万多学生在南京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不料，这种正义的爱国行为却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宋庆龄对此十分气愤，在上海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揭露国民党是“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谴责他们向帝国主义投降，棒打枪刺请愿学生的罪行。她悲愤地指出： “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①。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上的推动，上海全市日商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各界爱国群众纷纷组织反日救国会、救护队、运输队、宣传队、募捐队，积极支援前线。宋庆龄奔波呼号，不遗余力，坚决“主张积极抗战到底”。一月三十日①，日寇再度向十九路军闸北防地进犯，就在这一天，宋庆龄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亲赴上海真如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与军长蔡廷锴亲切交谈。二月十二日，她又到吴淞前线，由翁照垣旅长陪同，巡视阵地。当时，日本飞机正在当空向地面猛烈扫射，她镇定自若地鼓励翁照垣说： “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通过这两次巡视，宋庆龄深为“十九路军卫国抗敌之忠勇”所感动。她说：日本侵略军叫嚷四十八小时消灭十九路军，“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中国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②;十九路军“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③。

在前线，宋庆龄目睹抗日救国的部队给养不足，缺医少药，大批伤员得不到及时护理的情景，认为“自应各尽绵薄”。经过磋商，她与何香凝亲自筹划，由杨杏佛帮助，向人募捐，在交通大学内创办了一所约有三百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宋庆龄在谈到她们为什么要创办国民伤兵医院时说： “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我辈立之设此医院，仅站在民众一分子之地位，对此空前之革命战士表示其敬仰感谢而已” 。由于宋庆龄爱国精神的感召，四面八方的鼎力支持，国民伤兵医院一时中西名医云集，慰劳品源源不绝，广大妇女争相参加护理，使许多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秋。面对着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大祸，蒋介石国民党对外步步退让，屡屡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对内则“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民主运动，宋庆龄对此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她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组织进步团体，营救爱国志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二年夏，宋庆龄就与蔡元培、杨杏佛开始酝酿组织民权保障同盟的筹备工作。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申报》公开刊登宋庆龄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以下简称“同盟”) 的消息和由蔡元培题签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宋庆龄在阐述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和任务时指出：要“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同时指出： “不是革命在中国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征服和瓜分中国。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我相信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所以我相信革命一定会建立自己的权利，建立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人民自治的权利。我以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推动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①。十二月三十日，蔡元培和杨杏佛在上海华安大楼 (今华侨饭店) 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胡愈之等七人组成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宋庆龄担任主席，蔡元培担任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同盟成立上海分会，宋庆龄、鲁迅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有盟员四十余人，大都为文化教育、科学、新闻和法律界的知名人士，还有外国朋友伊罗生和德国《佛兰克福报》记者史沫特莱。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同盟成立北平分会，杨杏佛、胡适、蒋梦麟、李济、梅贻琦、任鸿隽等二十余人以及来宾和新闻记者十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二月一日，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选举胡适为主席，李济为副主席。民权保障同盟总部活动地点在上海亚尔培路三三一号即今陕西北路一四七号，宋庆龄经常到这里开会，与执行委员们讨论如何营救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申报》等新闻单位，公开发表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非法捕人杀人的消息。宋庆龄热情地希望新闻界同人与民权保障同盟的盟员“并肩站在一起，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並在这共同的事业中，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忠诚地合作，全心全意与民权保障同盟共同努力，为人类社会进步事业而斗争。

还在民权保障同盟发起之日，宋庆龄等就以筹委会的名义，打电报给蒋介石、宋子文 (行政院长) 、于学忠 (平津卫戍司令) ，对他们在北平“非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的行径表示抗议，要求他们立即释放因抗日救国而被捕的一切爱国师生，“以重民权，而张公道”。宋庆龄对许德珩非常关心，就在十二月十七日发出电报的当天，宋庆龄和蔡元培还委托杨杏佛由上海亲赴北平探监，慰问和营救许德珩。北平军政当局对开罪于教育界有所顾忌，便“趁杨杏佛代表民权保障同盟北来之际，顺水推舟”，释放了许德珩。许德珩出狱后当即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

宋庆龄对革命同志关怀备至。为营救革命志士，她四处奔波，费尽心血。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与上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相勾结，先后逮捕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罗登贤、秘书余文化、中华海员工会廖承志、红军将领陈赓以及陈藻英等。宋庆龄闻讯，不遗余力地进行营救。她与杨杏佛带着新闻记者到监狱探望，委派吴凯声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罗登贤、陈赓等被引渡到南京囚禁的第二天，她公开发表《告中国人民》书，反对蒋介石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反帝抗日战士的罪行。她赞扬罗登贤等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说罗登贤等“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号召 “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她还说： “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①。宋庆龄曾一再嘱咐史良： “要多多注意为被捕的革命同志进行辩护”，“使正义得到伸张，使革命力量得到保护”②。

四月三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沈钧儒、吴凯声、王造时、陈彬和七人为委员。宋庆龄与蔡元培联名打电报给行政院长汪精卫，认为罗登贤等的罪证不能成立。接着，宋庆龄偕同杨杏佛、沈钧儒以及美国友人伊罗生由沪赴宁，提交书面意见给汪精卫，要求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禁用镣铐。她还与杨杏佛同往军事监狱去探望罗登贤、余文化、陈赓等，使狱中的反帝抗日战士受到很大的鼓舞。

宋庆龄还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声援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后，她接受德国无产阶级领袖克拉拉·蔡特金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及一百多名德国文学家和教授的委托，主持正义，多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一文，抗议德国政府对德国人民的法西斯暴行，指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①。这一天，她还与鲁迅、蔡元培等前往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他们共同签名的抗议书，对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行径，“特提出最严重之抗议”。

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之声，震撼着浦江两岸，震撼着中国的山南海北，震撼着全世界。同盟的工作，成就卓著，有目共赏，人民大众为之欢呼。而国民党反动派对民权保障同盟却恨之入骨，不惜采取血腥手段予以镇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晨，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由亚尔培路住所外出，车子刚刚开出大门，就遭到四个凶手围击，杨杏佛腰中一弹，心中一弹，倒在血泊中。

(六)

杨杏佛殉难之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迫停止活动。但宋庆龄等没有被吓倒。他们化悲痛为力量，在更加广阔的战线上，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开展英勇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六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同年九月在中国召开一次会议。宋庆龄是这个国际进步组织的中国代表。她于同年八月六日在《中国论坛》上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宣布了这一消息，号召一切愿意参加反帝运动的人们，不分党派职业，都可以派遣代表出席大会。《声明》在强调这次会议的意义时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是“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破坏，人民惨重的死亡、灾难和贫困的加深”。因此，必须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计划“归于无效”。

不久，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派遣的代表，远涉重洋抵达上海码头。国民党当局采取恐怖、诽谤和迫害等各种手段，不许外国代表登陆。宋庆龄“违抗禁令”，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阻挠，亲自上船，在令人窒息的船舱里会见来自欧洲的反帝战士，与他们交谈开好这次大会的意见，并把他们迎接上岸。

这次远东反战大会由于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不能公开举行。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终于在上海霍山路的一幢楼房里“秘密举行”。出席的有苏区红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十九路军的代表，工人、农民、学生的代表，以及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派来的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法国女作家、《人道报》编辑伐扬·古久里，《大美晚报》记者伊罗生等，共五十多人。日本、朝鲜和我国台湾省的代表，因在会议之前被捕，未能参加。

大会于九月三十日举行。那天凌晨，宋庆龄甩掉密探，乘汽车赶到霍山路，由中共上海地下交通员接到会场。会场上几乎没有什么陈设，所有代表“都坐在地板上”①。早饭后，宋庆龄宣布大会开始。继中外代表讲话之后，宋庆龄发表长篇演讲。她说：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当局的恐怖和干涉，而我们能够公开举行一个会议的话，那就会有成千成万的代表，为中国亿万被剥削人民发出他们的呼声。虽然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人数为了明显的理由不得不受限制，可是这个较小的集会仍然充分地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代表着他们抗议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战争。”她指出： “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又说： “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也只有在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 (象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 ，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最后，她响亮地提出： “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②。大会决定成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宋庆龄当选为分会主席。下午四时许，会议圆满结束。宋庆龄在代表全部安全离去之后，才镇定地步出会场。

一九三四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四一七”声明。四月二十日，宋庆龄与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联名公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全体武装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 ，并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及其地方分会和下层组织。《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 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武装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正义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使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 这个号召得到国内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公开签名赞成者达十万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随即在上海正式成立，由宋庆龄担任主席。

这一年，宋庆龄在上海史沫特莱家里，参加了在华的一些美国朋友组织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活动。她用流利的英语畅谈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在座的朋友们叹服不止。此后，有两位“重要的共产党人”要经上海到苏联去，宋庆龄为此作了巧妙的安排。她要马海德“穿上时髦的西装，开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护送客人到了码头”①，躲过了国民党军警的盘查，顺利登上开往苏联的轮船。

(七)

宋庆龄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和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影响巨大”①。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蒋介石集团迫于形势，通过好几条渠道，想方设法寻找同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机会，其中一条就是通过宋庆龄向共产党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宋庆龄约董健吾到她家晤谈。董健吾曾经是共产党员，公开身分是牧师，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董健吾应约来到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交给他一包重要文件，要他送到陕北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叮嘱道：此行胜利成功，将“益国非浅”。宋庆龄把旅途的一切都替董健吾准备好了，诸如“要件一包，行资百元，还有南京财政部委员的名义，作为沿途的护身符”②。

宋庆龄送走董健吾后，又在考虑如何按照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转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选送两位国际友人到陕北去。时在上海的美籍医生马海德，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她吐露过要到红军中去的愿望，他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之一。另一位，她想到了驻在北平的《世界日报》记者埃德加·斯诺。把“寻求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为自己毕生事业” 的斯诺，听到中国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便下决心到“河的彼岸” 去了解那“未知之地”——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为此，他曾专程由北平来上海，请求宋庆龄帮助他到红区去访问。宋庆龄答应满足他的愿望。斯诺回到北平之后，一直在等待着宋庆龄的回音。

一天，宋庆龄派人送信约马海德来寓所，对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夙愿实现了。”又说： “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 ”马海德听后喜出望外，告别宋庆龄，整理行装去了。

正在宋庆龄思谋由谁护送这两位国际友人到陕北去的时候，董健吾由陕北回来了。他向宋庆龄报告了此行经过，递交了他从瓦窑堡带回的毛泽东写的重要信件和秦邦宪代表中共中央转赠给宋庆龄的三枚由红军铸造的、有斧头镰刀图案的银币和布币等珍贵纪念品。宋庆龄对董健吾此行非常满意，接着便向他提出二上陕北，护送斯诺和马海德去瓦窑堡的要求。董健吾没有推辞。他们一起商量了沿途应注意的事项和与斯诺接头的时间、地点与方法。一切安排妥当，宋庆龄写信告知斯诺，要他由北平直接到西安和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接头，然后相偕去红区。

在这之前，宋庆龄的阑尾发炎，经常疼痛不适。但她厌恶进医院，因而一拖数月，直到非割治不可，才住院手术。就在这种情况下，她仍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抱病支持沈钧儒、邹韬奋等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工作。不久，传来鲁迅病重的消息。宋庆龄十分想去看望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可是，她自己手术后的伤口尚未复原，仍然不能起床行走，只好写信慰问，“恳求”鲁迅“立即进医院去医治”。信中说： “因为你迟延一天，你的生命便增加一天的危险! 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 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为你感觉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进医院去医治。假如你怕在医院听不到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①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宋庆龄接到冯雪峰打来的电话，告诉她鲁迅先生已经逝世。她强忍悲痛，立即赶到鲁迅住宅，瞻仰遗容之后，就忙着料理丧事。二十日，由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肖参等组成鲁迅治丧委员会，主要的事情大都由宋庆龄主持。考虑到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对鲁迅的爱戴，她陪许广平到万国殡仪馆以数千重金购买了一具有玻璃窗口的棺木，以便群众向鲁迅的遗容告别。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上海街头万余群众为鲁迅送葬。宋庆龄紧紧扶着鲁迅夫人许广平的臂，缓步行进在队伍的前头。在万国公墓举行的殡葬仪式上，宋庆龄含着眼泪，用英语作安葬演讲。她说： “鲁迅先生之革命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追悼鲁迅先生，须效法先生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精神，为民族求解放。”②。她的讲演，真切动人，催人泪下。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到上海，商谈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潘汉年拜会了宋庆龄，并向她呈送了毛泽东九月十八日写给她的亲笔信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的信。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重新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恳切希望她为此作出努力。这封信，措词恳切，战友之情，跃然纸上，其内容是：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①

毛泽东的信使宋庆龄进一步认清了国内的形势和自己肩头的责任。她决心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作具体实际之行动”。然而就在这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被国民党非法逮捕了。事发后的第三天，即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出版的报纸《每日新闻》竟公开造宋庆龄的谣，说她“今早被法租界当局逮捕”，“罪名是从事与第三国际有关的共产党活动”; 《上海时报》也刊有同样内容的消息。宋庆龄无比气愤，于二十六日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发表抗议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主使的。”她愤慨地说： “我要在这里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手段，与他们的意图相反，只能更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和爱国的义愤。至于对我个人所捏造的罪状，那是不值一笑的，用不着我来驳斥这些日本报纸的污蔑。他们惯于诽谤造谣，早已臭名远扬。”声明最后说： “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吧! 他们虽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七位领袖，但是全中国的人民是不会饶恕他们的”①。

沈钧儒等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被押往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囚禁在吴县横街看守所。宋庆龄联合各界著名人士，为营救“七君子”出狱而奔走呼号。

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压了不顾民族危亡、坚持“剿共”政策的蒋介石。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宋庆龄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主张，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极好的时机。宋庆龄抓住这一时机，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与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主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提案说：一九二四年孙中山确立三大政策后，革命阵营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一九二七年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在眉睫。近半年来，中国共产党致函致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所以，“特提此案”①。宋庆龄还在二月十八日的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严正指出“抗日必先剿共”是“荒谬”的论调。她大声疾呼：必须停止内战，“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②。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民主派势力的努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同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

此后，宋庆龄多次撰写文章、发表谈话，论述国共合作的道理，宣传抗日必胜的思想，卓有远见地提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③。她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所以，“中华民族的斗争的确是有国际意义的。” 她按照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来信的要求，热情指导潘汉年同国民党中枢要员的接触;当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正式谈判国共合作的中共代表南来时，她又在寓所同他们会见，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七君子”被捕关入苏州吴县监狱之后，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抗议声明。国民党当局无视人民意愿，竟指使江苏省高等法院提起公诉，以“危害民国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将沈钧儒等继续羁押。宋庆龄忍无可忍，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与何香凝、诸青来、胡愈之、张定夫、王统照、潘大逵、沈兹九、陈波儿、张天翼、彭文应、刘良模、潘仰山、张宗麟、汪馥炎、胡子婴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他们向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并具状呈送江苏省高等法院，坚决表示愿与七君子同服 “爱国罪”。具状说：沈钧儒等从事救国工作，并无不法可言，羁押囹圄，已逾半载，倘竟一旦判罪，全国人民均将为之惶惑失措。为此特联名具状束身待质，仰请钧院将具状人等悉予羁押审讯，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爱国究竟有罪无罪，要求高等法院 “迅予办理，以解天下之惑”。

具状送出十天，不见批答，宋庆龄等再次请求入狱，与七君子并案处理。消息传开，全国各界人士踊跃响应，纷纷呈状江苏省高等法院，请求与七君子并案处理。宋庆龄表示，“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她说：我们准备去入狱，是为了“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①。

七月的一天，宋庆龄不顾体弱病痛，率领何香凝、陈波儿、王统照等十余人，避开国民党警宪的耳目，冒着酷暑，由上海奔赴苏州，同江苏省高等法院进行说理斗争。法院院长听说宋庆龄带队到了苏州，慌了手脚，推辞不见，只派一书记官出来敷衍。由于大家的强烈抗议，首席检察长才被迫出面。宋庆龄义正词严地说： “如果他们七位因主张抗日救国有罪入狱，则我们十余人亦应共同负责，一同坐牢; 如爱国无罪，则应同享自由，立即释放他们七位。”检察长无言以对，支支吾吾，语无伦次地说： “苏州天气太热，还是请你们早点回上海去休息吧! ”宋庆龄寸步不让，严肃地说： “我们不是来苏州乘凉的，而是来自请入狱的。”检察官无可奈何，只好说： “救国会本身是无罪的。”

宋庆龄等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给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沉重打击。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沈钧儒等终于在七月三十一日获释出狱。

(八)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危，致电建议她撤离上海到香港去。宋庆龄感激中共中央对她的关心，遂由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掩护和“我党同志陪同到达香港”②。

一九三八年六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宋庆龄任主席。这个组织的宗旨与任务是：在抗日战争中，一、“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 ; 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①。

保盟成立不久，就收到诺尔曼·白求恩自陕北贺家川寄来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陈述了八路军的医疗情况、各医院伤病员的情况，强调了医疗设备不足的严重困难，还提出了发展八路军医疗事业的设想。他在报告中深情地说： “我能在此为英雄的中国朋友略尽义务，该是多么快活”②!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成员看过这份报告，无不为之感动，并想方设法援助八路军。从此，白求恩与保盟一直没有中断联系。宋庆龄后来说：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与我个人关系特别密切，这不仅因为他对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贡献，而且由于我个人在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内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秋，中共中央派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庆龄。宋庆龄为保证邓颖超的安全，先期回到广州，亲自安排与邓颖超的会见。这时，日本侵略军正在空袭广州，飞机俯冲，投下的炸弹成千上万。“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宋庆龄在日本侵略者滥轰滥炸的危险时刻，置生死于度外，亲自率领广州民众深夜举行爱国游行示威，并连续召开华侨会议和妇女会议，宣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她的建议下，爱泼斯坦串联组织国外旅居广州的侨民、教师、留学生，成立了保盟广州分会。当美国侨民看到日寇投下的炸弹是美国制造的、日寇飞机是用美国汽油发动的、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物资是购自美国的这些事实，心里感到很难过，纷纷表示同情中国人民，尽力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保盟广州分会虽然“成立还不到一个月”①就因广州失陷而停止活动，但它确曾起过不小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九月，宋庆龄在汉口《新华日报》发表《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文。她在这篇文章中热情赞扬“香港侨胞小贩牺牲血本，义卖献金，继以各行商贩的继续义卖运动，堪称先后比美的壮举” ; 热情赞扬在欧美，在新加坡、菲律宾、南洋、安南、暹罗、印度以及在香港地区的华侨，节衣缩食，积极捐款，组织救国团体，扩大国际宣传，成立战时服务团体，回国参加抗战等等事迹; 希望第二届华侨会员代表大会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而“应该是议而有决，决而有行” ，努力实现大会的一切决议，以促进反侵略和平阵线之进展，以扩大国际援华行动。

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香港的三百余名外国妇女集会，纪念国际妇女节。宋庆龄到会演说，向朋友们介绍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呼吁她们支援中国人民同法西斯势力的生死搏斗。她说：在中国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有成千上万穿上军装的妇女，有的从事实际斗争，有的在火线上从事后勤工作; 在后方，妇女们负起照顾伤员，替军队征募寒衣，收容和教育战时孤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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